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日常生活论文,社会学论文,化与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文艺学学科的反思正在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引发这种反思的原因之一是人们感觉到文艺学研究似乎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新状况，特别是消费主义时代大众的日常文化与艺术生活。阐释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兴文化与艺术活动的权力似乎正在从文艺学转到文化研究、传媒研究等新兴的知识生产领域。在此，我只想把目光集中于因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的大众化、商业化以及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等导致的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思路。
当代世界（包括中国的一些城市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服务产业、文化产业、休闲娱乐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大众传播方式迅速发展与普及，文化的市场化与商业化程度日益加深。这一深刻的、全方位的转型导致了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它是作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而出现的，其范围已经不限于贵族或精英的圈子，因而不同于中国古代士大夫或西方19世纪唯美主义者的“人生艺术化”（注：这一现象在国外已引起文化学家、社会学以及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等的广泛关注。发表于《欧洲社会理论杂志》的一篇题为《社会学与美学》的文献综述对此进行了富有参考价值的概述。该文介绍了当代西方社会学与美学相互渗透的最新趋势，指出西方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过程，以至于当代社会的形式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把审美化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并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学与美学的关系。作者纵览最近十多年来的西方社会学、美学著述后指出，许多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与美学家都一致认为：审美化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See Eduardo de la Fuente,"Sociology and Aesthetic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3,No.2,May 2000,pp.239-247)。）。审美化这个论题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韦尔施在《审美化过程：现象、区分与前景》中认为：“近来我们无疑在经历着一种美学的膨胀。它从个体的风格化、城市的设计与组织，扩展到理论领域。越来越多的现实因素正笼罩在审美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审美的建构物。”（注：Wolfgang Welsch,"Aestheticization Process:Phenomena,Distinction and Prospect,"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Vol.13,No.1,pp.1-24.）韦尔施所说的“审美化过程”不仅限于城市装饰、购物中心的花样翻新、各种城市娱乐活动的剧增等表面的现象，他实际上把审美化看作是一个深刻的、经过现代大众媒介而发生的、体现于社会的生产与消费结构内部的巨大社会—文化变迁。这种变迁使那些把审美仅仅看作是“蛋糕上的酥皮”的社会学家感到震惊。当代许多社会学家甚至认为，如果说经典的社会学家把理性化（韦伯）、社会分层（涂尔干）等看作是现代性的动力并以此为研究中心，那么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则应该把审美化作为研究中心，因为在盛期现代性语境中，审美化无疑与理性化、社会分层一样，成了社会组织的核心因素之一。
就文艺学专业而言，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博德里亚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强调“符号与商品的交融”、“实在与类像之间的界限的消弭”、“审美的内爆”等，意在突出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的建构作用。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急剧加强，影像密度空前加大，以至于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社会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面对这种情况，我已经在许多文章中指出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注：参见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由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深刻地挑战了文艺自律的观念，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因而，以艺术与审美的自律为支柱、确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学主导范式就面临深刻的危机，其囿于经典文学、坚守艺术自律立场已经严重阻碍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9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在我看来就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也预示着文艺学转型的征兆。秉承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批评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藩篱，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从经典文学艺术走向日常生活的文化（如酒吧、广告、时装表演、城市广场等）。这种研究进入到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其研究的主旨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在于解读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文艺的自律性诉求在80年代乃至现在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但是必须同时指出，80年代自律性诉求的社会文化意义恰恰体现在它直接配合了公共领域中的重大论争并紧密联系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颠覆“工具论”文艺学的霸权地位，而不是在于它一劳永逸地发现了文学的真正“本质”。这表明，80年代的文艺自主性理论本身就是多重力量参与其中的社会历史建构，它与当时具体的政治气候、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关联，因此并不是什么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表现（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律”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争夺的对象，换言之，文学的“本质”、“规律”不是发现的而是建构的）。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艺术的活动方式的变化，作为审美价值诉求的自主性文艺学虽然仍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因为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文艺的自律依然是一个有待继续争取的理想），但是作为研究范型的自主性文艺学却在许多方面现出自己明显的局限性。例如，由于坚持纯文学的标准而不能充分认识大众文化的研究价值，导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过于狭隘，不能把新出现的、复合型的文学艺术形式或审美活动的承载方式纳入研究视野，或者用笼统、抽象、情绪化的道德批判代替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无法深入揭示大众文化、日常生活文化的内在机制。这里，我觉得应该重申两点。首先，区别作为审美价值诉求的自律性与作为研究范型的自律性。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在知识论层次把一个对象纳入研究视野并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价值论的层次对之保持距离乃至批判。而今天坚持艺术／审美自律性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认真研究艺术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只是一味地进行道德批判与情绪排斥，那么，这种道德化情绪化的批判根本不能揭示导致艺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消弭——自律性危机——的深刻社会根源与文化机制，从而也就无法克服这种危机，其自律性诉求只能是一相情愿的。由于导致文艺／审美活动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是艺术本身，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其次，一种研究是否属于文艺学研究并不取决于对象是否属于纯正的文学（何况“纯正”的标准也是变化的、历史性的），而更多地取决于研究方法与研究旨趣。即使对于《诗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文学，也存在诸如天文学、医学、农学等非文学角度的研究；而对于那些审美因素、商业因素、经济因素等混合一体的对象（比如广告），则可以借用文艺学的方法研究其中的审美／艺术、文化、意识形态维度（巴尔特从符号学角度对广告的研究是经典性的例子）。在我看来，后者离文艺学的研究更近一些。
