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教育管理观的历史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教育管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管理观是人们在教育活动中，尤其在教育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对教育管理现象的理性的、系统的认识，是一种本质的、宏观的看法和主张。
教育管理实践活动在我国古已有之，但古代却没有关于教育管理观的专题论述。迄今为止，对我国教育管理观的研究仍论者寥寥。中国教育要面向世界，跨入新的世纪，中国的教育管理应当变革；然而中国教育管理的变革，应以教育管理观的转变为先导；而新的教育管理观的建立，则亟待加强对教育管理观的理论研究，尤其需要从研究中国教育管理观的历史演变入手，本文即就此作一探究。
先秦两汉的教育管理观
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但却有发达的大学教育，即国家最高层次的教育。
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是一种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学宦结合的官吏教育，政教不分。其教育的本质与作用如同《礼记》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中国高等教育从其一产生，便奠定了从属政治教育管理观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有所突破，“学术下移”，私学诞生，在中国古代大学教育史上，这是一次新的转变。私学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在体制上，作为独立的专门的学术和教育团体，私学与官府分离；在教学上，私学以本学派政治和学术主张教授弟子，不传授官府规定的教学科目；在受教育对象上，私学“有教无类”，扩大了受教育范围。基于孔子“施于有政是以为政”的教育目的以及“性相近，习相远”的教育作用观，春秋时期对教育管理的认识，包含了一种自主的人才教育思想。在肯定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同时，能够去思考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尽管其视野非常有限，但是在教育实践上毕竟是有了新的拓展，不失为一种具有从属个人教育管理观的萌芽意识。
汉代创“太学”，这是一种以培养封建国家行政官吏为任务的中央官学形式。“太学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统一性”：统一教材——五经；统一教法——微言大义、章句训诂；统一考试制度——首创一岁一试制度；统一训练规格、目标——学而优则仕。目的在于统一思想，不准离经叛道，以维护、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统治。与此相对应的从属政治的教育管理思想，以董仲舒为主要代表。作为封建教育模式的重要奠基人，董仲舒主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把人权操纵在统治者手中，由国家办大学，用国家颁定的统一的思想规格进行教育，然后量才给予官爵。这一思路，实际上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待太学生的基本政策，影响甚远。
与此同时，王充在教育管理理论上却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无不可变之性，无不可教之人”，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并将这种思想运用于管理现象的分析之中，提出了对培养目标和学习层次的划分。在此以前人们对培养目标都是一种笼统的表述，没有在其中区分层次。王充按读书人的社会职业法则提出文吏、塾师等五个层次；并不同于汉代官学把能通六经作为区分次第的唯一考试标准，提出以德行高尚、知识广泛、通古知今、能够应用和创新为划分高低的标准。王充对教育管理的认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突破性的意义，但他这种注重人的发展的教育管理思想在当时仅作为一家之言，在实践中无大建树。
简而言之，从教育实践以及教育家的理论主张来看，先秦两汉时期对教育管理的本质认识基本上是一种从属政治教育管理观。从西周的管理模式到汉代的太学模式发展演变的过程，这种从属政治的教育管理思想也从产生到发展逐步形成一定的规模，从而奠定了整个中国古代教育管理观的基础。其间，虽不乏从属个人的教育管理主张，但仅能作为某种理论或某阶段教育活动的特定补充，表明一种存在，不能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格局的形成，一直影响到后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管理观
魏晋南北朝是秦以后中国古代分裂时间最长，动乱频率最高的历史时期，史学家们常常称之为“乱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等教育管理观，经过近四百年的酝酿发展，也形成其固有特点。
三国时期，高等教育基本上沿袭旧制，官学衰落。西晋高等教育在教育体制和管理制度上的新发展，是创办了反映贵族高等教育特权的国子学。史称“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经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南齐书·礼志上》）东晋时期的高等教育时兴时废。南朝元嘉年间的官学相对较为兴盛，史称“一代之盛。”宋武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在京师并创玄学、 史学、文学、儒学四馆，各按专业进行招生、教学和研究。拓宽了教学内容，也奠定了中国古代高等专科学校的雏形。自汉代经学独霸官学教育以来，这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一次重大变革。后又有梁武帝开设五馆，北魏孝文帝、宣武帝设律学、算学等专科学校。北齐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新尝试，是孝昭帝皇建元年（公元560年）， 设置国子寺，作为统辖国子学的教育管理机构，对隋唐以后的高等教育管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魏晋南北朝时代经历了第二次重大变革，即高等教育突破封建大一统的束缚，从汉代正统的独尊的儒家经学教育中摆脱出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譬如，在体制上，打破汉代沿袭二百余年的中央正规官学的单轨制，出现了包括儒学、佛学、道学、玄学、史学、文学等并存的多元化格局。
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观念也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教育管理观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正统轨道。
