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管理学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下包容性全球化与东北亚经贸合作的路径选择
金 成 晓，李 傲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 要]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经济下行周期与全球利益失衡产生的共振效应催生了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阻碍。“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积极探索全球化战略的优化布局，引领世界迈向包容普惠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良好机遇，但也需要注意一些关键要点和所面临的阻碍。应该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通过战略协调对接、自贸区网络体系建设和图们江次区域合作等方式，深化东北亚经贸发展，构筑互信互助、包容并蓄合作之路。
[关键词] “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化；东北亚；经贸合作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持续深入，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缺陷逐渐凸显，经济全球化亦面临诸多挑战，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进全球化的意愿降低，“逆全球化”思潮逐渐升温、贸易保护主义开始盛行，并向国家意志及政府政策进阶。[1]在此形势下，中国有责任为全球经济的繁荣发展、世界各国的和平合作贡献力量。作为新时期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总纲领和主要载体，“一带一路”倡议为崛起的中国融入世界舞台提供新的窗口。[2]“一带一路”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并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发展原则，发挥各经济主体的比较优势，让全球化红利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
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意味着共建“一带一路”即将进入新阶段，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及相关责任人签署的《联合公报》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为各国沟通协调能力、深化合作机制以及共同应对全球风险挑战提供了重要机遇。此次论坛对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引领开放、包容和普惠的经济全球化展开深入探讨，提出了助推“自由包容性贸易”的战略举措，并就促进包容性全球化发展达成若干共识。[3]
目前，“一带一路”的学术研究已取得可观成就。但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包容性全球化领域的研究较为薄弱，“一带一路”与包容性全球化结合的相关研究更是鲜有涉及。“一带一路”区别于传统大国扩张战略，不是强制独占，而是坚持开放合作、互利互惠的发展理念。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也是实现全球均衡发展的关键，而“一带一路”的包容性内涵为新型全球化的投资贸易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各方秉持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合作原则，依托多边合作机制和包容性发展平台，构建包容互惠的新型经贸合作范式。“一带一路”战略与东北亚区域的联动发展，能够使包容性增长的新丝绸之路行稳致远，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秦安县规划生态造林640 hm2，行道树绿化150 km、果椒园建设0.2万hm2，规划春季新建花椒园0.093万hm2。截至目前，已完成生态造林587.8hm2、71.31万株；栽植行道树170.7km、17.52万株；栽植花椒0.097 万 hm2、64.04 万株。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包容性全球化理论的宏观背景
(一)“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及其成因
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波三折，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经济下行风险和经济复苏所面临的挑战，纷纷采取“关门避险”政策，“逆全球化”思潮日渐升温。英国“脱欧”，特朗普美国大选获胜，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以及荷、法、德等欧洲国家极右势力的异军突起，向我们呈现出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迹象。[4]反对势力所鼓吹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实则是对经济全球化基本理念的否定，是对自由开放、合作发展道路的摒弃。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挤占其就业机会，剥夺其经济利益，造成本国民生福祉的减少，使之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输家”。正如英国金融领域的保护主义、法国汽车行业的援助计划、特朗普政府“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执政方针所表现出对自由经贸的疏离，均是保护主义在全球蔓延的证据。[5]不仅如此，“逆全球化”也同时反映在全球化治理方式上，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区域性、双边组织和协定接连取代以往全球性和多边自由贸易的机构和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对全球性问题缺乏有效的应对方案，导致一系列矛盾积重难返。[6]在此背景下，美国相继退出TPP、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系列“退群”动作传递出美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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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显示，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缓慢，部分国家内顾倾向加剧，贸易壁垒新“规则”层出不穷，从另一角度折射出“逆全球化”形势正在愈演愈烈。