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由之路论文,中国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深刻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事实表明，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僵死的、凝固不变的社会。它应当通过改革不断把社会主义社会推向前进。十二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就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
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的。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政治体制及其他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国力逐步增强，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出蓬勃生机。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有没有矛盾？是什么力量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实践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样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然而，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曲折的过程。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这里，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也和其他社会一样，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缺乏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具体的明确的论断。
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他说：“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列宁选集》第60卷，第282页。）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将会消失。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非对抗性矛盾呢？他虽然分析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种种矛盾，但却没有从总体上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1936年，苏联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斯大林在很长时间里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他和苏联理论界一度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思想，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内部矛盾的社会。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里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发展的充分广阔的天地”。（《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9页。）这种“无矛盾论”的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苏联理论界占统治地位。他们认为，苏联的生产力“具有没有阻碍的发展的可能性”；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苏联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直到1952年，即斯大林逝世前一年，他还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他认为，“‘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77页。）他羞羞答答地承认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仍然存在矛盾，不过可以“改造”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吞吞吐吐的辩解说明，斯大林不可能从总体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1957年1月，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在理论上的混乱，他指出：“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6页。）这就正确地指出了，斯大林和他的理论家们根本不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1957年2月，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结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经验，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实际，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科学地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他还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8页。）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其性质是相对抗性的，它的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我们必须按照具体情况，继续解决各种矛盾。“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9页。）这些情况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深刻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提出以后，未能在实践中贯彻始终，未能对社会基本矛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及其具体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甚至在认识上背离了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因此，虽然正确地提出了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方向，但究竟怎样去解决？解决的方法、途径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不明确的。于是，就产生了离开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片面地追求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三纯”，这不仅没有解决好社会基本矛盾，反而破坏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学说，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思想。1979年3月，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法比较好。”他接着说：“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182页。）邓小平还是结合新时期的新矛盾、新问题，对这一基本矛盾的具体研究中，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内在根据。
在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其基本性质是相适应的，但也有不适应的环节和方面。对其基本适应的方面，必须坚持。邓小平说：“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而对其不适应的环节和方面，还必须进行改革。邓小平说：“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5-136页）这就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1979年10月，邓小平正式提出了要研究“体制改革”问题。1980年1月，他明确提出：“需要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需要制订长远规划。”（《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7页）从而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提出明确的目标和方法。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作了“深入的具体的研究”所得出的必然理论。在这里，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区别开来，这是社会主义改革论上的一个重大飞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这种区别，使改革目标具体化、科学化；这种区别，一是有利于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有利于保证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这种区别，表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立足本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革。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活力和生机，就会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实践表明，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主要表现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问题上存在的某些弊端。为了消除这些问题，解决这些矛盾，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必须不断调整和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方面的缺陷和弊端，不断完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为解决和发展生产力扫除障碍。因此，在我国进行全面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
邓小平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始终是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的。为此，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论。
首先，“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对改革性质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把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看成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高度概括。邓小平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叫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还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改革，其所以称之为革命，这是因为，一方面它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某些弊端，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另一方面它对社会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至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会引起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和变化。所以，邓小平说，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大经济的需要。
其次，“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这是邓小平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的新情况所得出的科学结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和方法，这就是改革。他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性质、特点决定的。从本质上说来，社会主义制度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相一致的。邓小平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要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创造新生产力的强大动力，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并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有希望。
邓小平一再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还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113、142页）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一场革命，但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也决不是要推翻现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总之，这是一场革命。当然，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7页。）但是，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它必然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邓小平说：“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直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这就深刻地阐明了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的内在联系，第一次革命是第二次革命的前提和基础，第二次革命是第一次革命的继承和发展。没有第一次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次革命就无从谈起；不进行第二次革命，没有改革开放，第一次革命的伟大成果就有断送的危险。第一次革命在中国找到了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革命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基础上振兴起来，实现中华腾飞，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邓小平强调指出：“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他说：“我们的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这三个“有利于”，告诉我们要自觉地、坚定不移地进行体制改革，加快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步伐，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1992年初，他又深刻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因此，“我们只能走改革的路，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强和繁荣之路。”所以，他说：“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138页。）这就指明了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
