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遗留的经济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过去了，有些经济理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遗留给新年探讨。这里就其中三个问题发表点见解。
国有企业改革非同小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和工人阶级的归宿，应当加快完成。不同性质的企业面对的是同一市场，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只认竞争是唯一权威。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实质是竞争方式，市场上竞争的成败早在企业内部就注定了。因此，国有企业必须采取私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叫国有企业私营方式。
全国范围内的国有企业改革始于1984年冬季。原计划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可是一进行改革就觉察到比原来估计的要艰巨和复杂得多，所需时间也要长得多。难就难在国有企业不象集体农业那样可以个体经营。集体农业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和手工工具、畜力，只要采取分解法，实行分田到户、联产到家，建立家庭承包责任制就可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却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不可以分解开来由工人一家一户承包经营，必须保留集中生产、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的特性。这样，要确立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这两方面的正确关系、全面调动和协调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应有积极性，就是极大的难题。这便是国有企业历经12年改革仍然令国人忧心忡忡的缘由。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本世纪末要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虽然只剩下3年时间了，有一定难度，但还比较容易做到。因为这毕竟是改制问题，而且只是要求初步建立，也不等于一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一定要马上达到扭亏增盈的目的。可是，若要使国有大中型企业限期大面积转盈增盈，难度就大了。我们只能知难而进，必须有这个期限。因为“增强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①a]如果再无限期地或长期地拖延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有必要先辩明廓清几个不利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观点。
1.我国的改革已历经18年了，已不存在急于求成的问题，指导思想上应当有时代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快改革步伐，加大改革力度。时间拖得过长，不仅会加大改革成本，还会拖坏改革之风，使一些腐败因素剧增，导致改革的社会环境恶化。当前我们所讲的经济改革，实际上主要就是讲国有企业改革。改革进程缓慢，也就卡在国有企业改革上面。93年以前都提要加快改革步伐，94、95、96连续三年不提了，只提深化改革。因为国有企业改革碰到重重困难，就无可奈何般地付诸自流，“花开花落两由之”，是对改革失去自信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消极表现。改革加快和经济过热是两码事，不能把经济降温等同于改革放慢。任何时候提加快改革步伐都不会错。要加快改革就要加大改革力度，但力度如何加，应当有主次之分，当前应当把力度加大在搞活国有企业上，而不应当加大在加重国有企业负担上。只有先把国有企业搞活了，国有企业才有承受其他配套改革的力量。否则，改革每前进一步，企业负担加重一层，企业活不了，也受不了。所以，第一步先加大改革力度搞活国有企业，第二步才加大改革力度搞好其他配套改革。
2.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现代企业制度，其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应该是现代公司制企业，即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这一点中央已有明确决定：“现代企业按照财产构成可以有各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①b]在这些现代公司里实行法人财产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就必然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内涵特点。有学者把这四个特点定义为现代企业制度，是不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是个范畴性的概念，只是说这是一种现代的企业制度，即具有以上特点的现代公司制。已有的不论盈利与否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都可以改建为公司制企业。至于上市公司应该是少数，而且必须经过严格审计核定确是连年盈利的。新投资拟建的大中型企业，一开始就可发行股票融资，不必都要国家独家投资建成后再改制为股份公司的。
3.如何抓大放小应该有比较明确的规定。至少要规定：（1）如何正确划分企业的规模。我认为应当按企业资产额结合职工人数来划分。如果按企业总产值来划分，就会把那些投资额大、雇工人数多而经营不善、产值小的企业判为中小企业。国有企业重要的是国有资产经营问题；（2）由谁来抓，从中央到地方是一级抓、两级抓、三级抓，还是直到乡镇级级都抓。（3）怎么抓，抓什么。没有这方面的必要规定，范围不明，责任不清，力度不当，地方上就难免会有瞎抓、乱抓、不抓的现象，一年复一年，抓不出名堂来。突出的问题是县这一级是否也要“抓大”。县级也有地方国营企业，也有相对大小之分。如果每县都要抓一批“大”的，那末中央与省要放的小企业一般都比县级的企业大，这关系怎么处理？对全国大多数县来说，应该是少“抓大”，多“放小”。