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金融危机后按贸易量计算的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增速屡创新低，2016年贸易增长率仅为1.8%，已连续五年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速，不及危机前贸易十年平均增长率的1/3。虽然2017年国际贸易情况有所改善，全球贸易量同比增长4.7%，这是2011年后首次突破3%，却也远不及金融危机前6.7%的年均增长率。鉴于国际形势不甚清晰、全球性问题日益复杂，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凸显，而具有排他性质的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创造效应并未显现。[7]投资方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组织报告的数据显示，1998年—2007年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年均增长率高达20.2%。相比之下，金融危机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便萎靡不振。2008年—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仅为0.8%，不足百分之一。2016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再次下挫，投资流量下降至1.52万亿美元左右，同比减少13%。其中，以欧洲地区降幅最为明显，投资流量较上年减少近30%。[8]此外，从全球贸易壁垒角度来看，国际贸易保护强度不断升级，并引发贸易争端。如《全球贸易预警》(GTA)指出，金融危机伊始G20经济体便通过多种方式连续增设贸易壁垒新规，截止到2017年底歧视性干预措施已累计高达7 027项，仅2016年全年就采用了659项新的贸易干预措施。若是将同期其他经济体的保护主义措施也考虑在内，相关贸易数据会更加让人惴惴不安。
陆静山《儿童图书馆》以乡村学校图书馆建设和管理的实践经验为依据，明确指出对于没有经过专业知识训练的人，也能有简单易行的办法去管理图书馆。语言直白，多采用“一问一例”“一问一答”“师生对答”等形式讲述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并配有示意图，符合儿童好奇心重和爱提问的天性。在儿童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借机引导他们不自觉地喜欢上图书馆，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诸如“儿童图书馆怎样开始组织呢？……在这时候，问题便发生了”［7］（18）。 在“儿童阅读指导”部分，更多地利用提问形式，引出怎样指导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儿童阅读，并逐一回答解决。
“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深层原因在于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下行周期与全球利益失衡形成的共振效应，更是催生了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发展。在要素跨国流动条件下，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使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改变，主要表现为产品价值链被分解，各国以优势要素参与价值链上的某一生产环节，进而参与国际分工。这种要素分工体系决定了最终产品的制造过程不再由某一国家要素所独创，而是以各方的优势要素共同参与生产，“世界制造”成为全球贸易的最鲜明特点。[9]以资本为载体的要素自由流动在世界市场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降低了全球生产的准入门槛，让发展中国家大受裨益。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化的最初推动者和既得利益者，却对当前利益分配格局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全球化更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发达国家则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输家”。二十余载发达国家持续走低的贸易和投资份额似乎印证了全球经济失衡的说法。然而，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了资本、技术等稀缺资源的拥有者必然是最大获益者，发达国家才是全球化进程的真正“赢家”。但发达国家内部也因此矛盾重重：全球要素分工让资本家获益的同时，亦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马太效应再次上演。资本流出和劳动供给过剩导致发达国家内部失业率的攀升和劳动边际报酬的下滑，让工薪阶层遭受失业和收入减少的双重打击。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经济不景气时候，利益分配失衡问题被进一步放大，更加激化了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情绪。
“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众多需求，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和新引擎，也是各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它旨在建立平等开放、均衡普惠的经济交流平台，推动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发展，让全球化更有活力、更具包容、更可持续。为世界繁荣稳定贡献中国力量，深入推进丝路经济带建设，探析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所在。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包容性全球化的理论逻辑
