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翠菊[1]2008年在《论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文中指出近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扩展与不断深入,科学技术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人民生活以及综合国力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不断的扩大与深入。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叁步走的宏伟目标,在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科教兴国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分析和总结世界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趋势和经验,依据我国国情,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我国经济与社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这些都证明了“科教兴国”战略的正确性与有效性。本文尝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演变过程以及科教兴国战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系统研究。第一部分,科教兴国战略形成的背景。为迎接新技术革命与知识经济的挑战,世界各国纷纷制定了相应的科教兴国战略,如通过发展科技与教育全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通过加大教育科研投入大力扶持知识产业、通过创建高科技工业“园区”实现科研与生产的“联姻”、通过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促进高科技产业化、通过鼓励企业参与科研创新实现科研与企业的“双赢”等措施。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站在国家安全、民族富强的战略高度,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依据国情,寻找基点,准确定位,大力发展知识经济所依赖的科学技术与教育,坚定不移地选择科教兴国之路。第二部分,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叁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不同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各有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关于科学技术与教育发展的观点与理论,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是基础”,江泽民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教育是立国之本”、“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等。这些观点与理论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酝酿、确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叁部分,科教兴国战略的成就与不足。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科学技术在工农业以及社会发展方面的经济功能大为增强,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进展突出,基础性研究发展迅速,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教育在体制改革、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飞速发展,其优先发展的地位得到切实体现。同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也存在着一些障碍,如科技与教育的竞争力低、科学技术产出少、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偏低、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功能体现不充分、科技与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村教育落后等方面的问题。第四部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在21世纪中叶实现我国的现代化目标,我们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如通过科技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树立科学人才观加强科技队伍建设、藉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契机加速农村科技教育发展等,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秦剑军[2]2008年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跨入21世纪,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正在悄然兴起。这场无声的革命孕育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伟大进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来临,世界各国对人才的需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更为紧迫,高素质和高技术人才短缺严重。由于人才资源的快速增长是经济迅速增长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不少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都选择了人才资源先导模式,即在人才资源积累与经济追赶的相互关系中,人才资源的追赶先于经济的追赶。这是现代化建设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这一规律表明,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必须大力开发人才资源,实行人才资源开发先行策略。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关键在人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显着成绩。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人才总量相对不足,结构不够合理,创新能力亟待提高,人才队伍现状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所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证。本文以知识经济的兴起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必然性,进一步论证科学发展观对我国人才工作的重大指导意义,通过对我国现阶段人才状况和发展特点的理性分析,借鉴发达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经验,提出我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思路,并着重探索如何实现我国人才工作的体制和机制创新,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供对策研究。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从七个方面展开探讨:第一部分论述了中国特色的科学人才观产生的深厚理论基础。我国历史上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积累了丰富的人才工作实践经验,形成了较系统的用人思想体系,为科学人才观的创立提供了历史来源。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是中国特色的科学人才观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当代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特别强调人力投资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现代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现实出发,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为中国特色的科学人才观的创立提供了可能的借鉴。第二部分阐述了知识经济的特点及其对我国人才培养与发展的挑战。由于知识概念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不断延伸,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人才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宠儿,对我们的人才观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知识经济对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迫使我们适应其发展需求,抓紧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合作型人才。第叁部分论述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实践及其对我们的启示。美国、日本、德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它们成功实现经济腾飞的奥秘在于实施了正确的人才战略。