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种经济“新常态”：基本特征及交互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两种论文,常态论文,基本特征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以及两者的关联均处在重塑阶段。2009年以来，国际社会以“New Normal”来刻画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陷入持续艰难调整的境地，2014年，中国政府也以“新常态”来表述其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和中国是GDP总量的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说中美开始步入“新常态”，那么这无疑是世界经济领域极具“风向标”意义的事件，也是学术研究领域最值得细致探究的议题。就中国而言，理解“新常态”不能局限于本土化视阈，引入美国经济并考察中美“新常态”的关联性，是精确认识中国问题的基石。由此人们需要追问：如何理解中美经济“新常态”，两者是同一类型吗？如果不是，那么它们各自的特征及成因是什么？中美“新常态”是通过哪些机制产生交互作用的？美国“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的影响因素，中国应如何回应“美国因素”并实施更有效的政策方案？ 一、文献评述 从逻辑上说，“新常态”是指特定国家从某种长期稳定的经济状态转为另一长期稳定的经济状态，导致这种转变的是重要经济社会事件的冲击。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这导致世界经济面临着调整和复苏的使命。以此为背景，埃里安（El-Erian M.A.）用“新常态”（New Normal）表述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持续低速增长状态，对美国而言，2%或以下的增长率和6%或以上的失业率将延续较长时期①。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09年6月危机已经结束，但埃里安认为，“赢得战争”和“重建和平”是两个概念，美国经济仍将呈现低增长率、高失业率、投资回报率下降等“新常态”②。莱因哈特和罗格夫（Reinhart C.M.& RogoffK.S.）也认为，危机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复苏是一个漫长且不确定的过程③，刘鹤则强调“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④。这些似乎为美国“新常态”提供了支持，而“新常态”随即成为人们讨论美国经济的重要概念。奥尼尔（O′Neill B.）指出，鉴于2009-2011年衰退的严峻性，“新常态”被作为理解近期美国经济的框架⑤。作为对埃里安判断的延伸，耶瑞克（Yerex R.P.）⑥和阿尼姆等（Arnim R.et al.）⑦强调美国的举债消费模式陷入困境，矫正该模式是“新常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庞普（Pump B.）讨论美国经济政策制定⑧、林毅夫等（Yifu Lin & Domeland D.）研究基础设施投资⑨、克拉里达（Clarida R.）探究货币政策选择⑩均以美国“新常态”作为逻辑起点。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并步入“新常态”的重要动因。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等多个维度阐述了中国“新常态”。就学术研究而言，蔡昉认为，经济增长类型可分为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以及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长，中国在经历了前三者之后正走向新古典增长阶段(11)。刘世锦指出，中国潜在增长率将下台阶，时间窗口是2013-2017年，增速降幅是从10%降至7%左右(12)。刘伟、苏剑认为，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导致中国进入“新常态”，其表现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就业压力减小等(13)。刘志彪则指出中国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最重要的是产业发展动力从依赖要素低价优势、制造业出口导向和高强度投资驱动，转向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重构、培育新的比较优势(14)。 作为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变动具有较强的“命运共同体”特征。袁富华等研究了1996-2008年中国与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周期关联，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约有58%可由世界公共因子解释(15)。后危机时期，中美在某种意义上步入“新常态”，已有研究试图阐述中美经济的调整方向及相互影响。史蒂芬·罗奇认为，中美摆脱困境的出路是再平衡：中国储蓄减少而消费增多，美国消费减少而储蓄增多，并强调“再平衡对不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来说是唯一持久的特效药”。