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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告诉你“城市就是一座矿山”的话，请你不要把城市矿山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联想到一起。的确，那个时代美国人开始过上了天天都能吃罐头的生活，美国垃圾中到处是铁罐头盒，从垃圾里拣回罐头盒去炼铁，远比采矿炼铁要容易得多，美国的大城市变成了一座座“矿山”。
如今城市化带来了“城市矿山”矿产品种的多样化。旧手机机芯的金银含量早就超过了自然矿山的品位；从城市垃圾中回收玻璃、铁、塑料等，比从石英、铁矿石、原油中提取要简便得多。城市矿山不仅有“金属”，而且还能找到“原油”。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炒作。看看中国沿海地区的废旧家电排出量，就能对城市矿山丰富的“矿产品”有个大致的了解。2005年，中国沿海地区人口在4亿人上下。这里的城市化起步早，现代化程度高。全中国的家电总量为9亿台，每年需要废弃2800万台左右，其中的2000万台集中在沿海地区。1台冰箱或洗衣机所使用的钢铁不会低于1公斤，从2000万台家电中只回收钢铁，产量就在2000万公斤以上。
循环经济不单单是国家经济政策在资源紧张状况下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循环经济更是在经济效益方面具备可行性。当人们知道循环经济有很好的收益以后，人们自然会主动地做好这项工作的。
拆房专家的秘技
循环经济在发达国家早已经先行。
板东昭，68岁。年轻时做过建筑，赔了几次后专心做拆房工作，事业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后，现在是（日本）德岛县产业废弃物处理协会的副会长。
板东对《经济》杂志说，“我年轻的时候给人盖房，不是我盖得不好，我们那里老是刮台风，一阵风来了，把房子刮坏了，我就得去给人家修，盖房赚的钱全贴进去不说，还背上了债务。”改行干拆房后，每次拆之前都是业主给拆房费，没有拆不了的房子，板东后来取得了成功。
如果板东只给记者讲这么一段“成功故事”，似乎没有太多的可写内容。日本地方上的县城自不必说，东京、大阪大城市中的拆房企业数不胜数，大家也都是随着日本经济的起起伏伏，大浪淘沙，一点一点地走过来的。但板东的成功，在于他有自己的废弃物（垃圾）处理厂。
“日本的住房不过是水泥、木材加钢筋建起来的。”板东说。木材、钢筋是要回收的，但拆完的房子中，最多的就是水泥，拿去填海要走不少路，花运输费、场地费不说，能找到的地方越来越远，越来越少。“我自己想，能不能找到一个能把废水泥再用起来的方法。”板东动了脑筋。他打听到用重新烧结的方法，能让水泥废料变成铺路用的材料后，立即买来了相关设备，开始一炉一炉地烧起水泥废料来。
时期正好和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碰到了一起，日本县城周边都开始建设起了道路，板东的铺路材料销路极好，本来要花运输费、场地费才能处理的住房废料，现在变成了紧缺的铺路材料，而且是有多少公路建设公司要多少，板东一下子开始在县里的拆房企业中出人头地。
“我们那会儿没有人谈循环经济，处理建筑废料让我们头疼了不少时间。别人去找新的海湾或山坳时，我觉得总有一天日本会再也找不到一块可以填垃圾的地方的，到了那时，企业只好去等死，不如现在先找好一条退路。”板东回忆说。
如今板东的业务范围已经从德岛县发展到了大阪，2005年12月他给记者发来信说，准备在东京也要办上一家新的分公司了。在东京要找到一块能填埋垃圾的地方就更难子，板东杀进东京，靠的是不单单是自己的拆房技术，更是因为有零排放的垃圾处理技术。买下一块填埋垃圾的场地，要比拆房挣到的费用多出几百几千倍，不是简单能出手的。
回收家电、电脑是好生意
东京环保再生回收公司总经理马场研二告诉《经济》杂志记者，他回收家电、电脑，“环保与赢利并存”。
中国是小商小贩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吆喝收购旧家电；日本是家电制造企业交一笔钱后，让政府派人来把旧家电取走。在北京出手一个旧冰箱，小贩大概能付给消费者100元钱，在东京则是消费者向政府交纳4600日元（约330元人民币）。请人家来处理洗衣机为2400日元（约170元）、空调3500日元（约250元）、电视机2700日元（约190元）。东京基本上没有人要废旧家电。中国城市里忽然有一天街上没有了收购旧家电的小商小贩，市民要处理旧家电，不定要和厂家、商店费多少口舌，到那时根本不能想象再收回一点费用的事。而中国城市家电更新换代已经迫在眉睫。
