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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信息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背景下，我国与中亚各国之间往来日益密切。伴随中亚国家国语形势的稳定化，我国与中亚地区间的跨境语言出现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跨境语言本身具有国际背景的复杂性，其发展易受到境外不良因素影响，对我国语言生态平衡和社会稳定产生挑战。
关键词：中亚国家；跨境语言；机遇；挑战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分别建立五个主权国家，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我们将其总称为中亚国家。历史上沙俄和苏联先后在中亚地区实行强势的俄罗斯化政策和文字改革运动，长达百年之久的俄语化政策导向，使俄语深入中亚各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在中亚建立主权国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俄语在政策层面和法律层面地位下降，但是在社会生活的实际使用情况并没有随之大幅降低。
一、中亚国家语言形势的变化
目前，自中亚地区建立主权国家已近30载，在语言实际和语言政策碰撞与调和的过程中，中亚国家的语言形势已悄然发生变化。张宏莉老师介绍，目前中亚国家实施以全面发展本国国语并扩大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的功能为主要目的的新型语言政策（张宏莉2015:72），如哈萨克斯坦文化部在2011年公布《关于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语言政策的某些法律文件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案》，计划自2013年起国家机构下发的所有统计、财政、技术等文件均用哈语书写；在塔吉克斯坦，2009年10月颁布的《国家语言法》删除了俄语为族际交际语的规定，要求所有法律文件使用国语 （塔吉克语）；2011年初，吉尔吉斯斯坦奥通巴耶娃总统要求提高国语使用水平等。
数据显示，1989年在哈萨克斯坦有60.3%的哈萨克族人掌握俄语和哈语两种语言，只掌握哈语的占36.9%；而现在，在16-19岁的哈萨克青年中能熟练使用哈萨克语的已占89%以上，96%的哈萨克族人可以使用哈萨克语流利交流（李发元2016：68）。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教育部统计，2017年乌兹别克斯坦共计9628所中小学，其中9018所教授乌孜别克语，903所教授俄语。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人学习和使用的语言是我们对中亚国家未来语言形势判断的重要依据。
另外，民族人口比重也会直接影响语言群体的规模。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从37.4%（1989年）降到23.72%(2009年)，吉尔吉斯斯坦从21.35%（1989年）降到7.82%(2009年)，乌兹别克斯坦从8.35%（1989年）降到4.91%（2000年），塔吉克斯坦从7.36% （1989年）降到0.46%（2010年），土库曼斯坦从9.5%（1989年）降到2%（2001年）（张宏莉2015：78）。俄罗斯族在中亚国家的人口比重不断降低，这也会导致俄语语言使用范围在中亚地区随之缩小。中亚国家发展本国国语的新型语言政策，通过多种立法形式规定主体民族语言为国语，从国家机构、各级政府、学校媒体等各方面推进主体民族语言发展进程，逐渐确立了中亚国家国语的稳定化发展趋势。
二、“一带一路”框架下我国跨境语言发展的机遇
我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意指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空间，东连亚太经济圈，向西贯通欧洲、非洲。中亚五国地处亚欧腹地，是东西方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促使我国与中亚各国之间人员来往更加密切，各种深度合作日益增多，因而需要大量的精通中亚地区语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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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位于我国的西北边陲，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接壤,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是近邻。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群同源跨界的民族，如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乌孜别克族）等。我国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在很大程度上相近于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语言，区别主要在于使用文字不同，言语交流基本无障碍。我国塔吉克语和撒拉语是在与我国维吾尔语、汉语、藏语等语言广泛接触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与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语言差异较大，但由于历史渊源，其在语言方面仍然有相似之处。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与中亚各国之间往来日益密切，根据中亚国家语言形势的发展趋势变化，我国外语语言人才储备也应做出相对调整。我国长期实行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政策，这使少数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得到了有效传承。在双语政策的正确引导下，我国新疆的国家通用语普及程度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程度不断提高，国家通用语和各民族语在不同的使用领域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基本形成一个稳定的双语制社区（尹小荣2015:159）。总体而言，我国有良好的语言资源储备。
时值“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时期，依托新疆东连西通的地理位置，如果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将我国得天独厚的语言资源发挥出来，这一方面将有利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发展，增强少数民族语言活力，另一方面这也将有利于增加少数民族的就业机会，促进各少数民族群众进一步融入到主流社会发展的大潮，使其走入各种社会群体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归属、利益与兴趣，使各民族都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各尽所能。
三、新形势下我国跨境语言发展的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交往的机会大大增加，相互依存度逐渐提高，国家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国际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在由“本土型国家”转变为“国际型国家”（赵蓉晖2010：12）。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
语言，是信息和文化的载体，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我国与中亚地区跨境民族的存在，一方面可以借助跨境语言与中亚国家交流互通，增进互相了解，成为我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友好往来的纽带；但另一方面跨境民族地区也易成为滋生安全问题的语言生态区。
跨境语言由于地理位置及语言文化的特殊性，具有不同于其它少数民族语言的国际背景复杂性。中亚国家目前虽然保持了国家的基本稳定，但仍处于较为复杂的时期（苏畅2018:117），尤其是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对我国的安全和稳定是很大的威胁。中亚国家不断突出各主体民族语言的使用，并且以宪法形式确定其语言在该国的优越地位。而跨境语言在我国属于少数民族语言，虽然我国长期坚持维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但由于使用人口有限，社会功能不强，与境外语言的竞争目前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总之，尽管我国具有良好的跨境语言资源，但语言的发展和语言环境的稳定还存在一定脆弱性，尤其跨境语言本身就具有国际性，往往会受到多因素多国家影响，给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挑战。
四、结语
随着 “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亚的深入，我国的语言生态进一步对中亚开放，跨境语言的发展将会越来越活跃，时代发展机遇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我国目前的语言发展规划主要涉及国家通用语普及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发展，双语教育政策使我国语言生态相对和谐，但国家安全视角下的对外语言规划还尚有限。 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点，我们认为，应从对内发展强化语言认同，加强语言服务研究，对外关注跨境语言外在环境的变化，提高安全预警两方面作以准备，在安全预警机制下加强交流互动，发挥语言在“一带一路”框架西的战略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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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余丽娜
论文发表刊物:《语言文字学》2018年第8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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