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新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特论文,西欧论文,主义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新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战后，产生于美国的福特主义被引进西欧并得到推广，福特主义的“西欧化”曾使西欧的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繁荣发展。但是进入70年代以后，福特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模式逐步陷入危机，西欧福利国家危机的产生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的崛起引起了西欧国家的注意，80年代起，西欧企业出现了以日本丰田主义为榜样、与传统福特主义告别的变革，并出现了“德国道路”、后福特主义的西欧型模式。
本文对上述问题作了阐述和分析，作者认为，广义的丰田主义、“德国道路”、后福特主义意味着，西欧资本主义在70年代后期新科技革命以后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它所涉及到的企业生产组织结构的变化，对职工就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乃至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组合都产生了深远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7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西欧工业社会开始向后工业社会、第三产业社会、服务社会、信息社会过渡。西欧社会的经济产业结构、劳动市场结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剧烈变动。80年代西欧生产企业引入并消化吸收日本丰田主义模式，企业劳动分工、组织与管理方面的变革同样诱发起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80／90年代之交，德国统一、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苏联东欧巨变、西欧资本在国际化全球化方向的巨大飞跃，都标示着西欧资本主义进入一个划时代的、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对于西欧新资本主义的研究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重大科研课题。本文拟探讨西欧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时代向后福特主义时代过渡的若干问题。
一、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西欧学术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家使用了一种广义的福特主义概念，把福特主义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历史形式，并由于它的社会、经济、政治职能的紧密联系，而被视为一个统一整体加以研究。福特主义在本世纪30至50年代，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进程在美国开始形成。福特主义生产结构和再生产结构的成功实施和推广，使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领域占居统治地位。二次大战以后，在帝国主义竞争压力下，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被迫“美国化”，而美国福特主义的引进和推广就是战后西欧社会“美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中一度崩溃的世界市场此时得以重新恢复，生产、商贸、财政金融体系日益国际化，新的国际分工的形成与发展，福特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模式的“西欧化”，使西欧资本主义战后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繁荣时期。自然，西欧福特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与美国还有一些差异。与美国相比，中欧、北欧国家以职团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调节起了十分突出的作用，而法国、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则在经济与社会结构等方面表现出相对落后性。但是无论如何，福特主义还是表现出一种超越民族特点的统一性。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福特主义的关键性的基础是从一种粗放型的资本积累战略，向一种以泰勒制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特征的密集型资本积累战略过渡。