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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第一
扎卡里亚（F.Zakaria）警告“非自由民主”崛起， 即国家控制自由选举而不尊重法治和公民权利。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输出民主提出了质问（《非自由民主的崛起》见本刊1998年第10期）。扎卡里亚认为单靠民主不能使国家安宁和温和，而需要自由民主。如果缺乏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自由宪政对中央权力的制约，民主会倾向于滥用权力。特别是在分裂社会里，这能造成民族敌对和冲突。只有当民主治理在早已存在的自由保护中发展，它才能带来常说的“民主的和平”的征兆。在世界一半的非自由民主当中，选举已展开，可并没有带来一个更和谐的世界，而这正在导致不稳定的上升。扎卡里亚建议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结束强迫投票而强调复兴宪政和法治。
尽管扎卡里亚关注非自由民主的崛起，但他却忽略了去解释为什么会如此以及对此应采取的行动。他没有理解自由民主的发展过于依赖盎格鲁—萨克逊的经验。在古典自由中，个人自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这只生于和长于美国、英国。当民主——被狭隘地定义为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来选择政府——在这些国家扎根时，它们的政治文化、风俗习惯已浸透着自由宪政精神。自由先于民主而且只出现在盎格鲁—萨克逊的西方，在这一点上扎卡里亚是对的。
当代民主化浪潮正在几乎没有自由宪政历史的地区出现。例如东亚和前苏联的许多国家有着悠久的专制主义历史，而且在社会准则上集体先于个人。若没有自由保护的传统，民主引进的关键是逐步培养尊重个人权利和负责任的价值观。参与民主有助于带来自由治理所必需的政治文化的大幅度变迁。自由宪政不仅依赖于正式制度，而且还依赖于政治态度和习惯。进而言之，非自由民主的权力滥用通常产生出对制约中央权力的制度和习惯的需求。今天在正在民主化的许多国家里，非自由民主可能是通向更温和治理形式大道上的一站。
本末倒置
扎卡里亚通过论证“民主似乎并没有带来自由宪政”和“眼下极少数非自由民主国家发展成自由民主国家”来反驳民主能培育自由的观点。并非如此。事实上，今天的许多自由民主国家曾经历了非自由时期。德国在准确弄清楚民主之前不得不几经周折——魏玛和世界大战的交替是远离自由的。即使在二战后美国对德国输出自由宪政之后，自由宪政花费好长时间才发生作用。日本民主选举有一段历史，但只在最近才强化多党治理，提高公众讨论的质量和范围，以及巩固其他有助于自由的制度。许多拉美国家也公认从非自由向自由民主迈进。例如墨西哥，已实行几十年的民主，在此期间对自由宪政的保护已逐渐加深。在这段时间结束后，民主能帮助培养对稳定和自由治理有益的公开、宽容和负责任的习惯。
扎卡里亚认为自由民主只有在自由宪政先于民主规则时才能扎根下来的错误想法已导致他对世界许多地方正在发生的政治转型作出错误的解释。在扎卡里亚看来，东亚国家和地区相对富裕和稳定是因为它们遵从西方的道路，并且从“专制向自由专制转变”，在某种情况下向“自由半民主”迈进。然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比自由更突出。在扎卡里亚看来，自由宪政意味着“力图保护个人自治，反对不管来自何方的强制”。但在促成东亚自由的原因上，扎卡里亚主要指出了自由市场、契约、财产权利的存在。东亚人民可能拥有经济自由带来的财富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但他们肯定没有与自由治理密切相关的公民自由。即使在经济领域，国有资产控制市场，这是近来东亚发生金融危机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韩国和台湾的公民自由一直在扩展。民主已充当自由的价值观和习惯的“前哨”；而并非相反。
养成良好习惯
扎卡里亚准确地关注到，在非洲、中亚和巴尔干，快速民主化已促成非自由政府的崛起，而且“在分裂社会中事实上煽起民族主义、种族冲突、甚至战争”。可是，如果不通过民主的引进，市民社会怎样在国家中获得一个立足点呢？这些国家在权威主义统治下已有几十年而没有自由宪政的传统。如果不给予个人以选举权，那么他们怎样获得国家尊重呢？如果个体在国家治理中没有发言权，那么国家怎样才能赢得其公民的尊重呢？如果没有民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调解，那么在自由体系中限制权力的制度将无足轻重。
