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群体质与民族文化的交叉作用及其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体质论文,人群论文,后果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9)03-0054-06
一、两门性质不同的人类学
在当代的学科体系中，人类学无疑占据着十分独特的地位，因为在人类学内，包括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次级分支学科——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若就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任务而论，毋庸争辩应归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文化人类学按世人的习惯又被确认为社会科学，这从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历史中可以得到证明。美国人类学家威廉·A·哈维兰编写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提到，“文化人类学作为文化创造着的人类，而体质人类学着重研究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类，他的众多兴趣之一是人的演化。”[1][p.8-9]对比出自同一本书的这两个概念可知，这两门学科就其实质而言，根本不存在相互混淆的任何可能。但这仅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解，事实上，不管是人类的体质，还是人类的文化，都会作用于具体的个人，以至于不管是用体质人类学方法获取资料，还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去做出分析和探讨，两者之间都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两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干扰，乃至相互误用的情况，一直贯穿着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历史，而且一直到今天还难以廓清。有鉴于此，本文将致力于从学理的角度，系统剖析两者的区别，揭示其间交叉互动的机制及其后果，以免习惯性的思维困扰人们的理性判断。
事情很清楚，不管是研究纯粹的社会现象，还是研究纯粹的自然现象，都与研究人类本身截然不同。原因很清楚，不仅是人类，就是具体到某个个人，他必然是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整合。两种属性都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明白无误地反映出来，从表面看似乎无从分辨，这就难怪不少学人，不得不花大量的笔墨去不厌其烦地加以澄清。试看朱泓对体质人类学的定义，“体质人类学是一门从生物学、遗传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今人类的体质特征和类型及其起源、演变规律的学问。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它应该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中的生物学门类。但是，由于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人又是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特殊动物，所以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中又必然涉及大量的人文社会科学内容。这一点在探讨人类的起源与发展、人种的形成和人种类型的演变、古代人群与环境、文化的关系以及运用体质人类学方法探讨古代居民群体的家庭结构、社会性质、劳动分工和健康状况等一系列问题时，表现得尤其明显。由此，把体质人类学定位于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位置上的提法，可能是比较恰当的”。[2]在这个定义中，朱泓教授明确无误的提醒读者注意，文化对人类的体质有影响，但这样的影响如何发生，结果又如何，在朱泓教授的专著中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