被称为工业劳动分工之父的弗里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56—1915）在20世纪初发明了“泰勒制”劳动组织，把工厂生产劳动过程划分成不同的生产的生产阶段，在每个阶段雇用非技术工人和半熟练技术工人从事同样的手工操作。同时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经营管理人员被安置在工厂的计划管理中心，对生产过程的分解进行规划和监督控制。福特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即20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曾表现为以下特征：劳动力再生产依旧保持着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被打上很深的农业社会烙印，人们消费习惯、生活方式还没有被资本主义工业化所触动；处于工业化最初阶段的生产劳动过程机械化程度很低，资本积累集中于生产资料工业，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依旧采取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度恶劣的劳动生活条件迫使雇佣工人或者在国内较大范围地迁徙流动，或者逃亡出国，最初似乎是无限便宜的劳动资源储备受到巨大威胁。
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消费性商品生产部门的相互脱节呈现出一种不平衡发展趋势，这种产业经济和与之联系的劳动组织的二元化格局导致了粗放型资本积累模式的重大危机。这种二元化产业结构对于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毫无抵抗能力，这类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至30年代期间频频爆发，日益尖锐。
自20年代起，资本开始推行紧张的企业生产合理化和以泰勒制劳动组织为基础的积累模式，这是一种彻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战略。鉴于社会力量对比，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调节方式限制了实现大规模社会生产的技术性突破，所以这种新的资本积累战略首先必须打破现有政治机制和统治结构的束缚，20年代末，这种统治结构危机多次演变为政治危机。由于资本积累战略的转变，由于新的积累战略与传统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冲突，所以西方社会在20至30年代出现了强烈的政治震荡，伴之而来的是危机和结构转变过程。西方学者认为，无论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还是德国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都是在努力尝试推行一种与变化的积累战略相适应的政治统治结构，这种伴随激烈社会与政治斗争的适应过程最终以二次大战以后成功地推行一种新的、一元化的福特主义结构而告结束。
亨利·福特（1863—1947）作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的模范组织者在资本主义历史舞台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福特汽车公司的企业以流水线生产大批量价格便宜、面向大规模群众消费市场的普及型小汽车，他的赢利战略致力于把纪律惩戒和剥削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严酷程度，他的工资政策用相对较高的工资刺激从事单调劳动的非熟练技术工人，努力使工人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品，福特用他的理论和实践帮助资本主义实现了新的突破，一个以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技术官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统治，即以福特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模式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在此已初步展现轮廓。
福特主义积累模式的推行经历了激烈的政治与社会冲突。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美国扮演了先锋角色。在二战后新的帝国主义统治关系压力下，西欧各工业国家和日本先后采用这种美国模式，开始了福特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繁荣时期。准确地说，它的长期繁荣是从二战结束后开始的。