(16)黄永春等指出，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再工业化和中国的去工业化似乎是冲突的，但实质均是纠正各自的结构失衡(17)。除上述文献之外，课题组探究了美国再工业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18)，王孝松等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对美国就业的作用(19)，江红驹分析了“新常态”下中美经济周期错配的可能性(20)。 上述文献对人们理解中美“新常态”是重要的，但仍存在着改进空间：首先，两种“新常态”具有依赖特征，但已有文献理解中国“新常态”时忽视了美国影响。然而，只有基于跨国比较和关联视角，在引入“美国因素”之后才能形成对中国“新常态”的深入认识。其次，两种“新常态”具有系统特征，已有文献往往抓住某个方面进行阐释，这导致人们对“新常态”的认识是拼图式的。事实上，谈论中美“新常态”必须立足于可靠的分析框架才能得到更有意义的结论。最后，两种“新常态”尚处在塑造进程，已有文献往往基于短期指标理解“新常态”，例如，文献采用埃里安的分析来定义美国“新常态”，这忽视了美国经济的新近表现及演变趋向。基于此，本文将在逻辑层面构建一个中美“新常态”及其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进而利用实证资料论证两种“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及交互作用，最后提出中国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和政策选择。上述思路对于完善已有的理论文献和政策方案均有重要价值。 二、中美两种经济“新常态”：一个分析框架 一国由于要素禀赋、发展战略的不同，经济发展动力及绩效在时序上通常会出现趋势性演变，而经济状态的变动是讨论“新常态”的逻辑起点。在理论上，理解“新常态”不仅要说明一国的发展格局出现了何种变化，而且要阐述这种变化为何是趋势性的。如图1所示，中美经济格局变化导源于支撑条件与目标诉求之间的“紧张”，旧常态的困境倒逼着格局转变以及“新常态”的出现。例如，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的金融虚拟化和居民举债消费模式遭遇“天花板”，次贷危机就是此模式难以为继的体现。对中国而言，投资一出口主导、制造业驱动且要素粗放利用带来了高增长，但这种“挤压式”增长的支撑条件日益弱化，负面结果不断累积。中美摆脱困局不能倚重大规模政府刺激方案，而必须对自身的结构性失衡予以矫正，发展机制调整或结构问题修复均为趋势性变动，这是后危机时期中美步入“新常态”的基本动因。
旧常态的缺陷体现为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需要结构性回应。此次危机之前，中美经济增长均累积着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要素使用与要素组合效率的失衡；投资—出口与国内消费的失衡等。尽管中美的结构性失衡的表现不同，但危机意味着两国的结构性失衡不可持续。在此背景下，中美均开始走向以结构变动为主线的“新常态”，就意义而言，结构变动是两国发展机制重塑的过程，“新常态”主要围绕发展机制调整或结构变动而展开；就范围而言，结构变动包括了产业结构、投入结构、需求结构等维度，它体现了对各自发展中若干结构性问题的化解；就影响而言，结构变动涉及要素禀赋及相对价格的转变、经济创新及产业的转型升级、政府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变等深层次问题，其注定是一个长期、连续但有趋向性的过程。 结构变动的指向是产生合意的经济绩效。“新常态”的结构变动会导致绩效改变，如果将结构变动理解为“新常态”的动力机制，那么GDP增长率、就业率等可视为“新常态”的发展绩效。从逻辑上说，经济绩效不唯一取决于结构变动方向，但基于旧常态的困境来评估“新常态”的长期效力仍是可能的。中美会依据这种评估来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和经济政策选择，宏观调控方式和经济政策变化又会对发展机制调整形成反馈。综上，旧常态的困境引致了中美的“新常态”，“新常态”着重表现为以结构变动为主线的发展机制调整，结构变动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绩效，绩效的合意性会引发宏观调控方式和经济政策变动，而调控方式和政策变化又会推动发展机制调整。上述概念之间的关联体现出中美“新常态”的闭路循环特征。 中美推动以结构变动为主线的“新常态”，其动因不仅源于国内经济条件变动，而且源于“对方因素”的变动，其效应也不仅限于国内经济绩效变化，而且会导致两国经济走向和政策选择的变化。中美两种“新常态”会通过多种渠道产生交互作用：一是贸易关联，基于结构转变，中美的贸易总量和结构、产业链的位置以及国际竞争力势必发生变动，其贸易关联是两种“新常态”交互作用的重要体现；二是金融关联，中美经济结构变动的过程，也即要素流动和要素组合方式变化的过程，此过程伴生着两国之间要素（尤其是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金融关联也是两种“新常态”交互作用的实现平台；三是周期关联，即中美结构变动将导致发展绩效、尤其是增长周期相对状态发生变动，两国增长的关联性将成为影响各自经济发展的变量，周期关联由此成为两种“新常态”交互作用的展示渠道；四是政策关联，即中美围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具有溢出效应，一国的政策选择会成为对方政策调整的影响因素，这意味着分析“新常态”的交互作用应引入政策关联。概言之，中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应以结构转变作为主线、并结合发展绩效和政策选择进行阐释，而“新常态”的交互作用则应基于贸易关联、金融关联、周期关联和政策关联进行审视，上述认识构成了中美两种“新常态”以及交互作用的基本分析框架。 