戾陵堰、车箱渠所在位置及相关地物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物论文,车箱论文,所在位置论文,戾陵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12)05-0088-08
三国魏嘉平二年(250)，镇北将军刘靖率民众在
水(今永定河)上修建拦河坝(史称“戾陵遏”或“戾陵堰”)，开凿车箱渠，将水东引，灌溉蓟城南北的广阔土地，持续获益数十年之久。北朝时期，戾陵堰与车箱渠这套灌溉系统又几度兴复，为蓟城周围的农业发展立下了功劳。这一系统是北京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引水灌溉工程，对于北京地区的开发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历史功绩不亚于元朝郭守敬对元大都水系的改造。因此，许多水利方面的研究都把它与四川岷江上的都江堰相比较，视为古代水利工程的重要代表。
有关戾陵堰、车箱渠的情况，以郦道元《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中著录的“刘靖碑”及其“遏表”记载最详细。①这是目前我们追溯、研究其具体情形和水利贡献的宝贵线索。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90年代初，郑肇经《中国水利史》、侯仁之《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和蔡蕃《北京古运河和城市供水研究》等多部论著都有对戾陵堰、车箱渠的介绍或研究，②但对其具体位置和规格形制莫衷一是，未能达成共识。近年来，被视作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戾陵堰、车箱渠的定位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借助于考古发现的深入和现代勘探技术的进步，重新确认戾陵堰、车箱渠的位置、形状和走向似乎也有了更充分的条件。2011年，北京水利史研究会和永定河管理处联合发起的“寻迹戾陵堰、车箱渠”系列科考活动，将这一古老命题再次推向人们的视野。其间李善征等人合撰的《戾陵堰、车箱渠位置的新释读和寻迹》③一文提出了一些新观点，给人以启发。本人有幸参加了考察，对相关文献及前人成果揣摩多时也不免有些心得，呈奉于此，意在为该研究修得正果而推波助澜。
一、戾陵堰、车箱渠周围相关地物的辨析
戾陵堰和车箱渠虽然一直深受关注，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是众说纷纭。比如：戾陵堰和车箱渠的位置以及渠道的走向是怎样的? 《水经注》所记载参照定位的梁山、刘靖碑在哪里?高梁水与水的关系究竟如何?等等，至今未有确切答案。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彼此关联的，从已有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并配合实地考察，是可以加以辨正、予以明确的。
《水经注》卷十三《 水》写道：蓟县故城“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294年10月26日)刊石建碑，扬于后页矣”。①卷十四《鲍丘水》中则详细记载了戾陵堰、车箱渠的修建情况及其变迁过程：
鲍丘水入潞，通得潞河之称矣。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剌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其词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相水以度形势；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
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至景元三年辛酉……遣谒者樊晨更制水门……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
“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水于戾陵堰”和“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这两段文字是说高梁水的上源河段在戾陵堰接受了水的补给，而沟通两条河流之间的联系、把水输送到高梁水上源的途径，是以两壁直立如车箱而得名的车箱渠。梁山上有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的陵墓。刘旦争夺皇位失败后自杀，被汉昭帝谥为“剌王”，其陵墓叫做“戾陵”，以此象征他刚愎自用、不思悔改的品行。“戾陵堰”既以梁山上的戾陵为名，理应距离梁山不远；刘靖既然“登梁山以观源流”，梁山无疑位于水北岸、车箱渠以北，即所谓“水北有梁山”。这样，水、梁山、戾陵、戾陵堰、车箱渠，就成为彼此密切关联、互为定位参照的一组标志性地物。
1.梁山是哪座山?