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存在，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著作中也明确提到，人类的体质对文化也会发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庄孔韶《人类学通论》中谈到：“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研究人类文化的生物学基础，关注人类如何获得现在的形态和行为”。[3][p.75]至于文化如何影响到人的后天体质特征，同样语焉不详。为此，本论文的任务正在于，以世人熟知的实例，说明人类的体质特征与文化建构之间的交叉互动作用，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后果，务使人们明辨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学术界逐步弄清了人类的体质差异与文化建构作用，尽管都要作用于具体的个人，但作用机制及其产生的后果却截然不同。要将它们严格区分开来，本身并不是一件难事。困难之处倒是在于，人们很难排除个人心理和个人情绪的干扰，以至于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干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只要排除这些干扰，正本清源，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终究可以完全澄清。
体质人类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后，已经一致确认当今世界上的人类，就体质而言，可以区分为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三大体质类型，其下还可以细分为很多亚类型。但所有的现代人类都属于同一生物物种，即人科智人种。其差异仅表现为亚种层次上的差异，甚至是更小的地方性群体差异。[2][p.336]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其间并不存在生物物种层次上的差异，因而，他们是完全平等的。从生物学的角度区分不同人种类型的差异，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然而，人类又必然是高度社会化了的动物，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必然都会以生物的方式生存。而人类社会又是凭借文化维系起来的一个个社会实体，而任何民族文化又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人为信息系统，[4][p.75]民族文化与人种体质之间存在着本质上差异，其差异不容许相互混淆。可是，当一种文化作用于具体个人时，该个人的体质特征对已有文化的反馈，肯定要受到其自身体质特征的影响。于是，必然表现为个人体质可以对文化的建构发挥潜在的作用，甚至影响到某些文化要素的存废，以及文化要素间的结构功能关系。若要弄清这样的作用机制，从斯图尔德到托马斯·哈定，对文化适应的有关学说，[5][p.304]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按照这些文化人类学的理解，文化的建构必然要适应于所处的客观环境，这样的适应虽然不具有必然性，但就其终极意义而言，至少不会彻底地违背其所处的生存环境。按照这样的理解，文化持有者的个人体质特征，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文化适应中必然考虑的对象之一。于是，由不同的人种类型人群组成的民族，其民族文化的建构肯定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而同一体质类型人群构成的各民族，其文化的建构自然会表现出某种意义上的共性。对上述两种推测，我们都能够找到确凿的证据。
二、民族体质对文化的模塑作用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也已经注意到，在新大陆发现以前，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的空间分布相对稳定。黄种人集中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和美洲等地。白种人集中分布在欧洲、西亚、南亚、北非和南亚次大陆的北部等地。黑种人主要分布于旧大陆回归线以南的部分，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南亚次大陆的南部、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等地的一些岛屿。[2][p.337-340]三个人种类型又各自形成了众多的民族，对比这些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我们确实可以找到一些带规律性的共性特征。这里仅以某些公认的实例作提示性的说明。