福特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它的繁荣基础可概括为以下几点：泰勒制劳动组织的实行使劳动生产率成倍增长，消费性商品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尽管雇员实际工资明显提高，物质商品供应有所改善，还是能够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大幅度增长而使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相对低廉。整个社会，包括劳动生产力的再生产被彻底资本主义化，从而扩大了资本的投资范围。这种新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为汽车、飞机制造、家用电器生产、大规模电子通讯等行业一系列重大技术工艺革新的推广奠定了基础。新的价格低廉的原料和能源（石油）的使用，新的组织技术、新的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仅彻底强化了对劳动力的剥削，而且还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所以新的福特主义积累战略能够彻底提高利润率，实现较长时期的繁荣。
二、福特主义的危机
70年代以来，福特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模式逐步陷入危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经济积累结构和以这种结构为基础的相应政治统治结构，由于自身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潜力已被耗尽而变为资本进一步增殖的桎梏，首先是泰勒制劳动组织中所蕴藏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和继续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潜力已被挖掘殆尽，资本利润率的跌落从一种预测的发展趋势变成了赤裸裸的经验现实。
例如，联邦德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名就业人员的人均产值）在1958至1966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6.2%，1967至1975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4.7%，1975至1981年期间降为2.9%[①a]，到1982至1985年期间，进一步降为1%[②a]。至于每个劳动工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1960至1970年期间平均每年为8%，1969至1973年期间降为6.75%。在这两个比较阶段，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比例从5.4%降到4.8%[③a]，1974至1984年这个比例继续降至3%[④a]。
在工业中排挤出越来越多劳动力的情况下，广泛的合理化投资不过稍微缓解上述发展趋势，但提高了资本的密集程度，从而加强了对利润率的压力。1950至1960年期间资本的密集程度（平均每名就业人员所折合的设备资产）增长33.1%，1960至1970年期间增长72.5%。而资本系数（全部设备资产与全部国内生产产值的比例）在1950至1960年期间曾下降23.3%，但1960至1970年期间却相关地增长12.1%[①b]。自1970年以后联邦德国工业利润的年度增长率开始变为负数[②b]。
资本增殖困难所带来的后果即是失业率的上升。联邦德国的失业率1970年为0.7%，是战后以来最低水平，1973年上升到1.2%，此后随着危机爆发失业人口成倍增长。在一段时期内，工业生产排挤出的多余劳动力还可以被膨胀发展中的国有产业部门及商业、服务业等产业部门所吸收。由于日益强化的垄断和垄断政治竞争促使公司企业在行政管理、财政金融、发展营销及广告领域中“非生产性活动”扩大，这对于劳动力市场肯定会起到一种暂时的缓解作用，但同时又制造了巨大的成本压力。法律上有关固定劳动时间和各种雇员社会福利保护规定，阻碍了新的机器设备所要求的、对劳动力的全面灵活安排，阻碍了对新设备效益潜力的充分挖掘。与此同时，作为泰勒制的典型后果——劳动高度紧张却又单调无聊、工人熟练技术贬值、劳动异化，这些都促使一种无组织的、自发隐蔽的反抗形式的出现。生产系统设计得越复杂、技术上越高度发展、内部联系越紧密就越怕干扰，而这种隐蔽形式的反抗所起作用就越大。工人故意缺勤旷工、磨洋工、拒绝工作、制造障碍，这类形式的反抗在法国和意大利工人中最为突出，联邦德国的工人在这方面虽略逊一筹，但德国雇主对于“社会福利寄生虫”“没有创造效益的工作愿望”的责骂已日益尖苛。在泰勒制消灭了传统的手工业工人，取消了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以后，由它所创造出的“群众工人”（Massenarbeiter）已变成资本继续增殖的障碍，也就是说，这些“群众工人”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陷入危机。对于单调乏味、工资低、负担重的工作岗位劳动力的召募越来越困难，大量吸收外籍劳动移民和妇女劳动力也无法完全消除这种困难。总之，在泰勒—福特制劳动组织基础上技术上完全可能实现的持续合理化，逐渐受到无法估算的劳动者反抗行动的限制。