三、对外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一论断，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1984年10月，邓小平强调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接着指出：“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79页。）为此，我们“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流，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1987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谈话时说：“为了搞建设，需要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2页。）还说：“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保守的。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既是邓小平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他对世界历史和当代国际发展的科学预见。
邓小平强调指出，坚持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是统一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邓小平认为，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才能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坚持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世界是发展的，也是开放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开放的世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更加需要实行对外开放，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广泛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大力深化对外开放的实践，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形式、多层次，独具特色的对外开放的格局。所谓全方位的开放，就是：既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其他国家开放；既向国外开放，也向国内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从对外开放的范围上说，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主要是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二是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三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我们实行全方位的开放，不仅能吸取不同类型国家的长处，而且能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避免受少数国家的摆布和控制。所谓多形式的开放，就经济对外开放来说，诸如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开展劳务合作与国际旅游、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港口等多种形式。所谓多层次的开放，就是指在各种地区的开放中，分别实行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等等。我国在建立多层次的开放格局采取了分步骤、多层次、逐步推进的地区开放战略，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发展过程。
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重点在农村，同时在城市进行了局部的试点；第二阶段，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10月的党的十三大，改革开放的重点在城市，同时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第三阶段，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五大，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的改革开放，都已进入全面改革开放和深化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已经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交流方式、思想道德和精神状态等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就其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都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
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过程清楚地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强大动力，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因此，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促进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是改革开放问题。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就不会有中国的现代化。
四、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四大以来，党中央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把“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作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指导方针。实践证明，确定这一总揽全面的重大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其核心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它充分体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在邓小平看来，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因此，深刻领会邓小平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战略思想，正确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一）改革是强大动力，发展是根本目的
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反过来又促进改革。改革和发展是我们时代的鲜明特点。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论”。
其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认为，中国发展“只能像社会主义，不能像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因为，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中国十多亿人的贫困问题，解决不了十多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富裕起来，而大多数地区、大多数人摆脱不了贫困状态，从而造成两极分化。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确保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就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占主体，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以避免两极分化，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贸经济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存在；坚持共同富裕目标，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和其他人共同发展；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其二，“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都要看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要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377页。）他把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称之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加快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发展经济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改革、稳定都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经济条件。因此，我们始终要把加快发展摆在十分突出的地位，抓住机遇，立足现实，促进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邓小平说：“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发展太慢不利于增强综合国力，不利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难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要“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发展速度”，“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积极争取。”邓小平说：“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其三，“三步走”的战略思想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指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这是推动整个社会全面发展，阐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战略方针。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论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论，是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它把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三者协调统一了起来。邓小平的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他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思想。
（二）加快改革和发展经济，稳定是前提条件
中国要摆脱贫穷，实现现代化，搞改革开放，稳定是前提。稳定是发展经济和深化改革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对此，邓小平有不少深刻的论述。
其一，“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还说：“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这是从战略高度提出问题。我们既要认识到，我国总的社会政治环境是稳定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当前确实存在一些不安定、不稳定的因素，诸如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刑事犯罪增多，旧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国外敌对势力又千方百计创造混乱、挑起事端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确保社会政治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其二，“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邓小平认为，稳定是加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稳定，改革才能顺利进行，经济发展才有可靠的保证。他指出，要达到我们的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呢？“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政治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接着说：“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6、217页。）这就是说，中国要发展，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9页。）还说：“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8页。）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力增强，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为此，必须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稳定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人民群众需稳定。而实现稳定又离不开人民群众，人民只有看到稳定带来的好处，看到现行政策的好处，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邓小平指出：稳定离不开党的领导，“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360页。）
其三，“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除了必须有稳定的国内环境外，还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说：“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360页。）又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页。）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邓小平深刻分析了我国面临的国际挑战和大好机遇，认为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必须做到两条：一条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以“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的办法去解决国际争端，正确处理国际矛盾；二是要在国际事务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重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他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这就深刻阐明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在这里，四个坚持与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四个坚持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而改革开放则赋予四个坚持以新的时代内容。因此，离开四个坚持谈改革开放，就会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犯右的错误；而离开改革开放谈四个坚持，就会思想僵化，固步自封，犯“左”的错误。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没有政治稳定，就会动荡不安，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经济建设，统统搞不成。”“同时，如果不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实行改革开放，没有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有巩固的团结和稳定。基本路线不变，社会政治稳定，有了这两条，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胜利前进。”这就深刻阐明了社会政治稳定与基本路线不变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
总之，“我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局是稳定的，政策也是稳定的，这就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强了我国社会政治局势的稳定。这就表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是互相促进、互为条件、辩证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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