三、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经济结构转变是理解“新常态”的逻辑主线，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导源于对此前发展方式缺陷的矫正，美国推进了经济结构的趋势性调整，由此导致其发展机制出现了新变化和新特征。 1.产业结构的再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内产业间生产率相对关系、全球劳动力成本相对状况的变化，美国的产业结构日益呈现出去工业化态势。表1显示，1950-2009年第二产业占美国GDP的比重从35.68%降至19.73%，其中制造业占比从27.03%降至11.98%，第三产业占比却从46.78%增至64.98%，其中金融业占比从11.44%升至19.93%。1950-2009年制造业占美国非农就业的比重从30.93%降至9.03%，而金融业占比却从4.03%增至5.97%。从效应来看，美国的去工业化有助于美国发挥其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优势，然而，持续的去工业化也导致失业率攀升、杠杆化率提高以及金融泡沫化加剧，这些正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后危机时期，美国开始检视去工业化态势，并重新定义产业结构去向，“再工业化”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战略举措。表1说明，2009-2013年，美国第二产业以及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分别增至20.06%和12.10%，2010年2月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降至1950年以来的最低点（1134万人），2015年5月该数据则回升至1231万人。美国再工业化的一个目标是降低金融杠杆率和泡沫化程度，可用住房价格指数（HPI）/房主等值租金指数（OER）表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程度。图2表明，1995年第一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美国的HPI/OER从0.9636剧增至1.3936，2009年以来，该指标渐趋回落并在2015年第一季度达到1.1089。可见，对去工业化进行重新审视，并依靠再工业化来优化产业结构是美国“新常态”的重要表征。
2.投入结构的创新引领。一国经济增长源于两种力量：要素供给增加和要素组合效率提高。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劳动力成本攀升和制造业外化，创新驱动的要素组合效率提高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此次危机之前，美国的要素组合效率却趋于恶化，表2显示，2004-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在下降，2007-2009年甚至为负值。新时期美国经济将更加凸显创新的驱动和引领功能。这种转变的动因是：美国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比较劣势将会延续甚而增强，且美国在推动创新方面也具有比较优势。同时，美国的再工业化需要在引入创新后实现产业升级融合和国际竞争力增强，投入结构的创新引领与产业结构的再工业化是相辅相成的。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的创新引领已从思想认识转为实践操作。表2说明，2009年之后美国的研发投入得到了增强，R&D支出/GDP、每千人雇员中研究人员的数量均在攀升，2012年这两者分别增至2.81%和8.8人。雇员每小时创造的GDP、劳动生产率等也在持续攀升，2013年前者达到了109.7，2014年后者也升至1.026。以页岩气为代表的新能源和以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成为美国创新的焦点，而标度技术—产品创新的高科技指数（TPI）也呈现出回升态势，2009-2014年该指数从67.98重新回归至83.31。区别于2007-2009年的负增长，2010-2014年TFP增长率分别为2.88%、0.47%、1.36%、0.92%和0.23%。伴随着要素禀赋的相对恶化和创新程度的持续增强，TFP以及要素组合效率很可能在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3.需求结构的储蓄提升。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需求结构变动的态势是：消费率持续提高，投资率相对下降，国际贸易逆差程度提升。表3显示，1950-2008年，私人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比重从64.02%升至68.03%，私人投资支出占比在15%-20%之间波动，而贸易依存度（出口额占比+进口额占比）和贸易逆差却在攀高。上述结构变动内含着两个效应：一是私人消费占比提高如果伴随着家庭储蓄率下降、分配差距拉大以及泡沫化程度加剧，那么这种消费率提高的基础是脆弱的；二是贸易逆差加剧意味着经常账户赤字以及美元的净流出，而美元再回流又为美国的金融虚拟化提供了货币基础(21)，这两种效应均对美国次贷危机产生了诱发作用。
