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若干创新观点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9)03-0072-08
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空前的、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近代中国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历来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抗日战争史研究得到了全面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研究领域得到不断拓展、深入，而且新提法、新观点迭见，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本文仅就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出现的创新观点作一综述。
一、有关西安事变问题
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多年来学术界并无疑义，都认为在发动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中，主角是张学良。张学良本人也曾多次在有关事变的回忆中承认这一点。杨天石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认为，事变的主角不是张学良而是杨虎城。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不是杨虎城，而是杨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包括王炳南、张文彬、米暂沉、宋绮云、王菊人、申伯纯等人。他们都深得杨的信任，参与机密①。在推动西安事变发生的合力中，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出色的统战工作，无疑是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走上联共抗日道路，最终能发动兵谏，实行“逼蒋抗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除了共产党外，还有哪些人在推动事变中起了作用，尚缺乏研究。2000年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了《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披露了前共产党人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罗章龙等在张学良部工作，策动兵变的情况。陈铁健对这些前共产党人在促成事变中的作用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他们对张学良的影响是积极的，是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因素。他们的作为，有功于中华民族，有功于抗日战争，这都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②。
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南京讨伐派问题。已有的不少论著都将何应钦视为讨伐派的代表，左双文通过对王子壮日记等新史料的考察，认为戴季陶是主战最力的人物，是讨伐派的代表。何应钦虽最初主战，但其后因宋美龄坚决反对开战，并随后不久就有何欲乘机取蒋而代之的说法传出，何应钦就不便再极力主战了，至少在表面上，主战的热情下降，并因军事行动迟缓而受到戴季陶等人的斥责。左双文还通过对“讨伐派”阵容的考察，认为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要人中，主张讨伐的有：戴季陶、居正、朱家骅、叶楚伧、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何应钦、吴稚晖、陈公博、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马超俊、熊式辉、程潜等，可能的有孙科、林森等。阵容可谓庞大③。
关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李义彬对此问题进一步作出考证，认为这个方针的制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的扩大会议，基调是“审蒋”、“除蒋”。时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坚持党的“逼蒋抗日”方针，没有赞同“审蒋”、“除蒋”主张，为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策略的反复和动摇是短暂的，中共中央经过对西安事变后形势的观察，认识到只有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才能有利于结束全国内战，实现全民抗战。12月19日，在认识趋于一致的基础上举行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放弃“审蒋”、“除蒋”主张，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此期间，12月16日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冲突”的电报指示，无疑对中共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起了积极作用④。
关于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学术界依据有关周恩来的重要著作所形成的流行观点认为：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不同意当天释放蒋介石，而张学良拉着杨虎城，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匆忙释放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占善钦依据台湾公布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并通过对其他材料的佐证和推导后认为，发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虽然早有释放蒋介石的筹划，但是在国共谈判成功之后才释放了蒋介石；周恩来对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知情并同意的，还提供了关键性帮助，但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是不知情的。占善钦还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中共长期以来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出于这样的考虑，没有论述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回避周恩来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张学良，有利于张学良的安全；同时还可以维持蒋介石“体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⑤。
二、中日秘密交涉问题