位于水东岸、海拔183米的“石景山”是这一带最突出的独立地物，曾长期被视为刘靖登临的“梁山”，在早期的不少论著中尤其如此。随着地理考察与文献解读的深入，这种认识已经被修正。这是因为，如果梁山就是石景山的话，车箱渠理应自西向东流过石景山南侧，这才符合“水北有梁山”的描写。但是，石景山南侧却缺乏“两山夹一谷”之类的天然便利条件，在古代工程技术条件下，选择此地开渠引水显然不是明智之举。相反，位于石景山西北约1.4公里的“四平山”及其东南相邻的黑头山，同样处在永定河东岸，与石景山之间具有“两山夹一谷”的天然地形缺口，既为开渠引水提供了低洼易行的沟谷通道与双峰共扼的坚实倚靠，由此修建水门也能大大减少工程量，理应成为刘靖主持兴修水利时的首选。“1986年，石景山发电总厂发掘出三合土砌的拦水坝一条，与永定河床平行。该坝长300米，高2.4米，上宽0.5-1米，底宽2-2.5米，中段为引水闸口”。④（P431)这条拦水坝就是金代开凿、元代郭守敬重开的“金口”遗址，位置正处于石景山与四平山之间。河流的泥沙淤积是造成古今地形差异的重要力量，但山梁与沟谷决定的总体地理格局很难移易，水利工程选址的历史继承性也就取决于地理环境的形格势禁。由此推断，金口的选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戾陵堰和车箱渠的继承。上述与永定河床平行的拦水坝遗址，其位置应与当年车箱渠水门及其两侧的堤岸大致重合。对照这一带的山河形势，戾陵堰应是一道紧靠石景山西侧山包、朝着西北即水上游来水方向伸到对岸的拦河坝，由此把河水滞留在石景山以北、四平山以南。两个山包之间相对低洼的“地形缺口”(今石景山发电厂所在地)，则是把水引入车厢渠的取水口。由此，1991年出版的《石景山区地名志》说，车厢渠以北的“梁山”只能是今天的“四平山”而不是“石景山”。④(P438)这一论断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学者的观点。
图1 戾陵遏车箱渠位置示意图(据北京市地方坐标图改)
与上述推测略有不同的是，位于“四平山”东南约1公里、海拔219.3米的“黑头山”，是研究者关注的另一个“梁山”。同是《石景山区地名志》，在“黑头山”条写道：“在此山南侧，有三国时期魏国镇北将军刘靖修建的、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和车箱渠旧址。据《水经注》记载：‘……水北有梁山……’文中之梁山即今之黑头、四平等山。”④(P89)在文献研究和田野考古都不够充分的条件下，这里将“梁山”定位为“今之黑头、四平等山”，体现了慎重客观的科学态度。1992年，罗保平先生根据石景山一带地形特点与工程技术上的可能性推断：“刘靖建戾陵遏最理想的选址，应该在今黑头山与石景山之间”，借助石景山与黑头山两座山体来修建坝闸，既可节省工料，又比较安全可靠；《金史·河渠志》记载了“孟家山金口闸”，鉴于石景山在金代已有专门的名称，“孟家山所指，似乎还应是今天的黑头山或四平山”。⑤(P221)该文论证了梁山不是今天的石景山，虽然倾向于黑头山，却也并未否定四平山是梁山的可能，推测的态度依然相当谨慎。2011年李善征、刘延恺等人撰文，则果断肯定了“梁山是黑头山”的说法，但其推断的依据却并不充分。比如：“梁山的名称，是因黑头山山顶地形呈平坦条形地带……形似鼻梁，故称梁山”；“站在今黑头山上，地势较高，能纵览水和高梁水，能看清黑头山与石景山之间的垭口……”③首先，如果“梁山”确实看起来“形似鼻梁”，从民间以约定俗成的方式为某一地域命名的普遍规律看，称之为“鼻山”或“鼻子山”显然更加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如果排除了以姓氏为名的可能，从地物的形状解释“梁山”的语源，也应当是由于山脊平直、与房梁相似而得名。其次，2012年3月，当笔者与一批科考队员再次登临四平山时发现，它同样具有“山顶地形呈平坦条形地带”的特征，同样可以观永定河(古水)和石景山附近乃至更远地方的风物。而且地势更高(海拔223.3米)，有“一览众山小”之势。如果从“观源流”的角度说，站在此山上看三家店以上永定河的出山形势当更为合理。从山体构成来看，四平山和黑头山实际是同一座山脉的两个山头而已，在等高线150米以下它们是相连的同一座山体，在平面图上呈现出“人”字形的脊梁状(见图2)；稍高一些的四平山面向西南，略矮一点的黑头山伸向东南，像牛头上的两只犄角。另外，历史告诉我们，在当地尚属蛮荒的古代，地标的认定并不如今人这么精细，不会将此每个山头都一一命名；“四平山”“黑头山”之名显然都是随着人们来到附近开发、居住后才出现的，是对这座山体不同支脉的进一步细分。所以，从山体构成、形状及山名语源等因素推断，当时的“梁山”其实是指包含今“四平山”“黑头山”在内、位于永定河东岸与石景山对峙的这座山岭的整体。目前非要认定“梁山”到底是四平山还是黑头山既缺乏依据，也没有意义，因为它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梁山”基本方位的确定及其与石景山之间垭口位置的认定。如果执意用一个山头来代表的话，那么海拔高一点的四平山似乎更加合适。
