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能指及其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上的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中国论文,后果论文,文化论文,文学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09-10-16
在中国的世界性影响日益增长之时，我们不仅仅需要展示中国式的经济增长经验，而且需要展示更加根本的文化方面的特色。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究竟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是需要我们了然于心的问题。而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搞清中国文化的性质。
关于中国文化的性质，已经有很多角度的描述和深入分析。我们要引入的是符号语言学的角度。中国文学与文化建立在汉语的基础上，汉语本身造就了中国文学及汉语写作的特点，并因此在整个中国文化上打下其深刻的烙印。符号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发现、厘清和说明中国文化的这些特异之处，并且有助于我们将这种发现传导到外部世界。
能指的差异是汉语与西方语言最大的差异。由索绪尔定义的符号学把语言看做一个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符号(词语单位)由两部分组成——能指和所指。能指(signifier)是指示者，是有意义的符号中的物质载体；所指(signified)是被指示者，是能指所指代的意义。这样，索绪尔符号学对符号的材料资源与符号的文化含义作出了区分，尽管他反复强调能指与所指就如同一张纸的两面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观察一种特定的语言是如何利用它所拥有的物质资源构成能指，并且对所指造成影响的。
一种语言能指所能够使用的物质性媒介材料及其可塑性越丰富，它的表现性也就越好，但每种语言的媒介材料及其可塑性是不同的。
罗兰·巴尔特1974年访问中国后得出一个印象：中国能指稀少①，这当然包括汉语的能指。这是汉语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汉语语音方面的能指资源比一般西语少很多，汉语中到处都是同音词，也就是两个以上的词共用一个语音能指，这在西方语言中很少见，并构成了操西语的人对汉语的首要观感。
当然，汉语并不缺能指，否则怎么可能生产出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尤其是如此优秀的文学？汉语缺乏的其实是西方语言学意义上的能指。西语的能指概念直接就是音位。索绪尔视野中的语言学对象是拼音文字语言，是拉丁语、斯拉夫语等语系中的西方语言，他把能指定义为“音响—形象”。所谓“音响—形象”就是有特征的音响，能够区分意义的音响，即音位。也就是说，语音就是能指，对于西语而言，能够区分音位就搞懂了能指，也就搞懂了语言的意义。西语是以一词一音为基础的，理论上说，有多少词就有多少音位，当然实际上也有少量的同音词。西文的文字是语音的符号，起标记语音的作用，没有独立充当能指材料的功能。但汉语不同，它有大量的同音词，存在着大量一音多词现象，这一点从西方语言学角度看，就是缺少能指。然而，汉语虽然有多得难以计量的同音词，但它并没有造成表达的混乱，因为它的能指不只是语音，还有文字——以象形、指事、会意等为基础的、先是图像性后来发展为表意性的文字。比起西语，汉语的语音能指数量的确少一些，但在汉语中，文字也担当能指的功能，起着区别的作用。当我们理解一个汉语词的时候，经常要借助于文字才能弄明白。Cháng shì这组音节到底是指“常事”还是“尝试”，是需要通过文字来区别的。所以汉语能指的真正特点不是其匮乏，而是其构成的特异性。
汉语的能指不只是“音响—形象”，更是一种语音—文字混杂的能指系统，其所指也不只是与“音响—形象”对应的概念意义，在“音响—形象”之外，还有方块图形文字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因此，汉语的能指数量不能仅靠对音位数的统计得出。当我们提到“汉语”这个概念时，必须把一种声音和图形混合的系统作为其能指系统，它经过语音以及语音与文字的结合，构筑起一个丰富的能指系统。也就是说，同一个(组)音节(也就是西语意义上的能指)实际上负载了许多不同的所指，可以构成许多符号或词，而且这种情况很普遍。西文中也有同音词，但数量很少，不构成“能指稀少”的特点。西文的同音词大部分只要靠语流通过上下文就可以区分。例如英语的sound(健全；声音；测量)，这个词的三个意思其实是三种词性，“健全”是形容词，“声音”是名词，“测量”则是动词，因此在句段中区分它们并不困难。