以饮食习惯为例，黄种人所建构的民族倾向于食用口味偏咸的食品，白种人建构的民族则倾向于食用口味较淡的食品，而且特别喜欢甜食，以至于不论在古代还是今天，欧洲各民族在日常饮食中，蜂蜜和糖总是占据着突出的地位。而东亚各民族在日常饮食中，大多嗜好于含盐量较高的食物，[6][p.317-331]以至于中国古代王朝，都以盐作为税收，只要控制了盐的专卖，就可稳定税收。因而从汉代起，就有《盐铁论》这样的专书问世。中国的汉族居民、韩国的高丽人、日本的大和民族都喜欢吃偏咸的泡菜，日常食品的含盐量也普遍偏高。欧洲的俄罗斯人和保加利亚人，尽管也把食盐作为重要的礼品使用于礼仪之中，似乎对盐的地位看得很重，但到真正食用时，食品中含盐量极低，趋向于添加大量的糖和蜜。波兰人和法兰西人都是腌制咸肉的高手，但直接测量他们加工品含盐量后，可以发现其含盐量都低于中国腌肉和香肠。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民族在食用腌肉时，都要先用清水浸泡脱盐后再食用。更夸张的实例是，葡萄牙厨师在处理腌制的鲑鱼时，规范的烹调操作竟然要将其一连浸泡半个月，每天更换5次清水，总计要更换75次清水，将一条腌得像一根木棒一样僵硬的鲑鱼，浸泡得一点盐分也不剩，鱼肉呈现为鲜嫩的粉红色时，才算达到了脱盐的目标，也才能烹调成美味的食品。菜谱上虽然称其为咸鲑鱼、盐鲑鱼，但事实上吃的却是几乎没有盐的鲑鱼。仅以吃盐这一项为例就不难看出，由白种人结成的民族和黄种人结成的民族，他们的饮食特点却呈现出带规律性的共性差异。
近代的欧洲医学专家研究表明，长期食用含盐较高的食物，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病比例的增加。结论一出，欧美白色人种各民族，立即蜂起响应，并蔚然成风，所有的人都拼命追求淡食。然而，有趣的是，在中国发生了戏剧性的例外。中国人的正常饮食习惯，正常用盐量平均比欧洲人高3-5倍，但中国人患心血管疾病的比例并没有明显高于欧美白种人各民族。而且在中国的正常食谱和故事传说中，食盐都被视为调味的关键佐料。类似的情况，在日本、韩国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我国的藏族居民，每个人每天要饮用3-5升含有大量食盐的酥油茶，[7][p.209]他们的心血管疾病也没有明显的上升。可见，在黄种人所构成的民族中，食盐在文化中的定位与白种人构成的民族截然不同，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应当做出科学的证明。
当代体质人类学研究开始注意到，白种人体表的汗腺数量仅及黄种人的五分之一，而且汗腺毛孔较为粗大，所分泌的汗液也要比黄种人浓稠。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人类和其他普通动物一样，食用的食盐都是通过排尿和排汗加以调节，体内的含盐量始终能保持平衡。既然黄种人的汗腺数量成倍地高于白种人，这至少可以说明黄种人调节体内盐平衡的渠道比白种人多而广，多摄入一点食盐，不愁排泄不畅而导致体内盐平衡紊乱。而白种人，一旦摄入的盐较多，就必须大量喝水，频繁排尿，才能勉强维持体内的盐分平衡。但频繁排尿会导致人际礼仪的失范，在文化建构中，这会成为天生的压力，因而白种人群组成的民族，其文化建构的最佳适应手段就只能是降低食盐摄入量，而主要以甜味佐料代替食盐作为调味剂。白色人种各民族普遍尚好淡食的原因由此而发生。基于同样原因，黄种人构成的民族口味偏重，并因其体质特征的支持作用使这一文化要素得以在这些民族中普遍推广。这个实例，可以证明人种的体质特征确实会成为文化建构必须加以适应的生理因素之一。文化的适应，仅具有可能性而不具有必然性，但问题在于，文化建构如果偏离了各自的体质特征，这样的文化现象即便客观存在，文化的建构，还得派生出一系列的补救手段去调整体内的盐平衡。也就是说，文化偏离了最佳的适应方式，肯定得付出额外的适应代价。比如：欧洲人到了东方，常常感到水土不服，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体质特征会影响文化建构还有一个影响广泛的实例。这些民族之间的审美情趣会呈现规律性的差异。一位英国女记者开玩笑说：“你们中国人真邪门，总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皮肤弄白，走到大街小巷都会看到增白霜的广告，干吗把皮肤弄得这么白。”对此中国妇女也可以反唇相讥：“你们欧洲人更邪门，好好的白皮肤不要，非要在海滩上晒日光浴，晒得皮肤黝黑才算好。懒得晒太阳，还不如用染料染成古铜色就好了。”对这样的生活小事，如果把视野稍微放宽一点，还会注意到，还不仅仅是中国才追求白皮肤，众多东亚黄种人各民族也通常如此。缅族人妇女更奇特，由于生息地日光强烈，无论如何增白，都无法生效，于是干脆染成黄色，以遮盖被晒黑的皮肤。上述带规律性审美情趣共性差异的成因也来自生理的制约因素。都是出于追求个人独有性的文化心态延伸出来的文化特征，只不过是折光反射的结果罢了。白种人各民族的妇女在天天看惯了白色面孔的背景下，会很自然地感到稍带颜色的面孔更具独特性，自然成了唯美追求的目标。而黄种人各民族的妇女则是出于相同的原因采取了相反的作法，把本来有颜色的皮肤打扮得白一些而显得其独特性，以获得美的享受。至于缅甸人的作法，则只能理解为求白不能的情况下，文化的适应则只能另做打算。
