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与范围：关于经济学范式的一个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经济学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马克思是在评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理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对象理论的。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作了经典性论述。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这一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早已提到了，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全部智慧所在”，正是用生产一般代替或否定了生产的“特殊形式”和“个别形式”。而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1〕因而， “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2〕
有的同志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研究对象的规定，来比附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谈及的对象，并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只能是生产关系，而不能包涵有更多的内容，我们认为是不妥的。
首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和草稿中，明确地把“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确定为“研究的本题。”为了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区别，马克思将物质生产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的物质内容，另一方面则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他明确规定了“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3〕但是， 这是否说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而不涉及财富或财富生产的物质内容呢？马克思指出：“财富的材料……最初表现为单独的前提。……只有当这些材料为形式关系所改变或表现为改变这些形式关系的东西时，才列入考察的范围。”〔4〕这表明， 马克思在这里是把材料区分为物质内容本身和为形式关系所改变了的物质内容两个方面，是肯定而非否定“人类关系和工艺关系的相互作用是经济分析的论题。”〔5〕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这方面的通常的一般论述，只限于一些抽象概念。这些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中，当人们还在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把他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时，它还有一些历史价值。只是到了后来，他们将这些抽象的一般泛泛而谈取消生产的特殊形式时，即掩盖了资本家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时，才成为令人讨厌的、索然无味的老生常谈。通观马克思的论述，实际上可以得出相互联系的如下两个命题：（1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这种物质生产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关系的统一；（2 ）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本题”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这种生产同样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统一。
其次，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宏大体系相比，《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相对缩小了的。在系统地分析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制定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结构和宏大体系。如同恩格斯指出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所作的零碎的批判，也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的孤立的研究，相反，他一开始就是“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为特征的。马克思制定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由相互紧密联系的六册著作构成的，这六册的内容是：第一册，资本。它由四篇构成。第一篇，资本一般（第一章，商品；第二章，货币；第三章，资本）；第二篇，竞争；第三篇，信用；第四篇，股份资本。第二册，土地所有制。第三册，雇佣劳动。第四册，国家。第五册，对外贸易。第六册，世界市场。显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与他在《资本论》一书中所规定的对象和范围是存在差别的。这种差别，首先表现在《资本论》三卷中没有包括进六册中的后三册（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内容。同时，从《资本论》包含的内容来看，可以认为也未完全包括六册中的前三册内容。这一点，学术界虽然尚存争论，但仅就形式上的区别就是明显的。我们认为，产生区别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两种体系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结构及其理论体系，反映和再现的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或“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整体。而《资本论》研究的对象，如马克思所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也就是说，它所研究的是纯粹的资本生产关系。就其分析的范围而言，也仅以资本主义一国内部的资产阶级生产的自身组织为限（以现在看来，这一分析属于制度分析的范畴），而没有上升到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所以它是不必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中的后三册结构的。
再次，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来看，它舍象了作为政治经济学重要内容的“竞争”。在《资本论》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部组织中，虽然论及了竞争、信用、股份资本等（第一册的第二篇到第四篇的内容），但却舍象了对“竞争”的实际运动所进行的专门考察，而竞争的实际运动，却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所有经济学家所共认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及：（1 ）“竞争的实际运动不在我们的研究计划之内，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表现出来。”〔6 〕（2）“由竞争引起的价格运动在这里仍与我们无关”。〔7〕（3 ）“信用制度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不在本书的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续篇的内容。”〔8〕当然， 作为专门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规定及其运动的理论体系，对“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与危机的交替，会按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发生作用，”〔9 〕不作深入分析是可以的，因为它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部组织中的土地所有者阶级，资本家阶级共同剥削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为主要目的的《资本论》而言，这些只表现为经济过程外在的，被抽象掉的非本质因素，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也多属于经济过程的外部性问题。但是，对于揭示经济过程中“竞争的实际运动”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影响，尤其是对交换关系的实现来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却是必须详加论证的内容。应该在《资本论》分析的基础上，专门探讨竞争的实际运动以及信用，股份资本问题，并且还要研究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和经济波动等等。事实上，马克思也清楚地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他写道：“资本一般”，“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结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对社会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10〕很明显，马克思在撰写其科学巨著《资本论》的同时，也并未认为它已经涵盖了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或者说，除了《资本论》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以外，政治经济学已经无事可做了。
二
建立在传统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通过比附《资本论》而产生的。因而，它也就同时具备了《资本论》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全部特点与不足。换言之，《资本论》在对象上仅限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组织的理论框架也被大致地照搬了过来。这样，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应有的宏大体系，就演变为只分析“资本”及其在内部组织中的运动，但又不包括“竞争的实际运动”；不包括国家与世界市场等内容的一种理论框架分析体系。显然，这种以比附为主，但创新不多的理论框架在解释和指导现实经济生活方面的功能是欠缺的。
首先，“比附体系”〔11〕按照《资本论》的对象和范围去设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导致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及其领地的狭窄化。前文已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设定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为对象和范围的。它不但包括社会中生产与交换活动的内部组织，而且包括由竞争引起的生产与交换活动的实际运动；不但包括国内的生产和交换，而且也包括对外经济关系；不但要研究企业的生产与交换，而且要研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国家问题……。这同《资本论》只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他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作为对象和范围无疑要宽广得多。“比附体系”因此失去了不但不能包容、解释社会主义的复杂的经济生活的能力，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在本世纪尤其是二战后因科学技术生产力迅速提高而引起的种种变化，也不能象马克思那样作出深刻的分析。