与此同时，在上述生产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基本条件现在也反过来变为资本增殖的障碍。泰勒—福特制的剥削使工人阶级劳动生活条件和状况逐渐趋同与平均化，这些为形成统一的群众性利益代表、进行统一的、大规模群众斗争创造了前提条件。况且技术上高度发展的福特制生产体系内部联系紧密，技术上极怕干扰，即使局部很小的罢工行动也往往会使它全部瘫痪。这种情况使工人相对增长的实力进一步加强。60／70年代西欧各国工会领导下的劳资斗争空前活跃。特别是70年代被称作“工会的十年”，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此。在福特主义繁荣时期相对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西欧工人的罢工斗争不仅使实际工资较大幅度增长，而且还使工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差距、劳动保护范围扩大，使各种劳动保护条例从劳资协议和法律的角度被固定下来。事实上，正是这种工人斗争最终把福特制本身推入危机。
1961至1970年期间，工人每小时实际工资平均每年增长6%，1971至1976年期间，即使资本增殖困难、危机爆发，这个比例依旧上升到6.5%[③b]，1970年曾被视为战后繁荣的顶点，当年净工资率为62.9%，1975年继续增长到66.1%，此后开始下降，1985年降到62.3%[①c]。福特主义繁荣时期雇用就业人员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仅反映在工资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扩大，雇员的反解雇保护、患病医疗保护、反合理化保护都大为加强。自然，这些都导致了工资附加成本明显增高，限制了企业对劳动力的灵活安排使用。
西欧一些左派学者把工人反抗资本的进攻说成是导致福特主义陷入危机的一个原因。事实上，这不过是诸多原因中的一个方面。福特主义生产结构与社会福利结构相互渗透，由此激发的一个相对较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使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福利国家的各种法律规章条例，把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对比条件下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再分配格局固定下来，并进一步制度化。国家划拨福利和国家为中介的“集体消费”的扩大导致社会福利国家的财政金融危机。中央官僚职团主义、凯恩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策此时都变成扩大工资附加成本、限制资本利润率进一步提高的桎梏。70年代执政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依据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路线，在资本增殖日益困难、利润下降的条件下，设法稳定福特主义体系中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对比、组织结构和政治调节模式，结果造成了越来越重的国家债务和通货膨胀。在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西欧新保守主义政党在80年代登上政治舞台，对政府政策作出重大修正，抛弃凯恩斯主义，放松控制，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转向紧缩方针，结果却挖掉了福特主义积累模式中一个重要支柱，即膨胀的大规模群众消费。
早在70年代初繁荣阶段，在联邦德国由于实行高额累进税和社会福利税，实际净工资的增长远远落后于名义工资的发展。80年代初实际工资发展最终停滞，失业率迅速增加，社会福利被不断削减，这些都对福特主义模式的危机显示出消极影响，群众消费的增长恰恰在这个时候终于走到尽头。虽然在科技产业革命、合理化推动下现有设备生产能力有了巨大发展，但市场却出现了饱和。人们消费行为的变化、原料能源的紧缺都形成了对福特主义积累战略的挑战。福特主义曾把以泰勒制进行大规模群众性消费商品的生产与大规模群众性消费模式紧密联系起来，互为依赖，现在这种紧密联系已出现裂痕。作为福特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模式的基础已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与福特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西欧社会福利国家的上层建筑也陷入了危机。
三、日本丰田主义的崛起
80年代初西欧各国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日本垄断企业获得的巨大利润，它在世界消费商品市场的凯旋引起了巨大轰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早在1983年就已经确认：“80年代将是日本的十年”[②c]。首先是在不折不扣的福特主义生产与消费模式的世界汽车市场，现在开始被日本康采恩所打破。1970至1980年期间美国新上牌照的小汽车中日本汽车所占比例从4%增长到20%[③c]。而且日本汽车工业已开始进军欧洲，最后征服这块大陆似乎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日本企业的生产的消费性商品无论在质量还是在低廉价格方面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可以与之竞争，日本人成为新的可怕幽灵。起初，西方人认为日本人的成功不过在于雇员较低的工资水平和日元长期保持较低的汇率。但是不久，人们就意外地发现，日本人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的生产组织方案使日本在70年代成功地实现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生产率进步。根据德国学者于尔根斯的计算，1970至1980年期间日本汽车工业的出口增长了一倍，而就业仅仅增长1／5[①d]。
