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小说创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刘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时期文坛上，刘震云无疑是一位风格独特且日益引人瞩目的青年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发展由幼稚到成熟，从写实、反讽走向近年的荒诞，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作品的取材多集中于普通平民和基层干部的日常生活及乡村历史的变迁，且多透过政治文化这一视角对人的生存状态、命运悲剧、人性的反常与扭曲进行审美观照。
一、写实·反讽·荒诞
从创作与生活的内在联系、作家对审美客体的情感态度、创作主体的叙述笔调等方面去考察刘震云的小说，我们发现他的创作清晰地表现出以下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写实阶段。这是刘震云创作的酝酿准备期，这一阶段他的创作较多地受到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重视故事的叙述，作家情感的表现，话语的表层所指与其深层的内蕴之间大体相似或相同，均表现出作家或爱或憎的情感倾向。如他的小说《塔铺》真实地描写一群农家子弟为实现各自的理想而发奋读书、废寝忘食的艰难境况。作品以其逼真的写实一度激起不少有过类似生活体验学子们的情感共鸣，虽然这些故事读后令人辛酸不已，但由于作家写出了自己的真感至诚，因而从作品的字里行间仍能隐约感受到所蕴含的人性美的光辉。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曲爱与美的颂歌，作者深情地写出了纯朴的父子之爱、圣洁的男女情爱和至诚的朋友之爱，作品以故事的实与情感的真闪烁着永垣的艺术魅力。如果说《塔铺》更多地流露出作家爱的情愫，那么在《罪人》中，渗透其间的则是恨的因子，不过这种主观感情的表达较为节制和隐晦，作家将全部的爱憎艺术地融铸于悲剧故事的客观叙写中。主人公牛秋由人性的过度压抑，生命的冲动所驱使最后走向与嫂子通奸的罪孽，他在满足性冲动的同时又自然受到性原罪感的萦绕，进而陷入自戕的命运悲剧，作者由对牛秋悲剧命运的描写从而达到对造成这种悲剧的极左路线、传统伦理道德的无情批判，不过，作品的叙事话语与作家的真正意旨之间已有所距离，从写实到反讽的过渡性质已部分地开始显现。
（二）反讽阶段。所谓反讽就是一种用来传达与文字的表面意义迥然不同（而且通常相反）的内在含义的说话方式。作为一种修辞手法的反讽在文学创作的历史中由来已久，而刘震云的“反讽”笔法更多地来源于契诃夫和中国笔记小说、杂文一样的古典传统，他的小说《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官场》等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反讽意味，这些创作尽管仍保有叙事文学的基本品格，但人物的身心始终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人物悲剧性的命运的远因近源已失去惯常的因果联系，而多是起因于一些偶然性的事件，主人公的悲剧常常是一些几乎无事的悲剧，作家以前那种爱憎分明的感情色调已被更为复杂的情感内蕴所取代，其真实的创作意图与文字的表面意义迥然有别，从而传达出一种强烈的“反讽”意味。在谈到刘震云小说的“反讽”意味时，青年评论家陈晓明尖锐指出，刘震云的“反讽”中有一种更为有力的东西，即他试图运用‘反讽’去解开人类本性与制度化的存在结合一体的秘密。正是在把‘反讽’的触角伸向整个生活的网络的同时，刘震云揭示了日常琐事中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么，刘震云小说中的“反讽”意味究竟是怎样体现的呢？我认为作家这种强烈的“反讽”意味分别从题目与文本、人物话语和叙事话语的自身矛盾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一般而言，文章的标题与正文的内容之间是趋于一致的，然而在由刘震云所构建的小说世界中，题目与文本话语之间往往存在一种矛盾，一种距离，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印象，而这种矛盾还从他笔下人物话语的表层与内蕴之间的游离中表现出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作者笔下的人物无法真实地活着，时常处于一种自我分裂状态，话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常常表现出不和谐，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人物话语自身的矛盾体现出作家情感上的矛盾，而作家情感上的矛盾同时又在文本的叙述话语中流露出来。《单位》中的小林夫妇当初都是有理想，与事业追求的大学生，“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中呢？……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理想怎么了？……一辈子下来谁知道谁！”这些饱蘸作家生命体验的活语从语言表层看，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作家对生活的认同，对小林这种随波逐流的理解，其实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依赖众多读者所共有的误解和偏见，从话语深层对造成小林这样有为青年一步步走向世故庸俗给予反讽式的批判。
