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虢国的车马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车马论文,文化论文,虢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13(2003)01-0020-04
三门峡虢国墓地考古发现有多方面的贡献，而大规模车马坑则是重要贡献之一。在殷墟、河南浚县、沣西张家坡、北京琉璃河、山东胶县、洛阳中州路、辉县琉璃阁等地先后发现了殷商晚期到战国时期的车马坑，而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的车马则因三门峡虢国墓地车马坑的发现丰富了起来，并展现出多维的车马文化。
一
20世纪50年代，三门峡虢国墓地发现车马坑3座，马坑1座[1]。80年末，在第1727号车马坑东西两面100米处发现车马坑2座[2]。90年代，在对三门峡虢国墓地北区约16万平方米的钻探中，发现有大型车马坑12座，其他各类车马坑、祭祀坑50余座。《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公布了一、二、三号车马坑和五号、六号马坑。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三门峡虢国墓地发现后先后发掘并公布车马坑8座，马坑3座。包括三号车马坑总计有车72辆，马176匹。最大的是二号车马坑，有车19辆，马38匹，最小者是1987年—1989年间清理的车马坑，有车1辆，马2匹。整个三门峡虢国墓地究竟有多少车马坑，坑内有多少车，有多少马，还有待于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清理资料的继续公布。尽管如此，仍可以肯定，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车马坑是目前我国所发现的最大的车马坑群。与殷墟、沣西张家坡等相比较，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车马坑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车马的数量多，阵容宏大。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共发现车马坑16座，出土车马18辆。殷墟的车马坑一般埋有一车二马。沣西张家坡发掘清理出车马坑10余座，这些车马坑一般都是仅埋一车二马，最多者为四车，而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车马坑最小者为一车二马，最大者十九车，三十八马。这样大的车马坑足可以成为一个以战车为核心的战斗编队。
第二，排列方式有规律。殷墟的车马坑为一车二马，马匹置放在车辕的两侧；张家坡车埋葬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车辕向东，如果一坑埋有两辆以上的车，则采取南北并列的方式。另一种是车辕向南，如果一坑埋两辆以上的车，则取南北纵行方式，前一辆车的车舆压在后一辆的车辕上”[3]。三门峡虢国车马坑则不同，车辕和马头以北向纵列为主，车辕与马头均向北方，惟有二号车马坑车辕和马头以南向纵列为主。尽管车辕和马头北向、南向不尽一致，但同一车马坑中统一纵列排放却是一致的。这种排列方式实际上是军队的行进纵队，只是由于墓葬兆域的限制，不得不采用密集排列方式。
第三，以车马为主体，以狗殉替代人殉。张家坡的每个车马坑大都有一名殉葬的舆夫。这种现象，在三门峡虢国车马坑中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这是车马坑随葬中的一个历史进步，在车马数量增大的同时摈弃了野蛮的人殉制度。然而，在二号马坑中发现了6只随葬狗，1727号和1051号车马坑中各发现1只随葬狗，这是张家坡车马坑所没有的现象。狗是与人类最亲近、最有灵性的动物，三门峡虢国墓地车马坑以狗来随葬，一是反映了狗与人类的亲密关系，二是恐怕还有以狗殉来代替人殉的意蕴。
第四，随葬车马坑为贵族的特权。虽然在西周、春秋文献中没有随葬车马坑的礼法规定，但三门峡虢国墓地的实际情况却表明它是大贵族的特权。从三门峡虢国墓地公布的车马坑的情况看，其主墓最高者为虢季七鼎墓，其次为两个七鼎太子墓，再次为姬梁五鼎墓，最低者为M1721三鼎墓。西周、春秋列鼎之法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这也就是说，有资格随葬车马坑者只能是贵族，而其他阶层则没有这个资格。
