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文学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思想论文,文学论文,洪仁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时期著述最多、影响最大的领导人之一。其著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以及诗文等诸多领域，学术界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迭出，相当深入。本文则着重对论者甚少的有关洪仁玕的文学思想进行探析，不当之处，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一、洪仁玕文学思想的形成
洪仁玕(1822-1864)幼读诗书，淹通群籍。1851年1月太平军金田起义之后，因他是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的最早成员，又是洪秀全的族弟和这次起义的支持者、宣传者，因而受到清廷的追捕，遂辗转流徙避难香港。此后数年，“授书夷牧”（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846页。），得以研习西学，终于成为当时少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的“才学之士”（注：洪仁玕称自己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才学之士”。见王庆成《洪仁玕驳〈李秀成供〉亲笔文书》，《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8页。）。故命笔成文，议论风发，蕴含赡博，深刻隽永，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1859年4月，洪氏由香港间关万里来到天京后，蒙天王洪秀全不次拔擢，封为干王，委以天朝开国精忠军师及文衡正总裁之职。其中“文衡正总裁”的职责，主要就是负责主持太平天国沿袭封建时代所实行的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所谓“文衡”则是指以文章考试士人的取舍权衡。掌文衡（或称“秉持文衡”）就是担任主考官，这在封建时代是一项很光荣的任务。例如明代的归有光云：“昔秉文衡，多士钦式”（注：归有光《上总制书》，见《震川先生集》。）。同样，洪氏对于自己能够主持天国文柄也怀有无限兴奋喜悦之情。他认为自己“总揽文衡，聿修试典”（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548页。），借此机会“倍获真材，储为栋梁”（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钦定士阶条例》。），可为天国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由于科举考试是千千万万读书人博取功名以求仕进的唯一途径，也是封建王朝选拔人才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制度，因而这一抡才大典备受各方面的重视。至于科举考试的内容，明清两朝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而且规定文章的格式为八股文，对于经义的解释则须依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八股文写的是否符合要求，是能不能录取的关键。除文章外，还要考试诗作水平，对于诗的写作也有一定的格式与要求。
洪氏在年青时代亦曾多次参加科考，遗憾的是，每次考试的结果均是满怀希望而去，名落孙山而归，连一名最起码的秀才都未能考上。痛苦的经历使得他对科举考试的弊端深有认识，对于八股文以及文风的流弊也有真切的了解。因此，他对当时崇尚绮丽典雅而内容空虚或“言必秦汉”但脱离现实的文风至为不满，到天京主持文衡后就主张大力加以革新。
据上可知，洪氏文学思想的形成主要是由下列因素所决定的：第一，年青时期饱读诗书，熟悉各种文体，使他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故对诗文皆有相当造诣。第二，在停留香港的七、八年间，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欧美文坛的注重现实的精神的启迪。第三，皈依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教后、虔诚的宗教信仰，使他作为一名“才学之士”，既要谙悉“诗书技艺”，又要研习“天情奥妙”（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546页。）。这是其诗文创作中含有相当成份的宗教色彩的原因。第四，他目击参加太平军的基本成员多为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他们需要学习和掌握文化。洪氏自己也出身于农民家庭，因而对于创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容易接受的文艺学作品以及各种书札文体，深有所感。第五，文字本来是传播信息动态、思想感情的工具。洪氏自从担任秉持朝政的“军师”和负责文化教育、选拔人才的“文衡正总裁”之后，强烈的工作责任感，使他必须从天国的未来发展着眼，在文学领域提倡一种有利于国有益于民的新文风。易言之，即容易为群众接受的文学作品。
由此可以明确，洪氏的文学观包含了多方面的因素。他不同于一般的学者仅仅是从纯文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还另有宗教、工作和革命大局的需要等多方面的考虑。为此，兴氏对于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一味讲求声韵对仗的“六朝故习”以及古奥难懂的“古典之言”一再持批评态度，予以反对。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对洪仁玕的影响
