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贸易区论文,前景论文,跨大西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3月11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准备就建立一个新的跨大西洋市场（连接欧盟和美国的巨大的自由贸易区）与美谈判，委员会副主席利昂·布里坦还表示，希望谈判尽快开始，并能在1999年年底前结束。5月20日，布里坦在华盛顿发表的讲话中再次提出建立跨大西洋市场的建议，并对谈判如何进展提出了初步设想。欧盟方面的有关提议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TAFTA)的构想上来，而当今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趋势，无疑又为重新考虑这一构想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现实性和必要性。
一、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构想的酝酿
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由来已久，欧美的政、商、学各界曾多次对外表示过他们的有关想法。早在七八十年代，美国国会领导人，如艾尔·厄尔曼和比尔·布雷德利，就曾提议过建立某种形式的美国和欧共体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1989年，经济学家加里·赫夫鲍尔提出，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地区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将是继乌拉圭回合完成后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必然的一步。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欧美关系面临新的调整，美国在此背景下提出了“新大西洋主义”，此后，加强欧美之间的经济联系受到了更多的关注。1991年《华沙条约》解散后，美国国务卿贝克与欧洲委员会主席迪洛斯开始就新型的跨大西洋合作交换意见，其中就有关于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的讨论。
90年代中期，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提议进入了紧锣密鼓的阶段。1994年初，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首席执行总裁罗特提出了建立“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想法；尔后，美国驻欧盟大使艾森施塔特和欧洲委员会驻美代表团的团长范阿吉特也分别表明了类似主张。1994年年底，英国国防大臣里夫金德出马提出了建立“新大西洋共同体”的设想，这表明欧美关系的发展将出现一个新的转折点。此后，关于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提议便纷纷出台。1995年3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英时，明确阐述了建立“北大西洋自由贸易联盟”的必要性；4月，英国首相梅杰访美时提出，美国和欧盟国家之间应签署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以消除贸易限制；5月，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在向企业界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时敦促美欧“做出解决并最终拆除阻碍大西洋两岸商业的所有非关税壁垒的保证”，共同努力建立环大西洋自由贸易区；6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欧时发表政策性讲话，表示支持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在12月的马德里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签署了《跨大西洋新纲要》，同意加强两岸经贸联系，并就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进行了讨论。
不只是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其他成员国也都表示要与欧洲伙伴共同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意向：1994年，墨西哥就已和欧盟就共建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开始磋商；同年12月，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在访问巴黎时表示了他关于建立一个广义的欧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想法；1997年7月，墨西哥和欧盟又签署了3项与正式谈判有关的基础文件，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等对此都已表示全力支持。
二、关于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战略考虑
从上文可见，欧美双方就推进跨大西洋自由贸易进行合作的意向在冷战后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方面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也由它们各自的利益所驱动。
（一）欧美的共同利益。首先，两极格局终结后，巩固冷战的胜利成果并应付国际犯罪、恐怖主义和环境污染等的“全球性挑战”，成为大西洋两岸的共同利益。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越来越引人注目，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为了使由其主导的现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被打破，欧美双方也有必要在各个层面上加强联合。上文述及的《跨大西洋新纲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签署的。
其次，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上升并渐居主导地位。一方面，以北约为纽带的一度紧密的军事同盟已不足以使后冷战时代欧美关系得到巩固，于是建立一种更为正式的、以经济合作为主导的条约型或协定型的关系便被提上了日程。另一方面，在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程度显著减轻的情况下，欧洲逐步摆脱过去那种以在经济、政治上对美国让步为代价换取美国军事保护的被动局面，越来越不愿付出这种代价，从而使欧美之间的经济摩擦日趋加剧。为了避免矛盾激化、两败俱伤，修复并拓展大西洋两岸的经贸关系并相应地设立“争端预防机制”就成为当务之急，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应运而生。