魏晋时期，“宪章弛废，名教颓毁”，在多元化的政治文化格局之下，玄、儒、佛、道等理论百家争鸣，尤以玄学、清谈对高等教育思想影响较大。人们更多地思考人的自然本质，教育与人的关系以及人才培养的多向性等问题，并随着对这些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深化对教育本质、教育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促进了教育管理思维水平的提高及教育管理观的新发展。
以主要代表人物嵇康来看。嵇康“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在教育思想上，嵇康否定经学教育，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认为六经的本质是“以抑制为主”，以六经为内容的教育是一种外在的抑制和引导，是违反人的本性的。“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因而反对六经之学，提倡个人自主、自我修养的教育。进一步强调了自主的人格或人性教育思想。先秦时期孔子的君子之教中包含的自主教育的思想因素，在嵇康的理论中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发展。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一种从属个人的教育管理思想。这与先秦两汉正统的从属政治教育管理观显然是有所不同的。
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新的教育形式的产生，都昭示着一种需要，或以社会为主的需要，或以人的发展为主的需要等。当我们通过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现象来思考其本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体制的突破，教育形式的突破，教育内容的突破，教育方法的突破等等，更多的应该是表现为适应了人的发展的需要，或个体的人的发展，或群体的人的发展。这无疑也反映了一种教育管理的主张。
因此，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教育管理观虽然仍然恪守传统的从属政治的模式，但也出现了一度较有影响的从属个人的教育管理思想，并影响到当时教育实践，推进了多种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尝试。从而为高等教育向着各个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条件。
唐宋元明清的教育管理观
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自夏商发韧，到汉立太学，历经三国、两晋，已形成规模，再经唐宋的发展，成为定制。
唐宋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制度及管理体制的完善。唐代高等教育分为四种类型：贵族学校、中央和地方的官学、附设于或由业务部门管辖的专科和私人讲学。包括经学教育和专业科技教育两大类。经学教育是唐代教育中的主要部分，构成以儒家学派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学科课程。官立学校有弘文馆、崇文馆、国文馆、四门学和地方上的府、州、县学，在学校管理上已形成固定章程，并有比较严密的教学和管理制度。一是与科举制度的结合。科举始于隋朝，是国家选官的考试制度，唐沿隋制并进一步发展和规范化。使高等学校的学生成为科举考试制度的主要对象，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官学所设的各科内容基本上作为科举所设科目。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与高等教育结合的选官制度。也形成了国家控制论为核心的管理思想，即从属政治教育管理观。及至宋元，基本上沿用唐制，高等教育的体系和管理更为完备，更为定格、停滞。即使提出某些改革主张或着手某些改革试验，也很难有突破性的发展。如宋初教育家胡瑗，创立“苏湖教法”，将学生依其个性特长分斋教学，一斋为经义斋，以学习六经为主，培养治才；一斋为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和算历等科，培养专才，打破自汉立官学以来州县学均以儒经为学习内容的格局，开“实科教学”之先。又如，针对科举教育的积弊，宋代兴起一种新的大学教育形式——书院，融藏书、印书、学术研究、授徒于一体，可以自由讲学，允许学生自主择师入学，教学以学生自学和独立研究为主，提倡学术交流等，对官学教育有所改进，但从其走向上，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明清两代，大体沿用前制，更强化了中央集权控制，宋明理学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在高等教育中，更是把对人的个性压制推到了极点，从属政治的教育管理观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如明清两代对高等教育的控制都极为严格，恩威并施，制定严苛的学规。明太祖颁禁例八条于全国学校，并刻碑置于明伦堂上，称“卧碑”。清代顺治七年，亦刊立卧碑，置明堂上，康熙和乾隆皇帝御制或钦颁“训饰士子文”等钳制思想、管制行动。又如强化科举制度，规定科举考试出题限于《四书》、《五经》，以朱熹注释为主，制定科举考试的规范文，称为“制义文”，即俗称“八股文”。再如，控制书院，将书院归官府节制，规定书院应科考的生员名额，使书院官学化、科举化等。
其间，虽不乏教育家对此进行抨击，提倡重视个性发展的教育，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但终究无济于事。高等教育发展到后期，空疏无实，积弊更为突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代。
近现代教育管理观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产生于完全不同于旧式儒学的近代新式分科大学。1862年创设的外语专科学校京师同文馆，可谓新教育的发端。此后又有军事类专科学校，如福州船政学堂，科学技术类专科学校，如上海机器学堂等。1898年，创立了近代由政府开办的最早的大学——京师大学堂，确立了近代高等教育新学制。高等教育特别是国家办理的官学从具有普通教育性质的官吏教育变成在中等基础教育或专业教育之上的、直接与生产联系与社会职业相适应的、多科性高级专门人才的教育。可以说，这一时期，新式高等教育基本处于初创阶段。