从洪仁玕的著述看，其文学思想深受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递嬗变化的影响。他自称“生长儒门”（注：《钦定军次实录》，《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故其思想言行处处均有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印记。他对盛行于六朝时期的骈体文章以及唐宋之后广泛流行的“古文”（即一般所称的文言文）均下过一番功夫，这在其文学创作中一再有所反映。为了说明洪氏的文学观点，有必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变化作一简略回顾。
核诸文献，从先秦的诸子散文到汉代的《史记》《汉书》等等典籍，皆系据事实录、内容真切之作。但降及六朝时期，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的骈文大兴，讲求声律对仗，追求形式华美的文风，盛极一时。不仅社会上流行骈体文章，甚至朝廷里的章表奏诰以及官府之间的往来公文，亦悉用骈体。而原来内容质朴的秦汉散文遂黯然失色，退居到不受社会重视的地位，仅仅是史官修史和一般记事之书所沿用的文体。如范晔的《后汉书》、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即属这一情况。
骈文因为刻意追求句式整齐、音韵谐和，故具有形式华美、节奏铿锵的特点。但其弊则在于牵就字句的工整而辞不达意；大量使用典故而语意晦涩；堆砌词藻而无真实内容；文繁字僻而使人难以理解，等等。总之，骈体文章对于千千万万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民大众来说，乃是十分难读、难懂和难以掌握的一种文体。隋唐之后，中国重新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日益宽广，人际交往的更加频繁，在新的时代里就需要一种切合实际需要的新文体新文风。
在上述情况下，遂有一些有识之士对片面追求形式之美的骈文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了改革这种不利于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桎梏作家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文体，而代之以清新活泼、简洁明快、易懂易学的新文体的主张。如隋代李谔就上书朝廷指斥绮丽浮华的骈体文风之害是“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注：《隋书·李谔传》。）。这与洪氏所批评的当时流行的文风多是“六代故习”的“吟花咏柳之句”（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604、607页。）的意见，是一脉相承的。骈体文学独霸文坛的局面，降及中唐才趋于衰落。经过韩愈、柳宗元的努力，“古文运动”勃然而兴。他们所说的“古文”（即文言文）是相对于骈文而言的，即要以质朴无华的秦汉之文代替形式绮丽的骈体文章。所以，这种“古文”实际上乃系融合秦汉时的书面语言，而又有所变化使之能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以求形成一种能够自由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反映现实生活，而又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文学语言。到了宋代，又经过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以上韩、柳、欧、苏等八人被称为唐宋八大家）的大力倡导，“古文运动”的地位始得以确立。但是到了明清之际，这种文学形式又出现各种流派，有的刻意复古追求典雅，重蹈脱离现实追求浮华之风的覆辙。因而黄宗羲批评这种文风是“观赏之句，无裨实用”（注：《明文案序上》，见《南雷文定》前集卷一。）。洪氏也是从同样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比较务实的文学主张。
上述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概况，洪氏是相当熟悉的。他受了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陶冶，故其文章皆缘事而发，不务空言，而有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其文学素养，可以说是受唐宋八大家的沾溉、润泽甚多。下面拟举数例以说明这一问题：
其一，洪氏于《自述》中有一段表明自己决心效忠天朝之死不渝的文字说：“人各有心，心各有志。故赵宋文天祥败于五坡岭，为张宏范所擒，传车送穷者，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只法文丞相而已”（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847页。）这一段简短的文字，感情真挚、笔力遒健、慷慨激昂、气贯长虹，即使置之于当时文章高手之林，当亦毫无逊色。
其二，《论鞑妖耗中国财》（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605页。），也是着墨不多而意境深刻，其文云：