图2 20世纪30年代石景山地区图(局部)
在地理形势的合理性推测与渠道遗迹的考古发现之外，确定“梁山”的另一个最直接的途径，就是找到山上的“戾陵”。但不论石景山还是四平山-黑头山，迄今都没有可以认定为“戾陵”的考古发现。笔者在考察时注意到，四平山-黑头山向阳坡面上有不止一两处陵包形迹，附近可能确有古墓尚未发掘，也或许“戾陵”已被多次泛滥的永定河水冲垮掩埋，总之，“戾陵”在“梁山”(今四平山-黑头山)附近还是有可能的。
2.车箱渠、高梁水与水的关系
《水经注》有关“高梁水”的记载分见于不同篇章，表述的发源与尾流也不尽相同。由前文所引《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中的记载，人们通常以为“高梁水”的上游河段是从梁山以南开凿出来的一条人工渠道，即车箱渠。对其冠以“高梁水”之名的传统理解是：因为开了车箱渠，它的上源与水相连接，等于向上延长了高梁河；正因如此，所录刘靖碑有“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语，也就可以解释得通。⑥(P107)而结合《水经注》的上下文和其他文献的佐证，加上考古、地质勘探等技术支持，如今可以得出一些更加合理的解释。
无论《水经注》各篇对高梁水的表述有何不同，它实际上指的都是同一条河道，西直门外的高梁河就是遗存至今的一小段。《水经注》卷十三《水》记载：“水又东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水。”这里所说的“高梁之水”是一条原本就存在的天然河流，是从更新世晚期直至东汉末年的古永定河河道，它起源于今石景山附近的水，向东流经八宝山北、田村、半壁店、八里庄，而后接今紫竹院以下河道。成书于三国时期的《水经》记载水“过广阳蓟县北”，而在郦道元的注文中则变成了“迳蓟县故城南”。对于这个变化，侯仁之先生的判断是：《水经》记述错误，《水经注》做了纠正；⑥(P102)尹钧科先生和笔者都认为，《水经》未必有错，这一变化源自从东汉至魏晋间的永定河河道变迁。⑦(P167-168)现代地质勘探技术证实了这段河道的存在。其大致走向为：从今石景山附近向东流，经八宝山北、田村、半壁店、紫竹院，经高梁桥至今德胜门西，再南折入今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海，穿过今长安街人民大会堂西南，再向东南流经前门、金鱼池、龙潭湖，经左安门以西流向十里河村东南，至马驹桥附近汇入水故道(今凤河河道)——今人称之为“三海大河”。“此河宽度一般在300米左右，但在供电局(今西交民巷以南——笔者注，下同)至棋盘街(原正阳门内东西两侧)一带约宽600米。地层岩性，表层6-7米以上为杂填土，6-7米以下为全新世沉积的粘性土，在10米以下为更新世晚期堆积的砂、砾石层”。这是“永定河从晚更新世以来延续到全新世的一条古河道”，其消亡“大约可以晚到汉代”。⑧
关于这条古永定河河道，以往不见有人给出有力的文献依据，《水经注·鲍丘水》中录刘靖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语，也多以为牵强。如今，随着地质勘探技术的介入和研究的深入，确实证明了这条古河道的存在。尽管水在东汉以后开始改道南迁，但由于有今紫竹院附近泉水(其实也是古永定河河道地下水的浅层溢出)的不断汇入以及原有水体残存形成的湖泊，从今紫竹院以下的河道并没有断流。上游田村、半壁店、五孔桥、八里庄以北直至紫竹院一段水体也因山脚泉水补充而断续存在(今双紫支渠即其遗迹)。高梁水在斜穿过今天的整个北京城后，于当时的蓟城东南再次汇入水。
刘靖在“梁山南”开车箱渠所分出去的“高梁水”，实际是利用了上述“三海大河”的一部分故道，重新疏挖、沟通了这条河，所以在郦道元时代及以前仍以“高梁水”名之，这其实是表明了两者之间原本的承继关系和河流变迁的进程，并非记载谬误或前后抵牾。从这个角度看来，或许我们应该把“三海大河”这条永定河故道直接命名为“古高梁河”更为妥当，显然，在郦道元之前很久它就已经存在了。