4.国有资产在流动与重组中，如有流失问题，应当区分正常流失与非正常流失两种。假定一个原资产1亿元的企业，因长期亏损又无望转机，现在决定出让产权，出让前清产核资中扣除自然损耗和精神损耗后确定剩余资产为8000万元，进入产权市场后，若按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低于价值的市场价格出卖，损失1000万元，这是正常的流失，道理就象时装换季后打折出售一样，是奈何不得的，破产的企业卖不了好价钱。这类企业产权出售时虽然有所损失，但比起长期瘫着不断蚀本倒贴，是值得的。若人为地做手脚，有意压低市场价格出售所造成的损失，是非正常的损失，要防止和追究责任。不作这种区分，按产权市场原则正常交易造成的损失也不容许，是有碍于国有资产的流动与重组的。
5.应当分别改革与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中，总是把改革与发展混同起来，而往往又将发展取代改革。只要回忆一下或查阅一下这场改革的理论史，就会发现理论界有不少出尔反尔、前后矛盾的理论观点。好象理论工作不需要有严谨一贯的逻辑似的。发展性的深化认识和纠正性的改变观点是可以的，然而不是这种情况。大家都承认，国有企业实行一切改革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增强活力，改善经营，提高效益。因此，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抓主要矛盾，搞活一些差的企业。80年代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可是到90年代以后，把改革重点逐步放到盈利好的企业上了，如试行股份制就专门挑好的，现在搞国有资产流动与重组，组建企业集团，有的地方也专门挑好的，对差的企业改革兴趣不大，有抓好放差的情况。企业经营好，为什么急着去“改革”呢？好的企业为融资、为增力改建股份公司或组建集团公司，属企业的正常发展扩张，哪个国家也这样做，不属我们所讲的改革范围。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应以好的别改坏、坏的要改好为原则。好的企业要听其助其自然发展，万不可靠行政手段人为地去动员、强制“改革”，去创什么为改革而改革的“成绩”。全国近7万个国有工业企业中，好的企业已剩下三分之一了，对它们要慎重从事，搞得不好有濒临绝种的危险，应当列入“一类保护”，保护其兴旺和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非同小可。改革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和工人阶级的归宿，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49年没收官僚资本，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企业中解放出来做了主人，现在若让大批工人重新回到私有制企业里吃饭，吃的虽然是自己的饭，碗却是私有制企业提供的，味觉肯定会不一样。各级领导“守土有责”，也应知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应当加快抓紧国有企业改革，力争3—5年内基本完成。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市场化，使其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不是一般具有，而是完全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责权利，能够实行现代私有企业一样的经营管理方式。这种改革目标模式可叫国有企业私营方式。企业因投资主体不同，可以是国有的、集体有的、私有的、混合有的，但经营方式必须是相同的。在竞争场上对方可以“铲球”、“合理冲撞”，你却君子气，非输不可。因为各类不同性质的企业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要受同样的市场规律的作用和市场机制的调节。“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①c]，在交易中不会因人而异、分别予以优惠或歧视。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参与者“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权威”[②c]，竞争规律总是作为“强制规律”[③c]对每个企业起同样作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来“竞争斗争是通过使产品便宜来进行的”[④c]，“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地位。这种地位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⑤c]所以，为了成为赢家，一切企业的经营管理无例外地都要服从市场竞争的需要。可以说，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就是一种内在的市场竞争方式。竞争不在市场开始，而是在企业内部开始，并在企业内部已注定竞争的胜败。市场上的胜败只是公开表示企业竞争活动的最终结果罢了。这就不难明白，同是一个国有企业，为什么交给外商经营就能扭亏为盈的道理所在。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根子不在“国有”，而在没有市场竞争所需要的经营管理。有人之所以错误地迁怪到“国有”上，也是因为国有企业长期没有这种竞争型的经营管理方式，就以为与“国有”有内在联系。我们不能再犹豫了。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意味着千百万职工的生活无法得到改善，在何去何从的忧虑中。尽快转换经营机制，采用现代私有企业一样的经营管理方式，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真谛所在。
国有企业采取现代私有企业一样的经营管理方式，有三点特别重要。一是各级政府一定要保证党中央决定的企业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权限得到完全的实现；二是把各级管理人员放在市场机制上运动，一方面实行高薪制，改暗拿为明拿，变吃喝为节俭。他们的薪金应和盈利额联系，规定一个比例。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年薪百万的明星企业家。另一方面，让那些经营无方的管理人员背上“十字架”；三是银行必须先行企业化、商业化，要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实际是亏损企业的赈济机构的局面。银行是经营货币的特别企业，掌握市场经济的神经，对其他企业的兴衰有决定作用。若自身不先商业化，无法促使亏损企业改变状况。银行是目前全国负债率最高的企业。国有企业欠银行的钱，实际就是银行欠储户的钱！