金融危机暴露了前述需求结构的脆弱性，2009年之后美国开始推动需求结构调整。近年来，私人消费占比和私人服务消费占比分别超过68%和45%，美国要找寻私人消费之外的增长动力是困难的。由此，居民需要优化家庭资产负债表，即通过储蓄率提高为私人消费占比保持稳定提供基石。表3显示：1970年美国的家庭储蓄率为12.9%，此后逐步降至2007年的3.1%，2012年和2013年该指标重新回升至7.5%和5.0%。为了探寻对消费和净出口的部分接替、并配合再工业化的调整战略，美国需要适度提高投资占比，2009-2014年私人投资占比从13.03%升至16.38%。同时为了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美国着力通过增强出口能力来降低贸易逆差，2009-2014年贸易逆差占比维持在4%以下，与此相匹配的是出口额占比的攀升。私人投资占比和出口额占比攀升均依赖国民储蓄率的提高，事实上2009-2013年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从13.75%升至16.76%。上述情形意味着：储蓄率提高是危机之后美国需求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 后危机时期，再工业化、创新引领和储蓄提升“三位一体”，构成了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动方向以及“新常态”的基本特征。短期内似乎取得了较好绩效，图3显示，2012年第一季度迄今最低（1.888%），最高为2013年第四季度（3.126%），2015年第一季度为2.731%，2012-2014年美国增长率已恢复至2000-2007年的平均水平。美国失业率在2009年10月达到21世纪以来的最高值（10.00%），2009年10月至2015年5月其值从10%降至5.5%。以结构变动为主线的美国“新常态”已产生了较好绩效。然而，再工业化、创新引领和储蓄提升，均关联到政府的财政资源动员能力。后危机时期，美国短期经济绩效向好与政府资产负债表恶化构成“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图4显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及其占GDP的比重均有了快速跃升，2008-2014年，前者从9.986万亿美元激增至17.794万亿美元，后者则从67.7%剧增至103.2%。“新常态”下，美国政府债务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迄今最为剧烈和集中的增长阶段。考虑到美国的经济总量及美元的独特地位，短期内美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是安全的。但当政府举债条件发生逆转时，则美国的结构转变及发展绩效将会遭遇冲击，美国确实存在埃里安描述的艰难复苏的重要特征。 四、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累积了大量结构性问题，中国力图以结构变动为主线来谋求经济持续发展，结构变动也成为刻画其“新常态”的切入点。
1.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转型导致中国呈现出以工业化为特征的产业高度化进程。表4说明，1978-2008年，中国第二产业的产值占比处在40.00%-48.00%，尤其是工业占比始终处在36.00%-44.00%。此时段第二产业就业占比也从17.30%升至27.20%。显然，第二产业（尤其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在中国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国内，市场化转型赋予了农村劳动力在行业间流转的自主权，而城镇制造业往往成为农村劳动力的初期流入领域。在国际，中国劳动力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具有成本优势，且中国对外开放恰好匹配了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的外迁。国内外格局导致中国经历了快速工业化过程，并在全球分工中形成了“世界制造中心”。 后危机时期，中国需要更多发展服务业以满足社会需求，服务业相对于工业的就业创造优势也应得以凸显；此外，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22)，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支撑条件趋于弱化。上述情形导致中国从工业化的单一趋向转变为工业化升级和服务业提升的双重战略，并整体上呈现出去工业化特征。表4显示，2008-2014年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从46.78%降至42.64%，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则从42.91%增至48.19%，其中金融业产值占比从5.78%增至7.38%。2012年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超越了第二产业，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超越了第一产业。尽管如此，1990-2013年第三产业增长贡献率虽在提高，但多数年份第三产业增长贡献率低于第二产业，这种格局与市场需求、收入分配以及公共产品供给等紧密相关。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已呈现出去工业化态势，但促使服务业真正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仍需假以时日。 2.投入结构的创新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劳动力、土地、能源供给等具有较强依赖(23)。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供给不断趋紧，且过度依靠物质资源形成的增长，通常还伴生着对生态环境的过度破坏，以及在国际价值链分割中的劣势地位，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有赖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强调加快增长方式从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转向更多依赖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和劳动者素质提高。长期来看，以技术一产品创新作为支撑点的TFP提高应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源泉，创新增强、而不是要素供给增长是理解中国“新常态”的又一视角。