（三）荒诞阶段。近年来，刘震云的小说由以前的注重情感日渐朝生活的庄重方面靠拢，从对下层平民百姓琐碎生活的关注开始转向捕捉生活中荒谬的一面，以追求艺术最高程度的真实。需要指出的是，刘震云作品中的荒诞感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荒诞主义有质的区别，在刘震云的笔下，荒诞是隐藏在世俗化现象背后的一种真实，与表层的现实秩序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是作家对生活中所存在的荒谬的东西的真正发现，更是作者不愿重复自己不断超越自身的结果。如他的长篇小说《故乡相处流传》的结构方式就很富有荒诞意味。作品叙述了4 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一是曹操一袁绍争夺延津之战；二是明代搞大迁徒；三是慈禧和陈玉成争夺延津之战；四是五八年搞大跃进，这原本是发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故事，然而作者却将古人和今人置于相同的时空中进行对话，让活跃于三国时期的曹操和现代延津百姓一起生活，初看起来荒诞不经，但仔细考虑还是有可能的，因为生活的空间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时间的不同，这是一种错位。现在再把这种错位重新拉一遍，就会产生一种荒诞感。作家创作上结构故事的独特方式自然给作品平添一种荒诞意味，这不是人为的现象。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是作家对生活作了大量思考之后所作的哲学的概括和归纳，然后诉诸创作实践的产物。他的中篇小说《新闻》所写的“芝麻变西瓜”、“驴变马”的典型事例本身就给人一各真真假假、假真难辨的荒诞，作家将生活中不易察觉的荒诞的一面进行大胆的艺术处理，从而增进读者对生活的深层理解。
当然，刘震云小说创作的阶段及特征只是相对而言，他的鲜明的创作个性（原生态的生活、原型式的人物与作家真情实感的完美融合），则综合体现于他创作的全部。
二、城市·乡村·平民·头人
刘震云小说取材地域比较集中，一个是他生活多年、置身其间的现代都市，一个是他走向人生的第一站，给他留下最难忘回忆的故乡—豫北农村。从小说人物活动的时间来看，关于城市生活的描写多着重于现代社会普通人的生存景观，而描写故乡内容的作品则以乡村悲剧历史的演变为轴心，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以普通平民和基层干部作为描写对象，于是便形成了作者创作中的两个作品系列。
平民系列 大学毕业之后，刘震云一直生活在城市，家庭的日常琐事、单位里的恩恩怨怨、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时时激起作者的创作冲动，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的生命体验去逼真地再现现代都市平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困境，在创作过程中，他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进行远距离的审美观照，而是以其自身鲜活的生命感受进入创作状态，以获得一种身在其中的近距离透视，同时又依照艺术创作规律力避情感的直接流露，这样就使其笔下的生活成为平民社会原生态的显现，从而形成了他创作中占比重较大的都市平民生活的全景图，如《单位》和《一地鸡毛》等。
从当代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刘震云反映现代社会普通人的生活远不如直接描写当代经济改革的重大事件、弘扬时代的主旋律更能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因为这些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生活缺少那种波澜壮阔的壮举、激动人心的场面，而多是一些司空见惯的细小事故，但评价一个作家和他作品价值的高低，关键并不表现在他写什么，而在于他怎么写，不在于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而在于其是否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以永葆艺术的生命力。刘震云这类作品的价值，首先在于作品所描写的平民生活境况在以往的创作中均未得到成功的表现，尽管不少作家也曾涉笔于下层社会那种猪狗不如的生存环境，并对此给予深切的同情，但因其笔下的生活途径作家较大程度的加工、提炼、升华，于是又与生活本身距离甚远，而刘震云反映都市下层人物的生活独特之处体现在这些生活的原汁原味，以其自身的原生状态展示在读者面前，让你再度体验这种生活时能有所发现，有所感悟。其次，这些平凡普通人的生活往往不是个别人生存的真实写照，而是大多数平民的生活实况，他们的存在证明就是这些让人心烦无奈说也说不清的琐碎生活。如《单位》、《一地鸡毛》写的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单位、家庭、上班下班、洗衣服、弄孩子、对付保姆，还有如何贿赂别人搞到房子，如何求人让孩子入托，如何将老婆调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单位，这差不多是生活在都市有妻子儿女的人所面临的全部生活内容，作家的巧妙之处在于从别人看似无价值的生活中去发掘所蕴含的真意，由形而下的审视走入形而上的沉思。