“鞑妖每岁剥中国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以为花粉之费，每岁耗费鸦片烟土银几千万，于今二百余年矣。中国金银几几剥尽，而我中国花（即“华”）民动以贫困兴嗟，无有以十八省之大被满洲三省所制为辱，更无有以五百万万之众受制鞑妖之三百余万为羞者。噫！人心至此，忘其身之为花（华），甚矣！本军师即毫无知识，岂肯历次苦征？诚以生长中邦，义有所不容辞者，故每多感激自奋之语也。贤者戒之！”这篇小文除人口数字等的提法不确外，全文仅用153字，即将清朝封建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剥削、压迫以及放任鸦片流毒全国的罪恶揭露无遗。其中“每岁耗费鸦片烟土银几千万两”所造成的危害，至为深刻有力。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揭竿而起以推翻清朝的黑暗腐朽统治乃是“义不容辞”的任务。文章虽短，但所论重点则悉中窾窍。特别是抒发了洪氏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激昂奋勉之情，足以发人深省，鼓舞士气。而全文未用一典，亦为一大特色。
另一方面，洪氏所受骈文的影响亦属至深。这主要是因为六朝骈文在沉寂了近千年之后，在清代又有枯树开花、古井扬波的回潮现象，不少读书人喜以骈体来写文作赋，成为一时风气。所以，在洪氏的著述中不仅一再使用了大量骈文句式（双句、对偶句），甚至有的是整段乃至全篇悉为骈文格式。下面，姑举三例以明之：例一：洪氏在《诛妖檄文》中即杂用骈句，称太平天国起义是“用夏变夷，斩邪留正；誓扫胡尘，拓开疆土，此诚千古难逢之运会，正宜建万世不朽之勋猷”（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625页。）。这一小段全为骈文。
例二：在《英杰归真》一文中，洪氏即用双句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革新思想：“夫云净而月明，春来而山丽；衣必洗而垢去，物必改而更新”（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589页。）。这样的骈文笔法，是用两两对比的方式（如“云净”与“月明”、“衣洗”与“垢去”）来巧譬善喻，形象深入地说明问题。
例三，《干王洪宝制》可以说是一篇完整的骈文，其中叙述天王洪秀全起义系顺天应人之举时说：“自金田而至天京，势如破竹，越铜关而扫铁卡，所向无前。岂人力所能荡除，实天功之所歼灭！”接着，在号召各地才智之士踊跃参加天国革命大业时说：“或为干城之选，则当奏绩于疆场；或为礼乐之司，则宜建功于名教。凡有微长末技，均当踊跃争先，况我真圣主文武同科，鹿鸣与鹰扬并重；宗藩笃爱，金枝与玉叶交辉。异姓者，俨若同胞，永为腹心之寄托；同姓者，更联一体，当效手足之勤劳！”（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658-659页。）全篇除少数散文句式便于承接外，基本上全用骈体。限于篇幅，不能尽录。此文读起来气势充沛，音节谐和，而声情激越令人鼓舞。
由上可知，洪氏的骈文功力还是很深厚的。但他很少用典，且无故意堆砌词藻之病，故流利自然，易懂易解。正因为如此，他对骈文利弊的认识就比较深刻而无隔靴搔痒之嫌。他所反对的“六朝故习”，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靡弱不振，缺乏昂扬奋进的思想内容的文章；二是指片面追求对仗工整、典故盈篇，但没有实际内容的文风。其实，洪氏对骈文弊端的看法，都是师承了前人对骈体文章的批评而有所发展。如魏徵所说的“意浅而繁，文匿而彩”，实为“亡国之音”（注：《隋书·文学传序》。），对他的启发就很大，认为此类浮华文章“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也”（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167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六朝时期流行的骈文，其弊病是十分严重的，故隋唐之后为时代所扬弃。但是作为一种盛行数百年之久的文学样式，笔者认为对它仍需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加以评析，不能一概否定。“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坏的就是绝对的坏”，这种态度乃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不足取法。故在洪氏的文学思想中，一方面对当时一味追求形式华美的“六朝故习”的倾向严于批判；另一方面，又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运用骈文的形式与技巧，写出许多符合农民革命要求的文章，这显然是正确的。
鲁迅对于骈文也是既有所否定，也有所肯定。他说：六朝的骈文，“其文采毕竟还是有的。他们的作品，有些至今不灭”（注：《从帮闲到扯淡》，见《鲁迅论文学》。）。其中“至今不灭”的作品，如南朝江淹的《恨赋》、《别赋》以及庾信的《哀江南赋》等名篇就一直为后世所传诵。而南梁的丘迟所写的《与陈伯之书》、唐代的骆宾王所写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等文更属流传广远之作。抑有进者，骈文对后世文学语言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骈文所常用的双句、对偶句有整齐美观加强节奏感以及增强文章气势的作用。所以，在今天的许多文章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对偶句式，只是不用典故、韵律，用字多少也不受限制比较自由而已。笔者兴笔至此，觉得有必要略作上述的一点说明。
三、洪仁玕的文学改革思想
