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过去”：联邦德国如何重塑历史政治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邦德国论文,意识论文,政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1933至1945年间，以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为首的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在德国建立了“第三帝国”，推行一系列极权统治，尤其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并且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德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最为黑暗的一页。二战结束后，如何面对纳粹主义这段沉重的过去，成为了联邦德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希特勒政权被终结了，纳粹历史却无法因此而轻松地画上句号。“纳粹主义的第二段历史”开始了。这就是迄今为止“连续不断且充满冲突的克服与排挤罪行的过程、政治转变的过程、哀悼纪念的过程、公众回忆与遗忘的过程、历史编撰解释与重新解释的过程以及虚构与叙述的过程”①，这就是联邦德国克服纳粹主义过去的历史。在40年的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史上(1949-1989/1990年)，在一切指向当下和未来的诉求中，在所有国家重建、社会变革、代际更替和价值转化的动荡年代中，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不同的历史意识彼此冲撞、竞争和转型的过程中，联邦德国始终被勒令就教于它最新的历史——纳粹主义的过去。在此期间，它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不止一次受到挑战，经常被这段历史所激怒，为此争论不休甚至两极分化，却也因此刮骨疗伤，克服一系列困难，在痛苦中成长和蜕变。显然，联邦德国克服过去的历史不是一段直线化的、连续性的进步过程，其中充满了争论、反复。这段历史也不是单一力作用的结果，它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将联邦德国克服纳粹历史的过程历史化，可以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在自我沟通与自我理解的过程中经历的波折，同时更好地把握现当代德国政治文化的脉搏。 “克服过去”之复杂性 通常而言，在国家的自我认知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对历史的积极援引。对联邦德国而言，情况却截然相反。从一开始，纳粹历史就作为最消极的主题，获得了无可替代的地位。但是，回首与纳粹历史交锋的过程，在联邦德国是否成功克服过去的问题上，审视者们却无法达成一致。一方看到的是各种沉默、排挤、否认和顽抗的丑闻，甚至认为德国人要因此背负上“第二重罪责”。②另一方则对联邦德国勇敢完成清理过去的任务深加赞赏，因为在其他国度，没有一个继任政权能如此彻底地承认罪行，并对此展开如此深入的研究。③这种对立立场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克服过去并非一个可以简单概括的一次性事件，其过程错综复杂、难以尽数。因此，在系统回顾联邦德国克服过去之路之前，要先对这一现象本身之复杂性作一说明。 在德语中，“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
ltigung)是一个广为流行而又充满争议的词汇，是一个举足轻重而又含糊不清的词汇，是一个令人不快而又无法回避的词汇。这个词是一个典型的德语词，仅凭简单的直译完全无法领会其背后饱含的诉求与隐喻。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尚无法找到可与其完全对应的词语。瑞士作家、右翼保守主义的辩护士阿明·莫勒(Armin Mohler)曾言：“如果有人要向来自遥远国度的游客解释克服过去为何物，唯有用实例向其讲解此事才是解围的出路。”④这一方面是因为，虽然这个词可以直译为“克服过去”，但是，从逻辑意义上而言，已经发生的过去是无法被克服的，后人能够克服的只是过去所带来的后果。因此，这一概念预设了一个伪命题，其势必无法得出可靠的解释。另一方面，因为“事实情况既无明确的目的指向，亦无法结束，既不可以周翔地拟定计划，亦不可以经验性地完全得到掌控”⑤，所以我们无法对“克服过去”下一个精确定义。 但今天，“克服过去”作为“充作权宜之计的总括性概念”⑥，作为考量二战后德国人如何面对纳粹历史的标杆性术语，自有其内涵与外延。⑦“克服过去”表达的是德国人的一种愿望：让我们整理好过去，从而使对过去的回忆不再成为今日的重负。简而言之，“克服过去”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直面其想要回避的历史时，如何克服其在挣扎过程中遇到的所有困难。具体来说，在德国的语境中，“克服过去”指的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所有针对纳粹主义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围绕纳粹主义的历史及其罪行展开的争论；以及以掌握、理解和回忆这段历史为目的的，司法的、学术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各种努力。