以色列、韩国和新加坡虽然自然资源贫乏,基础薄弱,却注重发展教育和人才开发,从而积累了较高的人才资本存量,迅速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它们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只有重视教育和人才的民族,才是把握自己未来的民族,才能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四部分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实践进行历史透视,强调必须认真总结我国人才工作的宝贵经验,纠正人才工作的过失,吸取其深刻教训。通过战略、人才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概念的阐释,提出人才强国战略的目标、重点、基本要求、主要任务和现实意义。第五部分提出我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指导思想和组织保障。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认真领会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关于人才工作的科学论述,论证新时期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的必要性。强调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主题,调动海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第六部分通过对当前我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过程中的不利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中国特色的科学人才观,即以人为本、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人都可成才的人才观。顺应知识经济发展潮流,树立人才投入优先、人才资源开发与保护、人才资源配置市场化、人才资源管理法治化和人才竞争国际化的新理念,进而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思路。第七部分对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机制变革与创新进行探讨。从人才成长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强调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关键在于完善和创新人才工作体制和机制。提出建立健全人才培育机制、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人才激励机制、人才安全保障机制,完善人才市场体系,引导人才合理流动,积极吸引和使用海外人才和留学人才,着力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
牛先锋[3]2001年在《知识经济与社会主义》文中提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关键要素，知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知识产业作为社会主导产业的一种技术社会形态。知识是知识经济的基本生产要素，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的核心资源，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电子、信息、通信、生物、海洋、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是支撑性技术和产业。知识经济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属于生产力范畴。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比资本主义发展更为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出现必然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整个生活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知识观本质上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它准确地揭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角度论证了科学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明确提出了“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指明了科学技术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分析知识经济对社会主义的影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知识观为指导，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知识经济的含义，才能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得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前景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科学结论。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认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邓小平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思想，这两者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从科技革命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革命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也都为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知识经济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相容的。在当代，知识经济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有力手段，是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的最佳途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可靠保证，也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制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确立及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科学技术与劳动者对立的状态，在制度层面上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知识经济的出现虽然给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但是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知识经济发展的前景不是两种制度趋同，更不是资本主义日益趋于完善和永恒，而是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首先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产业结构、劳动就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阶级分析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对21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面临挑战的根本原因是，知识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跃迁，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为了应对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必须对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进行创新。创新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是永葆社会主义青春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创新不是对社会主义本身的否定，而是要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全面振兴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在创新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理论和2 知识经济与社会主义体制方面的创新、在科技方面的创新，己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中国发展知识经济奠定了比较可靠的基础。 新中国经过5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在经济总量、科技人才、知识增量、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发展知识经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目前中国的人均GDP较低、产业结构层次不高，科技人力资源使用效率和全民文化科技素质较低，基础设施落后，教育经费和 R＆D经费投入不足，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小、产品附加值低，体制和涪制还不健全等因素，制约着知识经济的发展。面对全球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的战略必须由发展工业经济、实现工业现代化为主转向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并举上来：发展策略由依靠资金、资源和劳动力投入为主的粗放式经营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为主的可持续发展上来。发展知识经济不是要否定农业和工业的重要性，而是要以高新技术为支撑，提高传统产业的整体素质，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的根本对策是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产、学、研之间的关系，促进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充分调动政府、社会、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共同推动中国知识经济的发展。