西方企业经理们成群结队到日本“揭密”旅行后惊讶地发现，日本企业技术设备条件并不怎么优越，不是从西方（美国）进口就是利用西方专利许可执照在日本制造的。与这种技术设备滞后条件相反，日本企业的劳动组织、生产的社会结构与西方生产方式有着明显差别。西方经理们反复考察后最终确认，与最初美国的福特流水线一样，日本的生产组织方案堪称一种新的典范，它保障了惊人的日本劳动生产率革命。对于西方企业来说摆脱目前利润危机和可怕的销售危机的唯一出路即是学习日本经验，建立一种全新生产制度。
在西方学术著作中，这种生产制度被称为丰田主义（Toyotismus），它起源于丰田公司，这家康采恩以十分理想的方式推行这一整套生产制度，并取得了出色成就。西方学者认为，丰田主义的强大力量在于使机器的负荷和利用率达到一种更高的水平，远远超过了福特制，由于极度增强的资本密集程度，这一点对于国际竞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阿贝尔纳华在1983年出版的《工业复兴》一书中，把日本企业在80年代初压倒美国而获得成本优势的40%都归结于此。
较高的设备利用率总是通过前后紧密衔接、紧凑安排的生产流程实现的。每一生产阶段的产品总是被立即送到下一道程序继续加工，这种方式节约了一定数量的资本，否则的话，这些半成品就要被放到仓库里。在丰田企业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仓库储备，储存的半成品零件至多相当于工人在40分钟内即可完成的工作量。
丰田主义的另一特点是生产的灵活化。日本企业能够较早地避免使自己的设备对于目前需求关系形成一种依赖性，或者说，或多或少地能够超脱于目前需求关系，一旦需求变化，他们就能根据新的需要迅速改装设备。在传统福特制中几条制造不同产品或不同型号产品的流水线相互并列，在销售不足的情况下这些流水线不得不完全停止运转，然后变成昂贵的死资本。
这种高度灵活化与其说是以一种与福特主义完全不同的技术，倒不如说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人为前提条件的。丰田主义不再需要那种“群众工人”，而是需要能够操作各种不同机器，并且能迅速改装设备的工人。首先它需要一个能够确保很高工作质量的劳动群体，因为只有在毫无差错的情况下才能使所生产的部分半成品立即送去再加工。根据具体要求，各种数量不同的工人组成了这样一种工作小组，小组内没有固定的任务指派，劳动分工不象福特制那么僵化。与西方流水线工人相比，日本工人有着更为广泛的熟练技术。日本生产组织方案使每名工人都可以观察到一个较大生产阶段的情况，而福特制的群众工人却无法做到这点。在小组工作方案中没有西方通常流行的把专业熟练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严格划清界限的准确分工。如于尔根斯所说，在丰田主义中“没有各种专业工人等级，它对于整个工人范畴总体上受到高等教育赋予了更为重要的价格”[②d]。在工作小组内，工人们拥有在福特制中几乎不可设想的自我安排职权，同时配置自动化监控系统，使工人具有更多的责任感和更高的质量意识。经理人员赋予工人部分自治权利，在生产出现干扰，有可能造成废品的时候，每个工人都有权利使流水线立即刹车，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在于此。在福特制流水线上只要工人实现企业领导以科学标准规定的“标准效益”就算完成了任务。而丰田主义却进一步促使就业人员实现“特殊效益”、“额外附加效益”。他们不仅要适用自己的肌肉确保所规定任务的实现，而且要用自己的头脑附加地履行“控制职能”和“监督职能”。丰田——这家康采恩的创始人就曾说过“要从工人的头脑中，而不只从他们的肌肉中挖掘金钱”[①e]。这样，在福特制中遭到工人反抗的经理人员对整个生产过程的监督在丰田制中变成了工人自觉自愿的“自我监督”。这种“自我监督”不仅建立在生产小组中新的劳动组织方式，而且建立在特殊的工资奖励基础之上。日本的劳资工资协议对于每名就业人员的劳动时间、劳动标准、熟练技术要求没有具体规定。经理人员只对劳动小组提出要求，而工资和奖金的确定只是在极其有限的很小一部分内是根据个人效益，而大部分依据小组的集体效益。由于很难作出一种个人效益评估，所以每个人的效益工资都是根据他所在小组的集体工作成就而上下浮动。于是小组内部展开了一种每名就业人员都无法逃避的持续竞赛，否则的话，不仅使自己有损失工资的危险，而且还会削弱身边同事的地位，在劳动过程中他经常需要这些同事的帮助。在企业内部各生产小组之间也进行着竞争斗争，各个小组都设法使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地不断合理化。人们把这种工资制度称作“小组计件工资制”，通过这种工资制度使每个人都关心他所在工作小组能否取得良好效益。所以，尽管每名工人都拥有使流水线立即刹车的“部分自治权利”，但绝对不会滥用这种权利。在白天发生事故、减少机器运转时间的时候，日本工人会自愿地，不要任何补贴地从事加班或夜班劳动，以避免自己和小组同事面临工资损失的危险。日本工人患病休息的时候，小组同事会要求他尽快地返回工作岗位，减少小组工作压力。