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是消费市场需求不旺。银行储蓄增加与商品仓储增加相应。双储双增是居民少消费的结果。造成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不是供给过大，而是供方的一系列市场过失行为令消费者倒胃口，遏制了市场需求扩大。要启动房地产，必须防止炒风故伎重演
经过1993年的暴胀以后，1994年以来就处于收缩结壳状态。但中国的经济是胀也难受，缩也难受，只是感受点不同。暴胀时主要是消费者难受，通货贬值，物价飞胀；收缩时主要是生产者难受，银根难觅，货流不畅。最佳状态自然是不胀不缩的适度、稳定、持续发展的中和状态。然而这又极难做到。暴胀急缩都不可取，比较可取的是偏胀或偏缩。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应取以偏胀为主的发展战略。
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全面增长的主要矛盾是消费市场需求不旺，供方普遍感到生意难做。一方面，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巨大，逼近4万亿元。另一方面，厂商产品仓储量增加，资金短缺，债台高筑，生产过程难以正常循环与周转。正象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描绘过的那样：“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象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①d]为什么这些大腹便便的厂商今天一个个变成象饥渴中的鹿了呢？完全是咎由自取。造成今天这个局面的直接原因不是供给过大，而是供方一系列市场过失行为令消费者倒胃口，遏制了市场需求的扩大。他们不是把消费者当上帝，而是当羔羊宰，当傻子骗，最终自绝于消费者。可以说，市场需求不旺，银行储蓄和商品仓储这双储双增现象的发生，是广大消费者反抗供给者坑蒙拐骗行为的一种报应。哪一天把消费者真正尊为上帝，提供优质服务和优质产品，改变“无商不奸”的形象，哪一天才有希望招徕广大消费者，扩大市场需求。须知，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关系中的主动者，总在需方。要把商品变为货币，就象龙虾脱壳一样是很困难的。马克思就警告过：“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象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②d]我国现在不是有许多厂商摔坏了吗？吃一堑，长一智，应当接受教训。
现在不少人认定房地产需求可以启动市场繁荣，这肯定是对的。但要成为现实，需要供方的理智和冷静。如果故伎重演，以为炒房地产的时候又到了，黑心再炒一番，必定会继续走进陷阱，会有更多的资金被套住。
市场需求的扩大是普遍的、相关的，但在一定时期必定有几种甚至一种商品是纲类商品，对市场起纲举目张的作用。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汽车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汽车上去了，钢铁、橡胶、玻璃、电子、油漆、皮革等相关产业都带动上了。汽车制造业成了真正的支柱产业。我国要扩大市场需求，就要选择好纲性商品。按照我国现阶段的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消费次序只能是先房后车，即先买住房后买小车。房地产上去了，会直接联动钢材、水泥、玻璃、砖瓦、家俱、电器等一起上，引起新一轮消费热。现在城镇居民几乎都有了电冰箱、电视机等，若买了新房，必定会内装修后更换内设备，如新冰箱、新彩电、新家俱、新空调机等。所以，房地产在我国当前属纲类商品是明显的。可是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自1994年以来一直不景气，至今积压量达5000多万平方米，被套资金800—900亿元之巨。再以房地产为龙头产品，岂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就要看房地产商的市场行为了。有迹象表明，房地产商已开始酝酿不轨之图谋。有的“权威人士”也在报纸上预告，商品房价不会下降。前面已说，市场上的供需关系中占主动地位的总是需方，商品需向货币频送秋波。你要坐待高价而沽，需方是否愿意上钩？坐等三年了，供方还不是独守空房！经济学家认定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要为房地产商做广告，充当推销员，而是道明城市居民对房地产的广泛需求会对房地产业、建筑业有推动作用，应当利用好这个契机。这种潜在的社会需求能否转变为现实的市场需求，这就要靠房地产商、建筑业主的操行了。整顿和优化市场是关键。否则会再次自绝消费者。
第一，商品房结构应与需求结构相当，以建城镇居民住房为主。前几年，为追求高利大利，花园别墅、写字楼盖多了。海南省被套的100亿元资金中，大部份套在这上面。有多少洋人、富人购买？盲目性很大。
第二，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走价廉物美、薄利多销的经营道路。住房是家庭中最持久耐用的消费品，属百年大计，需求者特别讲求楼房品质。成本要尽量降低，清除各种费外费、税外税的不合理成本因素。除政策规定的税收外，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伸手向房地产部门、建筑部门收税收费。与楼房质量、居民收入水平相比，商品房售价普遍过高，令人望洋兴叹，抑制市场需求。主要原因是层层道道乱加价加费，使成本超出实际成本的50%左右。1995年与1990年相比，每平方米房价平均上涨150%。结果是套住自己而套不到消费者。
第三，改变销售方式，实行按揭贷款。这几年流行集资盖房。这种先付款再建筑后给房的办法应当取消。一方面单位负担重，品质又难保证；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商品买卖原则。因为单位也帮助“出一点”，产权归单位，职工只有使用权。大家当记得，最早是斯大林只承认生活消费品是商品，我们批评他保守，不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可是我们今天商品房买卖中不转移产权的做法，实际是把住房当作半商品，这是一个退步。住房既要商品化，就应当是完全的商品，由消费者全价购买，一次支付有困难，就由银行提供按揭贷款。分期付款年数，新加坡是25年，香港是20年。我国大陆若定10年，买房者就会大增。一次付清或先付款的购买方式，是太落后了。