韩冰[4]2017年在《莫里耶·布当的“认知资本主义”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新信息通讯技术的革新,信息化浪潮随着全球化席卷全球,又由于家用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数字化网络和金融化经济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变革起源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和传播都通过新时期的全球化体系,不仅在发达国家形成了新经济趋势,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产生更巨大的影响。这些变革造成的影响是如此之大,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人们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样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各种论述不断涌现,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论述层出不穷。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个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都产生了与以前各个时代都不同的发展变化,而关于资本主义在关系调整过程中呈现不同形态的论述更是各抒己见。聚焦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和即将遇到的难题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产业结构升级转型、调节市场与政府间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上述背景因素下,法国学者莫里耶·布当·雅安的认知资本主义理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它以富含数字化和信息化特点的时间点开始论述了一系列资本主义在各方面的变化。本文首先围绕认知资本主义的定义和15个标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之后,结合认知资本主义形成的外因与内因对其形成进行了分析。接下来,结合莫里耶的理论和当前最新发展对认知资本主义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描述和论述,并且又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其进行性质甄别。最后,把认知资本主义理论结合当今中国社会和经济实际情况在实践方面进行了谨慎和理性的设想和求证。第一章,绪论,主要关于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为之后研究的全面展开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二章,认知资本主义的涵义辨识。首先对认知资本主义的构成元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认知资本主义的定义和辨认其特征的15个标识,最后根据认知资本主义中的划分方法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进行了论述。第叁章,认知资本主义的形成因素。在这一章中首先分析了认知资本主义形成的外部因素,之后,又对其形成的内部因素进行了辨析。最后,把认知资本主义与同期产生的不同资本主义新阶段理论进行了横向比较分析。第四章,认知资本主义的理论主张。这一章是全文最中心的部分,它对认知资本主义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现象及其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最基本的劳动力方面由体力劳动向着脑力劳动的改变开始,详细介绍了集体智慧、创造性劳动以及独有的用知识生产知识的生产方式,再到根据这种生产方式而改变的社会分工模式——认知分工,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剥削程度的加强和进化为剥削程度2级和由此而产生的新的认知阶级。然后,进一步介绍了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自由软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它对生产和价值体系的挑战。第五章,认知资本主义的性质定位。这一章从不同的角度解析认知资本主义的属性,首先依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其定性以及对剥削变形程度和范围进行了辨识,随后,对新时期知识产权问题和自由软件对价值模式的影响进行了理性分析,接下来由于“智力资本”成为资本所划分的阶层却无奈的陷入了“新贫困”的窘境,虽然他们摆脱了工资体系的束缚却依然没有逃脱剩余价值被剥削的命运。最后,在属性上对认知资本主义进行界定,即它依然是资本主义的性质定义。第六章,认知资本主义的价值视域。在这一章中结合之前对认知资本主义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剥削理论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进行再次印证,更坚定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念。然后,把认知资本主义中关于非物质化经济、集体智慧及衍生的合作经济理论与当代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努力找出更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借鉴方向,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更了解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未来。最后,由自由软件所具有的向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发展元素为起点,理性地展望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肖柯[5]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凝聚、方略制定、路径选择等日益面临新的现实要求并呈现新的具体特点。当前,无论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抑或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均涉及如何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问题。尤其是要在世界各国软实力竞争日益激烈和复杂多变的当代,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的多维考察和系统阐发,消除重物轻人的发展思路和模式的消极影响,正确看待精神生产对于物质生产的引领作用,为精神生产方式创新创造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是包含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的再生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再生产等在内的全面生产。精神生产在全面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亘古如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精神生产在全面生产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动因。精神生产既赋予全面生产以目的,又以新科技应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彰显其作用,促进着人的价值实现和自由解放。中国传统精神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传统精神生产方式及其数量庞大、异彩纷呈的物化形态,构成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的文化渊源和坚实基础。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是一项博采众长的开放性工程,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各种域外文化思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拓展了理论视野,提供了宝贵养分。在中西智慧交融与贯通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彰显出开放性特点,特别是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等日益成为自觉的战略选择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兼收并蓄,不断得以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是在一定的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物质生产长期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勃兴、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精神生产方式创新速度加快、精神生产方式变化的新形态和新趋势层出不穷以及精神文化多样竞存日益成为社会发展重要动力等鲜明特点。精神生产方式创新与经济、政治、科技互动及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日渐强化,大众传媒、大众精神文化消费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加凸显。