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分析——经济学假说的可能研究进路——比较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方法论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方法论论文,假说论文,自然规律论文,情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5)06-0010-03
自19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就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大致围绕着经济学的范围、方法等学科性质问题展开（注：详见杨渝玲《试论科学哲学介入经济学哲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9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狄尔泰(W.Dithey)、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W.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H.Rickert)等人为代表，掀起一股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文化科学或人文科学）严格区别开来，甚至完全对立起来的思潮。维也纳学派对此持反对意见，突出代表为石里克(M.Schlick)。他从形式与内容、认识与体验的双重区分出发，经论证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过是一棵大树上的不同枝杈而已。这两种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后来人们对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态度。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用三种逻辑形式来描述规律：(1)A→B，表示自然界本身固有的一些规律；(2)[A→B]表示科学规律，是指我们已经把握的规律；(3)“如果A，那么B”，属于规律陈述。A→B是[A→B]客观世界中的原型，[A→B]是A→B的反映，“如果A，那么B”则是[A→B]的陈述语句。这三种形式表示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即表示一种关系，普遍的、内在的必然关系。若对这三种形式划分层次的话，(1)是指本体论，(2)是指认识论，(3)是指逻辑研究。因此，对规律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的研究，三者是一致的和统一的。客观规律与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规律分居于不同的哲学层面，前者属于本体论，后者则属于认识论范畴。客观规律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与我们是否认识它无关；而后者则是对客观规律的一种主观认识，二者属于不同层面，不能混淆。由于科学理论是认知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因其具有一定的建构性而导致形式可能不同于甚至完全不同于客观规律。分清这个层次后，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认识论层面上的一致性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首先，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员与自然科学一样存在着客观规律，它们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因此，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认识的出发点——客观规律这一本体论层面上统一起来了，都是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其次，自然科学与经济学的研究主体都是人，所以都是借助于人脑来反映客观世界的，当然也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主体对客体的反映问题。尽管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无一例外地要面对客观世界，但所涉及的客观领域是有区别的。自然科学面对的是自然界中的客观对象，经济学则是自然界中的人及由其组成的社会。认识主体无法摆脱预先的理论见解，人们在一切科学研究中进行理论造构时，头脑中都隐含着某种设计观念，这些观念包括经验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心理的等因素，所以背景对认识主体的影响会制约着它对客体的认识。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谁都无法摘掉这个天生的有色眼镜，西方科学哲学家们所探讨的“观察渗透理论”即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总之，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观念把握。同时，在认识活动中，主体不是抽象的个人，不是一个没有内在结构的点，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互动系统中具有一定背景知识和经验的人。贝塔朗菲(L.V.B.Lanffy)指出，认识“不是实际事物”的反映，“知识也不是‘真理’或‘真实’的简单近似。它是知觉者与已知事物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是决定于生物、心理、文化、语言等性质的要素的复合体。”（注：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由此观之，主体对客体的观念把握，不仅要反映出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还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主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注：参见杨渝玲《经济学假说检验的逻辑》，《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6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主体自身的“合法偏见”或“合理偏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其他的任何观点比起来，我们的观点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所以，从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与认识上来看，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认识论层面上是统一的。