衣着习惯也会在无意之中打上民族体质特征的烙印。上文提到，白种人的汗液十分浓稠，如果衣着过于紧身，必然导致排汗不良，容易滋生微生物，诱发为狐臭。据现代医学统计，欧洲人狐臭的发病率高达80%以上。于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归纳和总结白色人的服装特点，同样可以找到一些带规律性的特征。欧洲古代贵族妇女的服装，领口开得很深，目的在于使腋窝外漏，扩大透气性。所以在穿裙子时要在臀部用鲸鱼骨作内衬，务使裙子不贴身子，同样是为了便于排汗和通气。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白种人各民族，妇女穿的纱丽更是力求宽松，尽可能将腋窝，甚至是肚脐充分外露，以此降低微生物的滋生，减少狐臭对人际交往的干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不惜滥用带浓郁香味的化妆品，以便掩盖狐臭，避免人际交往中的尴尬。与此同时，白色人种构成的各民族自爱生活中不得不频繁的洗澡，甚至使用浓烈的香水以掩盖狐臭，这些都成了她们日常习俗中带普遍性的文化特征。
至于中国、朝鲜、日本的古代服装则与欧洲的服装形成鲜明的对照。黄种人构成的民族，其服装特点趋向于全身较为严实的包裹，除头手之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不容许外露，特别是妇女，身体其他部分的外漏都要被视为无礼。原因却在于黄种人中，有狐臭人所占的比例不到20%，这证实中国的传统服装，在文化建构中的定位规范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当然，黄色人种各民族内部也有体质差异，这同样会影响民族服装的造型，中国和俄罗斯境内的通古斯各民族其传统服装是旗袍，而旗袍标准样式的突出特征正在于，要配有直立的衣领，将颈部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而中国南方各民族的服装，不管是苗族、仡佬族还是彝族，其传统服饰都没有直立高领，穿这样的民族服装，其颈部可以完全暴露。中国南北各民族之间的衣领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据体质人类学测量的数据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和俄罗斯境内的通古斯各民族，在黄种人中，分属长头颅长脖颈型的黄种人亚型。偏巧通古斯各民族的生息地，冬季特别严寒，而且又冷又湿，长脖颈的保暖问题，当然得在衣着样式上加以适应，配上高领的旗袍，还可以补救长脖子，长头颅带来的不利。旗袍加上高领既是对体质的适应，也是对环境的适应。我国南方的各少数民族不仅头颅短，脖子也短，加上生息地炎热、潮湿，服装不配置衣领，同样是体质特征的最佳适应。这样的适应既有利于排汗、纳凉，又无损于美观。若不从两地各民族的体质差异去加以分析，我国南北少数民族的服装差异就很难得到正确的理解。
事实证明，不同民族的体质特征，同样是文化建构中必须加以考虑的适应对象。其适应机制仅表现为一种可能性趋向，而且在文化的适应中，如果碰上了不可能针对性适应的情况下，就必须派生出补救的措施来。我国彝族的生息地，海拔高，气温和气压都偏低，穿上无领的擦尔瓦，颈部在冬天难以保暖。为此，彝族的传统服饰中，必须派生出披毡习俗来。纳西族也得派生出类似功能的披饰来。[8][p.382]在上述实例中，尽管文化适应的手段似乎有些曲折，但最终仍然可以看出文化对本民族体质特征的适应肯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
三、民族文化对民族体质的反作用
文化的建构不仅要受到体质特征的影响，而且文化的建构也会造成民族成员获得一些带共性的后天体质特征来。蒙古人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刚刚会走路的小孩，就得理所当然地送上马背，随着父母游牧转场。从儿童时代起，他们的骨骼尚未完全成熟，就必须用双腿夹紧马腹，以防从马背上掉下来，经这样的习俗长期作用后，蒙古族居民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罗圈腿，在地上行走时，只能一摇一摆地走动。以至于，光看走路的姿势，就可以判断出他们是不是真正在草原上长大的蒙古族。高丽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盘腿席地而坐，这样的坐姿会对婴幼儿留下终身的影响，直接导致股骨、胫骨、腓骨和膝盖骨的变形，这些都能在体质人类学的测量中得到高比例的确认。
文化建构中，出于审美的要求，强制改变体型也是经常发生的事。中国古代妇女的包小脚，西欧各民族的妇女束腰，在文化建构中，同样属于对人体具有残忍性和非人道性的内容。不过，我们不要忙着嘲弄古人缺乏理智，现代欧美各民族的减肥及穿高跟鞋，就实质而言，和束腰与包小脚一样，同样属于不人道，减肥和穿高跟鞋同样会导致后天性的体质变形。这样的风气，也会波及发展中各民族，中国各民族恐怕也难于幸免。这应当是文化人类学重视的研究新课题，值得引起人类的共同关注，别让文化的适应误入歧途。