第四，房地产价格主要应由市场调节，按供需关系上下波动，不能采取行政手段强压人们高价买房。现在空置商品房数量大，有人不是把责任归咎于供方，而是归咎于需方，怪需方有钱为什么不买房。因此主张用提高房租的办法压使居民买房。这种强制办法是不相宜的。住房低租金福利分配制是与低工资奉献制相适应的。要改变得先改变低工资制。高房租总是高工资的反映。房租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率总是随工资的增高而提高的。低工资高房租会严重影响购买者的生活。例如同是扣除30%的房租，对1千元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1万元收入的影响。现阶段要大幅度提高工资，国家和国有企业的财力都是办不到的。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的一些人为什么总是为房地产商着想而不为广大居民考虑呢？实际上，买房者并非是因为出于“租房不如买房”的计算，不买房者也并非是因为作了“买房不如租房”的比较，主要是衡量自己的购买力。一般租房者原本已缺乏财力，提高房租后又如何使他们有财力购房呢？还有一个奇怪现象是，我国市场上的供方大多数是高价的守护神，只知涨价而不知降价，哪怕是长期滞销的商品，如我们这里所讲的商品房，也宁可长期厮守者。这固然是因为银行贷款可以呆帐赖帐长期不还的缘故，更主要的可能是我国的厂商基本不懂市场经济所致。不给经营无方的厂商背上十字架，恐难形成一支出色的企业家队伍，也恐难有健全的市场经济秩序。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灵活地充分利用好各种市场机制，扩大市场销售以赚取更多的利润，是通常的经营之道，哪能搞守株待兔式经营。
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是共同发展中速度参差不等所致，要正确对待。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重要的，缩距应在其次。任何地区的发展，若不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速度应当是越快越好，差距因此扩大也应感到高兴，因为这终将有利于推进全国发展，实现共富裕
把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扩大视为严重问题而不断呼吁急需解决的某些学者，去年又把这个问题升级为重大政治问题诉诸于全国舆论了。如有的学者以前南斯拉夫为例，说明前南斯拉夫区际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扩大，是走向分裂的经济根源。因为发达地区抱怨欠发达地区拖了他们的后腿，而欠发达地区则认为发达地区是依靠欠发达地区的廉价能源和原材料发达起来的，不发达地区则认为名义上接受了发达地区的援助，实际上是发达地区在剥削他们。于是发达与不发达地区都想独立，南斯拉夫就因此解体，内战大规模爆发。援用南斯拉夫之例是要告诫我国人民和政府，要以南斯拉夫为前车之鉴，高度警惕，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缩小地区间差距，内战就不可避免，分裂就在所必然。真是危言耸听，令人战栗。
前南斯拉夫的解体，还有前苏联的解体，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是不是主要因为地区经济差距扩大所致，国际问题专家，特别是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是清楚的，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一个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和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缩小与扩大并不存在必然的对称联系。如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可以是一个国家分裂的经济根源，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统一的经济动因。这种正反不同的两种典型例子，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都可以找到，不必具体指证的。所以，一个国家的分裂不是单用经济差距问题可以说明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而且各国的具体情况又不一样。前南斯拉夫本来就是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黑山等6个共和国和伏伊伏丁那、科索活两个自治省组成的联邦国家，生活在25万5千多平方公里土地上的2100多万人口中包含30多个民族。据美国学者丹尼森·拉西诺（Dennison Rusinow）在一本书中说，南斯拉夫的地区性的民族矛盾是千百年存在和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虽然1918年取得统一，但由于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习性、党派社团等方面的不同，原各小国和各民族仍然保持相当大的距离，名为联邦，实是邦联，一种缺少向心力的凑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可政治军事权力却掌握在塞尔维尼亚人手里，于是常常彼此寻衅，互相冲突。自然地理也很特殊，内部各国地形阻碍不便交通，而便于与欧洲其他国家往来，各自受国外影响大，也常受外国入侵。所以南斯拉夫人通常以战士著称而缺少商人。1945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铁托虽然在政治、组织方面尽力使南斯拉夫强化统一，但并没有根本解决民族矛盾，加上经济改革的失败，管理体制的过于分散和政治多元化，使固有矛盾加剧。权威人士一走，就作鸟兽散，各自独立谋生路去了。可是既然独立了，为什么还要战火不断呢？这也说明不单是经济问题引起的。
我国国情与南斯拉夫完全不同，没有可比性。胡攀瞎比，只能为少数企图分裂祖国的民族败类提供虚妄口实。