洪仁玕的文学思想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他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优秀部分，扬弃了其中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糟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他对流传已久的中国古代文学之积习亟思加以改革，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学习文化、掌握知识的渴望，以适应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的需要。洪氏的文学改革思想散见于其著述之中，但比较集中地阐述其思想观点的文章，则为《戒浮文巧言谕》（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616-617页。）。本文约五六百字，其基本观点是“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其关键就在于删除、禁止“浮文”与“巧言”的流传。所谓“浮文”，即指浮华不实、空虚无据的文词。此类情况，以骈文表现得最为明显，故唐代的李华说：“反魏晋之浮诞，合立言于世教”（注：《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见《李遐淑文集》。）。易言之，要反对六朝以来的浮华不实的文风，提倡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文章。所谓“巧言”，指的是表面上说得好听而实际虚伪的话。《诗经·小雅》有《巧言》篇，其主旨是对花言巧语的乱政之徒表示强烈的憎恶，对周天子听信谗言，表露了无限伤怨之情。《诗序》云：“巧言，刺（周）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洪氏所说的“巧言”殆即本于此。但作为一种文风提出，其目的在于反对谗佞之人通过文学用“巧言”惑俗乱政，危害天国政权。因而他又主张“言贵从心”，即提倡心口如一，不作违心之言的实事求是的文风。很清楚，这是从文学必须为政治现实服务的基本点出发的。
在上述力戒“浮文”、“巧言”的思想指导下，洪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文风的具体主张：
第一、“去浮存实”：反对浮华虚假的文字、言论，提倡“弃伪从真”、“文以纪实”的风气。即文章必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记载各方面的真实情况，不夸大不溢美，做到“语皆确实，义皆切实，理皆真实”（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598页。）。只有如此，才能发挥宣传“真道”，为建立“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590页。）服务的作用。
关于为文之道，孔子云：“辞达而已矣。”（注：《论语·卫灵公》。）即文章以达意为上，不以富丽为工。宋代的欧阳修说：文章的表现手法应该是“简而有法”（注：《论君师鲁墓志》，见《欧阳文忠公集》。）。换言之，文章要言简意深，内容要真实可靠，没有赘语、浮文。凡此，均反映了儒家学派的崇实尚用的观点，对洪氏的启迪与影响。
第二，“朴实明晓”：反对花言巧语、夸夸其谈而言之无物的文词，主张写纯朴真实、明白晓畅的文章。洪氏认为表而娓娓动听但充满“巧言”的文章，必将“诱惑人心，紊乱真道”。因此，一切谄媚之言、献谗之语当一律禁止。
从儒学的观点看，工于“巧言”之人，小则倾人之家，大则害人之国。上引《诗经·巧言》篇就反映了“巧言”足以败坏国政的严重后果。孔子云：“巧言乱道”（注：《论语·卫灵公》。），也揭露了“巧言”的危害性。又云：“巧言令色，鲜矣仁”（注：《论语·学而》。），将巧言令色之徒视为没有仁义之心的人。唐代的柳宗元说：“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注：《答旲武陵论非国语书》，见《河东先生集》。）。这几句话严正指出内容违背事实而富有文采的作品，犹如“巧言”一样，更加具有如同用锦绣覆盖陷阱而导人于死亡的可怕性。洪氏提倡“朴实明晓”的文体，显然是继承与发展了古人的文论观点。
第三，符合“天情真道”：所谓“天情真道”包含宗教的和政治的两种因素。由于太平天国是以拜上帝会来宣传、组织和发动起义，并将宗教观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的政治观、伦理观相糅和，从而就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理念信仰。洪氏认为现有的各种文书以及“前代一切文契书籍”，凡有不符合“天情道理”者，均需一律“删除”，从而强调了文学艺术必须服从太平天国革命需要的思想。这一要求实际上与中国原有的“文以载道”的传统精神是十分相似的。
“文以载道”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唐代的韩愈在其名著《原道》一文中就提出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承的“道统”学说，攻击佛、道等家思想。北宋的周敦颐明确提出“文所以载道也”（注：周敦颐《通书·文辞》。），即文学是为“道”服务的，或者写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道”。这里所说的“道”就是儒家的纲常名教。清代在文学界出现了“桐城派”，继承唐宋“古文运动”的余绪，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他们提出了要融合“义理、考据、文章”为一体的主张，其中的“义理”实即儒家之道。洪氏幼读诗书，对于上述情况是十分清楚的。他因皈依拜上帝教，故有“天情真道”的提法，但作为著书立说的要求则与儒家的“文以载道”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者，只是宗教色彩较浓而已。