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车马坑的特征表明，渊源于殷商时期的车马随葬习俗，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演变，到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随葬方式，并有了比较固定的随葬规则和排列模式。
二
三门峡虢国墓地规制恢宏的殉葬车马坑，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政治、经济与文化长期酝酿发展的结果。大约5000到4000多年前我国已出现了车。车出现之后，由于自身的巨大优越性，殷商时期就进入了发展时期，并形成了独、长方形车厢、辐条车轮等秦汉之前长期沿用的基本形制。西周时期，是我国古代造车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由于西周统辖范围扩大，各地区、封国之间联系加强，道路交通、造车技术以及车的重要性也随之发展。三门峡虢国及其前身西虢，积极参与西周王室的军事活动，其造车技术不断发展，车马文化也日渐深厚起来。
三门峡虢国的车沿袭了殷商、西周早中期车的基本形制，但结构与各部位的尺寸大小更加合理。根据三门峡虢国墓地车马坑的剥剔清理，其基本结构的特点仍是独、两轮，长方形车厢，长毂。但与殷商、西周早中期的车马相比较，却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辀长增加。殷墟出土的车，辀最长者是2.80米；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车，辀最长者是2.96米；长安县张家坡出土的车，辀最长者是2.98米；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车，辀最长者是3.0米。车辀的变长，加大了车衡与车厢之间的距离，增大了服马的活动空间，更便于服马的驾驶奔驰；车辀的变长，有利于之字形弯曲度的调整，从而使服马驾车的时候更舒适，减少动力损耗，车舆的平衡状态更好，乘坐起来也更加舒服。
第二，车轴变短，轨宽缩小。殷墟出土的车，轨最宽者是2.40米；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车，轨最宽者是2.44米；长安县张家坡出土的车，轨最宽者是2.25米；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车，轨最宽者是2.0米，轨最窄者是1.64米。轨宽的变窄提高了车的灵巧程度和对道路的适应能力，进而增强了车辆的机动性和行进速度。
第三，车辐条数量增加。殷墟出土的车，辐条最多者是26根，最少者是18根；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车，辐条为24根；长安县张家坡出土的车，辐条最多是22根；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车，辐条最多者为27根，最少者是22根。车辐条的增多，加强了车轮的抗震荡强度和支撑力，减轻了因轨宽缩小而可能产生的车辆失衡问题。
第四，青铜车马配件的广泛使用。殷商时期已经有青铜车马配件的发现，西周早中期的车马配件也多有发现，但惟有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车马配件数量最大，种类最齐全。青铜车马配件虽然不是车马的关键构件，但它却可以增强车的牢固性和灵活性，提高对车马的控制能力。例如，青铜輨、
、軝的联合使用能更好地保护车毂，车轴两端的
和辖，有效地保证了车轮的安全运转，车尾的踵饰，辀前端的衡饰及轭饰等直接增强车的耐用程度。
三门峡虢国车马的特点反映了其造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三门峡虢国人对车马特殊情感。其中既有物质、技术基础，又有思想文化观念的原因，两者交融汇合集结为深厚的车马文化。
三
