丁玲与“诬告信”事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件论文,丁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应该说清楚的一件事
1999年深秋的一个周末，我和两位我所尊敬的教授一起在科技会堂喝茶聊天。他们都是研究丁玲的专家，话题自然谈到丁玲。他们问我：丁玲晚年你一直在她身边工作，你怎么评价她的晚年？我不假思索地答道：“辉煌！或称悲壮！她复出以后七年时间里，带着重病撰写了近一百万字作品；尤其她不屈不挠办《中国》的精神，真应了瞿秋白早年对她的预言：‘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一位教授苦笑了一下：“那是你的看法，外界有的人可是认为她的晚年糟得很，主要认为她‘清污’前后的表现太‘左’。”我说：“那是因为人家不了解她。”另一位教授又问：“我最近看到张光年出版的日记，里面两次提到丁玲等十四人向邓小平写信，诬告周扬，诬告作协。丁玲写信这件事，在当时就传得挺厉害，据说十四个人里还有姚雪垠，……很大程度上丁玲‘左’的帽子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仍旧不以为然：“那本日记我也看了，所提到的那件事情，第一不是诬告信，而是作家支部开会的一份简报；第二，那份简报也不是丁玲写的。”
看我漫不经心的样子，两位教授一本正经地说：“你应该写出来，把真相告诉大家。”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意识到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公之于众。
二、两则日记
张光年先生的日记《文坛回春纪事》里，有两段谈及此事，都在第506页上。
1983年11月11日：“上午党组扩大会，冯牧主持，各单位汇报学习情况。我促请各刊检查1981年以来内容。《诗刊》认为没什么问题，怪甚。冯对《诗刊》婉言批评，我表示同意，请邹获帆转达。冯告我：丁玲等十四名党员告到小平同志那里，说‘周扬宗派’如何如何，可笑也！下午给王元化写信，告以近况，明日发出。”
11月15日：“上午党组会。唐达成介绍了中纪委来调查丁等十四人诬告作协之问题情况，我提出应要求查明更正。还提出党组下星期二开展自我批评，希望加强团结，解决党组涣散问题。”
三、一个支部和一份简报
所谓的“诬告信”，实际是作家支部的一份学习简报。
中国作协作家支部大约成立于1981年，主要由十几名驻会的党员老作家组成。他们大多在二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发表作品并蜚声文坛，后来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迫害摧残，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他们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和澄清，他们重回北京重返文坛，关系落在中国作家协会，组成一个党支部。他们的平均年龄超过了60岁，平均党龄也超过了40年。1983年，艾青曾经在一次支部会上依照每个人的年龄排过座次：丁玲第一，沙汀第二，都已年届八十；罗烽第三，艾青第四，都到了七十三岁；草明第五，舒群第六，都过了七十；逯斐第七，曾克第八，也过了六十五岁；只有李准最年轻，也已年过半百，五十五岁。这些人资历深，级别高，名气大，其中有中国作协副主席三人，全国政协常委、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七人。这些人身体状况不好，几乎个个疾病缠身，其中张天翼、白朗生活已不能自理，因而他们戏称自己是“老弱病残”支部。逮斐和舒群、曾克和李准，先后担任过前两届支部的书记和副书记。
1983年8月，根据中国作协党组的安排， 作协全体党员以支部为单位，学习《邓小平文选》。作家支部的“老弱病残”们结合党的建设和文化事业的现状，认真学习，在通读的基础上，他们在9 月份举行两次支部大会，座谈学习体会，一次在9月3日，一次在9月17日。 当时作协要求各支部把学习座谈的情况写成文字材料上报，支部书记曾克根据发言记录，也把这两次座谈会的情况写成一份简报，上报作协机关党委。
简报里都写了些什么呢？ 我手头找不到那份简报， 但是我找到了1983年9月那两次作家支部座谈会的原始记录本。从会议的记录中， 可以得见当年支部大会座谈讨论的内容。
我把两次支部会议必须记录的项目照抄如下：
1983年9月3日作家支部学习邓小平文选讨论会记录
出席：曾克、舒群、草明、逮斐、丁玲、沙汀、艾青、秦友苏、王增如
列席：中直党委二人，中宣部文艺局一人
请假：罗烽、白朗、张天翼、沙汀（参加一小时后退席）
地点：作协楼下会议室
记录：秦友苏、王增如
1983年9月17日上午支部大会学习“邓选”座谈会
出席：丁玲、舒群、草明、逮斐、曾克、李准、王增如、秦友苏
请假：沙汀、艾青、罗烽、白朗、张天翼
记录：秦友苏、王增如
列席：刘昆，机关党委三人，中宣部文艺局一人
地点：作协楼下会议室
两次参加会议的人员均不足十四人，不知“十四人”一说出于何处。