3.增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包容性全球化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前者是理论根基，后者是实践路径。换言之，共建“一带一路”的本质就是包容性全球化理论的现实演绎，其包容性内涵体现为如下几点：第一，遵循开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发展理念。[14]“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举措，本着开放创新与包容互惠的合作精神，在充分尊重各国自主权的前提下，欢迎所有有意愿的国家积极参与其中。各参与主体自主决断、平等协作，并于彼此尊重、相互包容中建立互商互谅、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开拓多元发展之路。当今世界呈现多元化趋势，各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应承认并尊重差异，兼顾不同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关切问题，探寻经济合作的最佳契合点，使更多人能在发展硕果中获益。依托多渠道发展路径，打造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国际合作格局，在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化的国家间开展平等合作，开辟一条和谐发展、共同繁荣的全新发展道路。第三，推崇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观念。文化交流被视作“一带一路”的灵魂，通过人文先行，加强了解互信，增进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文化交融与民心相通，成就国际合作的文明之路、友谊之路。[15]高树靡阴、独木不林，“一带一路”倡议在多重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下，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原则，齐聚力量促进外向型经济文化合作，共谱包容发展盛世华章。
总之，共建“一带一路”无论是理念还是实践均弘扬丝路精神，为经济全球化的转型升级提供新的历史契机和动力支撑，引领包容性全球化新时代。它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也并非地缘战略工具。“一带一路”倡议践行平等互利、协商共治的合作理念，助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与世界携手同行，“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16]，共创丝路繁荣，共襄合作盛举。
二、“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的关键要点与现实困境
(一)“一带一路”推动包容性增长的关键要点
发达国家民众把本国糟糕的发展局面归咎于社会精英的背叛和新兴经济体的冲击[10]，故而采取“以邻为壑”的保护政策意将祸水东引，这也是英国顺利“脱欧”、特朗普成功当选的最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全球化的道路并不平坦，甚至满布荆棘。但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全盘否定全球化的作用，而应把握机遇，积极引导全球化走向包容发展之路。
1.搭建国际合作新平台
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工程承包以国际重大项目居多，这类项目往往具有投资期限长、资金需求量大、经济效益回报慢等特点。所以我们要算好经济账、发展账、战略账，既要考虑投资回报的短期效益，又要兼顾经济持续增长的长远利益，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施策地规避投资风险，有效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损失。此外，丝路建设亦存在资金无法收回的风险。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速显著下滑、经济增长后继乏力，再加上受美国加息预期的影响，沿线各经济体面临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相互叠加的风险，汇率波动带来的负面冲击不容小觑。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风险也包括了通货膨胀风险，如也门、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等沿线国家物价波动剧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数据显示，2017年这三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就分别高达20%、13%、12.8%，其通胀程度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亚洲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基础设施落后，老旧设施和缺位服务难以满足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但又苦于资金不足无法推进基础设施的更新与改建，而原有国际金融组织对此也无能为力。[17]此情况下，各国迫切需要新融资机制来改善基础设施状况、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金融合作模式，构建跨境融资平台，畅通投融资渠道，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符合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18]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支持体系，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提高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也增加其社会民生福祉，这对包容性增长和社会保障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
应注重政府的作用。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首倡者与先行者，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从发展水平看，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头雁与排头兵，不仅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亦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毋庸置疑，中国政府是丝路倡议的顶层设计方与推动者，参与并主导“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由中国倡议成为国际共识，由理念愿景到现实行动，中国政府起到决定性作用。如今，共建“一带一路”已迈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我们应在确保丝路建设健康有序发展基础上，继续发挥好中共中央宏观布局、统筹规划的重要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19]要树立全局意识，不断优化完善顶层规划设计，着力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特别是维系社会公平、改善贫富差距的政策调控，加快解决全球发展失衡的问题。通过国家间的政策沟通和友好协商，增进彼此政治互信和经济互融，加深彼此了解和认识，循序渐进地推进国际交流合作，促进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
