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音系学的历程和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程论文,音系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Chomsky与Halle合著的《英语音系》（The Sound Pattern
ofEnglish，以下简称SPE）一书出版于1968年，到今年已经整整30年了。SPE第一次系统、全面阐述生成音系学理论，是生成音系学奠基之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SPE理论被称为生成音系学的标准理论。30 年来生成音系学一直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与此同时，针对SPE 的缺点与不足之处，生成音系学内部不断出现种种新的理论，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百家争鸣的局面。本文拟就生成音系学出现的背景及发展作一简要回顾，并对其前景进行展望。
生成音系学的第一篇论文是Chomsky，Halle与Lukoff合写的《论英语的重音与音渡》，发表于1956年，比Chomsky（1957 ）引发生成语法革命的《句法结构》还早一年。当时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自以为已经把语言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全部解决了。他们运用一套严格形式化的程序与方法对收集到某一语言的语料进行分析，便可得到该语言的语音与构词系统。他们认为进行语言分析的程序已相当完备，只需再对某些细节进一步完善，便可用以分析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在他们看来，语言学似乎已达到了颠峰状态，再没有什么重要工作可做了。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从大处讲，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基础的逻辑经验主义和作为其心理学基础的行为主义在风靡欧美三十余年之后，正面临严重挑战，日益衰微。在结构主义音位学内部，也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结构主义有一条原则叫层面分隔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语言的某一层面进行分析时不能涉及上一个层面的信息，例如分析音位层面时不能涉及构词与句法。这样一来对句子的重音分析便很难进行。Chomsky， Halle 与Lukoff（1956）突破了层面分隔的禁区，采用依赖句法结构的规则，用循环应用的方式，对句法重音做了简明利落的分析处理。这个分析在次年第二届 Texas 英语语言学分析问题会议上遭到与会者的猛烈抨击。1958年第三届Texas会议的组织者邀请Chomsky本人到会，意欲对他进行围攻，一举扑灭生成语法“异端”。不料事与愿违。正如 Newmeyer （1980）所说，Chomsky在会上迎战几位名噪一时的权威， “使他们显得好像是语言学概论课上困惑不解的学生”。后来又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到1968年SPE问世时，生成音系学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主流地位。 不过自这时起，Chomsky 由于参与了大量的政治活动（他当时被称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无暇兼顾句法学与音系学两个方面，便集中力量于句法研究，而把音系学的研究与发展留给Halle及其MIT博士生去承担了（关于Halle与MIT研究生对生成音系学的贡献，参见王洪君1992和李永华1995）。
生成音系学是生成语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人头脑中有关语音系统的知识，力求以最明晰化与公式化的方式，反映出存在于人脑中的语音系统。SPE理论认为音系结构有两个表达平面， 即底层表达式与语音表达式。简单地来说，底层表达式用来表示储存在人脑词库中的语音信息，每个词素只有一个底层表达式。语音表达式用来表示说出来的话语中的语音信息。每种语言中都有一系列音系规则，它们作用于底层表达式，产生语音表达式。生成音系学不承认结构主义音位学基本单位音位的存在，而用区别特征作为基本单位。区别特征是从语音的声学或生理特征概括出来的具有语言学意义的特征，每个特征有正与负两个值，如[+有声性]表示浊音（声带振动），[－有声性]表示清音（声带不振动）。[+高位性]表示方位高（高元音），[－高位性]表示方位不高（中元音或低元音）。不论底层还是表层表达式，都以区别特征组成的矩阵来表示。例如英语词pin[pin 大头针]用特征矩阵表达如下：
pin
元音性
－
+－
辅音性
+
－+
响音性
－
++
有声性
－
++
等等 …
……
在矩阵中横行是特征的值，纵列是由特征组成的音段。
SPE中的音系规则具有以下形式：
A→B/X—Y
在这一规则中X，Y构成语境，A在该语境中变为B。一种语言中的音系规则运用时常要有顺序。