这些老作家们大都认真地通读了《邓小平文选》，只有草明说还有四五十页未通读完，李准因夫人住医院未读完最后几篇，都在会上作了说明。作家支部开会有个特点，发言一个接着一个，从来不冷场。老作家们慷慨陈词，从不拐弯抹角。但是他们的组织观念都很强，懂得有意见要向组织上反映，因而多次要求作协党组、机关党委派人参加会议，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从记录上看，中直党委、中宣部文艺局一直有人参加他们的座谈会，第二次讨论时，作协机关党委刘昆等四名同志也参加了座谈会。老作家们真心诚意地希望通过学习《邓小平文选》，使文艺界形势发展得更好，使作协的工作有所改进，谁也没打算偷偷摸摸去告谁的状。舒群在9月3日讨论时第一个发言，他声明：“我发言可能声音高，但没有个人情绪，我没有温柔的本事。周扬在，刘白羽、陈荒煤、林默涵在，我也这么说。”
老作家们的发言归纳起来，大致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衷心拥护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精神，对照检查自己。支部书记曾克在9月17日座谈会一开始， 作了较长时间发言，检查自己“近几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偏差”。
二是列举社会上的不良倾向，提请中央注意。许多人特别提到了青少年教育问题。舒群说，经济问题固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文艺问题不能小看。草明建议中央在抓经济建设的头等大事之外，腾出两个指头抓抓思想教育问题。
三是就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问题，指名道姓地给文艺界领导，包括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提意见，其中有相当多的意见涉及到对剧本《苦恋》和电影《太阳和人》的态度及处理。
四是有关文学创作问题，到底提倡“伤痕文学”，还是在文学作品中着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等等。许多发言对作协三大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发表的一些作品不满意，认为三大刊物应正确引导全国的文学创作，起好的带头作用。还有的作家对作协某位领导在公开场合讲话时，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标准也提出怀疑，很有意见。
五是对老作家的待遇有意见，普遍认为除丁玲、艾青稍好些外，对其余老作家不重视，不关心。
这些忧国忧民的老党员们，认为他们提出的一些意见、反映的一些问题，都很重要，而诸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等问题，又绝非作家协会所管辖、所能解决得了的，因此有必要向中央反映，提请中央注意。经过议论，他们便在曾克同志整理的简报材料的抬头写到：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并转邓小平同志。后来，这份简报确实转到了邓小平同志办公室。
四、中南海里来了电话
1983年10月11日星期二，我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丁、陈老全天去香山。中央办公厅×××同志打电话，要我和曾克同志去修改简报清样。”
当时令我异常兴奋的，是平生第一次进中南海的经历，而对简报本身的重要性，似乎并未有足够的认识。
那天一早，丁玲和陈明就从作协要了车，去香山看望书法家康殷先生。我在木樨地丁玲寓所值班。下午两点多钟，一个电话打来，报名是中央办公厅×××，要找丁玲。我告知丁玲不在，可能较晚回来，我是她的秘书，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同志说，你知道丁玲同志给小平同志写信的事吗？我回答：没听说丁玲给小平同志写过信呀。×同志说，也不是丁玲同志一个人写的，上面还有好多人的名字。接着他念了一串作家支部同志的名字，并念到记录者是秦友苏和王增如。我马上回答，那是作家支部的简报，支部书记不是丁玲，是曾克。其中的记录者之一就是我。×同志说，你们的简报我们请打字室给打出来了，现在需要你们来两个人修改、校对。只要是在简报上署名的，谁来都可以，越快越好，今天就要搞好。
我知道此事重大，但一时又与丁玲同志联系不上，便打电话告知支部书记曾克同志。曾克说现在找谁都来不及了，就咱们俩去吧。她家住礼士路，距丁玲家很近。大约三点多钟，我们到了中南海。
×同志有四十来岁，戴一副黑框眼镜，举止稳重，说话和气。他拿出原稿和一份打印稿，说：“小平同志看到了你们的简报，批示印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各位同志，所以我们把它打印出来了，现在请你们来校对清样，也可以修改。今天一定要搞完。”