本文仅从政治领域着眼，探讨联邦德国政府、政党和政治家们如何面对纳粹历史。 由于“纳粹主义的第二段历史”之广袤复杂，由于着眼点和衡量的坐标不同，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于“克服过去”这一概念尚无公认的精确定义，因此，学者们在联邦德国对待纳粹问题的历史分期上并未达成完全统一的意见。⑧但是，倘若我们从政治层面出发，摒弃细节上的分歧且综合大多数的意见，可以发现，大致上，从1949至1989年，每隔十年，联邦德国对待纳粹历史的态度总有较为明显的变动。当然，这种阶段化并不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区分和跳跃式的渐进。事实上，这些时期首尾相连。倘若我们不仅追问德国人如何克服过去，而且追问克服过去之路发生的政治性结构变化，不仅审视克服过去作为个别事件之意义，而且审视它在德国人整体政治意识中的地位变迁，那么，联邦德国在政治层面上与纳粹历史进行交锋从而“克服过去”的历史，将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幅清晰的、立体的、动态的多层画卷。 20世纪50年代：双重策略 二战结束初期，政治家们对待纳粹主义的立场无法用一个两极分化的、纯粹对立的模型来概括。反对清理过去的纳粹政权的执行者、认同者和同情者，致力于对纳粹历史作一评判的抵抗者、流亡者和受害者，未曾向纳粹主义靠拢的保守派民主主义者和左翼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在纳粹问题上无法完全保持一致。然而，随着1949年基民盟/基社盟以微弱优势战胜社民党，组建第一任联邦政府，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当选为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联邦德国主导的历史政策被确定下来。1950年代是阿登纳执政的主要时期。当时，联邦德国对历史的思考很大程度上与对“非纳粹化”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其关注的是1945年以后的政治社会现实，而非1945年前的纳粹罪行。 1950年5月8日，正值德国战败投降5周年之际，《法兰克福汇报》的创始人之一奥托·克勒佩尔(Otto Klepper)撰文指出：“人民的意识不应该还由于对胜利和失败的、有罪和无罪的、优秀和邪恶的、自由和不自由的民族加以区分而困惑迷惘。旧账单必须被撕碎和丢弃。只有能够遗忘必须被遗忘之物的人，才是自信的。”⑨克勒佩尔代表了当时绝大部分德国人的态度——对纳粹历史和罪责问题避而不谈。不过，这种避而不谈，并非指这个国度没有人提及纳粹主义和二战。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政治领域，这段历史从来没有被抹杀和禁忌化。所谓的沉默和排斥，主要是指对个人罪行的沉默和对集体罪责的排斥，是指德国人政治意识中负罪感、羞耻感和内疚感的基本缺失。从国防军士兵、纳粹官员到纳粹党员，大家都认为自己是清白的，都希望得到理解和安抚。与这种社会氛围相一致的，是这一时期联邦德国面对纳粹历史奉行一种接受与拒绝并行的双重策略。 一方面，“非纳粹化”的完成、一系列赦免法的颁布和1945年以来被免职的公职人员大规模的重新任命，⑩使得纳粹政权曾经的执行者和拥护者融入了联邦德国。保守派民主主义者深信，德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与面对纳粹历史的过程无法取得统一，他们推行整合政策，为曾经的战犯、执行者和追随者无差别地提供重新融入全新的民主社会的机会。这一举措的顺利施行，主要得益于冷战的爆发。1948年的柏林危机，一夕之间就让这个帝国旧都从法西斯主义的中心变成了民主自由的战场，长期以来的敌人也随之变成了与共产主义作战必不可少的盟友。可以说，没有东西方的激烈冲突，纳粹人员的融合政策绝对无法如此迅速地得到战胜国的允许。整个1950年代，对纳粹罪犯追究刑事责任的诉讼几乎完全陷入停顿状态，因为战胜国的审判而身陷囹圄的纳粹分子们都逐渐得到了开释，纳粹帝国的精英分子几乎都重新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在冷战面前，非纳粹化步步退却，最终失去了意义。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派曾提出对相关人员加以严肃对待的想法，却始终未得到推行。在针对共产主义的新战斗面前，对纳粹历史的清理与讨论搁浅了。反对战胜国的惩罚和改造措施与反对共产主义，构成了联邦德国早期政治意识的两大核心。将民众个人的历史与联邦德国的现实割裂开来，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在纳粹时期做了什么或者他如何看待这段历史，而是他能够为新秩序做什么：这就是联邦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解决第三帝国遗留下来的人事问题的准则。 而另一方面，联邦德国年轻的民主政权试图在自我形象的塑造上与纳粹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它将自己的政治状态视为对纳粹主义的否定，并就此使自己在各个方面都与纳粹历史保持距离。联邦德国建立初期，由于第三帝国的罪恶行径，由于纳粹政权的彻底崩溃和无条件投降，由于分区占领和主权丧失，由于民族分裂，历史传承和认同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为了重新塑造自我认同，联邦德国拒绝集体罪责说并将德国人视为纳粹政权的牺牲品。在这一点上，联邦德国的政治界达成了共识。(11)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这种接受与拒绝并行的双重策略在20世纪50年代能够成功推行，令人难以置信。