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任务的提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的目标任务和具体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其历史发展大体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进一步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入探索等若干历史阶段,形成了意识形态创新与社会思潮变迁的互动、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契合、精神产品生产与国家软实力提升的统一等宝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是由各有侧重又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层次构成的系统工程,涵盖由消除体脑差别到多样化的精神生产共同体劳动、由提供精神产品到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的生存方式、由精神生产方式创新到社会整体变迁等逻辑层次。这种创新,不但是精神生产方式的创新,而且也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这一宏大事业的有机组成、具体体现和基本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涉及头绪纷繁的诸多具体措施,既包括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又包括微观层面具体精神产品的创新,还包括人的素质提升以及精神产品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规范与治理等。概而言之,这些措施主要体现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改善消费需求结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加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转型与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促进全球化时代精神生产的本土化建设,以及解决精神生产领域的消极因素等现实路径之中。加快上述建设,能纲举目张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产方式创新,进而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完善相关制度以及加强社会治理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雪青[6]2003年在《《知识经济与社会主义》评介》文中研究指明知识经济对社会主义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应对知识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的重大的研究课题。由牛先锋博士撰写、红旗出版社出版的《知识经济与社会主义》一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当代国内外知识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趋势,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
蔡典维[7]2003年在《论知识经济时代政治发展走向与政府新作用》文中研究表明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掀起了重重波澜,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革命,而且在政治领域引发了诸多嬗变。本文主要研究知识经济时代政治发展的走向及其崛起对政府作用提出的新要求,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知识经济发展的既有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论述我国政府在知识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努力方向和应予确定的战略策略。 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传统,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依据,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对知识经济时代政治发展走向及政府新作用进行全方位分析,为在实践中制定符合知识经济发展要求与中国国情的知识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为我国政府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中如何转变作用模式和发挥职能作用作出理论探讨。 本文由导论、正文与结语组成,正文分四章。主要内容如下: 导论:主要针对知识经济怀疑论,着重论述知识经济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分析它作为一个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概念所独有的基本特征,以及它在制度、模式层面上所固有的新特点,分析美国经济近年的跌宕并没有逆转知识经济活力与前景的原由,进而提出知识经济发展同样是中国繁荣富强的历史机遇与神圣使命,这不仅是贯彻落实“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不仅是过去丧失发展机遇这一沉痛教训的现实呼唤,而且是我国政府面临的迫切课题。 第一章:知识经济时代政治发展走向与政府作用新要求。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分析知识经济“创造了新的政治学”的依据与体现,同时根据知识经济的内生规律,提出知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新型作用,进而阐述知识经济发展呼唤新型政府作用模式,即职能配置合理化的新型责任政府;能与社会各种力量良性互动的新型效能政府;严格依法行政的新型法治政府;杜绝“权力市场化”的新型硬性政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政府应对知识经济挑战的历史使命。 第二章:我国政府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改革与战略策略。根据历史与现实状况,正视自身缺陷与不足,明确改革与发挥作用的原则,确定符合国情的战略策略,并找准发挥作用的着力点,政府才能有效服务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本章首先分析了我国政府围绕有效作用于知识经济发展这一主题而进行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须坚持政府干
叶龙祥[8]2016年在《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吴宣恭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吴宣恭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概括。吴宣恭经济思想主要涉及所有制与产权理论、我国社会的产权关系、西方现代产权理论、所有制改革理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些重要理论、现阶段重大经济社会关系及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等方面。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的研究与运用是吴宣恭经济思想的重中之重。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史论相结合、求实与创新相结合、调查与采访相结合和比较分析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对吴宣恭的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的结论。对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价值:第一,吴宣恭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研究、发展和运用,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和把握;第二,吴宣恭经济思想根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际,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后学之辈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历程和实践运用,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脉络;第叁,吴宣恭的严谨治学精神、高度责任感和崇高的品格是广大经济学人终身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