至于车箱渠及其注入的高梁水的下游走向：“遏表”称“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这是指樊晨改建后的车箱渠及高梁水的下游走向。侯仁之先生指出：“这一次应该是从高梁水的中游，也就是今德胜门水关附近一带，又加开一道支渠，分水引向潞河，以灌溉昌平潞县境内地。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用人工渠道，把北京城西的永定河与城东的白河连接在一起。”⑦(P107)经过这样的改造，原来的高梁水自西向东而后偏东南流，“迳蓟县北”也就是经刘靖碑所在的蓟城之北，汇入水；在蓟城以北分出的支渠则继续向东偏北而下，最终在潞县境内汇入鲍丘水，其经行路线同样符合《水经注》所称“又东北迳刘靖碑北”的记载。1991年北京海淀区双榆树当代商城大厦施工时，发现了一条古渠遗址。南北走向，断面斗形，底宽近14米，面宽约23米，深约3米，底部距今地面约4.7米。渠道轮廓清晰，长百余米，流沙、淤泥与草炭层叠相压，厚达2米以上。综合相关遗迹，可以勾画出一条南起紫竹院、北抵清河附近的古代渠道，位置和走向与魏晋北朝时期修筑和扩建车箱渠的文献记载吻合，为确定车箱渠下游走向和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⑨
3.关于刘靖碑的方位
《水经注》有两处提到刘靖碑：卷十三《水》“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成乡景侯刘靖碑”；卷十四《鲍丘水》“(高梁)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蓟城东门内的刘靖碑毋庸置疑，焦点在于与梁山隔车箱渠相对的南岸，是否像某些论著所言另有一个“刘靖碑”。⑩(P152)
如前所述，车箱渠是连接高梁水上源向着水延伸出来的一截人工河道，将二者笼统地称为“高梁水”本无不可。这样，“(高梁)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当理解为：高梁水借助车箱渠这条人工河道，自戾陵堰将水引出一个分枝，向东流经梁山以南，又朝着东北方向流过刘靖碑以北。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到发生流向转折后的“又东北迳刘靖碑北”，这个过程究竟是在“东迳梁山南”之后(也就是在梁山东南侧)立即出现的连贯状态还是渠水经行了较长距离之后的结果。
迄今所见持两个刘靖碑观点的论著，都无法根据文献或其他证据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以“此碑在渠南”断定“与蓟城东门内立刘靖碑不是一个”。这恐怕是对《水经注》理解的偏差所致。
首先，卷十三刚刚提到蓟城东门内有“刘靖碑”，卷十四紧接着又摘引了“刘靖碑”的部分文字，在郦道元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这两处所指应是同一座“刘靖碑”。
其次，《水经注》在谈到河流的经行路线时，通常只是说明其水势、流向和沿途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人文特征，却未必标出相邻两处间隔的里数，这在古代描述河道的地理著作中颇为寻常。车箱渠之水“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三者后面都缺少“多少里”这个最关键的定位数据。再与“刘靖碑”及“遏表”之后的“又东南流，迳蓟县北，又东至于潞县，注于鲍丘水”联系起来看，足见《水经注》叙述这段河流时的跨越幅度之大。与此相似，“刘靖碑”与“梁山”之间，也不可能彼此相邻或间隔不远。郦道元所记的“东至于潞县”的高梁水(车箱渠)，已是经樊晨、刘弘改造后的人工河道。樊晨从高梁水中游“也就是今德胜门水关一带”加开了引向潞河的支渠以灌溉昌平境内的土地，⑦(P107)相对于蓟城东门内的刘靖碑而言，它自然是“迳刘靖碑北”；即使是与这条支渠在蓟城东北分道扬镳、取东南方向流入水的高梁水河道，其大体方位依然可以表述为“迳刘靖碑北”。
在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尚未在蓟城东北崛起的时代，在车箱渠—高梁水以南的大片平原上，蓟城是最明显的标志性地物，而蓟城东门内纪念戾陵堰与车箱渠创修者功业的“刘靖碑”，毫无疑义地成为这项伟大工程最直接、最重要的定位参照。因此，“刘靖碑”应该只有一个，它就在蓟城东门内。《水经注》之所以选择“迳刘靖碑北”为高梁水定位，只能是因为刘靖碑所记的人和事与高梁水治理有关的缘故。