Chomsky与Halle在写作SPE 时已发现只有音系表达式与规则的纯形式化系统而不涉及语音实质内容，不仅能产生自然的规则，也能产生不自然的规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SPE在最后一章（第9章）提出了标记性理论，用一套标记规约（marking conventions）， 在特定音境中为特征规定m（有标记）和u（无标记）值。不过这一理论在SPE 中提出之后除Kean（1975）在其博士论文《生成语法中的标记理论》加以发挥之外，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
SPE出版的同年，Kiparsky（1968）发表了《音系学有多抽象？ 》一文，对底层形式变得越来越抽象提出批评。所谓底层形式的抽象性是指底层形式中出现表层交替形式中所没有的形式或音段，如SPE 将英语right的底层形式设定为rixt（SPE P.234 ）。 70 年代初期， Venne-mann和他的学生Joan Hooper（1976） 提出了一种新的音系理论自然生成音系学（natural generative phonology）。它的中心内容就是对底层表达式进行制约，认为词库中的底层形式应与表层形式中的一个基本上相一致。
稍后由Stampe创立的自然音系学（natural phonology ）则对规则加以限制。这一理论认为人们的天赋语言能力可由一组具有普遍性的自然过程（natural process）加以表征，这些自然过程是生来即有的。孩子学话的过程就是将本族语所不存在的自然过程加以限制的过程。另外还有一组学习来的规则（learned rules）， 即数目有限的不系统的制约条件，它们应被排除到音系学的解释领域之外。这样一来，凡是没有语音动因的交替现象都将被排除到音系学之外了。
以上两种理论虽然都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但对后来人们在音系分析中逐渐放弃了一些高度抽象的机制，变得更为具体，不能不说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到了70年代中期，人们的注意力从底层形式的抽象性和规则的自然性转向了表达式的结构， 产生了自主音段音系学（
autosegmentalphonology ）和节律音系学（ metrical phonology ） 两大非线性（nonlinear）理论。
自主音段音系学是Goldsmith（1976 ）为分析非洲声调语言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它突破了SPE 理论把表达式视为音节的线性序列的框框，认为声调不是音段的固有特征，而是能独立于音段的“自主音段”，属于一个独立的音层（tier）。这样表达式就出现了两个独立的音层：音段层与声调层。分属两个音层的音段与声调用联结线联结起来。Yip （1980）将这一理论用于汉语声调研究，为汉语声调的理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节律音系学是Liberman与Prince（1977）为研究重音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它不同意SPE认为重音是区别特征的观点， 而将重音视为一种相对的概念，因此重音不能用特征，而应用结构来表示。 Liberman 与Prince提出了两种结构，一种是“节律树”（metrical tree）， 另一种是“节律栅”（metrical grid）。Hayes（1981）根据这一理论采用几个基本参数对世界各种语言的重音进行分析。此后有人主张只用栅，有人主张只用树。时至今日，赞成只用栅者已占上风，以致Kenstowicz（1994）的音系学教材讲到重音理论时只讲节律栅，而对节律树只字未提。Halle与Vergnaud（1987）后来又进一步提出节律成分 （metricalconstituency）的概念，即将两个音节用括号合为一个节律音步，其中一个音节为中心。
SPE理论只将音段及界限标记作为单位而将音节加以摒弃。Kahn （1976）系统地阐述音节在音系分析中的必要性，从而为音节回到音系分析中来开辟了道路。 关于生成音系学中的音节理论， 可参见李智强（1997）。在生成音系学对汉语音节分析中，对介音（即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的韵头）的归属争论较多。多数人认为介音属于音节核心，端木三（Duanmu 1990 ）认为是音节首（ onset ）的辅助发音（ secondaryarticulation），殷允美（Yin 1989 ）认为介音与前边的辅音组成了一个音节首，包智明（1997）则认为介音的归属因方言而异。
生成语法初创时取消了构词学（morphology），将构词学的内容分给音系学与句法学两个部门。后来人们发现这样不妥，遂建立了生成语法的构词学（Aronoff 1976）。在此基础上Kiparsky（1982）提出了词汇音系学（lexical phonology）的理论， 将音系学规则分为词汇规则与后词汇规则两部分。词汇规则在词库中与构词规则交互作用，产生词。如果说从前的词库好比一个存储词素的仓库，那么现在的词库则好比是一个用构词规则与词汇规则将词素加工成词的加工厂了。词汇音系学面世后产生了一定影响。关于该理论的介绍参见王嘉龄（1987）。
80 年代产生的另两个有影响的音系理论， 一个是特征几何（feature geometry ） 理论，另一个是不完全赋值理论 （underspecification theory）。