马场并不是看上能拿到几千日元，而是让他的再生公司赚取到利润，马场说：“处理废旧家电并不能从政府里拿到补助金，但分解后的材料，是能派上用场的。”特别是在中国，使用廉价劳动力，能得到很多可以销售的材料，马场很看中这点。
马场的再生公司就建在东京湾上，周围是一个很大的高尔夫球场，平日里也有不少有闲阶层的人在这里打高尔夫球，有闲阶层的人对环境非常敏感，但来这里的人竟然“基本上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分解回收旧家电，这里没有异味，非常洁净。”马场得意地说。
“我们这里除了成车成车地拉进来的旧家电、旧电脑外，就是成车成车地拉出去的铜铁、塑料了。最后需要拿去填海的垃圾不到拉进来的旧家电总重量的0.1%。需要焚烧的垃圾为1.9%。这样我们的回收率在98%。”马场说。
在再生公司，运进来的旧家电先要按冰箱、彩电等进行分类，然后是手工分解（马场强调说，他们把电脑中的记忆装置摘出来破碎，能保证用户机密不会泄露），最后进行粉碎、分类筛选等。回收到的铁、不锈钢、铜、铝、塑料等，定时会销售给冶炼厂、化工厂，这是再生企业的主要财源。不能回收的制冷剂等，通过焚烧进行处理。最后要成为垃圾的东西少之又少。
马场在企业经营上，尽可能不使用大功率、大型设备，节约了不少初期投资。对旧家电、旧电脑进行彻底的分解回收后，在销售方面让他得到了收益。“我们厂有一百多人，国家没有给我们投一分钱，但我当厂长后，从未出现过赤字。”马场研二同样认为，做资源再生工作，有收益是他的企业能生存下来的主要原因。在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后，他已经开始把目光聚集到了每年有2800万旧家电要退出消费者家庭的中国。中国今后几年，废弃旧家电的数量将达到5000万台左右，那将是更大的一个市场。马场很想在中国企业建相关工厂，提供他现在的技术。
中国循环经济的误区
在国外工作十余年后回到北京的王先生，每次扔垃圾时都感到有些无所适从。在国外垃圾要分成十几种，按不同的日期，分别把不同的垃圾“送”出去。回到北京，王先生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任何垃圾扔到楼下的垃圾箱里去。剩菜剩饭和报纸、瓶子混在一起，扎个包扔进垃圾箱，就能“万事大吉”。王先生开始时觉得能回收的资源就这么被浪费了，实在可惜。
时间长了，王先生发现北京市民特别是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市民，从来不会把旧报纸扔进垃圾箱里，他们会拿空啤酒瓶去换啤酒喝。节俭是国人回收资源的动力，而不是靠法令来规制人们的行动。“节俭要比法律来的更彻底。”从时时走过楼下回收旧报纸的小商小贩那里，王先生感到了这些。
北京正处在紧张的拆迁运动中，市中心的平房、建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低矮楼房正一点一点地从人们视线中隐去。王先生发现，每次拆房时都会涌来不少人，他们把一块块还能用的砖瓦一点点地收集起来，用三轮板车拉走。和在国外看到的卡车把所有砖瓦拉去填海的做法大为不同。这种自发地让大量劳动力找到工作的做法，是王先生在国外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我们应该用适合于我们的方法来解决资源再利用问题。”王先生说。
一些地方政府花巨额经费建设资源回收工厂的做法，让王先生感到很有些不可思议。以前看到地方上的企业露天烧电线取铜的作法，让他感到很难过。空气被污染，可以回收的塑料被完全浪费，因小失大。但现在政府一下子投资10亿人民币，引进了最新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这让王先生同样难过。国外不是没有投资在10亿元以上的资源回收厂，但那是因为国外劳动力成本高、机械设备价格相对便宜的结果，我们的地方政府有必要建那么豪华、先进的资源回收厂吗？
“把中国富有的劳动力用上，把资源回收得更加仔细，这些恐怕是中国最需要解决的事。”王先生对《经济》杂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