而西文的同音词与汉语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的书写方式是相同的，不存在语音以外的区别手段。西语的同音词同时也是同形字；汉语同音词非常多，但汉语的能指除了语音外，还依靠书写、偏旁这些图形因素，以及多音词的各种组合对彼此作出区分。结果是，虽然与西文一样，汉语仍然有极少数同音同形的能指存在，但绝大部分能指通过“音—形”系统是可区别的。对于“bái chī现象”这个词组，仅靠语音很难分清到底是白吃白拿的现象，还是到处是智障者的那种白痴现象，你必须说明那是哪个chī。但一旦加入图形文字要素(“吃”或“痴”)，它们的区别性又是清楚无误的。而这种文字和语音混合的能指，其数量是极其丰富的。传统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就靠这样一种丰富而特别的能指所构成的符号而焕发光彩。
汉语是一种与西语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笔者认为，罗兰·巴尔特对这种语言缺乏了解是他作出上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判断的原因。从符号上看，同音词众多和“音—形”混成的能指构成方式，是汉语的两个突出特点。
汉语符号系统的这一特征产生了以下三个文化与文学上的后果。
第一，发达的书面语及其对文化的影响。语言是文化认同的根，统一的语言是统一民族国家的基础。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的语言，他做的不是统一中国语言的发音，而是统一汉语文字系统；在发音不同的条件下实行“书同文”，全中国用统一的文字。其实按中国当时的传播技术条件，各地方言在语音上差别很大，是不可能统一的，人们互相之间就像在讲外语一样，这种情况现在仍然存在。“书同文”促成了书面语发达，文言成为高雅文化的象征，认字以及用不同于口语的文言写作，成为特殊文化阶层的标志。盛行说话的地方是低等文化衍生的地方，比如话本小说一开始就是这种低俗文化。书法成为一种艺术，因为中文的方块字具有图形的效果。
第二，辨认汉语符号的时滞现象造成了一种以领悟和品味为特征的文化。汉语能指的复杂状况使得对它的辨认需要同时调动语音的和图形的两种记忆。仅仅听声音往往不足以辨别词语，甚至视觉成为更佳的辨认方法，因为一旦看见词语的书写方式，其能指的所有要素就都出现了。所以，在汉语中，人们说“看书”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说“读书”。上述状况造成了能指辨认中的时滞现象：人们并不能仅靠声音就能马上确认符号，而是需要在书写和声音之间反复推敲品味，通过相对较长的时间确定其所指。尤其在复杂的隐喻和微妙的换喻语境中，对符号的辨认同时也是对上下文的建构。这种辨认中的时滞现象使得操汉语的人习惯于在见到词语和文本的时候反复吟咏品味，习惯于一种对语言的特殊反应模式——领悟，而不只是简单的对号入座。作为一种言语模式，它对汉语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悟”是一种诗性文化必备的意识基础。
第三，谐音现象盛行所产生的隐喻文化。汉语充满了同音词，它成了一种明显的语言现象。所以谐音就成了许多汉语文化现象的一个根源，也是汉语文化创造的一个动力源。古汉语中的同音假借是非常复杂的解释学现象，它制造了无数学术上的争议和乐趣。最重要的是，它创造了诗的文化。雅各布逊说，“诗歌功能就是把对应原则从选择轴心反射到组合轴心”[1]182，也就是说，诗玩的是一种对应性游戏，通过语音的重现和呼应来排列组合，从而达到隐喻。诗当然是隐喻，问题是，它可以通过谐音获得隐喻，这种隐喻才能发挥雅各布逊所说的突出“信文”的审美功能。拉丁语系、斯拉夫语系的诗也玩谐音游戏(参看雅各布逊《语言学与诗学》中的例证)，但它们的资源远远不如汉语丰富。所以，从语言学本身，我们就可以证明“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文是一种诗的语言”这两个扎实的命题，因为汉语能指本身就成了诗歌文化大量产生的温床。古代为了搜集诗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政府部门(乐府)；诗歌创作是唐朝科举考试的必答题，考生的汉语水平表现在他的诗歌意识和能力，也就是谐音的操作能力上，因为这是汉语的奥秘。李安的电影《色戒》，其英文译名是“lust·caution”，lust译出了“色”的意思，但caution却只译出了“戒”字在这部影片中“戒忌”的一面，而没有“钻戒”的一面。在英语中找不到一个同时具有这两个所指的词语，这就使这个译名大打折扣，损失了至少一半的关键信息。这种微妙只有在汉语里才能体会到。今天在网络上，纸面媒体上，电影电视中，以及各种演讲的场合，同音词游戏盛行，这是中国式幽默、智慧、领悟的来源，它无比快乐，甚至许多西方人也正在积极参与进来，当然前提是他们要懂汉语。