张远新[9]2004年在《江泽民文化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不仅重视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而且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论断。这些论断不仅有鲜明的时代性、创造性、前瞻性和实践性,而且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文化思想,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力图比较系统地研究江泽民的文化思想,构建其理论体系,分析其历史地位,以深化对“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术研究。 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高举先进文化的旗帜,而且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的,是保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80年来的历史,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先进文化的历史。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走在时代的前列,必须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伟大旗帜,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2.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综合国力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文化越来越成为决定一国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这不仅体现在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文化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对综合国力的增强起着关键作用,还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民族精神等精神文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体现在文化产业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和表现。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作用。要努力繁荣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4.大力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从领导科技工作逐步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江泽民,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敏锐地关注着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并根据新形势和新实践对科技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1) “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2) 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3) 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4)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国家创新体系;(5) 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张军[10]2002年在《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及其当代意蕴》文中提出本论文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理论，解析人的发展形态的历史演变及其一般规律，并立足当代人的发展实践，结合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演变进程和一般规律来审视当代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二者辩证统一于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在当代中国，伴随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所驱动的现代化进程，全球化知识经济正在蓬勃兴起，中国社会面临双重历史转型，既要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又要承担由现代工业社会向知识（能力）社会转型的历史重任。其间，人的发展具有多重历史属性，既有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的依赖”，又有工业生产条件下的“物的依赖”，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的“能力依赖”。“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能力依赖”是人类发展至当代依次经历的叁大历史形态，它们驳然混存于当代中国人的发展实践之中。其中，“能力依赖”表征并确证着马克思所预想的“自由个性”形态，它是“自由个性”形态在当代实践和发展的初级阶段，代表着当代人类发展的进步趋势和前进方向。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的依赖”是人的发展的最初形态。人成为共同体中的“人”，其历史内涵主要体现在：“自然化”需要、“原始丰富”而缺乏自主的活动、“依附”的社会关系、“缺失”的个性和“无我”的意识等。在当代，“人的依赖”仍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权力经济、家庭承包责任制、家族制企业等，表征着权力和血缘向经济生活的渗透；金字塔式的集权控制体制、重人情而轻法制的社会管理模式以及权力过分集中、任人唯亲、家长制工作作风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表征着政治上的“人治”与“集权”；“人情关系本位”和“官本位”文化观念根深蒂固，人在精神和思想上也受制于血统、权力、“人情关系”等人身依附因素的统治和支配；“重人伦轻法制”、“重天命轻人力”、“重依附轻自立”、“重主观意志轻理性精神”、“重继承轻创新”等社会性格的普遍存在，表征着人们尚未从依附性生存实践中彻底摆脱出来。“人的依赖”在促使人以“群体”的形式发展自身并获得原始的全面性和目的真实性的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人对自然的过分依赖、强烈的人身依附性、人格不独立以及“官本位”观念、特权思想和等级意识等，由此造成人的能力、创造个性、独立自主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公正、平等、人权、博爱意识等现代精神难以形成，以及理性精神和制度原则无从确立，等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的依赖”是人的发展的第二大历史形态。人成为“物化”中的人，其历史内涵主要体现在：“物化”需要、“能动—片面”的物化活动、“物化”的社会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人格和“惟物至上”的观念等。“物的依赖”作为当代人的发展的主要形态，普遍存在于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实践之中：“物本经济”、片面追求物质占有和享受的社会消费、物本管理等，表征着物的力量对人们社会生产及经济生活的统治和支配；中西方共同存有的“金钱政治”，表征着物的力量和价值对社会政治生<WP=3>活及公共行政的物化侵蚀；“金钱本位”文化观念的形成，表征着人在精神和思想上也成为物的奴隶；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自主性、竞争进取性的出现以及市场型、法制型社会人格的形成，表征着人们围绕着物的力量和价值、围绕着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实现来建构人之为人的内在品质。“物的依赖”，一方面使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自主性，使平等和自由的观念、科学理性精神得以形成，并促使人向世界历史的个人转变；另一方面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其活动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全面物化，严重阻碍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的“能力依赖”是人的发展的当代形态。人成为能力支撑起的时代新人，其内涵主要体现在：“能本化”需要、“能本化”活动、能力组合的社会关系、“以能力的充分正确发挥为基础”的个性和能本观念等。“能力依赖”作为当代人的发展的最高历史形态，肇始并存在于当代人的生存实践的最前沿：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的智能化社会生产、以人的能力充分发挥为目的的社会发展、按能分配和能本管理等，表征着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围绕着人的能力及其充分发挥而运作；知识—能力素质水平高的知识阶层成为政治权力赖以存在的主要阶级基础、人们依靠能力获得权力并树立权力的权威以及选贤任能等，表征着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的能力政治的形成；“能力本位”文化观念的形成，表征着人从自身能力出发来思考社会和人生；基于人的能力及其充分正确发挥而生成的平等性、开放性、学习性、创新性和个性化等成为人的重要社会性格，表征着“以能力的充分正确发挥为基础”的社会人格的形成。“能力依赖”既是对“人的依赖”的否定和扬弃，又是对“物的依赖”的批判和超越，它不仅促使人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实现方式实现了历史变革，而且促使健全人格的生成，促使人性的解放和发展。当然，与“自由个性”形态相比，“能力依赖”还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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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D]. 叶龙祥.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9]. 江泽民文化思想研究[D]. 张远新.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10]. 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及其当代意蕴[D]. 张军. 中共中央党校.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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