SPE认为音段是由区别特征组成的一个无序集（unordered set），特征与特征之间没有任何关系。Clements（1983）与Sagey（1986 ）提出的特征几何理论认为音段中的特征按层次组成一个树形图。这样一种模型可以更好地对同化等语音现象进行说明。王志洁（1983，1995）还将这一理论结合独值特征提出了独值特征架理论，用以对汉语普通话进行分析，引起人们的重视。
生成音系学初期，认为词汇表达式应只为不可预测的特征赋值（正或负），可预测的特征则不必赋值，由羡余规则赋值。后来， Stanley（1967）提出这样就会出现三种值（正，负和 0）， 出现三分系统 （ternary system），产生一些不确定性。于是后来人们就在词库中为特征全部赋值了。到80 年代根据标记性的理论提出了缺省值（ defaultvalue）的概念，即无标记的特征在底层表达式中均不赋值， 到后期为无值的特征赋以普遍的缺省值。这就是不完全赋值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底层表达式变得更为简明，比完全赋值的模型更为严谨，更具约束力。
SPE认为音系部分是由音系规则组成的， 这些规则有序地应用于底层表达式，推导出表层形式。由于这些规则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理解能力， 从 70 年代开始，
出现了另一种机制——制约条件 （constraints），如自主音段音系学中的合格条件 （ well-formednessconditions）。从那时起， 制约条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到了今天，看来似乎要完全取代规则了。这一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句法理论中已出现了类似的演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非线性模型产生的更为丰富的表达式，使得在SPE时只能用有序规则加以解决的一些现象， 能通过表达式的各种结构得到解释。近年来出现的基于制约条件的音系理论中，优选论的影响最大，而且影响已进入句法学、构词学等邻近学科。有关优选论的介绍参见王嘉龄（1995）、钟荣富（1995）。
近年来音系学另一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对它与相邻学科（语音学、句法学）接面开始进行研究。关于音系学与语音学的趋同倾向和接面研究，我已有另文介绍（王嘉龄1996），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在北京话儿化韵的研究中，过去凭听觉印象认为儿化基本是在主要元音之后加上[r]或[
r]。根据这一语料，生成音系学将儿化词素的底层表达式设定为r或r。后来王理嘉、贺宁基（1985）在声学实验中发现北京话里儿化韵的卷舌动作，几乎是在发韵母的同时开始的。他们得出结论说“ 儿化韵不能简单地描写为一个主要元音之后加一个[r]，其卷舌成分并不是一个在时间序列上单独存在的因素成分而是贯穿于整个韵母的卷舌色彩。”根据语音学的新材料，王志洁（1993）、周晋英（Zhou 1995 ）在音系分析中将儿化词素的底层表达式不再设定为[r]或[r]，而设定为一个特征，在分析中达到更为满意的结果。
SPE理论在分析重音时， 一直把句法结构的成分作为应用规则的范围。但人们后来发现规则应用范围不一定就是句法成分，例如上海话中，一般来说，词是变调规则的应用范围，但有时，词后边加一个小品词也是变调规则的范围（见Selkirk & Shen 1990）， 这个范围是韵律词（prosodic word），是一个韵律成分（prosodic constituent）， 属于韵律结构（prosodic structure）的一部分。韵律结构不同于句法结构，但又与句法结构有一定关系。研究韵律结构的是一门新理论，叫韵律音系学（prosodic phonology）。对韵律结构与句法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是音系—句法接面研究。这门研究也正在方兴未艾，迅速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生成音系学创立30年来，其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表达式从线性向多层面、多层次发展；
（2 ）因语言而异的规则逐渐被更丰富的表达式模型和具有普遍性的制约条件和参数化所替代；这一变化使得音系分析从单纯描写向更具解释力的方向发展；
（3）音系学与相邻学科（语音学、 句法学）的接面研究受到重视，得到发展；
（4）音系学与认知科学研究进行结合。 例如优选论就是由音系学家Prince与认知科学家Smolensky共同研究创建的；
（5）一些人开始注意音系学的应用，例如Kaye（1988 ）在《从认知角度看音系学》一书中说：“从分析器的建构、学习模型和自动言语识别的角度来看，参数化系统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从目前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和自然语言接面这些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兴趣看，现在可以说音系学理论正在迅速走近能有利地应用于这些领域的阶段。”我们希望这一阶段能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