然而，这样做似乎会招来“回到外部研究”乃至“回到庸俗社会学”的指责。已经有不少批评者把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归入文艺社会学或所谓“外部研究”（注：参见《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载《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当然，就文化批评与文艺社会学都反对封闭的“内部研究”，致力于揭示文学艺术与时代、社会环境的紧密联系而言，两者的确存在相似之处（注：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霍加特就把“文化研究”当作“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参见周宪等《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但是，只是把文化研究与文艺社会学——特别是传统的文艺社会学——等同起来是具有误导性的。
在我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文艺社会学模式诞生于西方19世纪。其中尤其以泰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兼进化论的社会学模式，以及由马克思开创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模式影响最大。泰纳的文艺社会学综合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与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它一方面相信“客观规律”的存在并崇尚客观主义与经验方法，具有机械论特征（反映了19世纪自然科学方法对于人文科学的渗透）；另一方面又崇尚理性主义历史哲学，从理论模式出发而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但又把这个理论模式当作“客观规律”，它相信通过理性可以把握历史的总体过程，相信历史的必然性。而且，泰纳信奉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泰纳的艺术（史）社会学中表现为环境决定论，适合于环境的艺术类型会得到发展，否则被淘汰（注：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Ⅳ,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57.）。泰纳《艺术哲学》的机械决定论色彩与伪装在自然科学外表下的理性主义倾向在中国的文艺社会学中都有相当严重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其真正的学科形态是在前苏联建立的）建立在基础—上层建筑这个基本的社会理论框架上。在这个基本框架中，物质／精神、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存在／意识构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文化／艺术被列入精神、上层建筑、意识的范畴。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有过对文化／意识形态（包括艺术）的相对独立性的强调，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许多当代的社会理论家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决定了这种文艺—社会的研究范式在根本上仍不能弥补其经济还原主义的缺憾。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文化没有被视作一种同样具有物质性的基本人类实践活动，文化在建构社会现实方面的重要作用因而也就被忽略了。这一点已经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警惕。遗憾的是，对我国文论界曾经产生支配性影响的，恰恰就是这种被前苏联文论界极大地庸俗化、简单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
在澄清了传统文学社会学的缺陷以后，我们所倡导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范式（不管叫它“文化研究”还是“当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就显示了自身鲜明的特征。当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产生于西方20世纪中期以后，它是在反思传统文艺社会学的缺陷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广泛吸收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反思与扬弃意识／存在、文化／物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僵化二元对立以后产生的。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充分反映在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等学科中。这些学科虽然存在文本中心主义的问题，但是却可以有效地克服传统文艺社会学的庸俗化倾向。当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固然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力图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但是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它非常强调语言与文化活动是一种具有物质性的基本社会实践。比如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文化——引注）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通过市场营销、设计以及风格，‘图像’提供了对于躯体的再现模式与虚构叙述模式，绝大多数的现代消费都建立在这个躯体上。现代文化在其实践与生产方式方面都具有坚实的物质性。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注：See Eduardo de la Fuente,"Sociology and aesthetics."）文化的物质化与物质生产的文化化在今天这个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日常生活中不难观察到。现在的许多商品（比如手机）已经是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混合体，人们在购买商品的时候非常注重其外观造型与色彩是否合乎自己的审美理念，从而商家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商品的审美方面，这是商业与文化（审美）相互渗透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这表明传统的文艺社会学传统与形式主义传统所共享的关于内在／外在、精神／物质、审美／实用的二元论已经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符号经济的时代受到严重挑战，当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应该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范式。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些研究方法的突出特点就是把“内在”与“外在”打通、把文本分析、形式分析、语言分析、符号分析等与意识形态分析、权力分析打通，在文本的构成方式（如叙事方式、修辞手段）中解读出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文本的文化内涵。即使是像萨义德的后殖民话语分析这样具有深切政治关怀的研究也非常重视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建立在对于历时数百年的东方学的学术与想象文本的细致（当然不是无可非议）解读上。萨义德称自己的工作是“文本细读”，因为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学文本虽然存在种族偏见，但是这种偏见常常是隐含在文本的细节与叙事方式中，而不是存在于口号中。他一方面认为包括东方学在内的人文学术具有政治性，不能忽视帝国主义统治这类“重要的事实”的存在，但是同时又坚决反对把这个事实“机械地、决定论式地应用于文化思想之类复杂事物”。而且萨义德认为学术、文化与政治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被决定关系，他们之间毋宁是一种相互生产、相互支持的关系。在萨义德看来，就一种学术学科与知识话语而言，东方主义体现的西方对于东方的权力，既不是赤裸裸的军事强权，甚至也不是文本中赤裸裸的观念内容，而是一种叙述方式，一种文体，“东方学是一种支配、重构东方并对之行使权力的西方文体”（注：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27页。）。一种文体即一种驾驭对象的方式，因而分析东方主义这样一种权力话语必须深入到文本的内部，而且不能局限在内容层面，要深入到文体层面，从而超越了内在与外在的机械划分。
从萨义德的《东方学》中我们可以感悟到：文化研究决不是要回到以前的庸俗社会学，即使认为它要回归文艺社会学，那也是一种经过重建的文艺社会学，克服内在／外在的二元论与机械的反映论当然是这种重建的重要环节与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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