总之，由具有广泛熟练技术的工人组成各种工作小组，使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拥有“部分自治权利”，这些都是关键性因素，从而使日本企业在采用与西方竞争者相差无几的技术情况下创造出比西方企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恰恰是这些小组对个人工作效益进行着监督。这种效益压力很大，据美国一家汽车康采恩专家分析，这种效益要求在日本要比美国同类企业高出15%[②e]。这种丰田主义生产模式使得日本汽车工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独占鳌头。1985年世界范围内大约有420万辆小汽车在西欧、北美、日本之间装船运输，其中大约80%来自日本，20%来自欧洲，只有0.2%来自北美。而这些小汽车进口日本的数量只占总数的1%，29%运进欧洲市场，70%运入美国市场[③e]。
四、后福特主义——丰田主义的西欧化
自80年代起，西欧企业生产组织开始了一场变革，与原来福特制决裂，以日本丰田主义为榜样，“采用灵活化的机器设备和具有广泛熟练技术劳动力而进行的特殊化商品生产取代了原来采用高度专业化的机器设备和半熟练技术劳动力所进行的标准化商品的大规模生产”[①f]。在这种新的生产制度中就业人员的熟练技术水平普遍提高，承担责任比以往更大、任务更广泛，各种生产部门如材料工具的仓库保管、质量监督、统计、机器维修与保养管理等部门的任务在不同程度上被一元化，在许多方面都接近于日本丰田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
这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特点是任务的一元化。生产流水线工人的工作内容变得丰富多样，这种变化使他们更多地承担起对产量质量的责任，废品减少了，间接生产工作如生产准备和监督工作的成本明显降低。以至有些书里称为“劳动分工的终结”、“生产劳动的非专业化”、“生产民主化”、“经济的社会回归”。
目前西欧的工业劳动变革正在与传统福特制告别。在推行流水线生产时期，专业工人的熟练技术被迫弃置无用，或许工资能有所改善，但他们原来的职业身份已被剥夺，劳动的紧张性被强化到一种无法想象的程度。广大工人群众无论他们的年龄、性别、技术等级如何，只能以非熟练技术工人的身份进入工厂，特别是熟练技术工人普遍感到自己作了福特主义合理化浪潮的牺牲品。而今天，作为生产组织结构转换的失落者多数是非技术工人和半熟练技术工人，构成所谓边缘就业人员，其中大多是外籍劳工、妇女、老年人、青年就业人员。他们早在70年代至80年代前期就已成为西欧企业裁员计划的牺牲品。例如1973至1983年期间，西门子康采恩职工队伍裁员20%，被裁减人员全部是工人，而且几乎完全是非技术或半熟练技术工人。1983年以后职工人数再度增加，但新雇用人员中职员多于工人，而工人也都是受过完整职业教育、具有相应教育文凭的人[②e]。在西欧社会长期失业者数目不断增加的时候，各公司企业纷纷提出“减肥生产、减肥管理”的口号，日益趋向于保留一支人数越来越少、由拥有多种广泛熟练技术的雇员组成的灵活化的、最低限度的基本职工队伍。它来源于各种不同职业集团。企业试图把生产工人的丰富经验、专业工人灵巧的手工技艺和技术人员及工程师的专业知识尽可能最佳程度地结合起来。围绕这支基本职工队伍的建设，企业雇员间的个人竞争正在加剧。
德国学者霍尔斯特·凯伦和米歇尔·舒曼在1984年出版的《劳工分工终结》一书对丰田主义的德国化，即汽车工业“德国式合理化道路”作了具体描述。这条“德国道路”与丰田主义的区别就在于不是通过对流水线工人的小组划分与合作改善彼此之间协调关系，从而进一步挖掘就业人员的熟练技术潜力，加快流水线速度，而是根据“模数生产原则”使各个生产阶段完全脱离流水线而转入一种全新的生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再用传统手工业方式生产高技术产品，而是进行高级熟练技术劳动。他们的劳动程度不再服务于流水线直接指挥的劳动节奏，流水线旁建立的“生产岛”使他们的劳动岗位与流水线之间形成某种缓冲。他们在“生产岛”上所加工制造的半成品送回生产系统传送带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由他们自己决定，而不是由流水线的运动速度、节拍决定。这条“德国道路”的理想目标是使熟练技术劳动与流水线的运动速度、节拍相脱离[③]。
这就是“德国道路”与丰田主义的区别。德国道路提供了使劳动与流水线生产节拍脱钩的可能性，为在生产中重新加强熟练技术专业工人的劳动创造了前提条件。这条道路彻底走下去，无论如何已经意味着与福特制相决裂。一些西欧学者把“德国道路”描述为在世界范围内生产结构变革过程中与丰田主义相并列的一种样板模式，这两种模式绝对不是原则上相互对立的，但长期内也不会合二为一。这种差异首先应归结于两个国家不同的调节工资制度传统方式和与此相联系不同特点的劳动市场制度和教育制度。在德国减少劳动分工、扩大熟练技术人员队伍和他们的工作领域，实行谨慎的生产分散化等合理化措施得到了工会企业委员会的支持，例如德国五金工业工会在1984年就已确定了这样一条路线，这在日本是绝对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德国拥有十分成功的双轨制企业教育，向相应的熟练技术人员提供了充分的教育培训机会。总之，西德企业中对熟练技术水平的要求比日本要高，所以德国模式被形容为“专业工人集中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每名工人的专业化程度明显高于日本，从而使许多生产阶段离开生产流水线而转向固定的小组工作岗位，当然，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没有流水线的生产。脱离流水线的各“生产岛”本身已构成一个相对复杂的生产阶段，在这里，劳动不再服从于流水线的机器节奏的指挥，虽然经理人员的生产期限要求和质量要求必然会导致劳动强度的提高，但是专业工人小组还是处于很大程度的自治与自我调节状态。专业工人的相对自治是五金工业工会和他们的企业委员会利益代表政策的结果，他们在表态同意支持合理化和采用新技术的同时，往往提出延长工作期限，对工人进行调剂性任务分配等要求。联邦德国的汽车工业在80年代借助受到专业工人支持的合理化产品质量水平明显提高，小汽车装备大为改善，价格大幅度提高，挤进了世界汽车市场的高价位，从而形成德国独特的营销战略。