为了强调文章必须符合“天情真道”的重要性，洪氏又具体指出：“现当开国之际，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令人惊奇危惧之笔”。易言之，即一切从维护天国的根本利益出发，不得稍有违忤。这样，洪氏就把文学的政治标准提到绝对的高度来要求。当敌我斗争异常激烈、内外形势复杂万分之际，他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
第四，主张“一目了然”，反对“舞文弄笔”的“娇艳”之语，事涉“妄诞”之文，提倡“切实明透”、“语语确凿”的文风。为了便于宣传起见，洪氏提出具体要求说：任何文书，“首要认识天恩、主恩”；“次要实叙其事，从某年月日而来，从何地何人证据”，使人一看即明、真假立分，几乎不致于引起任何误会。当然，文章要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就必须是大众化和贴近口语，才能使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容易理解。倘使文义古奥、冷僻之字太多，均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为此，洪氏提出不用“娇艳”、“妄诞”的文词，即不用风花雪月、虚妄怪诞的语言。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不用“古典之言”，例如“鹤算龟年、岳降嵩生及三生有幸”之类一般群众看不懂的陈词套语，皆应予以摒弃。他的这种文学革新思想，与韩愈所说的“唯陈言之务去”（注：《答李翊书》，见《昌黎先生集》。）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第五，主张“通经致用”（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551页。）：洪氏所说的“通经”，除了宗教方面的《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以及《天命诏书》等经典必须精通外，还包括“其他凡情诸书”，实际上指的就是儒家典籍。他说：四书五经等书经过天王“钦定改正”已无问题；而且天父降旨云：“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552页。）。因而读书之人务须认真诵习、融会贯通、力求做到学用一致，使自己成为才德兼备之人。洪氏认为“文艺虽微，实关品学”（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钦定士阶条例》。）。易言之，不能小看文学作品，因为这些创作活动反映了一个人的思想品行与学识素养。而读书通经之目的，乃在于“致用”。其具体要求首在于弃绝“邪说淫词”而阐明“天教真理”（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钦定士阶条例》。）。此其一。同时，要运用文字之力革除“从前之陋习，使人心风俗底于淳”。此其二。还要将“通经”所获的学问用于“辅国”、“报国”，以便“士风日正，士气日扬”（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553页。）。此其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通经致用”的思想乃是一种进步的观点，因为它反对学用脱节、学非所用或者迂阔不谙世事的读书方法。但这种观点并非始自洪氏，在此之前已一再有人提及。如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目击八股文及其他缺乏积极思想的文章虚耗时光无益于世，乃力主“经世致用”之说。他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多一篇即多一篇之益矣”（注：《日知录·文需有益于天下》。）。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可谓昭然若揭。近代的龚自珍、魏源等人也都是“经世致用”学说的宣传者、倡导者。可见，“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业已成为时代的思潮，洪氏以之用于文学创作为太平天国的革命服务，自有其积极意义。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知出生于华夏大地、植根于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的洪氏，其文学思想也深深地受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陶冶与潜移默化。再加上历史已经进入近代社会，时代的风云变化大异畴昔。而他停留于香港期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西方近代平民文学的一些影响，因而就使得他的文学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这一特色的具体表现，就是文学应面向社会现实，面向人民大众。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是经历了一条由比较朴实的秦汉文学转变为片面追求绮丽繁密的六朝文风，然后再转向崇尚质朴明快的唐宋古文运动的曲折道路。但是，不论是秦汉之文抑是唐宋之文，皆与它当时的口语相接近。这些情况是勤学善思的洪氏所了解的。因此，在他的文学思想中一再强调要写“切实明晓”的文章，这显然是与时代的呼唤、人民的要求有着密切的关系。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今天读起古人的文学作品或其他著述，时有古奥难解之处，那是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所造成的语言的不断改易演变，以致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差距越来越大的结果。所以，任何一种文体的出现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如果不符合新的时代的要求，就将被人民所扬弃或者改造。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赵翼说：“李杜文章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注：《瓯北诗钞·诗论》。），就真切深刻地表述了中国文学发展变化吐故纳新的递嬗更迭的必然情况。对此，在洪氏的著述中也有明确的反映。