例如，战后波斯尼亚于1996年9月举行的第一轮选举， 它使顽固者变得强硬，而且蔑视代顿条约为恢复社会秩序所设计的制度以及在穆斯林人、克族人、塞族人之间权力的平等配置。一个多民族的波斯尼亚如果要想生存下去，民主进程必须给立法部门一个机会为政府制度作出贡献，培养个人责任感，促进公民同一的共同意识。导致滥用权力或加剧民族紧张的选举可能是通向自由民主大道上的必要的“恶”。事实上，在去年的选举中，波斯尼亚塞族议会中主要的民族主义政党力量已变弱了。这意味着一个更温和的中央正在出现。
扎卡里亚不能在自由宪政的正式制度和源于政治习惯的自由治理之间作出区分也导致他误解了中欧。他认为，由于波兰、匈牙利、捷克在19世纪是自由专制国家，所以它们现在是自由民主国家。可尽管这些国家有正式的选举和自由宪法，然而它们要建成自由社会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在历经几十年专制统治后，许多中欧人依然把国家看作一个敌人，而不是一个合法和公正的当局。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匈牙利人不交税的一个原因。在匈牙利，新闻名义上是自由的，但大多数报纸是政党的喉舌，而且政府依然能对新闻媒体为所欲为。中欧的经济，尽管大幅度地私有化，可依然饱受腐败、不透明交易、报表之苦。只有当民主习惯深化及社会和国家相互赢得尊重，自由宪政的实践才能与形式相一致。
扎卡里亚从他一贯的主张似乎倒退而去，认定自由必须优于民主，而不是承认这两者肩并肩地前进。他很明智地敦促美国政策制定者去促进自由化和民主化。然而扎卡里亚分析中心的基本点很清楚：美国应停止推进选举，直到那些国家有足够的自由来充分使用它。
照此重塑美国政策，这带有错误导向并且是危险的。自由宪政不可能强加给缺乏必要政治价值观、政治习惯的社会。相反，在培养个人尊严和自治上，参与民主是最重要的。这依次地成为自由宪政的基石。一旦美国停止推进民主，人们将发现这个世界不仅民主更少而且自由更少，从长远看和平更少。诚如扎卡里亚认为，导致民主的和平可能要求自由的传播，可它最初传播的是民主的本身，即使它以非自由的形式，这将使我们最终到达“彼岸”。
选举的现实
扎卡里亚新奇而又正确地对自由民主等同于选举发出警告并且恢复了麦迪逊公理：不受约束的民主对个人自由是危险的。不幸的是他走得太远了，他从主张选举对创立一个自由体系是不充分的滑到了选举是危险之中。他的结论与后权威主义，特别是后共产主义国家建设的现实是相悖的。
扎卡里亚认为“若没有自由宪政背景，在一个分裂社会里民主的引进事实上煽起民族主义、民族冲突、甚至战争”。事实上，前苏联国家的选举使不流血的革命成为可能。与扎卡里亚预期的相反，在后共产主义的第一轮选举中，获取权力的领导人绝非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选举中令人感到麻烦的污点也非常少。阿尔巴尼亚在1997年6 月的选举中驱走了不受欢迎的总统，让改革继续前进以及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屠杀。1996年波斯尼亚的选举也令人鼓舞，依然是用和平方法进行的。事实上，新当选的波斯尼亚塞族共和国的总统是一位公认的温和派。
民主必定能践踏自由，因而宪法的保障对保护少数派的权利是必要的。谁能怀疑这是一个祝福呢？即如果所有国家象美国一样幸运，几乎从一开始就采用洛克式的制衡制度。可现实常与理论脱节。
扎卡里亚认为，为了达到自由民主的结局，自由必须先于民主。可这对那些已有几分民主但在自由宪政上几乎无进展的国家将意味着什么呢？6年来乌克兰人很紧张地在没有宪法的嫩稚的民主下生活。 终于在1996年6月宪法通过了，它是相互妥协的结果而不是纯粹的哲理准则；可它却被接受了。扎卡里亚是否让乌克兰人等到宪法完善时才开始选举呢？有时尽管民主之舟航行在历史波浪翻滚的水面上，但它还必须建造。这对后专制主义国家而言已是真理。波兰仅在今年通过宪法。从完美的角度看，临时宪法还是有缺陷的，可后来的宪法也并不比它更好。然而随着其进程的不断发展，它会变得更好。扎卡里亚似乎对这些缺陷无法容忍，航行时造船不是他正宗的政治发展思想。