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刘震云指出，他的作品的意义就在于写生活琐事，这种无意义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如果没有意义，十几亿的中国人靠什么活着？我觉得人不是靠一种空洞的理想活着，而是靠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支撑着，如《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上班前买了一块豆腐拿回家，因急着赶公共汽车上班，忘记把豆腐放到冰箱里，晚上回来这块豆腐就溲了，老婆就来气了。其实他老婆也不一定是因为这块豆腐的问题，是因为她在单位、或者在其他方面受了气，就把这块豆腐作为发泄口，今天他们争论的意义就是这块豆腐该不该溲，这块豆腐也许只值壹毛伍分钱，那么这壹毛伍分钱就是他们生存的意义、生存的证明。我觉得这非常有意义，这也许是他们人生的支撑点，是一种伟大的证明，如果没有这些争论，他们的生活就会很空洞，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争论了。其实，不少读者喜爱刘震云的小说，其原因皆源于作家对这种熟视无睹的生活的新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激起处于类似生活状态的人的情感共鸣。
头人系列 这一系列的作品主要反映城乡基层干部的生活景观，代表性的作品有《头人》《官人》《官场》《故乡天下黄花》等，在以往的小说创作中，批判各级干部身上的劣迹败行、开掘他们身上高尚的品德和人性的光辉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创作公式，其实这些内容远远不能囊括他们生活的全部，作家把一个具体的人进行肢解，只突出其正负两极，自然就把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丰厚的思想内蕴和复杂的性格因素漏去了，刘震云头人系列的价值就在于他不是从阶级论、社会学的角度而是从审美角度去探讨城乡机关的大小官人们的生存内容和生命追求，即注重他们的人生和情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作者认为，对于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乐趣是什么？我们务必不要认为这些统治老百姓的人，这些官僚阶层人的生活是枯燥的，开会、做报告、收礼送礼，似乎生活就是由这些组成的，他们的生活也是很充实的，这种生活和运作是很充满情感和人情味的，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他们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这种生活中，这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在刘震云着力营造的官人世界中，我们目睹了官场斗争的残酷无情；（《故乡天下黄花》）看到了官场中头人的命运难测；（《官人》）同时也饱览了官场中官人为官的乐趣和人情味。（《官场》）当然，作者官人系列作品的价值仍在于他抛弃一般作家的世谷偏见，真正把官人当作具体的审美对象去艺术地审视和把握。
三、生存·命运·人性
与创作中十分关注普通平民和基层干部的生活境况相联系，刘震云在创作上对政治文化也比较敏感。政治，作为意识形态之一有形无形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文学依附于政治，文学丧失自己独立的品格而为政治服务，甚至文学因受到政治的过度干扰而大大降低了自身的审美价值，新时期以来，不少作家都试图在自己的创作中将政治作为一种文化去表现，然而，写出特色和个性的作家并不多见，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化标志的政治，既表现在口头、墙上的标语、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等这些有形的东西，同时又表现在它的无形性上，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大家同样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即作为一种意识、观念它渗透于每一个人的骨髓和细胞，这种观念意识又常常可以将人们区别开来。如在经济利益和生存方式上，处长和科长之间在住房面积、工资待遇等方面差别较大，这种政治制度上的硬性规定决定了每一个人都有形无形地受到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文化对人的渗透首先是波及到生存状态上。