二、戾陵堰、车箱渠的位置
经过对以上相关地物的考证，戾陵堰、车箱渠的位置也就顺理成章地可以确定了。车箱渠取水口当在四平山—黑头山与石景山之间那个“两山夹一谷”的天然垭口上，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20世纪50年代在修建石景山发电厂时，发现石景山北麓与四平山南脚之间有一个“地形缺口”，宽约60米；永定河洪水每当超过5000立方米/秒时，就会从此口溢出，流入东面的金钩河。从地形纵剖面来看，正是两壁直立平整、状如“车箱”。(11)“(高梁)水首受水于戾陵堰”，那么，用于拦截水、升高水位以分出一股河水从车箱渠引入高梁水上源的戾陵堰，一定是在车箱渠的西南边。其后又有西晋元康五年(295)洪水冲毁戾陵堰，直冲北岸后又向东流的记载，可知堰体设于河流弯道之处。实地勘探得知，石景山以北的河道正好呈新月形弯曲，北岸正是凹岸，在此设取水口完全符合弯道环流取水防沙的水力学原理。如果在石景山以下，不仅河道成了反弧不利于开口取水，河床开阔、土质疏松的地质条件也不利于筑坝拦水。因此，戾陵堰理当是一道紧靠石景山西侧山包、朝着西北即永定河上游来水方向伸展的拦河坝，它把河水拦蓄在石景山以北、四平山以南的河湾中然后引向东流。
最近，李善征等人从地理与工程技术方面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推测，将渠首和水门的位置指认在黑头山与石景山之间一个叫龙首山的小山包北侧，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他们又提出，“高梁水是当时水的一条汊河”，戾陵堰是建在高梁水而不是水之上；戾陵堰所引高梁水进入沿黑头山盘山开凿的车箱渠等说法，③却值得商榷。
首先，对于刘靖碑“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堰开车箱渠”这一段的理解，不能摒弃历史上对《水经注》多轮校注、反复考证的成果，而只采用明代“立遏于水道高梁河”的版本，将其作为“戾陵遏”是建立在“高梁河”上而非“水”上的证据。其一，古人惜墨如金，如果戾陵堰真的立在高梁水之上，“立遏于水道高梁河”中的“水道”显然多余，“立遏于高梁河”不更明确顺畅吗?其二，“道”字还有读作dǎo的另一语音，意为疏通、引导，在这个语境下与“导”字通用。略举两例：《尚书·禹贡》：“九河既道”，“沱、潜既道”；《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2)等，在古代文献中是司空见惯的。其三，在清代齐召南《水道提纲》之前，“水道”只有水路、航行通道之类的意思，如《左传》“晋侯会吴子於良，水道不可，吴子辞乃还”；(13)(P1353)《史记》“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14)(P2994)即使是《水经注》中的“水道”，如“林杨国去金陈国，步道二千里，车马行，无水道”，(15)(P6)也从不用来定性或指代某条河流。因此，这里的“立遏于水道高梁河”只能解读为“立遏于水，道高梁河”，“水”和“道”是分属上下两句的名词和动词。“道”无论是理解为“开导”“疏导”之意还是“以……为道”，都是在“水”上“立遏”、开通高梁水的意思。
其次，在没有任何大型机械设备的古代，人们修渠建坝一定会充分利用当地的山形水势；如果附近有旧河道可资利用的话，那以此为基础，向下开挖、疏通河道、整修堤岸岂不快捷又轻松?另起炉灶、盘山凿石、沿山脚缓坡全新打造一条十几公里长的渠道，成本和难度都非常之大。何况，这条水渠的水量要供给下游绵延几十公里直至通州的河道，那得凿多深多宽的渠道才能解决?如果不借助于旧河道而是依山开凿的话，又怎么可能仅凭千人之力在短短的一两年内修成呢?李文中附图2所标注的那条边缘齐整的“车箱渠”应该是清末三家店灌渠系统中的一条，直到1987年版的《北京市地图册》(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编制)上还有标出(从铸造村到西下庄)。如果要从老地图上发现痕迹的话，本文所附图2“20世纪30年代石景山地区图”中有一条前端由虚线标注的河道，才更值得关注。它从石景山北向东流出，经北辛安村、杨庄、老山北、八宝山北一直向东偏北，河道宽度远远超过那条盘山水渠。在20世纪50年代石景山地区图中也仍能看到其杨庄以下的河道痕迹。这才是车箱渠——高梁水的河道，也是后来金、元时期曾一度重开之金口河的一段。
三、结语