中国希冀创新和TFP提高在增长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新时期的产业、科技、财税、金融等政策均暗含着创新增强的指向。图5表明，2008年以来中国的R&D/GDP在快速提高，并在2013年达到了2.08%，同期中国的专利授权数也在急速攀升，并在2014年达到130.30万件。就投入而言，中国经济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似乎具备了较好基础。然而，TFP增长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度却呈现出不同图景。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并利用1993-2013年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可得出，1993-2013年中国的TFP增长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率。如图6所示，考察期内TFP的年均增长率为3.63%，对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35.20%。2008年以来，TFP增长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出下降趋势，2013年TFP增长率为0.9%，对增长的贡献率为11.73%。显然，创新增强作为中国“新常态”的一个特征，本质上是一个包含创新投入、成果产出、成果转化以及效应显现的系统工程，希冀短期中TFP实质性取代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是不切实际的。
3.需求结构的消费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伴生着需求结构的变化。表5显示，1978-2008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2.10%降至48.53%，其中居民消费占比从48.79%降至35.34%。同期资本形成总额占比从30.03%增至43.78%，净出口占比从-0.32%增至7.67%，2001年之后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在攀升，并在2007年达到18.0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靠投资—出口主导来驱动增长是合适的。然而，如果产出不能充分转化为消费，且政府投资的负面结果逐步累积时，则投资推动的增长就面临严重挑战。同样，当要素比较优势出现逆转、且域外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时，则净出口对增长的驱动作用也难以延续。投资效率问题和出口持续性问题相互交织，意味着中国需更加凸显最终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的经济社会意义。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强调发展方式从投资—出口主导转向内部需求主导，并将消费增长视为“内在稳定器”和“新常态”的一个表征。表5说明，2009-2013年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从48.52%增至49.80%，净出口占比从4.31%降至2.41%，资本形成总额占比仍增至2013年的47.79%。近期消费率提升更多体现为对净出口的替代，投资在波动中甚至有所增强。就增长拉动和增长贡献率而言，2009年之后消费尚未取代投资稳健地成为增长的首要驱动力量。这折射出消费连带着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等深刻变革，也折射出政府在经济较快增长和投资负面效应之间的审慎权衡。如果投资能够带来高生产率、且高生产率能形成分配的涓滴效应，则投资率提高对经济增长仍是重要的，上述条件如难以满足，则促进消费支出就应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选项，这也暗示着作为“新常态”特征的需求结构转变是一个漫长且有波动性的过程。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发展方式的缺陷不断显露，中国经济需要走向“新常态”：去工业化、创新增强和消费增长。然而，结构变动是一个微观经济主体依据市场和政策信号进行连续调整的过程，其效力受市场化进程、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等因素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方向是清晰的，但到达目标难以一蹴而就。图7表明，1978-201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79%，该指标近年来趋于下行，2012-2014年分别为7.8%、7.7%和7.4%，电力消费增长率甚至在2014年8月后低于4%，2015年5月该指标为1.10%。