从一开始就有许多人认为这种解决纳粹遗留问题的方法是错误且徒劳无功的。但事实上，在联邦德国的整部发展史上，这种与纳粹历史交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使命，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至少，我们无法苛求在人数上完全处于劣势的纳粹政权的反对者和受害者，能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与那些昨天还在镇压和迫害他们的人对抗。更多的德国人通过在公共领域对纳粹罪责保持沉默——既不赞扬纳粹德国的反对者，也不指责它的支持者——来维护年轻民主政体的巩固。虽然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种沉默与民主之间的关联令人费解，但是哲学家赫尔曼·吕伯(Hermann Lübbe)仍然将这种对纳粹历史的“交际性沉默”(kommunikatives Beschweigen)视为联邦德国民主制度在战后初期获得成功的秘诀。(12) 在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仍然未能真正与纳粹历史脱离关系，因为德国人完全没有从感情上接受和理解第三帝国的崩溃。他们不是讨论和研究其对纳粹罪行的责任，而是试图去否认和虚化它。这种方式使得联邦德国始终无法真正摆脱历史的魔咒。 20世纪60年代：变化转折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联邦德国处在战后重建的疗伤期，以温和与遮掩的姿态对待纳粹历史，那么20世纪60年代的它则迈入转型期，面对纳粹历史，开始变得态度强硬。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使得联邦德国在短短10年内三易总理。执政者的频繁更替使得它无法推行系统的历史政策。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又促使它不断突破原有界限，将纳粹历史剖于人前。 1959年的平安夜，科隆一座犹太教堂遭到破坏，反犹主义者在外墙上大肆涂写纳粹十字标志和“德国人要犹太人滚出去”的标语。到了1960年1月底，联邦德国全境仅仅是登记在册的反犹主义事件就已经达到了470起。这股反犹浪潮标记了1950年代克服过去模式的结束。它就像是扇在德国人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使得联邦德国曾经的行事方法备受指责。与纳粹历史进行交锋的一段新时期开始了。在二战结束15年后，纳粹历史的感知视角发生了变动，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纳粹政权在政治和道德层面上的消亡，而是纳粹相关人员的人事连续性和社会整合性是否正确。联邦德国的掌舵者们开始意识到，德国人在1945年错过了一个真正重新开始的机会。国内外要求重启非纳粹行动的呼声越来越强。那些要求在公共领域围绕纳粹历史及其后果展开讨论的观点，第一次占据了上风。几乎所有就这些反犹主义事件公开发表看法的政治家，都强调在面对纳粹遗留问题时采取思想和教育领域新措施的必要性。德国人开始明确意识到，只有大规模的、持续深入的公开讨论，才是对待纳粹历史的正确方式。 此后，联邦德国围绕纳粹历史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与辩论，尤其是围绕纳粹罪犯之审讯与追诉而展开的大讨论，第一次将纳粹罪行的骇人规模和精英分子在其中的深入纠葛清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唤醒了德国人对战后历史意识的深刻质疑和痛苦拷问。其中反响最大的事件包括：1958年在乌尔姆举行的特别行动队审判和在路德维希堡成立的“各州司法机关纳粹罪行中央侦查中心”、1961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艾希曼审判、1963至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一轮奥斯维辛审判，以及1961、1965、1969和1979年联邦议院关于纳粹罪行追诉时效的四次辩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与纳粹历史的交锋中引发的社会政治冲突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并最终在议会外反对运动——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爆发了出来。个人在纳粹时期的作为问题被政治化和现实化了，个人生活史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义并且置于政治评判的标准下。这在联邦德国不同代际之间划下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与此同时，想要将第三帝国的历史封存起来并且从联邦德国的前史中排除出去的尝试，遭到了彻底批判。德国人发现，联邦德国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以及二战后的德国历史根本不存在任何零点、断裂或者完全意义上的重生。由此，六八学运指出，联邦共和国无法避免滋生新的纳粹主义的危险，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前提——现代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还没有得到改变。