坚持市场化运作。政府间的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与前提，但最终建设成果却要经由贸易、投资等市场作用完整呈现。可以说，政府支持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而企业的积极参与有助于夯实建设的根基。两者缺一不可，否则丝路建设将变成外援项目，届时只会徒做他人嫁衣。[20]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不能忽视市场的作用，应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运作方式，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要“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21]。运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资源要素的有序流转与合理配置，有利于激发企业内在活力，夯实新时期国际互利合作的民间基础，从而推动“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此外，鉴于沿线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及所处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必然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辅以政府的示范引导、统筹调控作用，以有效弥补自由市场固有缺陷造成的“市场失灵”，让“一带一路”真正成为构建全方位、多主体、宽领域发展新格局的战略载体。[22]
基于宏观背景审视经济全球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世界经济增长，但在全球化进程中显露的诸多弊端则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阻碍。当前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全球化改革呼声正浓，全球治理体系也亟待调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肩负时代使命，敢于担当、锐意进取，努力为全球化的转型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破解全球发展失衡局面的伟大实践，是深化全球化发展及其治理体系的旗帜[11]，亦是架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纽带。根据《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将丝绸之路精神内涵纳入其中，积极打造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支持全球自贸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一带一路”以跨境基础设施为载体，加强合作各方的互联互通与经贸交流，旨在促进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实现沿线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希冀让全球化红利惠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12]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进沿线国家合作，共建包容发展和谐之路，引领包容普惠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我们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之路，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新世界。因此，“一带一路”其实是“丝路精神与全球化理念的有机结合”，是包容性全球化的重要尝试。[13]
一方面，完善法律法规。政府应依据共享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和市场特征，分析共享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完善法律法规，并支持和引导企业对共享经济进行有效规范。以“共享雨伞”为例，针对未按时归还、造成不同程度损坏的使用者应制定何种程度的惩戒制度，这些问题都是现阶段值得我们深思的。另一方面，政府要创新监管模式。政府应以包容性监管和多元化理念创新共享经济监管模式，走进市场、深入群众，适应时代发展，为共享经济提供高质量发展的热土。
对于全球治理战略选择，中国积极发挥大国作用，重视道义与责任，努力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同时强调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实际地位出发，承担和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公共品。[23]这种政策宣示反映出我国发展实力与世界对中国认知的偏差。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中国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良多，并有缘继续享受其后发优势带来的福利。然而，当前国际秩序乱象丛生，除却集体行动困境与搭便车行为，甚至出现美国将全球公共品“私物化”的倾向，公共产品的供给赤字或低效率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冲击。[24]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际社会期许，中国力所能及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引领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一带一路”建设乃新时期中国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品，它并非竞争排他，也不搞一家独大，而是谋求包容互惠、利益共享。