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之间的秘密交涉几乎没有停止过。对于国民政府同日本秘密接触的性质定位上，过去一般将其定位于妥协投降、委曲求全等贬低性词汇。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此提出了质疑。蔡德金具体考察了抗战初期蒋介石的议和活动，认为交战双方在不分胜负情况下通过交涉达成妥协，促使战争结束是允许的。交涉只是一种手段。既然是交涉，必然有妥协，妥协不等于投降。关键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在于看蒋介石准备作出什么样的让步。蒋介石虽对日本侵占东北采取默认态度，但蒋的基本原则是始终坚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反对日本的防共驻军。在国力和国际环境不足以达到实现收复东北的情况下，也只能以如此有限度的要求为恰当⑥。
杨奎松以抗战前期中日的秘密交涉为切入点，通过对陶德曼调停、高宗武和董道宁秘密赴日、孔祥熙与日本秘密接触、宋子良事件(日人称之为“桐工作”)以及蒋介石本人于1940年派张季鸾赴港同日交涉等个案研究，探讨了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认为在坚持抗日的前提下，蒋介石并不拒绝停战议和，但几乎所有与蒋介石直接有关的议和之举，均为日方主动。而蒋介石接受议和，除受内外形势压迫以外，通常又都是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所致。蒋介石对日议和是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为底线的。此外，作者通过查阅台湾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对照日方资料，认为许多传闻甚广的蒋日谈判，其实蒋介石并未参与其间，如孔祥熙和宋子良同日本的秘密接触等⑦。杨天石通过对日军在广州对蒋介石政权进行秘密谈判“诱和”的所谓“桐工作”的研究，认为此事对中方来说，不过是军统特务为刺取情报而采取的权谋，其派出代表的身份、出示的蒋介石亲笔文件和转达的意见都是假的；对日方来说，是为了诱惑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实现“巨头会谈”。蒋介石最初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汪伪政府成立后蒋认识到日方以谈判“欺诱”而主张“严拒”，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外交承认并没有立即关闭秘密谈判之门⑧。王建朗从1940年夏胎死腹中的中日交涉计划“张季鸾活动”有关档案入手，剖析蒋介石对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指出对关内，蒋坚持日本应干净、彻底撤军，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有时更进一步要求日军退到长城线以北。对东北，蒋表现出较大的妥协性，准备以特殊方法处理，但也不能简单以“出卖”东北名之。其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⑨。
刘会军通过对抗战、对日和谈和对外求援三方面内容的考察，结合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抗战局势，认为：(1)国民政府是抗战的。国民政府的抗战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与侵略者血与火的战争，而且体现在以对日和谈和对外求援的外交活动中。(2)国民政府对日和谈的目的主要是停战，即通过外交途径使日本停止对中国的侵略。但国民政府在谈判中表现出的以不坚持归还东北为条件的意向，实际上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妥协。它的目的是以一定限度的妥协换取日本退到卢沟桥事变前状态，或拖延日本侵华的进程。这虽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这种和谈对揭露日本侵略的本质有一定的意义。(3)国民政府在国际社会的活动虽然没有达到制止日本侵略的目的，但对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在外交上的积极努力，无疑推动了各国援华抗日的进程和力度⑩。
抗战期间，孔祥熙曾指导和主持过多次中日秘密谈判。杨天石认为，孔祥熙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的重要主和分子。对于谈判情况，孔祥熙有保留地向蒋介石作过汇报，但是，在一些关系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上却对蒋有所隐瞒。对孔指导的这些谈判，蒋介石大都持批评、阻遏态度，甚至用“以汉奸论罪”、“杀无赦”等言辞相警告。孔虽表面接受批评，暗中却继续活动。蒋介石虽也指导过几次秘密谈判，反映出他对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存有幻想，但相对说来，他的抗战意志比较坚决，“苦撑待变”、“抗战到底”是他思想的主导部分(11)。
三、关于皖南事变
以往多数学者认定皖南事变乃蒋介石之“蓄谋”，“皖南新四军不管走哪条路线，均避免不了蒋的袭击”(12)。杨奎松认为，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皖南事变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这是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且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它也与中共方面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拖延北移时间且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的巧合有关。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换言之，并不存在着美苏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人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国民党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的阴谋的情况。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在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13)。
杨奎松还重新探讨了皖南事变爆发的复杂背景，以此揭示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他认为，1937年国共两党达成妥协之后，在国民党方面把共产党的妥协退让视为输诚甚或投诚，而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必欲独立自主，力图最终取代国民党的实力领导地位，这就决定国共两党在随后的抗战期间势必会发生严重的摩擦与冲突。然而，在抗战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互相对待政策都是有变化的。国民党最终走向皖南事变的一个极为重要原因，是它以正统自居和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只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不易重新拾起军事剿共的办法，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14)。
四、关于豫湘桂战役