图8还表明，2000-2008年中国的就业弹性系数从0.115降至0.033，2009-2014年该指标从0.038升至0.049，但难以达到金融危机之前的平均水平。这种结果既导源于中国对此前增长负面效应的主动矫正，也导源于新旧动力机制间的接替“摩擦”。中国以结构变动为主线的“新常态”尚在破题，其长期发展绩效仍需进行观察和评估。 五、中美两种“新常态”交互作用的主要机制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美均步入以经济结构转变为主线的“新常态”。中美“新常态”均发轫于此前发展方式的缺陷，但中美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和绩效并不一致，借此两种“新常态”的交互作用会随之呈现出新态势。 就贸易关联而言，中美的双边贸易是其经济依赖性的首要体现，从表6可知：首先，中美贸易是两国各自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期内中美贸易规模在攀升，2014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中国出口额的比重，以及占美国进口额的比重分别为16.91%和16.43%。基于贸易互补性和资源配置效应，短期内中美贸易的增长态势不会出现根本逆转。其次，中美对两国贸易的依赖程度有差别。2000-2008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中国出口额的比重平均值为20.80%，2009年之后渐趋下降并在2014年降至16.91%。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美国进口额的比重却在提高。“新常态”下中国对中美贸易的依赖在减弱，而美国的依赖却在增强。最后，中国对美国持续保持了贸易顺差，这主要表现为货物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品贸易。2000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始终保持着服务贸易逆差，该差额在2013年达到234.34亿美元。“新常态”下美国再工业化会改善其货物贸易逆差，中国去工业化也会改善其服务贸易逆差。然而，上述改变取决于禀赋条件及其相对价格的变动。1995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逐步攀升，2013年该比值为18.57%。中国相对于美国仍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美国相对于中国仍有创新能力优势(24)。在较长时期内，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去工业化在时序上体现为长期、渐进演变过程，在空间上则体现为国内不同区域的错位发展，即中西部发展制造业以延续中国的比较优势，东部则通过创新增强和发展服务业来争夺国际竞争的若干“制高点”。
就金融关联而言，中美走向“新常态”，两国的金融关联方式也将出现变化。如表7所示，首先，中美金融关联主要是依靠债券、而不是外商直接投资（FDI）体现的。考察期内美国向中国的FDI远低于美国持有的中国债券，中国向美国的FDI也远低于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中美短期内难以改变债券主导的金融关联格局。其次，“新常态”对中美FDI的变动产生了影响，基于再工业化和创新引领，美国制造业、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投资回报率有所增强，与中国去工业化和创新增强相伴生的是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抬升，由此美国向中国的FDI及其占中国吸纳FDI的比重均在下降，而中国向美国的FDI及其占中国向外FDI的比重却在攀升，当前中国对美国从FDI净流入国转为净流出国。最后，中美的债券持有存在着不对称性，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始终高于美国持有的中国债券，2009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为14640.27亿美元，占国外持有美国债券的比重为15.19%，而美国持有的中国债券为1023.03亿美元，占美国持有国外债券的比重为1.71%。2009-2013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占比在下降，这主要源于国外持有美债的规模扩大，中国持有的美债总额仍在增长。美国“新常态”在某种程度上以债券发行作为条件，其基础是美元保持并增强其世界货币地位。就中国而言，“新常态”下需重新考量资产配置方式，共同治理机制增强且人民币国际化也会约束美元的发行纪律，而这意味着中国持有美债的下降以及全球资产配置的分散化，美元价值、美国债券发行和中国资产再配置将成为“新常态”下中美金融关联的主题。