原稿写在八开大的作协稿纸上，是复写件，抬头写着：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并转邓小平同志。简报完全按会议记录形式整理，列出出席、缺席、列席和记录人姓名，发言内容也记录在每个人的名下。我看到在原稿的天头空白处，有用铅笔写的印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的字样，落款是邓办，日期是10月9日。 ×同志建议把发言人的次序按内容重新排列一下，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我们照办了。打印稿上错处较多，曾克和我，一个人念原稿，一个人仔细校改。全部搞好以后，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五、丁玲讲了些什么？
丁玲在这两次座谈会上都讲了些什么呢？两次会她都是最后一个发言，在这里不妨把她的发言记录全文照录如下：
丁玲1983年9月3日的发言：
党号召我们讲真话，讲老实话。
我这几年老在矛盾痛苦中。一回到北京就有人劝我莫管事，莫表态，养老吧。劝我的人很多。我是党员，不能出家，成佛。这四年多写了五十多万字，没有人评我的，但闲言闲语很多。我没办法。这文坛实在不能呆。这次要整党，又有人劝我别说话，说一倒霉就是你。我倒不怕。最近听到一些事，心里不舒服，作协、文艺界的事，我们是搞文艺工作的，能不管么？我知道这几年我得罪了一些人，都是管事的人。因为我好说，憋不住，开会还来的次数多，又喜欢讲痛快话，一讲就涉及人。是不是有偏见呢？有时常常自己问自己。现在评奖时，不讲作品，先讲谁应该给一个。现在旌旗招展，不知什么颜色的旗子。说我是正统派，就是僵化。他们原来打的是解放派的旗子，现在又打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子。你们当权的最好讲清楚，我们也好明白。
我过去不能发表文章，现在能发表文章了，大部分是在小刊物上发表的，共50万字。我也有窍门，寄到大刊物的文章都是适时的，而且送到秦川那里。我在《十月》发奖会上，讲《牛棚小品》、《杜晚香》怎么发表的，许多人背地说我不该在那种会上把什么都讲出来，不该那么讲。《十月》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和一篇评论文章，陈荒煤让《十月》检讨。还有人问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什么总出丁玲、冯雪峰的书？我写《鲁迅先生于我》是为了澄清一些人的谣言，投到《新观察》，戈扬说要请示。我把稿子要回来，寄到湖南。我写了《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回忆秋白文集，有人指名不让收我这篇。有经验的人告诉我，因为你没有“哥们儿”、帮伙，所以一打就倒，人家还说你们是帮派。我、舒群、艾青，这些人都是老天真，一讲就动感情。说得不对，请批评。
丁玲1983年9月17日的发言：
昨天有个诗人来看我，他对我很好，说我现在写文章写得太多了，不注意，碰了别人了。说老实话，我不想写这些文章，我总想着我的小说。可是看到问题，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爱文艺，不讲不行。有人早就劝我，不要管那么多事，你从56年就离开文坛了，别以为你是作协副主席。我们对人民对党应该是一往情深的，不能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就要算账了。我读沈醉的《我这三十年》后发言，我说，过去我恨你们这些人。你改造得这么好，比我们有些党员改造得好，过去我也改造，可是谁给我温暖呢？那么多领导和人民给他以温暖。我认为党应该像太阳一样，给人以温暖。要不是三中全会，要不是胡耀邦、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可能要右派到底的，我感谢党。
曾克今天发言启发了很多人。工作的人辛苦，你给他提意见，他一个是没时间，一个不耐烦。我觉得就该分析你自己，这样才能使人心服，这就可以解决那种“一贯正确”的问题了，眼光就不至于短浅了。否则，心眼窄，凭主观下结论。我不喜欢做社会工作，有人说我有野心，我不同意。五十年代我也不同意，我不愿做文讲所的工作，但别人说文讲所的工作不好，我不爱听，委曲得哭了。因此我能体谅现在做工作的人的心情，希望他们心胸宽阔一些。一个人认识自己是最难的，毛主席最了不起了，但认识自己也那么难，他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现在看到很多人还在指桑骂槐地骂他，我心里是很难受的。做工作的人要以天下为己任，不要为自己的“交椅”苦恼。思想教育、教育人的问题太重要了。四川来人告诉我，四川枪毙了36个人，开大会时，只有一个50来岁的趴下了，年轻的，20多岁的面带笑容，女的像江青一样，把头梳得光光的。上海来人讲也是这个样子。我不理解，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舒群：现在的刑事犯罪和文艺作品有关！）这种社会现象我们有责任。