与丰田主义相比，“专业工人集中合理化”的德国道路成本比较昂贵，因为它总是要以大量的、具有相应较高工资报酬的、高度熟练就业人员为前提条件，从而保障了产品质量优先的原则，支持了德国汽车工业打入世界市场高价位的战略。德国的汽车生产商们利用80年代繁荣中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特别是新中间阶层广泛扩大而形成自己的营销战略。这些富有的顾客要求提供各种不同型号的、高价格的、多种装备的小汽车，为此他们不惜支付更高的价钱。这种排场奢侈和排他的独有性要求一种型号的汽车具有几百种不同的外观，从而要求生产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只有依靠具有多方面熟练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自治管理的就业人员才能实现。
如广义的福特主义已不再仅仅限于福特制工业生产劳动组织一样，广义的丰田主义、“德国道路”、后福特主义意味着西欧资本主义在70年代后期新科技产业革命以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新阶段。它涉及到企业生产组织结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职工就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与组合都产生了深远的不可估量的影响。至于政治领域70年代后期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国家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危机，8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的崛起，无一不是上层建筑领域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范畴内各种新变化不断适应的结果。再加上80／90年代之交苏东巨变，冷战结束，西方资本在国际化、全球化进程中的飞跃，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西欧资本主义自80年代以来已进入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新阶段。研究这个新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新趋势是我们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时又是十分艰巨的重大课题。
注释：
①a 克劳斯·施律德：《陷入停滞的道路——联邦德国宏观发展与宏观政策分析》，奥普拉登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
②a 《专家鉴定委员会关于1985／1986年经济发展备忘录》，年度备忘录，联邦议会文件，10／4295号，第242页。
③a 克劳斯·施律德：前引书，第43页。
④a 《专家鉴定委员会关于1985／1986年经济发展备忘录》，第243页。
①b 约阿吉姆·希尔施：《国家机构与资本再生产》，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4年版，第115页。
②b 克劳斯·施律德：前引书，第84页。
③b 同上书，第43页。
①c 《专家鉴定委员会关于1985／1986年经济发展备忘录》，第53页。
②c 安德烈斯·贝克曼：《新的不平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欧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③c 乌尔利希·于尔根斯：《在丰田主义与德国道路之间的汽车工业生产》，《法兰克福周刊》，1989年8月25日，第23页。
①d 于尔根斯：前引书，第35页。
②d 同上。
①e 安德烈斯·贝克曼：前引书，第184页。
②e 多泽、于尔根斯·克努特、马尔施·乌尔利希、托玛斯：《从福特主义到丰田主义》，《利维坦》，1984年第4期，第466页。
③e 乌尔利希·于尔根斯：前引书，第35页。
①f 卡尔勒斯·萨贝尔：《生产结构转变与新工会战略》，《学术通报》1986年第62期，第42页。
②f 伊姆加特·哈克、洛塔尔·哈克：《职工队伍的新变化——工业生产制度形式与结构的变化》，《学术通报》，1986年第64期。
③f 霍尔斯特·凯伦、米歇尔·舒曼：《劳动分工的终结——工业生产劳动的合理化》，慕尼黑，1984年版。
标签：福特论文; 流水线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工资结构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日本工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美国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企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