就周期关联而言，伴随着中国的开放程度提高，中美经济的关联性也得以增强，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增长的关联度开始下降，甚至呈现出周期错配深度恶化的格局，2009-2014年中美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2145。为了细致解析周期关联，本文利用HP滤波法分离出1978-2014年中美GDP增长率的趋势值和波动值，如图9和图10所示。近期中美增长率趋势值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变动趋势，2009-2014年中国增长率的趋势值从10.03%降至7.91%，美国则从1.45%增至1.78%。两国增长率的波动值变动也不相同，2009年之后中国增长率的波动值趋于下降，而美国的波动值却呈现出增长趋势。OECD数据也表明，2013年2月至2015年1月，美国的经济景气领先指数（CLI）连续24个月超过100，而2013年9月至2015年1月中国则连续17个月低于100。中美周期关联程度下降，其原因在于：美国的储蓄提升和中国的消费增长体现出对各自失衡的矫正，这会导致对对方经济的部分“脱钩”。此外，近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国内外格局转变、经济总量基数攀高以及政府主动实施结构调整的产物。在实施再工业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条件下，美国的短期经济绩效不会带来中国出口的根本好转。中国不能因周期错配而复归到依靠资源过度消耗、或政府高强度刺激来实现高增长的旧路，也不能因格局误判或政策失当而导致增速“断崖式”下滑，出路在于深化体制改革以加快结构转变，依靠新动力源泉来接替传统的增长机制，同时需对美国的财政、货币等政策变动保持敏感并做好回应准备。 就政策关联而言，“新常态”的差别导致中美经济政策选择以及政策关联状况出现变化。在财政政策方面，“新常态”下美国财政政策的核心是将资源更多配置到新能源、新信息等领域，维持并增强美国对全球产业链“高端”的控制力，而中国的结构调整将促使其将财政资源更多配置到助推市场有效运转的基础设施以及与居民消费关联的民生项目。在贸易政策方面，“新常态”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仍会偏向保护主义，中国应有效利用内部地区的落差红利，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以延续“中国制造”，提高创新能力和TFP以走向“中国创造”，据此就需依靠产业升级、产品品质提升和“一带一路”战略等拓展国际市场，依靠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深化等来刺激国内市场。在货币政策方面，经济向好构成了美国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却是美元世界货币地位遭遇实质性挑战，否则美国维持弱势美元或进行边际调整的格局仍会延续，图11体现了此情形，近期美元指数有所提高并在2015年5月达到95.23，但断言美国已开启美元走强通道却为时尚早。中国需要实施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以避免与域外货币的贬值“竞赛”，并避免国内的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异动，这表现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整体升值和特定时段的双边波动（见图12）。“新常态”下，人民币长时期内的整体升值和双向波动频度加剧将成为大概率事件，中国还需推动全球共同治理和渐进人民币国际化以降低美元的外部冲击，这种“渐进脱钩”也会形成美国货币政策选择的外部约束。
六、结论和政策含义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美经济均开始步入“新常态”，本文提出了中美两种“新常态”及其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强调理解“新常态”应以经济结构变动为主线、并结合发展绩效和政策选择来进行，“新常态”的交互作用则应围绕贸易关联、金融关联、周期关联和政策关联来展开。基于此，本文指出，美国“新常态”是产业结构的再工业化、投入结构的创新引领以及需求结构的储蓄提升，这些变动取得了较好的短期绩效但伴生着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中国“新常态”是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投入结构的创新增强以及需求结构的消费增长，其绩效尚需在长期内进行观察和审视。中美“新常态”在内容和绩效上不属于同一类型，这导致了中美经济交互作用发生了变动。例如：金融关联中，中国对美国从FDI净流入国转为净流出国，而中国结构调整会导致其持有美债下降和资产配置多元化。周期关联中，“新常态”下中美增长的关联程度下降，甚至呈现出周期错配恶化格局，中国应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推进结构调整，依靠新动力源泉接替此前的增长机制。 本文对中美两种“新常态”及其交互作用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首先，中国当前面临着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的内部格局以及与金融危机之前不同的美国经济。中国实施以结构变动为主线的“新常态”，但这与美国“新常态”相联系才更具实践价值，基于国际视野来理解中国“新常态”才能获得更精准的判断。其次，中国推动“新常态”不唯一起源于国内格局转变，美国的再工业化、创新引领和储蓄提高也是倒逼中国结构转变的诱因。金融危机之后，中美经济均处在关键的转折时期，结构转变进程将决定着两国在未来经济格局中的竞争力。第三，中国回应美国“新常态”、加快结构转变的关键是深化市场化改革以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切实增强政府在保护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维度的职能，当前需重点推动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需依靠社会发育和政府功能清晰界定来形成经济发展的秩序。