简报中引用的丁玲发言，应该不会超出这个范围。是否诬告，明者自鉴。
六、作协机关当时就看到这份简报
其实，关于作家支部“上书”邓小平这件事，当时就不是什么秘密，当时就在作协机关闹得沸沸扬扬。
这份简报的抬头已经写明，是报呈“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并转邓小平同志”的。作家支部的老同志们，一致要求把他们的简报印发到作协各支部，就是希望作家协会的每一位领导和广大党员，都能看到他们的意见，引起重视，引起反响。他们不是偷偷摸摸打小报告，而是正大光明地通过正常渠道，向组织和领导反映意见。他们怕的不是人家知道，而是唯恐人家不知道。作协机关打字室打印这份简报时，就曾吸引了机关许多同志前来探询。有人惊叹作家支部这些老头老太太们的勇气，有人对他们的意见不以为然，也有人笑话他们太天真。机关党委一位领导很不屑地说：“作家支部这帮老头老太太要造反！”
七、大背景
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在全会上做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根据这次全会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对精神污染，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关于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由来，王元化同志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到，1983年3 月周扬同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上的报告引发了一场风波，“由此逐步升级，掀起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思想文艺各界立刻纷纷表态，积极拥护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党中央的决策。11月4日上午，中国作协党组在新侨饭店召开座谈会， 五十多人到会，党组书记张光年主持。第二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报道中，引用他的话说：“以闻过则喜的态度，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彻底改变作协领导工作中的软弱涣散状态，在党中央、中宣部的领导下，使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健康地进行。”冯牧、杨沫、李瑛、草明、姚雪垠、李国文、冯至、邓友梅、韦君宜、李准、王蒙、谌容、刘心武、刘真等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因病住院的陈荒煤送来了书面发言。“发言的同志列举了文艺领域中精神污染的严重情况：如有的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表示冷漠；有的主张非理性主义，表现‘自我价值’，不必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有的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四化建设的英雄业绩，缺少表现和讴歌的热忱；有的对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和三十年代以来的左翼文艺，采取轻蔑的态度；有的对西方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大肆吹捧，盲目崇拜；甚至宣扬宗教，散布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这些严重问题实是不能容忍的。”丁玲出席了会议，但没有讲话。
两天后，即11月6日， 她应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星期演讲会上，就清除精神污染问题作了题为《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的讲话。这篇讲话，是她对10月28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郭玲春采访时谈话的补充和订正。这就是丁玲关于“清污”的全部观点和态度。全文四千余字，现收录于《丁玲文集》第九卷。丁玲充分肯定了“文学作品的空前繁荣”，“文学主流是健康的”，“文坛形势很好”，也点出了文学创作和文艺活动中的错误思想和言行，并主动承担责任：“我是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之一，是创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对当时遭到非议的“伤痕文学”，丁玲给予充分理解：“我们欢迎这些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奇花异草，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思想活跃、饱含才华活力的青年作者。