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问题是存在和需要解决的。但不能用过去那种名为“社会主义”实是平均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要富大家富，要穷大家穷，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观点和应有态度。有的学者不仅是用平均主义的观点来看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问题，而且还要呼唤传统的计划经济重新出来帮助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问题。因为他们指望和强调解决这个“当务之急”的问题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解决办法“不是扩大而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虽然也说缩小贫富地区差距的思路不是“压高就低”、“杀富济贫”，但要求政府“通过国际通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投资重点分配制度，促进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说得很明白，把缩小地区差距的责任交给中央政府，交给国家财政，交给计划经济，就是不交给市场经济。中央政府和国家财政又该怎么办呢？除了重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别无选择。用“抽肥补瘦”的办法，从“发达地区”集中来的财政作为资金实行开发建设“欠发达地区”的计划。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今天，投资不问市场、不问效益、不问财力、不问时机、不问序列，能达到预期目标吗？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前40多年时间里，地区差距问题基本不存在，提出市场经济没几年，问题就突出来了，应当多问问市场才对。要发展，最有效的是要争市场、创市场、有市场。
如何看待和处理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扩大问题，还需要再研究。既讲东中西部地区差别问题，就应该按纵向地理位置将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大体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从黑龙江到海南、广西一线14个东边或沿海的省、市、自治区为东部。其中广西原应属中部，但它沿海，又毗邻东部，就划作东部。因为东部往往指东边和沿海省份；从内蒙到贵州一线7个省、自治区为中部；其余9个省、自治区为西部。对地区的划分，只能大体按各省、市、自治区所处的地位方位，而不能随心所欲地按个人意见越位整合。有的学者一方面讲地区差距，另一方面又按收入高低将不同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归类编组加以讨论，如将新疆和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划为一组，将青海和河北划为一组等。这是讨论怎样的地区差距？是东西部，还是省际？如果是后者，就不必叫地区差距，直接叫省际差距得了，不要再提什么东西部。
作了以上大体划分，就看看我国地区经济差距情况。以下是1995年我国各地区各省、市、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的增长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995年我国东中西部各省市GDP比上年的增长率与人均GDP（美元）
资料来源：按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计算。
从上表可以看出：（一）各地区多数省份的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增长率，只有少数省份如东部的辽宁、海南，西部的贵州、青海低于全国增长率。这说明各地区各省份都以较快的速度在发展，所谓差距和差距扩大，是大家都在发展中的差距和差距扩大，不存在我进你退、此上彼下的问题；（二）东中西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792与418和355之比，即东部地区是中部的1.89倍，是西部的2.23倍。如果看个别省份，最高的上海是2097美元，是最低的贵州216美元的9.7倍，是次低西藏281美元的7.46倍。差距是有些大。但还应该看到，这是低水平的差距。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除上海、北京、天津三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千美元之外，其余都在1千美元以下。就是在讨论地区差别扩大问题最惹人眼热的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这6个东南沿海最发达的省市，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不过是903美元，仅比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74美元高出57%。如果参照我国的台湾省和即将回归的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我们当会有另一番感慨。请看下图（下页）：
从下图看，香港、台湾与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落差很大，是二三十倍的差距。相比之下，大陆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不过是低水平线上的小波浪而已。真是：在平地上看土堆就象高山，站在高山上看土堆就象平地。看到低水平中的这点差距就难以容忍，认为已严重得不得了，国家将要分裂，是“当务之急”，这种心态对我国今后的发展究竟会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当站在时代经济成就的高峰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不仅要看到大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还要看到大陆与香港、台湾的经济差距，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一重要的是发展，尽快发展起来。