长期以来，人们几乎达成一种“共识”，即认为豫湘桂战役是一次“大溃败”，甚至称该战为“豫湘桂大溃败”(15)。温锐、苏盾从1944年正面战场的战略意图、战场得失以及它在客观上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影响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了1944年的中国正面战场，认为正面战场事实上形成了“东守西攻”的战略态势，随着滇西战场的胜利，中国战场摆脱了遭受东西夹击的局面，为1945年东线战场反攻态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东西两线得失看，整个正面战场还是得大于失(16)。姜良芹也认为，抗战后期的国民党战场在牵制、打击日军，并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挫败了日军的战略企图。以豫湘桂战役为例，不仅没有在实质上达到其战略目的，且大大增加了侵华日军自身的困难。(2)有力支援、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1944年4月，日本南方军向印度的盟军重要兵站英帕尔发动攻势。英军告急，要求增援。蒋介石在日军进攻河南的紧急情况下，决定反攻缅北。结果，中国远征军在豫湘桂战役期间，始终未回调一兵一卒。这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无疑是个了不起的贡献。(3)支援、配合了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所以迅速，其中原因，有一点就是由于1943年至1944年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指向国民党战场，特别是日军1944年春夏实施的“一号作战”，集中了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80万的2/3于国民党战场，大大减轻了华北、华中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压力(17)。
余安平具体探讨了豫湘桂战役之得失，认为该战对日本来说当然是一次胜利，却是一次得不偿失的“皮洛士胜利”，中国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日本发动空前规模的豫湘桂战役，在1944年的春天，是极不合时宜的。当时，作为法西斯首强的德国，已处境险恶。而此时的日本法西斯侵略集团，已处于风雨飘摇中。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借瓜岛之战新胜余威，马不停蹄地对日全面反攻作战。中国战场国共双方已处于反攻前夜。第一，日本“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路要冲”的目的，并未完全实现。第二，日本“摧毁敌空军主要基地，制止敌军空袭帝国本土以及破坏海上交通线等企图”的目的远未实现。第三，日本“摧毁重庆军继续抵抗的意图”，永不可能实现！日本“胜仗”的代价却是总崩溃的加速！第一，太平洋美军利用日本兵力空虚，迅速突破“绝对国防圈”歼灭日本海军主力，危及日本本土安全。第二，利用关内日军主力参加豫湘桂战役，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空前发展，严重威胁日军后方。第三，日军不顾兵力不足、战线太长的弱点，“劳师以袭远”，进一步暴露了固有弱点，加速了自身灭亡。第四，日军大量抽走关东军精锐师团，使这支战略总预备队失去价值，迅速被苏联红军歼灭(18)。
徐江虹则认为，对中日两国来说，1944年战局的发展给双方都带来了至关重大的影响，是抗日战争伟大转折的一年，这个转折以日本侵略军发动的豫湘桂会战及其影响为标志。(1)豫湘桂战役的结果是日本侵略者从战略防御向最后灭亡的重大转折。从表面上看，日本侵略者似乎达到了它预定的某些战略目的，但从全局和实质看，却是一场得不偿失的作战，其战略防御全局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正面战场东线的失败虽然损失严重，但它对中国军事整体力量并不是致命的打击。(2)豫湘桂战役的结果是中国正面战场从战役失败到战略反攻的转折。一方面西线的中印缅战场中国军队反攻不断发展并在1944年底取得了缅北滇西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打通了中印国际交通线，为战略反攻准备了有利的支援条件；另一方面，东线豫湘桂战役的作战牵制了大量的日军，使日军无法抽出更多的兵力加强太平洋战场，也减轻了中国敌后战场的压力，这对太平洋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3)豫湘桂战役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从渡过困难向战略反攻的伟大转折。1944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的发展和有利于它的战略态势的形成，与正面战场作战所形成的敌我战略态势是息息相关的。由于日本侵略者从它的占领区抽调了大量兵力来进行豫湘桂作战，使敌后解放区的压力相对减轻，人民抗日力量就利用了这一时机和条件，在已开始的战场反攻基础上，展开了敌后解放区的内线反攻和外线进攻(19)。
五、关于中国抗日战场的划分
长期以来，大家一直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只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范德伟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有第三个战场，即中缅印战场，这个战场是由中、美、英三国共同领导的，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将中缅印战场作为一个独立的战场，有利于增进对抗日战争的了解。(1)中国的抗日战争，存在一个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过程。(2)中缅印战场反攻的胜利，是中国抗日战争反攻的契机。(3)中缅印战场是国民党战场的派生，它应从属国民党战场；从指挥系统和英美军的直接配合作战来说，它又不属国民党战场，而是一个独立战场(20)。
曾景忠将滇缅战场定位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西线战场”，理由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战争的方向大致从东向西，以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为基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线均在东面，中国西部是安全可靠的后方。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攻缅甸和滇西，使中国抗战处于东西两面夹击的态势。中国被迫从东线抽调大量兵力用于西线滇缅战场，迎击和抵御入侵之日军，以绝对保障西南后方的安全。这成了中国存亡攸关的问题。将滇缅战场称为西线战场，有利于加深对中国抗日战争后期战局的认识，也有助于加深中国坚持抗战艰苦性的认识(21)。
过去一般将敌后战场抗战与中共军队敌后抗战等同起来。莫岳云、郭铁认为，敌后抗日战争应该包括两个部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22)。关于两个战场，张宪文认为，过去我们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这两个战场称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共所统辖的部队也曾在正面战场作战，而国民政府军事机构也曾辖有两个敌后战区即苏鲁战区和冀察战区，也有相当一批国民党军在敌后作战(23)。
六、其他问题