这批青年人，他们生不逢时，在长知识求学问的年龄，就遭到‘四人帮’的摧残，最可惜的是他们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他们尝到了人生的苦果，但苦于阅世不深，错把‘四人帮’当成整个的党，把‘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十年看成是整个革命历史，因此他们当中，有的人对党、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表示冷淡，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
丁玲的这些讲话，比起11月4 日中国作协党组座谈会上一些作家的发言要温和得多。但奇怪的是，后来一些人对“清污”表示反感时，却把丁玲及一些老作家当作了“左”的靶心，并把他们“清污”时的发言与所谓“诬告信”事件混为一谈。
其实当年盛传一时的谣言，并不仅仅是所谓的“诬告信”这一件事。
八、陈登科带来的消息
1984年2月29日，陈登科带着安徽的青年作家高尔品， 来到木樨地丁玲的寓所，看望当年文讲所的老领导。他们关系很熟，又都是性格豪爽的人，无话不说，谈笑风生。
陈登科在谈话中讲到，安徽有许多传言，说你们24个人联名告状。
丁玲说，已经有人来问过我了，不过他们讲的没有这么多人，你这里人数又增加了。他们说了名字没有？
陈登科说，有曾克、逯斐、雷加、魏巍……。高尔品在一旁说，安徽传得很厉害。
丁玲哈哈笑起来说，雷加半年跟我见一次面。说我还去联络塞克，我是去医院里看了塞克，因为听说他快死了。塞克一辈子也不出头的，病了快两年，讲不出话来了。我听人家讲到有个塞克，哈哈大笑。接着她又问，说我联络了这么多人干什么呢？
陈登科说，联合签名上书，告周扬。说这次再也不能放过周扬了，他的检讨是假的。
丁玲又笑起来：周扬要我去告呀？你还不知道有个谣言，说我自杀了。两个人都来看我，都是不常来的人，就是来看看我还在不在，好不好。
陈登科说，还有一个消息，说丁玲的势力又要抬头，要把马烽调到作家协会当党组书记。
丁玲说，上海也说了，说我和艾青两个人都想当作家协会的主席。
陈登科说，这个风主要是北京吹来的，高尔品说，我们外地都叫“中央军”。
丁玲有些感慨地说，北京这个地方，是个谣言多的地方。所以有人来告诉我说，你嘛，要少说话，少管事。我说那谁管呢，那叫坏人来管吗？我是一个党员，开党的会议我说不说？电影《血总是热的》里有几句台词，说我们老是想退路，过去打仗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退路呀，要是想退路你还能打仗吗？如果现在都想着保自己，保乌纱帽，保地位，保我的健康，大概是可以多活两年。但是国家搞不好，你多活两年有什么意义嘛！
丁玲对关于自己的谣言甚感不满，但对于社会上和党内的不正之风，更加愤愤不平。实际上，这两者是有关连的。
九、老作家们早就要求对“诬告信”事件给以澄清
事实上，自1983年11月“清污”开始，围绕丁玲等作家“写诬告信”的谣言一直不断，谣言升级，越来越离奇，后来甚至有“丁玲自杀”的奇谈。老作家们对此很有意见，多次在支部会上要求作协领导帮助澄清，从现在可以查到的作家支部记录看，从1983年12月到1985年上半年，提到此事就有十几次之多。
最早一次是1983年12月15日，逯斐刚从外地出差回到北京，她在支部会上第一个发言：“这次回来觉得整党非常适时，特别是从下面看到了一些情况。有人说：你们支部真‘左’。回来后，我把支部的简报又看了一遍，感到没什么‘左’的。我又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随他们说去。”舒群接着说：“三大青年名作家之一对我说，周扬过去打人打得多了，都是现在的一些老作家。原来大家同情老作家，现在老作家们反戈一击，所以大家又都同情周扬了。我说根本没有老作家反戈一击这回事。”
隔了一个月，作家支部又一次会议，主要内容有三条：1、 学习乔木同志文章谈体会；2、整党给作协领导提意见；3、就文艺界如何整风提建议。大家对听到的一些谣传颇为不满，例如“你们作家支部怎么那么‘左’？”一位作家在发言中说：“春节时诗人严辰参加民间文学联欢会，钟敬文特意问他：‘听说你们十五个作家签名打倒周扬，还说丁玲因为没告倒周扬自杀了。’”