最后，“重新挂钩”和“渐进脱钩”将成为“新常态”下中国对美国政策选择的准则，前者是说，中国需要通过产品品质增强来提升对美国际贸易的层次，通过直接投资增长来丰富对美金融往来的渠道，通过自贸区等制度完善来提高利用全球化红利的能力；后者是说，中国需通过内部需求提升、贸易伙伴国拓展等降低对美市场的依赖，通过渐进的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全球共同治理等减弱美元对中国的冲击。上述政策实施将导致中国从精确认识“新常态”跃升至有效引领“新常态”。 ①El-Erian M.A.,"A New Normal",PIMCO Economic Outlook,May,2009. ②El-Erian M.A.,Navigating the New Normal in Industrial Countries,The Per Jacobsson Foundation Lecture,October,2010. ③Reinhart C.M.& Rogoff K.S.,"Recovery from Financial Crises:Evidence from 100 Episod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4,2014,pp.50-55. ④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管理世界》2013年3期。 ⑤O′Neill B.,"Helping Grieving Clients Navigate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New Normal′",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 Professionals,November,2011,pp.40-49. ⑥Yerex R.P.,"The Consumer-Driven Economy at a Crossroads",Business Economics,Vol.46,2011,pp.32-42. ⑦Amim R.,Bannister S.& Perry N.,"A Global Model of Recovery and Rebalancing",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7,2013,pp.889-920. ⑧Pump B.,"A New Normal?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making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Vol.40,2012,pp.27-40. ⑨Yifu Lin & Domeland D.,"Beyond Keynesianism:Glob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Times of Crisi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Economics and Policy,Vol.3,2012,pp.1-28. ⑩Clarida R.,"Navigating the New Neutral",PIMCO Economic Outlook,November,2014. (11)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12)刘世锦：《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 (13)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经济科学》2014年第4期。 (14)刘志彪：《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 (15)袁富华、江红驹、张晓晶：《中国经济周期的国际关联》，《世界经济》2009年第12期。 (16)史蒂芬·罗奇：《失衡：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17)黄永春、郑江淮、杨以文、祝吕静：《中国“去工业化”与美国“再工业化”冲突之谜解析》，《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3期。 (1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战略及对我国的影响》，《管理世界》2013年第2期。 (19)王孝松、周嘉辰、翟光宇：《“中国制造”对美国就业的拉动作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2期。 (20)江红驹：《防止中美两种“新常态”经济周期错配深度恶化》，《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7期。 (21)Reinhart C.M.& RogoffK.S.,"Is The 2007 U.S.Sub-Prime Financial Crisis So Different? An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mparison",NBER Working Paper 13761,2008. (22)蔡昉、杨涛、黄益平：《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23)张勇、古明明：《重新评估我国的增长潜力——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和数据分析视角的解释》，《经济科学》2013年第2期。 (24)韩兆洲、黎中彦：《中美两国经济实力与潜力的比较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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