“一带一路”传承“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的价值观念，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推动落实惠及全球的服务保障机制，以务实行动来展现中国责任担当。我们在尊重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坚持多方参与、多元联动，加强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良性互动，以此构建国际区域合作和全球贸易的新规则新秩序，从而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的典范价值。但是，也应看到我国在思想、文化、环境等软实力方面远未走进世界中心，国际主义精神的弘扬相对滞后，且在制度建设、组织领导的国际话语权仍显不足。[25]因此，我们要增强自信与责任意识，不断提高设置议题的能力，在对外提供“硬性”公共品的同时，也要加大“软性”公共品的供给力度，从而填补欧美发达国家公益性产品供给的缺位。
(二)现实困境
“一带一路”倡议将重塑公平互惠的经济全球化，这符合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得到了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但其推进过程依然存在如下现实困境：
4. 法律风险
1. 地缘政治
高居翰认为，“在山水画‘物化’过程中，使山水树木在素绢之上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当这种形式在观者心中能够引起他有异样的情绪，图画就有了取代实景的力量”[6]29。观察自然，宗炳采取“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2]252。不固定视点，以流动目光看待宇宙万物，追求“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4]1517的精神境界，因此，他扶床而卧，观想着无限的山水空间，去感悟内心，神游万象。“卧游”图景和心灵空间图像合二为一，同时互动生辉。可以说，“卧游”和心灵空间之间的联系是互为因果、彼此塑形，“卧游”的心灵空间可以展现出审美创造的生机和自然造化之妙理，使人的情感从中得到解放。
“一带一路”建设是项复杂的长期性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各经济主体之间沟通协商达成战略共识，还需要相关各国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然而，资源丰富的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历来是大国利益的交汇地和争夺的聚焦点，面临着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风险。恐怖主义、领土争端、核武扩散以及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等各类问题交织着信息技术与生态环境等安全隐患，又进一步加剧了其风险隐患，成为制约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稳健发展的桎梏。比如南海争端、萨德事件以及新晋的“印太战略”等诸多问题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均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情境教学法是由英国的应用语言学家在1930年和1960年提出和发展成型的一种教育理念。所谓的情境教学法，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创设或者引入以具体形象为主的场景，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起到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教学内容，提升课堂教学品质的作用。小学数学课堂的教育，引入情景教学法要针对小学生的心理特征，激发小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探索欲望，使其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相应的乐趣，起到提升教学质量的目的。
陈树清老师担任着我们这一届宏志班的班主任。那些同学远离父母异地住校求学。陈老师从学生衣食住行到思想动态、学业成绩……分分钟操碎了心。但陈老师说他是幸福的。当他看到这些来自偏远山区或小城镇的优秀学生孜孜不倦地苦读时，就想起了学生时的自己。他为能帮助和带领这些孩子去实现梦想感到幸福。
2. 战略疑虑
世界上一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崛起依然抱有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等说辞，总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怀疑中国借“一带一路”战略扩张自己的“帝国版图”。究其根本，在于各国之间缺乏互信基础，也由此对丝路倡议存有疑虑和抵触心理。[26]这些国家一方面感到需要搭载中国经济全面开放的便车，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创造的经贸发展机会，提高各自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在经济合作过程中被中国占据主导权，沦为“次要伙伴”地位，或是对中国过分依赖。正因如此，“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一定质疑与阻挠，而参与各方的基础设施项目，如公路、铁路网络建设就遭遇美国、日本等国的公然反对，特别是中国与某些国家的港口项目合作，甚至被赋予政治、军事含义。
3. 经济风险
要想说服他人，必须提前做好功课，也就是对说服对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为我作为支部书记，私下在不忙的时候也经常组织他们聚餐、文体比赛等活动，平时跟工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同时对他们的家庭情况也很了解。我在当天从井上施工返回后，单独找到了包某，和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心工作。
现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都设有严格的边界门槛，并以规则为导向制定各成员国的权责义务及争端解决条款，这必然会削弱其开放性和包容性。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与以上经济合作组织存在本质不同，它以发展为导向，具备动态开放、平衡普惠等特征。“一带一路”不设门槛限制，不局限于丝绸之路历史沿线，任何有意愿的国家或区域组织均可参与其中，这体现其开放合作的态度。“一带一路”倡议以亲诚惠容、公平互利为宗旨，坚持多元化合作机制，凝聚共识智慧，形成互动合力，共建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发展的新型合作平台。秉持开放发展、包容并蓄原则，实现各方力量与沿线各国的联动、包容、持续发展，深化经贸合作与文明融合，努力实现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的跨越。