再次，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世界需要制定出规范市场力量和市场行为的明确和可实施的准则，掌握制定这些规章制度的主导权便日益成为国际竞争和合作的出发点，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正是基于这一点（注：〔英〕《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1998年3月2日。），欧美力图共同掌握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主导世界经济自由化的方向。正如它们在《跨大西洋新纲要》中申明的：“我们有责任加强多边贸易制度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领导贸易与投资市场开放的工作”，为此，欧美决定将“为多种贸易创造机会和进行合作”，“通过削减或逐步取消妨碍彼此之间商品、劳务和资金流通的壁垒，建立一个跨大西洋新市场”。因此，欧美是本着对自己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责任”的认识，“以身作则”地推动世界贸易的自由化进程。正如赫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竞争力中心主任托马斯·J·迪斯特伯格指出的，“国际贸易体系是以北美—欧洲为轴心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进一步的深化也势必要由这对伙伴来推动”。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向多极化、自由化的迈进，区域化和集团化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北美、西欧和亚太三大区域经济集团“三足鼎立”的态势已经形成。然而三者中，代表着世界经济新增长点的是亚太，其经济一体化组织规模的扩大、成员数量的增加、独特的“APEC方式”的形成以及亚欧会议的召开，无不表明亚太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为了迎接亚太崛起带来的巨大而严峻的挑战，欧美双方也迫切需要加强大西洋两岸的联合。
（二）欧美双方的自身利益。欧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许是促使它们加强彼此合作的更大动力。
就美国而言，同欧洲加强联合首先是为其“欧洲战略”服务的，因为美国在欧洲有着重大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离不开欧洲。从战后初期开始，美国就陆续通过实施或力图实施“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新大西洋主义”和“第二个马歇尔计划”，介入和控制欧洲事务，争取在欧洲继续存在并在联盟中担任政治领导角色。在当今国际经济和政治更加密切结合的背景下，美国为了打入所谓的“欧洲堡垒”并实现其经济利益，更要强化在欧洲的经济地位。
然而归根结底，全球战备才是美国的最终目标，欧洲战略只是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而已。冷战后，美国虽然仍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但为了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确保对世界事务的领导地位，也必须寻求欧洲盟国的支持与合作。因为一方面，虽然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打开比之跨大西洋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能给北美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注：汤姆斯·J·杜斯特伯格：《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华盛顿季刊·春季号》(Thomas J.Duesterberg."Prospects for an EU-NAFTA Free Trade Agreement",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1995年，第71-82页。），但出于“政治性和战略性因素”的考虑，欧洲仍是美国的重点；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欧洲竞争实力的逐步增强给美国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积极组建以自身为主导的区域经济集团以便获得一体化效益来与之抗衡的同时，也采取了加强欧美联合的策略，既可以打入欧洲市场以从二者经济一体化的效益中分羹，又得以继续驾驭欧洲实现其全球战略。
就欧盟而言，也有基于自身利益的多方面考虑：第一，伴随一体化的进程，欧盟自身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且已成为世界一极，但其独立防务的力量羽翼未丰，为了保证经货联盟建立后一体化继续推进所需稳定的外部环境，为了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这一目标，仍然需要借重美国的力量，需要美国在欧洲继续存在并与美国保持和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和联系，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则是把欧美更紧密地连结起来的纽带。第二，同美国一样，欧盟之所以要巩固和发展欧美关系，也是为牵制亚洲。近年来，随着东亚经济的兴起和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日趋加强，于是欧盟对美国“过分关注”亚太市场深感担忧，因而在积极推出“新的亚洲战略”的同时，急切希望通过改善欧美关系来减缓美国向亚太地区倾斜的势头，特别是在美国国内又出现了“意欲从国际事务中脱身”的“孤立主义浪潮”的情况下，欧洲更是迫切地希望加强大西洋两岸的合作。第三，面对持续已久的经济停滞局面，欧盟领导人已深感长期实行区域贸易保护的弊端。为此，他们在制订旨在提高私营部门的主动性、灵活性和开放性的新政策的同时，也已开始考虑引入并强化竞争机制，将贸易自由化纳入紧急计划之内，希望通过削减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壁垒、拓展北美市场来带动本区域的经济发展。
三、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可能性
欧美良好的愿望还需建立在现实可能性之上。就目前来看，将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变为现实，存在着诸多有利条件：
（一）欧美双方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正在趋同。一个时期以来，为了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欧盟内部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色彩”（注：徐波：《西欧经济趋向美国化》，《经济日报》1997年4月14日。）。例如：宏观调控上出现与美国趋于一致的紧财政、宽货币的松紧配合；越来越重视资本的作用；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等。有人将这种自由主义倾向称为“美国化”，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这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必由之路。不管哪种说法正确，欧美的经济模式正在趋同和靠拢这一点是事实，而这无疑可以为双方的谈判与合作提供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基础。
（二）欧美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存在着相似性。欧美双方要素禀赋相似，市场经济发达，产业结构都趋于高级化，这些因素决定了欧美之间水平分工和产业内分工的发展程度比较高，部门内部贸易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双方内部存在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给自由贸易的推进带来的阻碍比较小。