其次，“比附体系”中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造，基本上是以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为本题的，这样，因研究的目的和任务不同所决定，从而使其对经济生活的重大指导作用受到限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分析，揭示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因而对一些作为经济学基本内容的主体要素如竞争、信用等并未作为重点进行系统的分析。对《资本论》的任务与体系而言，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学，却又不能将其排除在对象范围之外，因为这是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所决定的。然而，“比附体系”的对象论决定了其不能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来构造出自己的完整体系，这就从根本上违背和抹煞了研究目的——研究任务——研究对象和范围这一分析事物发展的逻辑关系。脱离了研究的任务和目的的理论，对经济生活的解释力和指导作用必然是乏力的。
再次，“比附体系”，将生产关系作为唯一对象，而对生产力以及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所引发的经济运行能否作为对象的强力排斥，在理论研究与经济实践中均导致了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理论上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实际上的政策经济学。由于把政治经济学只看作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是要揭示其生产关系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反之，社会主义部分，当然是要分析宣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与进步性。进而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演变为对“国家特定阶段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宣传与解说。这样难免就会出现“就事论事”和“就时论事”的现象，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当时分析说是必要的，后来又成为不必要的，文化革命中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当时分析证明是必要的，后来又被认为是错误的；甚至产生了同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在我国不同时期都有截然相反的评价这样反常的事情。因而，薛暮桥同志1990年作出的关于“现在苏联和我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政策经济学”〔12〕的判断，是沉重且发人深省的。
从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实践来看，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将生产关系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片面夸大或抬高生产关系的作用，故而实践中不断地引发人为拔高生产关系，以图脱离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的进步而推进社会发展的错误举动，现在看来，实际上起到了误党、误国、误民的负面效果。行然后知不足，从理认上分析，它同科学合理地确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范围，显然有着必然的、深层的联系。
三
任务总是根据现实经济生活的要求提出来的。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经济学界虽然基本上都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统一的。但是在统一论的前提下，实际上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的斯大林的对象定义，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对象范围的缩小，即只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对生产力的研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是符合马克思的对象理论思想的，他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生产关系，将生产关系界定为三个方面是正确的。两种观点争论的焦点虽然表现为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论述方面，但实质上已暗含了或包含着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是否应有所差异这一思想的萌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差异性问题应当说更加明朗化了。一大部分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期都是一样”的观点。可以认为，理论界大部分学者倾向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研究对象上不仅存在统一性，而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这是因为：（1）任务不同。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为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提供理论武器。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通过对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服务。（2）侧重点不同。资本主义部分侧重揭露资本家剥削的实质， 论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社会主义部分则侧重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探讨如何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研究如何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条件下，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等。（3）对象系统蕴涵的内容不同。 资本主义部分的对象主要包含着社会活动的四个环节中的阶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对象系统蕴涵的内容更广一些。除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外，还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内容。
任务的不同，决定了对象系统的变化，而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相应调整，又服从于一定的理论研究任务的提出。既不能以一般分析取代对特殊社会形态下生产与交换的研究，从而脱离对经济关系的本质分析，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区别。同时，又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拒绝和忽视对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竞争、运行、增长和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降低理论对丰富复杂的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我们认为，辩证地认识和解决对象问题上存在的统一性和差异性的矛盾，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系统合理地确定下来，关键在于转换思想，明确如下认识：
1、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随着任务的改变而变化的。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演变过程表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始终具备着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鲜明特征。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是同资产阶级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任务分不开的。同样道理，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的发展推动着经济理论的繁荣，现实的经济过程和联系不仅需要有本质的说明，还需有经济运行的分析，还需加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列入分析计划的“竞争”问题、国家问题、对外贸易问题、世界市场问题等。
2、 马克思将现代社会生产中的“财富的材料”区分为物质内容本身和为形式关系所改变了的物质内容，后者构成了现代生产系统的要素，应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根据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构成系统的要素除了它的自然质，即在不考虑要素所隶属的系统的情况下，要素作为独立的客体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如各种不依赖于系统的物理、化学性质；各种质上有别的形式等等。可以通过要素本身的研究直接获得（如同商品学、工艺学的研究那样）。然而要素一旦组成为系统，就会表现出新的性质，这种性质是超要素、超个体的，以致于没有具体形态的性质。故人们又称其为要素的系统质。这些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生产”系统的构成要素的“系统质”，当然应当构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及重要内容。
3、以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偏重于单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规律，而撇开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及其机制方面的研究。这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产生的前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仅仅限于这方面就很不够了。若硬抱着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实用的结论不放，并用来建立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附体系”，只能阻碍和延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新体系的形成。
4、认真研究西方经济学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在研究对象、 范围及研究重点方面的演变与扩展过程，并对其作出客观的评判与借鉴。六十年代以来，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运动的需要，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又将其原有的研究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并将经济学的分析运用到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批判借鉴其中可以为我所用的“理论因素”。
5、克服理论研究中的“见风使舵”和短期行为。 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力戒研究中的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倾向，真正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83页。
〔5〕[英]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1页。
〔6〕〔7〕〔8〕〔9〕《资本论》第3卷，第124、126—127、 126—127、93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70页。
〔11〕比附体系，我们将其定义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通过“模仿”，“比附”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结构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济学”理论框架及内容。
〔12〕薛暮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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