根据病人辨证分型再加以配穴,如肝阳上亢,加太冲、太溪;风痰阻络,加丰隆、合谷;痰热腑实,加丰隆、内庭、曲池;阴虚风动者,加风池、太溪、太冲;气虚血瘀者,加足三里、关元、气海。每个穴位均用平补平泻手法,得气后留针20分钟。
“一带一路”战略版图横跨亚欧非大陆，各经济主体的法律制度、法律原则及法治状况均存在较大差异，各国的市场化程度与对外开放水平也参差不齐，彼此之间制度的持续性、稳定性和衔接性相对弱化，导致我们在推进丝路建设的过程中爆发各种法律冲突与争端。首先是因直接投资产生的合规风险。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蓬勃发展，我们将面临更多艰难的抉择，即如何正确地遵守国际监管规则和投资所在地的法律法规。沿线部分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因素的考量，会对境外投资主体设置苛刻的法律规定，这无异于提高了投资主体的市场准入门槛。[27]尤其是针对以跨国并购方式开展国际投资业务的公司，投资所在国有时甚至不惜借助“临时立法”来加以约束，从而使这些企业陷入法律僵局。其次是因一些国家法律不健全产生的风险。这些国家并不具备完善的法律制度，企业在所在地很可能遇到无法可依或是海关程序条款混乱等情况，容易形成很大的法律风险。最后是因知识产权产生的法律风险。知识产权保护日益成为当今国际投资贸易合作的一项重要标准，若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过程中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对其相关的自身合法权益保护不周、政策落实不到位，将导致知识产权方面的损失，继而引起各经济主体间的知识产权纠纷。
F2因子：Cu-Mo-Ni-Pb——矿化因子。这个因子对方差的贡献度也很大，为14.599%。在这个组合中，出现了原生晕矿化组合的中部、下部元素，从元素自身性质考虑，Pb为矿化中部的指示元素，Cu、Mo、Ni为矿体尾晕的指示元素，它们共存于同一组合有可能反映的是矿化的叠加关系，这就意味着深部还有良好的矿体，但这个组合也有可能代表一次独立地形成多元素的热液活动[7]。
三、东北亚经贸合作范式的路径选择
东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版图上的东方起点和重要枢纽，区域内共建“一带一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坚实的现实基础，不仅获得了古丝绸之路的文明传承，还是当今世界最具增长潜力的区域之一。[28]但是该地区同时也是大国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带，其任何区域热点问题都直接关乎中国核心利益。在错综复杂的大环境下把握“一带一路”倡议机遇，深化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提升区域内生驱动力，打造互利共赢、包容互惠的东北亚经济圈，成为该区域稳定有序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 积极开展“一带一路”与东北亚发展战略的对接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传统的零和博弈，而是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理念，推进互联互通网络建设，实现“一带一路”与东北亚国家战略的对接与协调，尤其是东北亚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合作，为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注入持久生命力。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通过积极开展“一带一路”与相关各方发展战略的融合，不断挖掘东北亚区域内部市场潜力，努力创造更多利益汇合点和优势互补点，携手构筑东北亚互信互助、合作共赢之路。
实施“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的相互对接，提升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诉求，更切合后危机时代两国战略调整取向。中蒙两国发展战略的有机衔接是双方基于历史和现实情况做出的积极决策，应当通过深化中蒙互利合作的发展共识，加强两国经贸合作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期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扛起两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任。中国已蝉联蒙古国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国十七余载，巩固和扩大双边贸易硕果必然成为两国考虑的重要问题。中蒙两国应发挥地理毗邻和经济互补效应，推进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落地，加快构建跨境经济合作区，拓展两国在贸易、产能、运输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中蒙两国的经贸发展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合作态势贡献力量。此外，两国都将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发展战略的重点突破口。[29]根据“草原之路”的战略构想，蒙古国投资建设总需求共计500亿美元，除却长达约1000公里的跨国高速公路和电气线路建设，还在蒙古国原有铁路基础上进行扩展建设，以便缓解其运输压力，特别是换轨压力。
“一带一路”与俄韩两国的欧亚经济联盟、“欧亚倡议”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不仅在空间范围存在重叠覆盖，而且具有一致方向、相同宗旨，均提倡通过交通物流运输建设，消除阻碍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藩篱。同时，中俄韩三方倡议都注重开辟海上运输通道，尤其是北极航道的开发，共建跨亚欧的陆海联运国际物流通道。推进“一带一路”与其余两者的对接交融，能够强化彼此经济发展活力，发挥相关战略的乘数效应。近年来，北极资源已被俄罗斯大规模开发利用，使北方海上通道(北极航道的东北线)的货运量持续攀升。[30]据俄罗斯官方统计，2017年其境内通道货运量近974万吨，过境货运量近20万吨，且航行时间比传统航线的行程至少缩短20天。但较中俄两国发展战略的实施进展，韩国的“欧亚倡议”却因历史因素和各种政治事件一直停滞不前。
(二) 加快推进东北亚自贸区网络体系建设