（三）欧美双边经济关系深广而且较为平衡。欧洲和北美的经济依存度已经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区域间的经济依存度，这尤其体现在贸易和投资的双边关系中。在贸易方面，1995年美国向西欧的商品出口额为1324亿美元，占商品出口额的18.4%，从西欧的商品进口额则为1477亿美元，占商品进口额的17.6%。1996年，美国向西欧的商品出口额为1372亿美元（其中向欧盟的商品出口额为1248亿美元），仍然超过向亚洲（不包括日本）的商品出口额（1354亿美元）而保持首位；同年，美国从西欧的商品进口额为1616亿美元（其中从欧盟的商品进口额为1463亿美元），也仍然是仅次于从亚洲（不包括日本）的商品进口额（2128亿美元）而位居第二（注：《现代商业概览》(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1998年4月。）。在投资方面，欧洲和美国互为最大的投资伙伴和赢利场所，1994年，欧盟对美国和美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额分别为2850亿美元和2560亿美元，分别占外国对美投资总额的57%和美国对外投资总额的42%。欧洲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近15%是由美国公司在欧洲制造或是欧洲从美国进口的，而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原产地为欧洲的占13%强（注：汤姆斯·J·杜斯特伯格：《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华盛顿季刊·春季号》1995年，第71-82页。）。从中可以看出，欧美的经济联系不但紧密、广泛，还颇为平衡，这种平衡性意味着在谈判中，双方的经济利益较容易平衡，这对于双方达成相应协议有着重要意义。
（四）欧美之间的贸易壁垒已处在较低的水平。欧盟和美国之间大部分领域的关税水平已在5%左右或者更低，且水平较为接近，如欧盟和美国的工业品加权平均关税分别为3.6%和3.5%。乌拉圭回合协定的完全履行将使彼此市场的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大，例如，两者之间的关税将削减近50%，最有争议的农业方面的补贴和关税将削减1/3以上，两者之间流通的所有商品中将有40%以上免税。同时，几乎所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税变动都受到约束，必须经过协商。这些都为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区域内商品的免税流通创造了条件。乌拉圭回合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它推动了欧美在以往那些有争议问题上的协商：双方同意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同意将针对削减补贴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商讨，在将服务贸易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的问题上也达成了一致，并在消除电讯和大型电子设备方面存在已久的分歧上取得了进展。不管是这些成果本身，还是双方在商讨、协调、合作方面取得的经验和技巧，都为日后进行关于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
（五）在微观层面上，欧美双方企业界的联合也日趋紧密。席卷全球的大企业购并浪潮至今方兴未艾，而在云集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欧美，则更是高潮迭起。近来，诸如戴姆勒—奔驰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联姻”，西门子公司购下西屋电气公司等的事例都颇为引人注目。企业界联合的加强，正是欧美之间经济日趋融合与渗透在微观层面上的具体表现和缩影。对此，《华尔街日报》曾写道，“将来，成为大西洋两岸关系支柱的是商人而非政治家”。（注：[德]《柏林晨邮报》1998年5月11日。）
除了上述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这几点以外，地缘政治因素也将提供有利条件。欧洲国家和美国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立法体系和价值观念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已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先期工作；欧美都崇尚自由民主的经济原则。基于此，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比之范围较大的多边的世界贸易组织和任何其他区域协定，更易成功”，相对来说，“欧洲或北美或亚洲伙伴的谈判则将由于经济、文化、政治的差异而极其艰难”（注：汤姆斯·J·杜斯特伯格：《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华盛顿季刊春季号》1995年，第71-82页。）。
四、双边谈判面临的障碍
双边谈判面临的障碍中，包括内部的和外来的。内部障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两个区域经济集团在一体化制度安排上的不同，例如，两者在组织形式、运行机制、一体化程度、成员国数量、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跨大西洋合作意味着这两个区域集团将融合在同一个自由贸易区之内，因而这些差异的存在，在客观上将有可能使欧美双方在某些问题的解决方式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从而给谈判、协调带来困难。另一类内部障碍是由于欧美各自利益不同引起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双方对某些敏感行业的保护程度仍然很高。这里所指的敏感行业首推农业，因为农业一直是导致双方贸易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也是乌拉圭回合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据估算，即使完全履行乌拉圭回合的决议，欧盟和美国对农业的保护折成以关税（未加权）表示，仍将分别高达75%和30%（注：周涛：《世界区域贸易自由化趋势简析》，《国际观察》1997年第6期。）。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高技术产品领域中。近年来，商用飞机、音像产品、环境技术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保护和补贴，如何针对双方在该领域的贸易摩摩建立一个适用而可行的争端解决机制，也将是个很大的挑战。欧美还各有一些“关税高点”在乌拉圭回合之后仍然保留着，如欧方的大型卡车、木材、铝等，美方的组织品、服装、陶瓷制品等；双方也都还保留着与它们各自的南部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税优惠。再有，欧美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争端，本来就是乌拉圭回合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在世界贸易组织主持下达成了基础电信、信息技术、金融服务贸易等方面的协议且欧美都为这些协议的签字方，但如何消除双方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具体分歧，仍然十分棘手，而21世纪服务、信息业贸易的迅猛发展将有可能进一步加深这方面的矛盾。
2.谈判涉及的各个成员国并非都对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采取赞同的态度，分歧不易克服。就欧盟而言，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成员国一直对此持保留态度，例如在1995年的马德里会议上，欧盟的15个成员国中有9个反对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致使最后在“行动计划”中删去了有关内容。与此同时，以法、德为代表的一些欧盟成员国为了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减轻对美国的依赖，还强调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重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则非包括政治、文化和安全等在内的全方位合作。就美国而言，政界采取的态度也颇为“暧昧”，国内出现了“孤立主义浪潮”，“本国派”的势力日益壮大，他们与“全球派”观念相左，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不相信自由贸易总会有益，也不赞成全球主义的政策，致使国会至今仍未继续授予总统以对外贸易谈判的“快速处理权”，这自然也会成为谈判启动的障碍。