《单位》、《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小李夫妇当年都是大学生，有理想有追求并为此奋斗过，挑灯夜读过，哪里想到毕业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鸦鸦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整天忙于上班下班、买菜做饭、吵嘴睡觉……到了晚上疲惫不堪，连一页书都不想看，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都统统置之度外，在一定意义上也许是这种周而复始的琐碎生活消磨了人的意志，促人变得庸俗世故，然而真正促使小林夫妇变得卑琐的因素则是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那种看不见摸不清的政治文化及它的直接表现形式权力，有了孩子后的小林夫妇才清楚地感觉到生存环境的恶劣，但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生存困境，必须依赖小林政治上的进步，职务上的升迁，于是小林为了生存从此在单位“痛改前非”，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不得不一次次靠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主动为局长搬家，甚至狠心将孩子舍不得吃的奶粉送给党小组长女老乔……而这一切使小林都难于承受，导致他常常处于一种身心疲劳，自我分裂的无奈之中，从小林的生存境况中我们不是可以明晰地看出政治文化对他的巨大影响吗？
作为政治文化的直接表现形式之一，权力意志不单单制约着人的生存水平和质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还直接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新兵连》写的是一群农村战士的故事，小说不仅写出了一种真实、质朴的军营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作者揭示了在极左政治制约下人的前途、命运的不可预料，“老肥”在乘汽车前往部队的途中无意中尿了带兵排长一裤，深感不安，后来部队会餐时为使自己愧疚的心理有所弥补，他便把自己碗中的肥肉拨给排长，由于排长一向对肥肉反感，因而对“老肥”的举动更加不满，为此“老肥”的情绪降到了最低点，意识到自己彻底完了，为什么？无非是作为“排长”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他的命运和前途才使其惶恐不安，后来，“老肥”靠积极努力创先争优当上了“骨干”，希望有一朝一日去给军长开小车，由于大家都要求进步，这样“老肥”的进步致使他人无法进步，甚至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人的前途，于是同时入伍的“元首”便偷偷向团里汇报了他犯羊羔风病的内幕，结果刚入伍两个月的“老肥”不得不中途退伍，回去之后，他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政治前途无望，便跳井自杀。老兵李上进，把参军入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他如此重视入党，并非出自他个人对政治生命的特殊关注，而是因为这是当时人们衡量一个人军人价值的主要标准之一，因此，李上进的悲喜忧乐便基本上围绕着是否入党这一轴心运作，他经历了一次次的考验，结果一次次入党机会从身边错过，失望之余他则把自己未能如愿的原因推到指导员身上。并暗中进行开枪报复，后因此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老肥”的自杀，李上进由一个渴望上进的老兵论为阶下囚的命运悲剧的形成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然而深层的缘由难道不也和极左的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由于政治具有一种影响人、控制人、满足人的欲望的魔力，因此，在政治的影响下，正常的人际关系常常会变味变色，纯洁的乡情、和睦的邻里、亲密的夫妻在政治观念的笼罩下很快地异化变质，正常的人性开始变得异常和扭曲。文革中孙实根在邻县被揪斗，本希望回到家乡寻找一点精神的安慰，谁知家乡的父老乡亲不仅不同情他的遭遇，不念及他在三年困难时期给予的资助，反倒落井下石，重新对他进行批斗，受斗回家寄希望于妻子的安慰与爱抚，岂料老婆又跟他闹了起来。他从自己痛苦的生命体验中感受到：夫妻之间不是甘与共相互搀扶着走完人生这段艰难历程的伴侣，而是大难来临各奔东西。赵刺猥、赖和尚的老婆依靠丈夫在村中的权势，蛮横地白吃李葫芦家的香油，李家忍气吞声多年，后来李葫芦因背毛主席语录成绩突出，受到公社领导的表彰，这时两人回到家里，都嘱咐自己的老婆，以后淹菜不要再到李家去放香油了。（《故乡天下黄花》）这种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既构成社会的重要本质，又逐渐改变着人性的本来面目，有意无意地使正常人走向人性的反常与扭曲。《官人》中身为常务副局长老张为了探测部长意图，对部长的小秘书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陪着小秘书钓鱼还不算，甚至不惜在前座上抱着已经熟睡的小秘书的女儿，《官场》中的县委书记金全礼成绩平庸，靠与省委书记的私人关系得以升迁，事后金全礼为此向其致谢，这时，许年华则表现出一种冠冕堂皇的面孔。明明是个人间的私情促成了官位的提升，但语言上表现的是如此坚持原则，从这些“官人”身上我们更清晰地察觉出政治文化对正常人性的扭曲以及这种现象背后人物不得已的苦衷。
质言之，追溯刘震云创作的来龙去脉，我们发现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即对小人物、普通平民生存困境和生活态度的关注以及倾注全力去刻画他们被有形无形的政治文化任意摆布的或忧或悲的生存景观，并对那些置身于官场之中命运难测、人性扭曲的头人们给予审美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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