加快东北亚自贸区谈判进程，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推进区域内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体系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增强东北亚国家贸易竞争力、实现贸易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因此，应当依靠“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和有序扩容，承接东北亚国家的产业转移，着力打造多元化、创新型自贸区网络体系，拓宽区域发展渠道，进一步释放各国经贸合作潜力，促进东北亚国际市场深度融合，增进区域贸易和投资辐射力，为东北亚地区经贸合作提供新平台。[31]
以中日韩自贸区为例，2017年三国的经济规模逾15万亿美元，合计约占世界的20%，占东北亚地区的90%，且三国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高达8.4%，超世界均值水平2.3个百分点。依托中日韩自贸区平台建设，可以消除彼此贸易壁垒，助力跨境贸易便利化，进而整合东北亚区域经贸规则体系。扩大三国经贸发展共识，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发挥中日韩自贸区的示范引领作用，调整和深化东北亚经贸合作，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可以说，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对于盘活东北亚经济一体化棋局，并以此支撑“一带一路”有着重要意义。
2018年5月中日韩峰会中断三年后再度重启，打破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制约和外部力量干扰，为中日韩经贸合作打开新局面。但是鉴于东北亚国家的历史特点和现实情况，我们需要在尊重各方利益的基础上，继续优化和完善贸易投资环境，以创造性思维推动中日韩抑或是东北亚自贸区向纵深发展。第一，各参与主体要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增进经贸交流与合作，构建规范、普适的贸易摩擦和争端解决机制，有效排除贸易和投资障碍，从而提升区域经贸合作水平。第二，通过优化贸易程序、缩短通关周期来提高通关效率。着力推进东北亚沿边沿海地区的通关协作，实现不同区域、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执法配合。第三，注重发展自贸区范围内人民币结算业务，开展跨境货币合作，维稳汇率环境，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汇率避险渠道。
(三) 携手推动大图们江次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引领包容性全球化进程需要多边经贸合作的支持，然而目前大国势力交汇的东北亚地区仍然以双边互动模式为主，多边合作基础依旧相当脆弱。通过加强东北亚地区次区域合作，加强有关各方协调配合，促进区域合作由双边向多边模式转变，既是东北亚区域发展的关键领域，又是保障“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实施的重要构成。图们江区域位于东北亚核心地带，不仅是联系中、俄、朝三国的地理中枢，亦是中国内陆通向日本海的最近水路通道。图们江区域同时辐射东北亚、环日本海经济圈和中国东北经济区，汇聚中、美、日、韩、俄、蒙、朝等多国战略利益。
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TRADP)从提出起至今已走过27年光阴，且现已更名为“大图们倡议”(GTI)。作为东北亚唯一多边政府间区域合作平台，本应大放异彩、累累硕果，但是却受各国政治体制、物质条件和资源效率的影响，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32]回顾往昔：1991年10月图们江三角洲开发便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列为重点项目，并配有纽约和北京两地的图们秘书处。1995年11月中、俄、朝、韩、蒙五国又相继签署了三个图们江开发合作的框架性文件，自此TRADP开始实质运作。2005年9月《成员国关于大图们倡议的长春协定》的通过延长了1995年相关协议的十年期限，TRADP也被调整为GTI。[33]其间，各国政府针对GTI的区域合作虽有加强，但政府参与层级不高、融资困难、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仍未有根本改变。
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为图们江区域合作带来转机，不但为东北亚国家提供了金融支持，更强化了区域内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借助“一带一路”发展契机，进一步深化图们江区域合作机制，开启东北亚次区域合作新格局，最终形成区域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正反馈效应，助推东北亚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携手推动大图们江倡议，攻克图们江区域合作面临的重重阻碍，夯实东北亚多边合作基础。一方面，要增强各国的政治互信，提升图们江区域合作领导人会晤层级。充分调动各方参与GTI项目建设的积极性，将目前GTI参会人员从副部长提高至副总理，并就GTI建设优先领域和重点问题凝聚共识，做到统筹规划、有的放矢、切实可行。另一方面，拓宽融资渠道，破解资金瓶颈，加快图们江区域的互联互通。可以借助亚投行与丝路基金进行资金融通，推动中朝韩俄基础设施开发合作以及中国阿尔山至蒙古国乔巴山之间的铁路建设，改善图们江区域交通运输通道的物质条件，建立综合运输大通道，实现GTI运常态化发展。注重区域内部重要港口的配套设施的更新、改造，如珲春、扎鲁比诺、罗津等口岸建设仍然较为滞后，及时有效地满足沿边沿海基础设施需求，提高其交通运输服务能力，使之成为便捷高效、畅通内外的运输节点。与此同时，发挥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价值作用，加强边境地区与内陆腹地的联动发展，加快“长珲欧”班列开通建设，进一步提升我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带动内陆经济的转型升级，继而对图们江和“一带一路”倡议产生正向的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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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1-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90014)
[作者简介] 金成晓(1966-)，男，吉林舒兰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5-0083-11
〔责任编辑：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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