但是，在这种统一性的背后，我们进一步分析会发现，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认知主体都是由人及其群体组成的，这事实上增加了经济学的复杂性。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有自然界所没有的特殊结构，如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等，尽管这种结构如同自然界的结构一样，也有自己的客观性质，但它们的存在与发展是通过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而实现的。主体的经济、社会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诸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又要受行为主体所在的社会群体的动机、目的、意图等主观意愿和价值取向的导引；经济、社会行为者个人对其经济行为也总有自己的理由、想法和解释。总而言之，在人类社会中，人自身“构造”着经济的社会实在，人自身是通过符号形式被规定。由此可见，经济学的经济主体——人的因素的独特性必然会对经济规律的表现形式产生影响，从而显示出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尽管二者同样都是对客观规律的反映。
经济学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内因方面，即经济主体本身的因素。任何经济活动都是由活动主体决定并实施的。从形成机制上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经济主体的自然人。由于人的欲望与动机或信念是客观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能的，所以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作为个体的经济主体是由私欲驱动的，这就为经济学的研究设置了第一道屏障；二是作为法人主体的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人要通过契约实现特定的经济行为，从而成为法人，如债务人、债权人、股东委托代理人、雇员等。有时人作为经济人为了整个集团的利益或整个集团的生存，在做出决策时，不得不放弃个人的利益。这样，人本身的复杂与不确定性会导致经济学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对美国1992年危机研究表明，在危机爆发的非常时刻，经济指标再好，对资本市场的稳定也不会起什么作用；决定一国经济制度崩溃的关键因素，在某一临界时刻，正是人心。而那些国际金融的超级投机家，也正是抓住这一点，把公众情绪搞乱，乱中获利（注：王伟群：《潮涨、潮落》，《中国青年报》1998年3月3日。）。这给经济学复杂性加上了第二道屏障。从外因上看，作为自然人和经济人的社会主体所处的环境要素的复杂性，比如自然地理条件、经济与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等复杂性，都会影响到经济规律的作用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内外因的作用也同样存在于认知主体之中，这无疑又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学的复杂性。由于经济学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复杂性，导致相应经济学规律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
首先，规律的作用程度不同，大体上包括作用时间持久性的差异和作用范围大小的差异。经济社会是千变万化的，同时又时刻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经济规律也很难持续很长的时间。经济学在改变社会，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人们的文化知识背景的同时，也往往改变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客观条件，而反映经济规律的理论不能及时适应新的情况，这样原来的经济理论所总结的那些规律就因边际条件改变而失真，这就是说，经济定律愈具体，其适用的时间愈短，这与自然科学定律的相对恒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二次大战以后，凯恩斯经济学深深地改变了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决策行为，使西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加大，改变了人们以往重视储蓄、崇尚节俭的道德观念，也使人们接受了有效需求的观念和原理，了解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效应。但是当凯恩斯经济学尚未成为公众的公共知识时，公众并不了解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在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时的通货膨胀效应，于是政府饺凯恩斯主义实行扩张性政策能起到减少失业的效果，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达到了预期效果。这时凯恩斯主义表现出很强的逼真性和实用性，但长期反复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使公众逐渐看清了它的实质，以致成为一种常识。于是，公众对政府扩张性政策的效应，也由毫无预期变为适应性预期，最终变为理性预期。结果扩张性政策也由能有效降低失业率变为只能在短期中降低失业率，最后变为在短期中也无法降低失业率。正如70年代中期出现的理性顶期学派所断言的，如果政府试图凭借加快货币供应来增进经济增长，人们就嗅到通货膨胀而抬高价格，于是额外货币导致更高昂物价而不是导向经济增长，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指出的“政府有政策，人民有对策”；或者是他们断定的，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带有欺骗性，可是，“你在一段时期内可以欺骗所有的人，或在长期中期骗一部分人，但决不能在长时期中欺骗所有的人”。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经济规律在自我实现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历史性创造了条件。自然科学中理论的更迭不是规律自身的变化，而是人对规律的认识发生变化的结果。牛顿力学的统治地位之所以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代替，并非因为相对论改变了力学规律，而是因为相对论对物理现象来说，具有更大的普通适用性，而在机械运动范围内，牛顿力学仍然是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石。同时，作用范围大小也存在差异。经济规律由于受社会、国情等现实因素的制约，区域性很强，使经济定律在表现形式上出现巨大差异，从而也会形成全然不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观念。但是，自然科学定律有着相同的话语系统，容易形成具有公认性的观点，从而使不同国家、不同地点和不同时代的人们能够进行交流，并可以达成共识。经济学由于本身的复杂性，话语系统纷繁复杂，情境对其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因而很容易给人造成主观随意建构的人为体系的假象，增加不可通约性。