所以他们的口号是：资本主义导致了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必须被消灭。在克服历史的进程中，学生运动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它促使了一种新共识的形成，那就是：纳粹主义还不属于历史，它还没有消失，不是德国历史上已经被翻过去的一页；相反，它是联邦德国社会与生俱来的危险要素；纳粹主义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人们更加迫切地要求真正的民主。 坦言之，学生运动这一代人与纳粹历史的交锋，更多的是改变了联邦德国的历史政治意识，而非具体的历史图景。他们并未就这段历史作任何具象的叙述，也未就深化对其的认识提供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事实上，他们并不愿意倾听父辈们究竟要说什么，而只愿意对其加以审问和判决。他们更倾向于用愤怒和谴责铸就的长矛，去刺穿第一代联邦德国人在纳粹主义面前搭起的屏障。年轻一代的诉求迫使联邦德国与其纳粹主义的前史正面交锋。可是，问题在于，这一代德国人只是深陷一种历史清算的狂热中，而无法将这种情绪化的乱流导向对历史进一步的认知和洞察。整个社会因此笼罩在愤怒、震惊、沮丧、抱怨和控诉的氛围下。 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虽然没有形成针对纳粹主义的系统历史政策，但是拓展了审视纳粹历史的话语空间，扫清了司法障碍，完成了与纳粹历史交锋的人员储备。就此而言，它是一个历史政治意识转型的时代，是一个为之后克服过去积聚力量的时代，影响深远。 20世纪70年代：全新模式 1968年席卷西欧的学生运动过后，社会民主主义在联邦德国迎来了政治上的繁荣期，社民党终于成为了政坛上的一股决定性力量。1969年7月，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W.Heinemann)就任联邦德国第三任总统，成为二战后第一位担任总统一职的社会民主党人。同年10月，时任社民党主席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当选为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领导社民党与自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联邦德国由此进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年代”，直至1982年基民盟/基社盟与自民党结盟后重新执政。1969年的政权交替，不仅意味着社民党开始主导联邦德国的内政外交，同时也意味着它开始系统地构建自己的一套历史政策。1970年5月8日，联邦议会首次就二战结束发表官方看法。自此以后，政治家们终于跳出行政和立法的框架，直接地围绕纳粹主义展开争论。作为“另一个德国”的代表，作为一个“被解放”而非“被战胜”之德国的总理，(13)勃兰特于1970年12月7日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震惊世界的一跪，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为社会民主主义以批判和反思为主基调的纳粹历史克服之路拉开了大幕。在20世纪70年代，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大力地推进了联邦德国正视和反思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扩大了与基民盟/基社盟之间的对立。 社会民主主义历史图景的第一个重要立足点，在于对俾斯麦及其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持批判态度。社民党政治家们主张不应该停留在希特勒政权时期，而要往历史深处、往俾斯麦帝国去追问“德国的浩劫”产生的原因。1965年4月1日，在基民盟/基社盟庆祝俾斯麦150岁诞辰时，就没有一位重要的社民党政治家参与其中。(14)1971年1月，值德意志帝国建立100周年之际，社民党人更为鲜明地举起了反对的旗帜。勃兰特认为，俾斯麦及其帝国不应该再被视为德国历史进程中的“榜样”。(15)海涅曼在1971年1月17日的全德广播电视讲话中指出，1871年在德国只有实现了“外部的统一而没有完整的公民内部的统一”。一方面，他承认俾斯麦的政策(即在排除奥地利的前提下强制性地建立了小德意志的王侯联邦国家)，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帝国的建立不但“摧毁了民主的与民族的意愿之间的联系”，而且“将德国人的民族意识片面地束缚在君主制保守主义的力量上”。在此基础上，海涅曼强调，应该向俾斯麦帝国的历史中去寻找纳粹主义的起因：“谁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成是一次纯粹的不幸，认为德国人不是共犯，谁将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不公当成是纳粹夺权的托辞，他就始终没有完全理解1918年那场崩溃的原因。百年帝国——这不是意味着一次凡尔赛，而是两次凡尔赛，1871年和1919年，这还意味着奥斯维辛、斯大林格勒以及1945年的无条件投降。”(16) 在此之前，还尚未有联邦总统以这种方式对历史进行清算。海涅曼的讲话引发了联邦德国政治公共领域的一场激烈的争论。在野党的反对声潮尤为高涨。他们强调，俾斯麦帝国虽然不是通过民主途径建立起来的，但是它符合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意愿；同时指责海涅曼从德意志帝国到第三帝国的连续性命题，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捏造”，这位总统在对待历史问题时“滥用职权”，是为了给社民党的新东方政策扫清障碍。