现在是估价这样一种汉语文化和文学在当下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的时候了。它对全球文化意味着什么？对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逻辑能不能产生以及能够产生什么矫正作用？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遇到了危机。尼采说，形而上学的后果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20世纪以来，西方人觉得他们处在尼采的诅咒中。西方文化的危机也是西语文化的危机。笔者发现，从汉语文化的视点去看，形而上学的以下弊病是可以避免的。
第一，在者化。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是通过把存在变成在者而形成的。把存在变成在者实际上就是把不可言说者变成可言说的，甚至可测量、计算、可实证的，把存在实体化。按德里达的观点，存在的在者化是通过“在场”的幻觉形成的。德里达说，形而上学的根在语言中，逻格斯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语音中心主义，形而上学通过对语音和现实物一对一关系的强调，制造了形而上学本体就在现场的感觉。但汉语仅仅靠语音是不能完全地完成表达的，因此它并不那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汉语的思想文化相信在语言和它所指及的东西之间有一种不相称的关系。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庄子说，大美不言，得意忘言。汉语文化从来不在言语上找存在的证据，而是追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2]205，言语只在打开境界上有高下，但境界不是在者。
第二，科学理性的盛行。科学理性是形而上学的伴生物。科学理性相信，顺着正确的逻辑起点和道路，任何事物最终都是可以探究明白的。这种信心伴随着对语言精确性的信任：词义是可以确定的。保罗·利科尔指出，科学的言语有赖于一词一义的言语策略，定理化、数理化是科学言语的必要手段。虽然利科尔说的是言语策略，但一种语言本身的特点会深刻影响到对策略的选择和这种策略的运用。汉语到处存在的同音词决定了它会遭遇更多的歧义，谐音现象使得一词一义的实施困难重重，相反，使得诗性的隐喻变得更加容易。最重要的是，汉语语境酝酿了一种态度，人们乐于做同音词游戏，把自己的智慧投入其中，因此在话语实践中到处可见故意利用谐音的表达。西方文化的智慧多用于消除语言的歧义，它从这方面应用语言；它对同音现象感到头疼，想尽种种办法消除相对于汉语而言本已较少的同音词所产生的可能的歧义，它把同音词的繁多视为缺点。德里达是一个对形而上学非常警惕的学者。在他眼里，西方文化到处可见形而上学阴谋，以至于在《哲学的边缘》一书中，他把“隐喻”也描述成哲学形而上学的同谋。但德里达仅仅就“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来谈隐喻，这种隐喻实际上只是一个表语关联项，可以简化为判断句式(……是……)。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另一种隐喻——谐音构成的诗的隐喻，这种隐喻玩的恰恰是使语言歧义化的游戏，这种游戏使语言不断变味，从而最终消除甚至根本无法提出形而上学本体这样的命题。可是，这种隐喻在西语语境中少得完全不构成引人注目的现象。德里达和雅各布逊都曾经对他们听说的汉语重视同音词和书写的特征有兴趣，但是他们不懂汉语，这使他们反对形而上学和科学理性的视野受到了局限。汉语语境中强大的诗性文化阻止了科学理性的盛行。
第三，虚无主义。后现代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出现是形而上学的逻辑后果，根源于对语言捕捉真理的依赖感。如果语言论转向向我们表明，一切都只是语言，而语言是一种任意的、在某种意义上非理性的符号系统，那么，靠语言表达的一切都不值得认真对待。形而上不存在，深度不存在，终极真理不存在，所以，怎么都行。汉语文化虽然不迷信语言的坚实可靠，却始终坚信存在着终极的东西。这个外表上充满歧义的不严谨的语言系统反而一直看护着天道、自然这一类终极性的存在。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存在着形而上的天道，但是它并不能被任何语言直接逮着，因为语言并不像天道那么可靠，它只是权宜之计。中国从古到今的诗词文章中盛行的同音词游戏以及汉语解释学的同音假借法显示了对语言的这种态度。语言并不能对应于形而上本体，因而对待形而上本体，不仅要谈论它，更重要的是要领悟它。而卸去其不应有、也不堪承受的对形而上本体的担待，汉语文化反而可以使作者和读者追求言外之意。汉语文化在道和不可道两者之间保持着一种张力。得意可以忘言，但透过言可以得意，得风流，得神韵。这样，言也就显得重要起来，但这是在另一个层面上的重要性。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里说，老子称“美言不信”，可老子自己的《道德经》却写得精妙绝伦，因为只有这样，道才得以被看护。王国维说，境界是可以靠一个字打开的(“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境界全开”)，而境界是人们通过诗词的语言文字轨迹所要领悟和达到的最终目标。一种与自然天道等形而上本体不等值、也不精确的语言系统无法取消它以外的任何存在，而其自身充溢的形式趣味则在于它与被言说者之间构成长期的互相挑逗关系，这种关系就把两者都保留了下来。