这里需要指出，明清之际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沿江沿海地区出现了不少新兴城市，为了适应城市需要的市民文学也随之兴起。广大市民阶层则需要更为贴近生活现实和容易理解的文学作品，因而出现了大量用白话文写作的剧本、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半文半白）、《红楼梦》等即为其代表作品。1851年，太平军兴之后，千千万万农民群众投入这一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中来。随着形势的发展，统治区域的扩大，太平军占领了许多城市乡镇，因而不论是从宣传革命宗旨、传播拜上帝教教义、发布天朝文告以及书写各种文移函札的需要出发，无一不需要真实明彻“一目了然”的文字。所以，洪氏一再反对“六朝故习”和使用“古典之言”的文风，就是这一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反映。
洪氏的文学思想，从总体上看是进步的、健康的，并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可以说，它是代表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最强音。然而，如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洪氏也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及时代的局限性。其文学观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信仰、宗教感情的成份偏多，这就制约了文学创作的普及性，特别是削弱了对不信奉拜上帝教人士的宣传力量。二是“文与质”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如何和谐一致、密切结合方面，缺乏理论上的探讨。尽管洪氏也提出重视文学的艺术效果，要写出“焕乎有文，斐然成章”（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钦定士阶条例》。）的作品，然而强调得显然不够。这一情况的出现，我们只能从农民运动最为迫切需要的是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苛求于前人。
毛主席说：“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册，第640页。）易言之，就是文学艺术要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洪氏在风雷滚滚的革命形势的鼓舞下，深切地了解要用文学作品为宣传革命、教育人民“以化醒愚蒙”（注：《钦定军次实录》，《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的重要作用。他有一首诗说：“一枝卓立似干戈，横扫千军阵若何？鏖罢战场书露布，饱离墨海奏凯歌”（注：《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第599页。）。这是洪氏借笔咏怀、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巨大力量的充分肯定与赞扬。而他自己的创作活动虽然涉及了许多方面的内容，但都具有“文浅意深，语近指（旨）远”（注：《钦定军次实录》，《太平天国》（丛刊）第二册。）的特色。其所有篇章，几无一不饱含时代精神，也无一不反映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要求与需要。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注：白居易《与元九书》，见《白氏长庆集》。）。洪氏继承与发扬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思想，汲取了“文以载道”的积极因素，主张以文“明道”，即宣传太平天国革命主张的真谛，阐明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必要性和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的伟大理想，争取有更多的人士能够投入到这一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洪流中来，完全是“有的放矢”、“为时”、“为事”而作，属于革命现实主义的范畴，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服务的。
总之，洪仁玕的文学思想反映了中国历史进入近代社会和在此时期爆发的太平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有着不可低估的进步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独放异彩，有其不容忽视的卓越贡献，值得我们珍视、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