三门峡虢国的车马作为一种技术含量较高的手工业产品，它不是单科独进的畸形发展，而是多种手工业技术在车马技术方面的汇集，是三门峡虢国人智慧的结晶。《考工记》说：“周人尚舆，故一器而工聚者车为多。”三门峡虢国墓地所反映的冶铁技术、发达的青铜技术、惊人的玉器加工能力，均从不同的侧面表明三门峡虢国的车马技术是建立在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之上的综合性手工业生产。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固然是三门峡虢国车马文化发达的物质支柱，但这种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却受文化观念的制约。三门峡虢国贵族素有恪守礼法、崇尚武勇的传统，在军事方面锐意于车阵战。为了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大数量、高质量的战车是他们追求的重要战争工具之一。在这种文化观念的作用下，三门峡虢国贵族不计工本、不惜代价，大量生产战车，饲养马匹。当车以成品的姿态进入实际运用过程之后，便迅速与政治、经济、文化融为一体，纳入了等级制度、墓葬习俗和生产实践之中，形成多维的车马文化，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文化价值。
对于三门峡虢国贵族来说，车马是他们代步的工具，但首先是他们等级身份地位的标志，有关礼法规定不同身份的贵族乘坐的车也不尽相同，天子的车极尽豪华富丽，士大夫乘辎车或轻便的轺车，而一般平民只有简陋的役车。正因为车马是贵族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周天子经常以车辆马匹赏赐诸侯国君或有功的大臣，以示奖赏，《大盂鼎》铭文记载，赐盂“车马”；《毛公鼎》铭文记载，赐毛公“金车”和“服马四匹”。三门峡虢国贵族生前乘坐标志自己身份的车马已经无文献可证，但三门峡虢国墓地车马坑却折射出了车马与等级制度的关系。诚如前文所述，只有贵族，亦即三鼎以上的墓葬才 有 资格配以随葬车马坑，随葬车马的数量因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有所差别，最少者一车二 马 ，最多者十九车三十八马。由是而知，车马虽然不是三门峡虢国等级制度的首要标志 ， 但也是等级制度的标志之一，本来毫无政治意义的车马在贵族的使用过程中带上了浓 郁 的等级色彩。
西周、春秋是战争频繁发生的历史时期，肩负着护卫周王室、奉命征讨不庭重任的三门峡虢国，坐落于东西交通要道之上，军事活动格外频繁。战车作为三门峡虢国军队的核心装备，直接影响到军队编制。三门峡虢国车马坑中车有1、3、5、10、19四种车辆组合，这很可能就是战车编制的常数。根据西周、春秋的习惯，“乘”是军队基本单位，它包括一辆战车、战车上的乘员和跟随在车后的徒兵。一辆战车配备三名车上乘员和若干名徒兵。车下边的徒兵可以视情况而定，数量没有一成不变的严格规定，而车上的三名乘员则是相对稳定的。主将站在左边，手持戈或其他长兵器；车的右边站一武士，称为“戎右”，其任务是保护主将，充当助手；在主将和戎右中间的是负责驾车的“御”。“乘”之上的编制单位是“两”，每“两”由两个“偏”组成，“偏”有大小之分，“大偏”是25乘，“小编”是9乘。西周金文常见“西偏”、“东偏”之称，春秋各国多有“左偏”、“右偏”之说。每乘、偏、两单位战车数量、车与徒兵的比例可以根据实战需要以及装备、人员的情况灵活组织。受制于战车的军队编制是一种与三门峡虢国家族组织非常吻合的编制。从三门峡虢国墓地族葬的情况来看，家族还非常有活力，这些家族不仅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聚族而居、聚族而葬，而且还是一个军事单位。在军事活动中，贵族的家族成员和其他所领有的庶族家族组成的军队，家族长为当然的军事首领，贵族家族的成员作为军队的骨干力量乘坐在战车上冲锋陷阵，庶民家族的成员则作为徒兵跟随在车后参与作战。这种车马与家族制度的完美结合而成的军事编制，使三门峡虢国的车马具有更深厚的社会基础，因而也更有影响力。
战车在制约着三门峡虢国军队编制的同时，还直接影响到军队的机动性、行军方式和战争方式。三门峡虢国的车輈长增加，轨距缩小，提高了车的机动性。但另一方面，单輈双辕马、大车轮、短车厢的基本形制又限制了战车灵活性。由于当时道路条件的限制，战车在行进的时候，必须是单行纵队方式排列，徒兵跟随在车的左右前后。三门峡虢国墓地车马坑中车马呈纵行排列，采取的正是车马的行进方式。由于战车是当时军队的核心装备，车阵战则成为基本战争方式。战斗时，战车采用一字排开的横列队形，如需要配置二线兵力，则需把后列战车分别排列在前列战车之间的缝隙之后。这种横列队形能够有效地发挥战车的冲击力、机动性。一辆用四匹马拉的战车，大约需占地9平方米，再加之战车的横列队形，交战的双方都需要选择空旷平坦的原野作为战场，所以西周、春秋时期的战场基本上都是在空旷的原野上。横列的战车作战队形冲击力极强，但当受到对方更强烈的冲击时很容易溃乱，而溃乱的战车队形是很难重新集中排列再继续作战的。这种车阵战决定了西周、春秋战斗的速决性。三门峡虢国追随周王室南征北战，车马是他们赢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三门峡虢国墓地车马坑中车马的配置、队形的排列与实际战争中的情景应该有诸多的契合之处。