面对越传越盛的谣言，在1984年5月24 日讨论作协党组整党工作检查的支部会上，曾克同志为了说明所谓“诬告信”的事实真相，当着作协机关党委王谷林和刘毅峰两位同志的面，把1983年10月进中南海修改校对简报清样的经过述说了一遍。她要求作协党组对“丁玲等人写诬告信”的谣言给予辟谣。舒群还举例说，作家张某某请客的谣言就是中宣部帮助澄清的，看来辟谣也需要组织出面。大家把澄清事实、驱散谣言的希望寄托在作协领导身上。首当其冲受谣言之害最深的丁玲更是愤慨，她在1984年1月18日的作家支部会上说道：“谣言必追， 党组要帮助追。关于作家签名的事，说还有塞克。我只看过一次塞克，周巍峙知道。但我相信周巍峙不会造谣。周扬因为发表‘异化’文章受到批评，别人问我周扬会不会倒，我说我们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倒不倒是他自己的事。……最近谣言太多，就是要把水搅混，不让人说话。陈冰夷好久未见到我，突然来看我，说别人说我搞污染，自杀了。他来看我，就是为了辟谣。谣言一定要追，否则要杀人的。五七年不是就有好多谣言最后给定了案吗？”“现在好像作家支部出名了，好像就是这个支部不好对付。作协党组可以和我们谈一谈，到底我们‘左’在哪里，偏在哪里？都是党员、同志，可以面对面谈谈嘛。”
同年5月24日的支部会上， 大家又提到作协有人议论“作家支部老头老太太们造反”这个问题，丁玲发言：“人家议论我们，我们可能有‘偏’，听到一点两点，说一些话可能有‘偏’。可以研究‘偏’的由来。从‘清污’到整党，支部请党组好几次当面谈谈，也不来。不和群众见面不好。这些老党员说这么多，你代表党组来一下么，什么意见也没有了。文艺界现在谁说什么也要传出去，这对党的团结很不利。”
在1985年1月30日学习整党文件的支部会议上， 丁玲在对照检查了自己之后说：“现在有谣言说我成‘左’派了，福建方面的消息说，北京有人说你们是四条棍子（指我与艾青、臧克家和欧阳山）。我们就是按中央精神答记者问的四个人。福建的人说，‘听到丁玲是棍子，我们笑了。她怎么能是棍子？她尽挨棍子了。’我希望作协的同志们就我的文章和思想给我提意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在下面造谣。”
老作家们一直希望党组来人参加他们的支部会，当面交流意见和看法，对“诬告信”一事有个明确的说法，为此他们呼吁了两年多。直到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之后，新的党组班子成立，副书记鲍昌于1985 年9月17日代表党组第一次参加作家支部会议。这些老作家无比兴奋，舒群争先发言：“鲍昌同志来，我很高兴，他是代表党组。我们过去一直有这个要求，一直没有实现，整党时，见见面谈谈话都不成。今天鲍昌同志实现了我和大家的愿望，证明作协整党有成绩，党风好转，也包括个人的作用在里头，我很高兴。”
可惜丁玲因病请假，没能参加那一次支部会。
十、丁玲至死也未摆脱谣言的阴影
关于丁玲的谣言越传越盛，从北京传到全国，又从国内传到了海外。
1984年春天，美籍华人学者梅仪慈女士来华访问。5 月中旬她到丁玲寓所来作客时，曾悄悄问我：“我1981年那次回国，大家都对丁玲很好。我这次来，为什么北京许多人都说她的坏话？”我问是些什么话？她忧心忡忡地摇摇头，可能西方人的习惯是不愿传闲话。梅仪慈曾因在密歇根大学研究丁玲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1981年夏天她陪同丁玲重访北大荒时，在十几天的奔波中亲眼目睹了丁玲同农场职工的深厚感情。如今听到对丁玲的非议，她感到迷惑不解。
1984年12月，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把自己的新作《无鸟的夏天》寄赠丁玲。她在扉页上写到：“丁玲女士：有人说你好，有人说不好。我觉得您是有志气的人。……一个作家，总是一个引起争论的人。”显然，她也听到了许多关于丁玲的非议。
1985年6月30日， 丁玲在写给陈登科的信中说：“你自然还是会知道我的情况的，我又有一点落在五七年的情况之中了。不过帽子是换了一顶，右的还没有完全摘掉左的又来了。过去是大张旗鼓，现在又改变了手法，是窃窃私语，谣言满天飞；过去是明令禁止，现在是暗暗封锁破坏，最近有一个老左联的人写了一首诗，诗写到我，投稿某大报，该报复信云，诗很好，唯所提到的人，左，故把稿子退了！那些真左的人，一贯左的人，始终是要设法打死人的。明枪暗箭都来，明枪时有暗谋；暗箭中又组织队伍明压。有这些人，正派人是难过的，难活下去的。”
同年9月16日，重病之中的丁玲坐在家里的长沙发上同我聊天， 她缓缓地说：“你感觉到没有，许多原来常来的朋友也不来了，他们害怕。”
我确实也感觉到了，我感觉到来客的稀少，家中的冷清，我也从一些熟识的人那里听到一些反映。作协机关一位同我关系较好的司机，就曾善意地提醒我说：“赶快离开你们老太太吧，和她在一起，没你的好！”
在孤独、清冷和误解中，丁玲的病一天天加重。一直到死，她也没有甩掉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她的那些个谣言。
面对谣言，丁玲开始时有些困惑不解，气愤地说：“五七年打我右派，还知道是谁打的；现在封我为左派，我连封我的人都找不到！”后来，她似乎有所领悟，又说道：“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写于2000年元月
（原载《世纪》2000年第4期，因当时篇幅有限，有删节。 未经作者授权，请勿转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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