3.欧美双方在谈判中，存在着将自身的战略和利益置于优先地位的倾向，不可能倾注全部的热情和精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长期以来，尤其是在电信、农产品、航空和音像制品领域的市场准入问题上，双方的贸易大战不断，摩擦激烈，不愿轻易让步。第二，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毕竟还是个较为遥远的目标，目前，欧美双方都以发展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为先。例如，美国领导人正在着力于使其“新经济周期”得以持续，欧盟则将80%的精力放在内部一体化的建设上。第三，在意欲加强跨大西洋合作的同时，欧美双方也都在积极进行各自的对外扩张，以扩大世界市场份额和争取全球经济主导权。目前，欧美正在为抢先与第三方国家和地区建立和深化区域联系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在亚洲地区，欧盟正在推行其“新的亚洲战略”，力图加强在亚洲的经济存在，美国则在其“亚太新战略”的指导下，加快实现“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在拉美地区，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在呼吁国会赋予他更大的权力处理国际贸易问题，力图使原定于2005年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能在2000年前建立，欧盟则在力争与南方共同市场于1998年完成有关审议并提前近10年于1999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针对美国向北非的经济渗透，欧盟还在积极地推进“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美国则极力将欧盟的这个“南下战略”纳入北约的框架以便加强控制。
所谓外来障碍，是指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招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批评。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如果欧美现有的经贸关系基础再通过集团联合的方式加以巩固，势必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严重威胁，这种“西方堡垒”或是“富人俱乐部”的形成无疑有碍于公正开放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前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萨瑟兰和世界贸易组织首任总干事鲁杰罗也指出，欧美这两大集团一旦结合起来，不管其开放度如何，都会在客观上形成与多边贸易体制对峙甚至凌驾于其上的局面，削弱多边贸易体制的职能和威信。
五、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前景与影响
（一）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前景。随着世界经济自由化、一体化的推进以及欧美更善于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非没有可能。迪斯特伯格对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前景比较乐观，也提出了一些旨在促进谈判顺利进行的建议，如要以更长远的目光来看待许多短期的和局部的经济利益；应设法将议题限定在诸如投资、关税高点、知识产权等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上；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形式与时间安排应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相符，等等。
（二）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影响。1.对欧美的影响。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把大西洋两岸的产业推向更激烈的竞争局面，由此，在经济效率和产业效益得以提高的同时，也会促进欧洲和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由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被削减，更多可选择的产品被提供，大西洋两岸的消费者的利益将得以增进。总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将给大西洋两岸创造更多的贸易、投资和就业机会，从而给欧美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例如，据欧盟委员会估计，欧盟将在头五年里每年因此获得多达1650亿美元的收益。
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将使大西洋两岸本已深厚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得以巩固，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中心的欧洲和北美，将“重新树立起其在世界经济中明确的领导地位，这种领导角色是任何其他国家和区域集团所不能担任的”，同时，它们也能“在加强政治事务的领导作用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注：汤姆斯·J·杜斯特伯格：《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华盛顿季刊·春季号》1995年，第71-82页。）。
2.对世界的影响。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阶段，不同的区外国家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急于接近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如现在迫切希望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拉美国家，它们无疑是想从中分享经济利益以增强自身的实力；另一种是积极地筹建、扩大或者深化自己的区域集团，如一些亚洲国家则是加强自身同别的区域集团相对抗的实力从而在国际竞争中立足，近几年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关于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后改为EAEC）的倡议虽然遭到美国的反对，但东盟和中、日、韩十国会议的召开表明这一倡议已付诸行动。
由此可见，如果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建成，则在短期内，各大区域集团在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争夺世界市场竞争将会加剧；然而从长期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洲际自由贸易区，必定会为洲际自由贸易的谈判做出示范。最终，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亚洲主要贸易国（地区）将不会“长期将已置身于这个包括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的40%到50%的新集团之外”，日本除了加入这个集团外也“别无选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作为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回合，将推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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