也许，有必要说明的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上述弊病并不是对于任何文化的威胁，或许我们不应说汉语文化避免了这些弊病，因为在汉语文化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哲学—文学文化里发生的那些问题。
汉语文化能够避免的那些西方文化碰壁的方面，恰恰也是它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够贡献价值的基础，因为它能够为人类文化提供面临危机时新的解决方法。
近两百年来，中西文化发生了碰撞，在这种碰撞中，中国较多地处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地位，奉行拿来主义。在美学、文学理论上，我们把典型化、再现论、社会历史决定论等等西方理论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解释柳宗元的诗、苏东坡的文，用他们的身世背景和人生经历解释他们作品的意义。现在，这些东西已经令人厌倦，到了我们贡献一点真正属于中国自身的东西的时候了，而这东西必定植根于汉语的运作之中。
汉语对于歧义的包容性肯定是有助于文化多元主义生存和繁荣的。人们要在思想上容许和习惯于不同的理念，首先要在言语运作方式上习惯于各种变通的路数，这特别取决于某种特定语言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展现过多少正面和积极的范例。从先秦开始的主流中国诗文乃至今天的网络、报纸在同音词和一词多义游戏方面显示出来的创造性，让我们对存在不同的说法(其实是不同的思想理念)这种文化现象习以为常。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主义是靠不加思辨的服从“圣人”之言达致的，这也要靠大量文盲的存在为基础。多数人没有能力进行语言游戏，导致话语资源的欠缺和话语解释的专权。事实上，少数“圣人”和知识精英正是靠他们的创造性游戏产生了后来成为权力话语的精彩表述。在现代知识平民化、大众化及话语传播网络化的背景下，言语的思辨和言语的创造成为每一个人的权利。就像今天网络言论的状况一样，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接受的现状。相比一词一义为基础的西方语言，汉语的运作可以使人更容易消除语言，可以直通形而上本体、因而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的妄想，从而习惯于多元文化的现实。
当汉语文化的这种特质获得接受之后，重要的是在多元文化的欢宴中产生出积极的伦理价值。形而上学破灭之后，西方文化提出的伦理上的替代方案乏善可陈。尼采的超人哲学绝对不如他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那样值得重视，后现代主义根本不关心伦理问题，西方思想还在舔舐被形而上学戕害后的伤口。汉语思想对多元化的容纳发生在自然、天道等形而上本体被保留的前提下，我们对这些终极存在怀有足够的敬畏，对人的局限性和软弱有充分的理解，我们不致力于改造和利用宇宙，做宇宙的主宰，只自在于宇宙之中，满足于被接纳的状况，并在这种局面下设想什么是好的和善的人生。汉语的运作方式给这些提供了可能性，也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向我们展示了这方面的魅力，而创造和展现其全部的价值则有待于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实践。
汉语文化以合乎自身逻辑的方式运作和创造，会给现代世界带来什么不同的东西？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①这是巴尔特于1974年访问中国后于当年5月24日在法国《世界报》(Le Monde)发表的《中国怎么回事》(Alors La Chine)一文中提到的。中译文详见http://www.doc88.com/p-7030317683.html，2009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