“远东慕尼黑”是国内史学界指责英美等国为绥靖日本而不惜出卖中国的一个长期沿用的说法。构成“远东慕尼黑”的主要内容包括：1939年策划召开太平洋会议，英日有田—克莱琪协定及封锁滇缅路事件，1941年美日谈判等。王建朗对上述内容分别加以考评并得出结论：这些都构不成“远东慕尼黑阴谋”。他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美的远东政策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对日妥协的倾向，1939年有田—克莱琪协定、1940年滇缅路禁运以及1941年的美日谈判皆是这一倾向的具体表现；一是援华制日的倾向，1939年美国宣布中止美日商约，1940年初英美宣布对华贷款，1941年美国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并对日实行重要物资的禁运，中英之间开始有关军事合作的商讨，皆是这一倾向的具体表现。在这两种倾向当中，历史的发展及后人的研究已经证明，援华制日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理论上说，随着援华制日越来越成为政策主流，妥协倾向就应该逐渐衰微，退出决策过程。但现实却不是如此地简单。当英美正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抗战对于他们的重要战略意义之时，当他们给予中国越来越大的援助之时，仍不断发生着重大的对日妥协行为。英美的对日妥协确是曾对中国的抗战产生过不利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对于这种妥协应予以指责和批评，但英美远东政策的主流是援华制日。可以说，在东方重蹈慕尼黑的覆辙，并非英美领导人的主观愿望(24)。
对于敌后国民政府军的游击战与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之关系，过去一般都强调二者之间磨擦的一面。莫岳云、郭铁认为，二者的关系，首先是合作关系，主要是战略配合，也有战役战斗配合。敌后战场国共两党抗日游击战互相配合、互相协助、互相依存的关系，始终占着主导地位。而彼此间的矛盾、磨擦和斗争，则居于次要地位(25)。杨秀春、陈振生也认为，国共两党因共同的民族利益走到一起，开展了广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并且坚持在各自分别领导的基础上于一定时期、一定形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国共合作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因为各自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走向分裂，从而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26)。刘贵福以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探讨了抗战中期的国共军事合作。中共发动百团大战有打破日本进攻西北计划、影响全国战局和击敌和友、加强国共合作的战略意图。在百团大战中，国民党晋南部队给予八路军以一定的配合。在中条山战役中，中共军队也应国民党请求，在敌后出击，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这种配合反映出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历史事实(27)。
国共合作有无共同纲领问题。过去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次合作没有共同纲领，并把它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之一论及。沈海波认为，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即是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其理由是：第一，“共同纲领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前提”，这在毛泽东、张闻天、王明抗战爆发初期的讲话中都有所表述，也可见中共中央文件。第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两党都对共同纲领做过酝酿，中共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实际就是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具体纲领；蒋介石提出成立同盟会时，也表示要讨论共同纲领。第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与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且为中共所拥护。第四，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坚决地执行了《抗战建国纲领》，并且以这个纲领作为孤立和反对顽固派的武器(28)。齐虎田则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共同纲领，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三民主义，即对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理由：(1)国民党坚持以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的最高纲领。1938年4月3日发布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总则第一条指出，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2)中国共产党愿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再次向全国郑重宣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3)抗日战争的实践进程也表明，三民主义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指导思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与纲领(29)。
正面战场有无反攻阶段问题。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只有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而无战略反攻阶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人提出正面战场也存在战略反攻阶段。但对于反攻阶段的起始时间，论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看法。(1)贺新城认为，从1944年初起，除敌后战场外，中国军队在缅北滇西等战场已进行局部反攻。只是由于中国海军空军力量薄弱，反攻主要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收复失地和配合盟军作战(30)。(2)邢丽雅认为，1945年是日本法西斯彻底灭亡的一年。从这一年的年初开始，由于日本在华军事行动的不断失利，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反攻，以及苏日关系的变化，使得日本不得不在中国战场实施战略收缩，集中兵力，做最后的垂死挣扎。随着日本战略收缩行动的开展，国民党军队也进行了一定的反攻，对配合盟军作战，和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31)。(3)苏盾、杨静、李继华等认为，1945年春夏老河口、湘西两大战役形成反攻，8～9月则为全面大反攻，并延续到9月2日、10月10日，乃至年底(32)。(4)刘五书认为，1945年4月，国民党抗日战场打响了湘西战役，其标志着国民党军队战略反攻的开始(33)。