三门峡虢国的车马广泛地用于战争与运输，是因为它能在负重的情况下快速行进，在单位时间内跨越更广阔的空间距离，通过增加速度有效地克服空间距离的障碍。早在西虢时期，虢国人就借助于车马深入东方，东迁之后仍然依靠车马东进王城、成周，辅佐周王室，与郑国争夺卿士之职，北入山西干涉晋国内政。在这个东西奔走，南北穿梭的过程中，改变了三门峡虢国人的空间观念，开阔了三门峡虢国人的视野，对外展示了三门峡虢国的优秀成果，载回了其他地区的灿烂文化。三门峡虢国发达的手工业生产技术，有三门峡虢国人的心血、汗水和聪明才智，也有车马奔波的贡献。
车马虽然首先被用于战争，但在无战事的时候又普遍地使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生产过程中，车马增强了负载能力，加快了物质移位速度，提高了劳动效率，为社会生产力注入强劲的运输能力。车马实际是一种畜力转化为运输能力的工具，它不仅加大了人类的动力和能量，更有意义的是三门峡虢国人从中得到了启发，加深了对动力资源的认识，刺激了他们制造车马和饲养畜力的热情，加快了生产技术向车马、饲料向畜力转化的速度，扩大了畜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进而又促进了三门峡虢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领域中充分展示了车马文化的魅力。
三门峡虢国墓地大量车马坑的发现，以不可争辩的事实表明发轫于殷商时期的车马殉葬之风，历经西周北京琉璃河、长安沣西张家坡的发展演进，到西周晚期的三门峡虢国墓地，已经成为比较稳定、成熟的随葬方式。然而，它并没有从此停止行进的步伐，而是将其作为起点，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三门峡虢国墓地车马坑具有多重的意义，其中最突出、最明显的是军事意义，无论是从车马的用途还是从车马的排列编队，都显示出强烈的军事性质。这也就是说，三门峡虢国车马坑开了以军事编队随葬的先河。军事活动是国家机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先秦这个中国古代社会急剧变革的年代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军事活动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综合反映，当然更是国家安身立命、家族强大发展的保护神。在社会现实活动中和人们的观念里，军队以及军事活动无疑具有其他的任何事情都无法比拟的重要性。这种现实和观念必然反映在当时人们的丧葬文化中，当其与丧葬文化结合之后，便出现了以大型车马坑来随葬的习惯。这种习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活动的增加和军事活动迷信程度的强化，发展出以庞大军事编阵随葬习俗，秦始皇陵区的兵马俑、铜车马和铠甲坑把这种凸现军事活动的随葬习俗发展到了高峰。
三门峡虢国的车马是畜力转化为动力的运载工具，在其生产过程中就开始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当它以运输工具和军事装备的形式投入使用的时候，立刻与三门峡虢国的等级制度、军事活动、社会生活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它们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成为等级观念、武勇世风和随葬习俗的物质载体，以车马的特殊形式映射出三门峡虢国文化的面貌。然而，车马又是相对独立的运载工具，它总是以自身独有的特征出现在不同的场合，虽然具体的环境各有差异，但均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车马的运载特征，形成多维的车马文化。三门峡虢国车马文化是很有特色的文化，其意义集中体现为浓厚的等级色彩、强烈的军事性质、空间观念的拓展、生产领域中的特殊魅力和凸现军事意义随葬习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