三国魏晋北朝时期创修和续修的戾陵堰、车箱渠，使永定河“水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16)(P464-465)大大促进了蓟城周边经济的发展，为蓟城地位的巩固和城市的壮大奠定了基础。其在水利工程方面的功效也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的启发，理应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完整清晰的映像。
经过上文梳理辨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推断：戾陵堰的位置在石景山西侧，依托石景山，向上游斜向切割河道，使自西北方向经麻峪村西向东南而下的永定河水在石景山和四平山之间形成很大的洄水湾，大大减小了洪水的冲击力。在石景山和四平山—黑头山之间的垭口处开凿车箱渠、设置水门(中间的龙首山可以作为支点，北侧建水门而南侧或许还有一个“副遏”——这个问题待以后探究戾陵堰、车箱渠具体形制及构成时再具体展开)，引永定河水由此向东，顺东汉以前的永定河故道——高梁水(也即三海大河)河道流向蓟城西北又绕至东南。多余的永定河水则从戾陵堰的坝体上溢出，继续流向下游。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地形特点和工程技术上的可能性推测戾陵堰和车箱渠相对精确的位置，无疑是与文献解读互为补充且必不可少的研究途径。但是，戾陵堰和车箱渠湮废已久，寻找完整真切的遗迹颇为不易。自三国至晚近时期的河流改道、泥沙淤积等，也掩盖了区域环境尤其是地貌变迁的大量事实。有鉴于此，今天的研究仍然必须以准确理解《水经注》的记载为首要前提，否则必然会产生历史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常识性错误，进而动摇研究工作的基石，得出错误的结论。
注释：
①(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点校.水经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以下引用《水经注》各处，未注明版本者皆依此.
②郑肇经.中国水利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侯仁之.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C]//.侯仁之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蔡蕃.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郑连弟.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史分册[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水利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段天顺.永定河引水工程史话[J].北京水利志通讯，1981(3)；罗保平.刘靖建戾陵遏位置之商榷[C]//.苏天钧.京华旧事存真(第一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刘德泉，李元强，冉连起.永定河出山口的古代水利工程[J].北京水利，2000(4)等.
③李善征，刘延恺，方伟，龚秀英.戾陵堰、车箱渠位置的新释读和寻迹[J].北京水务，2011(5).
④石景山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石景山区地名志[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⑤罗保平.刘靖建戾陵遏位置之商榷[C]//.苏天钧.京华旧事存真(第一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⑥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⑦尹钧科，吴文涛.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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