各地区能同步自然是最理想不过的，若因基础、环境、交通差别等等客观原因而显示发展速度有参差进而导致各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差距扩大，也并非是坏事。若A地区发展速度为8%，B地区发展速度为15%乃至20%，A地区应感到高兴，不能因为别的地区发展比自己快就忿忿不平起来。不论哪个地区，只要不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的，如有可能，发展速度越快越好，差距越大越好。大陆若能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崛起几个象香港、台湾那样发达甚至超过的地区，绝对是好事。（1）可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2）可以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以便增加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投入；（3）发达地区可以积聚大量资金到欠发达地区直接投资。现在我国东部地区虽然比较发达，但仍然缺乏资金，都在千方百计扩大引进外资，还不到资金可以大量内投的时候；（4）可以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5）可以培训欠发达地区更多的技术、管理人员。一些地区先发达起来了，暂时扩大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从大局和长远看，对欠发达地区是有利的。把东部地区的发展看做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剥削”，是一种非经济观点。试想东部若下禁令：不用内地的劳动力、原材料，不“剥削”内地，内地又当如何呢？王永庆在漳州投资30亿美元建火力发电厂，就拟购买澳大利亚的煤矿，不用中国内地的煤，这对我们内地就更有利？东部利用内地的资源若是国家计划低价调拨的，是可以提出意见来的，若是市场性的配置，那是无话可说的，只有通过完善市场和调控市场来解决。
我国各地区人均GDP（美元）
图中第一方柱为香港人均GDP，22854美元；依次而下是台湾，12043美元；大陆30省市，574美元；大陆东部14省市，792美元；东南6省市，903美元；中部7省，418美元；西部9省区，355美元。香港、台湾为1994年数字，大陆为1995年数字。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总的发展比较快，主要有以下三个有利因素：
1.东部地区商品经济在历史上就比较发达，大都市比较多和集中，市场经济意识比较强，经验也丰富，浙江、福建、广东本是出商贾之地，出洋经商的也不少。
2.地处沿海或江河出口处，具有内陆省份不可有的河海交通资源，这是国际经贸交往最必要又不可替代的地理条件。5个特区、浦东新区都在沿海，开放城市也在沿海沿江居多，就是这个原因。当今世界经济实际还是海洋经济或叫蓝带经济，凡有良港，海洋运输方便的城市或国家，经济都比较发达。我国的东部沿海省份有这个优势。
3.外商投资的热点。因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特有条件，投资效益相对内地一般要高得多。因此引进外资的90%左右集中在沿海东部地区。福建省引进量在沿海各省中属中等，截至1995年底实际到位的累计也有137亿美元，“九五”期间又要争取实际引进150亿美元。这是东部地区发展速度快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外资，东部又会是另一种局势。
这三个因素今后仍将起作用，东西部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很大。面对很难避免的严酷事实，与其张扬经济差距扩大的矛盾，不如去做好经济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思想准备。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和梯度推进不是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别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省都做不到平衡发展。试问：中国有哪一个省不存在贫穷地区和富裕地区的差距？自己一个省都平衡不了，一个国家就容易？说“皇帝还有三家穷亲戚”，是有些道理的。当前和今后要紧的是两件事：一是尽快解决全国6500万人尚未温饱的温饱问题，除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之外，可以捐资捐物；二是要有计划地发展交通，建立东西部快速高速交通网络，使内陆地区沿海化。只有发展交通，才能改善内地的投资环境，才能开始真正谈得上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时候。道义是代替不了经济规律的。不然，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漫长岁月里，西部经济早就该比东部繁荣了。所以，在今年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部的问题主要是改善、提高，而不是急于缩小与东部的差距问题。此话虽不中听，却是可能不幸言中。
注释：
①a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①b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①c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3页。
②c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86页。
③c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是把竞争规律称为“强制规律”。
④c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86页。
⑤c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97页。
①d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58—159页。
②d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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