“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34)这是国内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对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所作出的最具权威的说法。黄爱军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就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而言，抗日战争无疑是取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胜利，但就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言，抗日战争虽然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解放的进程，但它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这主要表现在：中国没有完全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未能实现收回香港主权的目标；在雅尔塔会议上中国再次被当作战败国而被瓜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使外蒙古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苏联还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权。黄爱军的结论是：抗日战争并非是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因为我们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与解放(35)。
注释：
①杨天石：《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
②陈铁健：《历史功罪向谁论——〈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读后》，《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③左双文：《西安事变后的南京讨伐派——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中心的再探讨》，《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④李义彬：《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⑤占善钦：《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⑥蔡德全：《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评〈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段论述》，《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⑦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⑧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⑨王建朗：《尘封下的真相：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⑩刘会军：《论1937至1941年国民政府对日和谈与时外求援》，《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
(11)杨天石：《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12)见房列曙：《皖南一九四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13)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4)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15)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
(16)温锐、苏盾：《重评一九四四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
(17)姜良芹：《试论抗战后期的国民党战场》，《齐鲁学刊》2000年第6期。
(18)余安平：《豫湘桂战役再评析》，《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
(19)徐江虹：《豫湘桂战役地位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0)范德伟：《中缅印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三个战场》，《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21)曾景忠：《试论中国抗日战争的西线战场》，《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2)(25)莫岳云、郭铁：《试论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关系》，《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23)张宪文：《关于抗日战争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24)王建朗：《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一》，《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26)杨秀春、陈振生：《国共合作之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7)刘贵福：《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以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
(28)沈海波：《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29)齐虎田：《试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问题》，《忻州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
(30)贺新城：《论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1)邢丽雅：《抗战后期日军的战略收缩与国民政府的军事反攻》，《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2)苏盾、杨静：《再论中国战场的战略反攻》，《安徽史学》1997年第4期；李继华《也谈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33)刘五书：《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34)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35)黄爱军：《抗日战争并非是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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