在教育管理上真正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是从辛亥革命之后开始的。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文件和规定，改革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为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奠定了初步基础。如1912年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结束了传统儒学和科举教育制度，标志着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的诞生。此后，以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为开端，以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和1922年新学制即“壬戌学制”为基础，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现代大学形成和发展的新阶段，开始向现代化发展。至三十年代末，确立了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与体制。这一时期，政府对大学的限制较宽，不仅高等教育在数量上有很大发展，在质量上也逐步提高，我国渐次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大学和著名的高等学校。
国民政府后期，在独裁专制政治制度下，对高等学校的限制有所加强，因而高等教育的整个发展又基本趋于一种停滞状态。
近现代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旧教育向新教育的大转变，旧学向新学的大转变，中学向西学的大转变，新的教育管理观也在这一大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与发展。
其转变的前期，是新的教育管理观开始酝酿的阶段。如康有为《大同书》中所阐述的高等教育思想，已经摆脱了经学教育的藩篱，从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和肯定女子应和男子同样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力，以及首次提出普及高等教育的主张，已表明在教育管理观上重视人的发展需要的意识。又如严复在论述教育的作用与目的时所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观点，与传统的从属政治教育管理观已有所偏离。虽然影响不大，但毕竟预示着一种新的走向。
其转变的中期，开始形成新的教育管理观的萌芽。尤以蔡元培为代表。全面和谐发展的完全人格教育思想，是蔡元培教育理论中的核心。为此，蔡元培极为重视人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蔡元培的教育管理思想，基本上是一种主体教育管理的思想，是一种不直接从属政治、不直接从属经济的教育管理观。主要表现有：
主张完全人格教育。蔡元培认为，“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共和国教育“须立于国民之地位，而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等教育。”就是说，蔡元培对教育工作提出了两个依据，一是要根据作为教育者本体的人，二要根据社会对人的要求，亦即人对社会的责任。在他看来二者是统一的。培养完全人格或健全人格是教育的总目的。据此，蔡元培在1912年提出的民国教育方针都基于五个方面：军国民教育（体育）、实利主义教育（智育），公民道德教育、美育和世界观教育。
主张“教育独立论”。蔡元培提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说，“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教育独立论》、《蔡元培文集》（四）177 ～178页）。对此，蔡元培提出，在教育行政管理上实行“大学区制”， 把教育交由懂得教育规律的专家管理，成为独立的社会事业。即将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所大学，大学除进行专门高等教育外，负有管理本区中小学及一切社会教育的任务。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即采用教授民主治校，并采取著名的办大学方针：囊括大典，网罗名家，兼容并收。“无论何等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主张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观。蔡元培认为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才为目的，所以科举考什么，就强制学生学什么。他提出“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蔡元培在主持北京大学的教学改革中，即取消全部课程为必修课的学程制，实行选科制和学分制，并开创了招收女学生和实行男女同校的新风气。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他的有关高等教育管理的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蔡元培不仅是我国近代最完整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思想的教育家，也是我国近代比较完整地阐述自主教育论的教育家。主张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管理自主，教育应成为为社会服务的独立事业。交由教育家自主进行。这对于传统的从属政治的教育管理，无异于惊雷绝响。其对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在深度与力度上是非同一般的。
其转变的后期，高等教育步入了从属政治的轨道，从属政治教育管理观使高等教育又进入了一种偏激、高稳定状态而较少生机与活力。
在近两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国教育管理观以其特有的方式存在和发展。
其一，中国古代的教育管理基本上是以社会本位为主的从属社会教育管理观占主导地位。
从夏商建立学校制度肇始，即诞生从属政治教育管理思想萌芽；及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自主教育思想与实践对此带来了一定冲击，但到了两汉又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从属政治的教育管理观得到新的强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属个人的教育管理思想尽管影响一时，但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以社会本位论为立足点的从属政治教育管理观。唐宋元明清以降，教育管理思想上的国家控制论更为突出，直至辛亥革命后，以人为主体，从属个人的自主教育管理观才给现代高等教育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但最终仍是从属社会的教育管理观居于主导地位。
其二，尽管从属个人的教育管理观在中国教育史上并未获得重要地位，但其毕竟发挥了特有的作用，尤其在各个重要历史阶段及社会转型期期间，对于推进旧教育向新教育的阶段性演进，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轨，从一统制向多元制的转轨，从封建制向共和制的转轨，概莫如此。体现了主体教育管理观对于推进教育发展的特有作用。
历史给予我们的反思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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