扎卡里亚把中亚作为佐证的一个重要地区，“在那里，如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选举即使相当自由地进行，可它已产生强大的行政、软弱的立法和司法以及极少的公民和经济自由。”但要考虑产生这个事实的背景。1995年的国家选举可能是“相当自由的”，可它们明显地存在着问题。一些改进措施已被引进，但还需要更多。但这两个国家的总统确实有权，但他们在战胜骚动的民众或准备叛乱的少数民族上不存在专制。至于公民和经济自由，在这两个国家已取得了一些进步。1997年6月，哈萨克斯坦2500 家中型公司中有四分之三公司的主要部分已实行私有化。在前苏联国家当中，它进行了最激进的养老金改革；最初主要的经济改革是鼓励外国投资。尽管中亚国家受到挫折——尤其是新闻自由——它们在实现“自由宪政”上比3年前更接近一步。 把当代问题归结为选举，而不是70年的共产主义，令人不可思议。
选举不是万灵药，而且个人自由必须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宪法保护。我们抱着希望来看，专制制度垮台后举行的每次选举比以前更好：新闻更自由，选民受教育程度更高，当选的代表更乐意去关注他们的选民。在民主建设的现实世界中，这是常发生的事。不幸的是，它很少占据报纸的标题。
和平的民主
扎卡里亚引证以民主方式选出的领导人独占权力作为非自由实践的一个例子。即使这个非自由是侵犯权力分立而非侵占公民权利。可吉尔吉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已创立非常强大的行政可能是非常糟糕的事。但是这个讨论事关不同民主设计的优缺点而非涉及整个民主更严重的侵占个人自由。民主力量可以用不同方式组织起来，说一些民主安排天生比其他安排更缺少自由，这毫无意义。因为缺少检验的特例。更进一步地说，权力的独占本身削弱了民主。连扎卡里亚也认为藤森解散秘鲁议会“很难把他的政府称为民主”。这是民主领导人的非民主行为，而不是非自由。白俄罗斯的卢申柯夫可一视同仁。按这样的方式，无疑会令人感兴趣和有意义的是民主可能废止其本身。当这些政府紧接着侵犯个人权利时，他们的所为与其说是民主倒不如说远离民主。顺带说，要注意“宪政”不是一个单独专用于自由的概念。宪法不仅包含个人权利而且还蕴含民主机制，取消了后者如同侵犯前者一样是违宪的。
扎卡里亚认为，在分裂社会民主的引进能“煽起民族主义、种族冲突、甚至战争”。然而事实是民粹党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可能被只负有限责任的领导人煽动，并被利用来诉诸暴力。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本身保护这些邪恶势力。在多数情况下，民族主义通过公众的发泄而非民主的声音施加其影响。换言之，它把大众的激情和有权势的多数派弄混淆了。事实上，从上述情况看，民族主义通常已作为避免民主化的策略而被利用，并非对民主化的反应。
进而言之，既然民族主义者情感的传播要求一定程度言论和集会的自由；事实上它可能是自由化，而非使国家更危险的民主化。这个结论通过认为一种不完善的“市场思想”培育了民族主义的神话的流行而得到论证。自由解放的扩张，而非负责任的民主的扩张使民族同一和差异表现很清楚，这可能产生有害的结果。
即使在民主化浪潮激起民族冲突的地方，研究表明这是走特定模式的结果，远非民主转型的一般进程。学者林兹（J.Linz）和斯蒂帕恩（A.Stepan）已证实，持续的选举对动员民族主义的势力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地方选举先于联邦的地方，政治同一和日程围绕种族、民族主义主题变得明确，而且能威胁国家统一。与此相对照的是，如果全国选举首先举行，对政治行动主义者而言，创建全国性政党和全国性日程就有了强烈的动机。
自由专制国家相互之间有漫长的相互冲突的记录，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则无。在上个世纪欧洲前一种类型的国家相互间断断续续地发生武力冲突，而最终和最不幸地使它们自身陷入一个普遍的灾难之中。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国家已变为后一种类型。它们克服了安全困境，因而在它们之间爆发战争已不可想象。老实说，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相互依赖的增长、冷战的联合作用。但是民主对迄今为止的自由国家和平的影响特别突出。
摘自美国《外交》杂志1998 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