其次，规律精确度上的差异。由于经济学对象的复杂性似乎是很难量化的，尽管目前经济计量学已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但这种量化大多都停留在“其他条件均不变”假设前提下。正因如此，经济定律的精确性与自然科学要求的精确性是不可比的。众所周知，自然科学是不允许特设性假设存在的。因此，其精确度也要求极高。但值得一提的是自然科学也存在一定的假设，理想实验方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于是也有人认为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就是使用的理想实验方法（注：参见安托万·多迪默《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张增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19页。）。
第三，目的性强弱的差异。经济规律含有目的性解释的因素，对经济规律的解释直接受到语境的制约，通过对人自身、意图、思想行为及意义等的理解，经济学解释一般总或多或少地蕴涵一定的价值取向，其中渗透着主观的某种愿望、动机、欲望等。而自然科学则要求严格的客观分析，力求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综上，经济学规律存在着不同于自然科学规律的复杂性。
但是，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史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了能够像物理学那样成为一门公认的“硬”科学，去模仿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来处理变量与参量，从而导致其理论过分追求纯粹，以至于远离现实而招致了诸多非议。波普尔曾借用弗里希(Frisch)的比方来形容这种效果：当一个人把小船划向前去的时候，船却由于他的脚所施加的压力而被趋向后退了。也就是说经济学努力向物理学的科学性靠近的时候，由于过分地倾向于物理学方法，从而导致了适得其反的后果，反而离预期目的越来越远了！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法国学者瓦利泽尔(B.Walliser)，他认为“如果硬科学的学科已经逐步发展了一种本身具有‘硬’性质的方法，那么，在句法上硬、在语义上软的经济学也应该‘巩固’一种适合自身特点的方法”（注：参见安托万·多迪默《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张增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19页。）。他主张在借鉴成功学科的同时，经济学应该多关注自己。彼得·怀尔斯(P.Wiles)也认为“我们必须让陌生人进入我们的‘防线’。因为有一些矛盾很让人伤脑筋的，比如成本通货膨胀违反了经济决定论的公理。因而我们必须将政治和历史融为一体，而且也须将历史和政治因素结合到迄今还是纯经济的问题中去。”（注：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苏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很明显，怀尔斯主张把政治、历史等因素结合到经济学中，这个“陌生人”包括政治、历史等因素。基于以上探讨，从情境分析的角度关照经济学的特殊性无疑是有利于获得科学经济学假说的可能路径。
我们可以给情境或语境因素一个粗略的刻画。从内容上看，情境包括认知主体的主观部分（包括目的、愿望、信念等）、客观部分（包括制度、文化等）。其中主观部分是人为设计，客观部分是非人之意图性的。关于这一点，哈耶克曾做了较为准确的概括，哈耶克认为具体的个人行动始终是由下述因素共同促成一种结果：首先是内在刺激（比如饥饿）；其次是对个人产生影响的特定的外部事件（包括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行动）；最后是适合于特定情境的规则（注：参见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编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笔者认为在经济分析中，有必要考虑到以上情境因素中的一部分，笔者称之为内生量。这些内生量在哈耶克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中都有，是在经济进程中起到了部分调节和支配作用的变量和参量。其中环境因素是狭义上的理解，即与认知主体相区别的外部世界。语境是与认知主体相关的语用学概念，是语言逻辑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很准精确定义的概念，因此，对语境的准确界定众说纷纭。从狭义的“上下文”到广义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都有学者使用。就本文的内容而言，可把“语境”理解为对理论起到约束作用的理论提出者与解释者的背景信息、信念和意图等因素（注：有关“语境”概念的历史沿革，参见周礼全《周礼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230页。）。鉴于语境是从语言分析层面的理解，情境是从规律、定律本身出发得出的，情境因素更侧重于指示理论分析与建构中涉及到的现实决定性要素。本文的讨论是基于对定律、规律的解析，所以，文中以情境涵盖语境因素，不再另作区分。
通过以上对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比较分析以及对经济学方法论史的相关问题的梳理，我们可以判断，现代意义上的语境分析已隐约可见（注：详见杨渝玲《经济理论的语境分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并已经包含于检验的是前提还是预言的争论中，跨越两个世纪的经济理论检验之争，时至今日我们也未能有效地解决。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经济学的定位与质疑开始与语言或陈述的语用相关，同时我们在寻找经济定律时总是与价值无法脱离于系，这是从另一个角度上阐述的关键问题。所以，从情境分析入手获得经济学假说与经济学规律的独特性以及方法论史的情况是相符的。同时，目前正在研究的情境语义学为我们提供了严格研究的范例和方法，为我们搭建了在情境中分析语义的平台。这一切都为经济学进行情境分析作了一定的铺垫，一方面，经济学方法论亟待新的建设，另一方面，又有可能的道路在前方。
因此，经济学假说最后上升为经济学理论直至成为经济学规律，在这个路径中，情境因素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尽管对此认识还较为模糊，但正如近年来混沌理论的研究一样，对“混沌”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而在这一研究中人们已收获颇丰。所以，笔者认为从情境出发也许是获得经济学假说的又一生长点，应该也是经济学假说的可能研究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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