文化对人类后天体质的重大作用，还可以从文身、割礼一类的文化习俗中得到确证。中国古代的百越民族，都有文身、凿齿的习惯，据典籍记载，兴起这样的习俗，是为潜水捕鱼，或说是避免蛟龙伤害。[9][p.32-70]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但这样的习俗，肯定会导致民族成员体质的后天改性。目前，文身的习俗在我国的傣族，独龙族，高山族和佤族中还有部分延续，至于国外还延续文身习俗的民族还更多。[10][p.425]现代医学研究证明，文身虽然满足了审美要求，但却可能诱发皮肤癌，因而也是文化人类学应当关注的课题。后天改变民族成员体质的实例还有，穿耳、穿鼻，以便佩带金银首饰。穿鼻主要流行于印度斯坦各民族，穿耳则我国各民族皆然，无一幸免。不过，这样的文化建构，对民族成员体质的副作用较少，不必过于苛求。对体质伤害不大的文化建构，还可以用西太平洋群岛各民族为例，这些民族在养育婴儿期间，用特殊器械人为地改变婴儿头型，以求美观。当然，这样的做法，对体质的副作用并不大，但改变后天体质却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文化的建构中，用手术的手段改变民族成员后天体质的实例，除了文身外，还有犹太人对男性的割礼，和非洲斑图人对女性的割礼，以及高棉民族的镇毡，高棉民族的这一习俗，在元代的《真腊风土记》也有记载。[11][p.106]当然这样的手术对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影响不大，但手术不良也会诱发重大的负面影响。可是，像缅甸帕通人，用金属环拉长脖颈的文化建构，就不应当熟视无睹了。因为这会对妇女构成人身的伤残，其严重后果有甚于汉族包小脚。
总而言之，文化的建构对民族成员体质的影响，均属于后天作用，不具备遗传性，本身不属于体质人类学的常规研究范畴，但却足以干扰观察和测量数据和结论。这是体质人类学研究中需要规避的干扰因素。明白了这样的文化人类学事实后，对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反而可以发挥积极的支持作用。
四、对某些新情况的讨论
人类体质与民族文化建构之间的交叉互动作用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但两者之间的作用，其性质内容和机制却互有区别，体质差异仅是文化适应的对象之一，而文化造成的体质特征仅属于后天体质特征，性质、内容和表现形式与先天性体质特征不容相混。澄清上述各种差异，不仅对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十分有用，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具有重大价值。这一论题的复杂性和普遍性，本文的讨论只能算是挂一漏万的提示，但如下三种新情况却值得认真研究：其一、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会将大量的有毒物质引入社会生活，而且被众多的民族所接受。比如，化学涂料所含的毒性会损害居住者的健康，汽车燃料中的添加剂会污染空气，农药的滥用会导致食品含毒的风险等等。尽管这些事实被众多的民族所接受，也成了民族文化中的必备内容，但因会对人类的健康构成危险，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都应当加以关注，并携手展开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二、随着民族平等和种族平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认同，并加以付诸实践，这一新发展对民族文化的建构具有重大的作用，但对人类体质的优化却具有副作用，因为这会导致人类的婚姻完全受社会的支配，人类生物本能在其间的作用越来越小，其最终的结果会导致，人类的生物性进化会完全被窒息。对这样的严峻事实，同样需要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共同展开研究，力图解决这一难题。其三、过分的职业分化也是当代世界各民族普遍接受的社会事实，这样的文化发展趋势对文化的运行效应提高显然具有积极作用，但长期运行的后果却给人类未来体质的改善明显具有副作用，过分专门化的职业分工，比如说现代竞技体育、艺术表演、现代形体艺术、长时间的电脑操作、在封闭环境下的手工操作等，不仅直接损害从业者的健康，还会导致不同职业的人在生活上的隔膜，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因而诱发为各式各样的精神病者。这样的副作用，目前虽然不严重，但未来的发展却令人担忧。
总而言之，传统人类体质和文化建构的互动作用值得深入探讨，而现代条件下的互动作用，更值得深入探讨，以便将副作用防患于未然。这是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责无旁贷的研究使命，希望这一新领域能与学术界的同仁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