(17)虽然海涅曼的论点引发了很多争议，但它标记了联邦德国回忆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排挤纳粹历史的政治话语体系被瓦解，用“德意志特殊道路”理论阐释纳粹历史的话语体系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它最终成为了1970年代“联邦德国历史政策的基础共识”。(18)因为这一阐释模式将德国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视为一段可以被理解与阐释的发展过程，并因此证明，只要联邦德国如勃兰特1969年的竞选口号所言，“胆敢拥有更多民主”，它就可以从纳粹历史的重负中解放出来。 社会民主主义历史政策的第二个重心，更直接地与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社民党人认为，东西德的分裂是德意志民族为其历史所付出的代价，它的根源不是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而是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甚至更往前推，是1871年俾斯麦帝国的建立。民族国家无条件的重新统一只是“西德人的生活谎言”。(19)联邦德国及其民众要承认两个德国的既存事实，从而重新找到自己的历史位置。“只有欧洲的和平秩序，才能将那些对我们德国人而言与1945年关联之事划上历史的句号。”(20)而在拒绝承认德国分裂的基民盟/基社盟看来，1972年《两德关系基础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存在了101年的俾斯麦帝国的彻底破产。他们将海涅曼和勃兰特等社民党人视为“帝国的敌人”和“无国之人”。双方的争论直指对“民族”概念的理解：德意志民族何在？它究竟是1871年建立的国家民族，还是1848年建立的文化民族？保守主义相信，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条件是国家的建立和领土的确定，而非仅仅是意识和愿望。由此，他们为德意志民族划出了一条从俾斯麦帝国至联邦德国的传承图。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民族存在的基本条件是民族共同感的形成。而早在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召开之时，德意志民族就首次作为政治意愿共同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由此，他们将民主德国也纳入了德意志民族的范畴，并且与联邦德国平起平坐。于是，问题进一步指向：联邦德国自我认知的基础何在？如果它不是一个将要恢复的民族国家之核心，那么它是什么？社民党的回答是自由运动。从德国的雅各宾派到第三帝国的抵抗运动，德国史上从来不缺少用自由意识武装起来的民众。联邦德国民主体制之历史根源正在于此，它不仅仅是1945年战胜国的一纸文书。 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民盟/基社盟将联邦德国视为俾斯麦帝国的继承者，通过将第三帝国从德国史中排挤出去来与其相割裂的话，那么七十年代，社民党则重新定义了联邦德国的历史根源和自我认识。社民党人一方面将俾斯麦帝国和第三帝国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为联邦德国挖掘自己的奠基石，从而与纳粹主义彻底撇清关系。 20世纪80年代：反复争论 20世纪60年代末起宣扬的公开清理纳粹历史的愿望，一直备受争议。1970年代下半叶，联邦德国出现了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转折”(konservative Tendenzwende)。早在1977年，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就对强调“克服纳粹主义的过去”持批判意见。他承认德国人不能忘记奥斯维辛，但是他更主张，在一个二战后出生的人口超过半数的国度里，人们“有权昂首挺胸地走向未来”。1982年，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联盟在选举中胜出，组建联合政府，科尔当选为联邦总理。政权的更替，除了带来政治氛围的改变外，也相应地带来了精神氛围的转变。与社民党人相比，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科尔全力推行不同的历史政策。这一政策以所谓的“精神与道德转折”(geistig-moralische Wende)为导向，一方面旨在摆脱对纳粹时期的过分聚焦，推动纳粹历史的“正常化”，另一方面则试图在联邦德国塑造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认同，从而将德意志民族从纳粹主义的阴影中“解放”出来。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第三帝国”时代日益增多的回忆诉求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广泛的社会趋势。纳粹历史在公开讨论中的存在感从未如此强烈。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关讨论因为科尔的以色列之行、比特堡事件、博物馆计划之争等一系列事件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程度，并且在之后的历史学家之争中达到了顶峰。1984年1月25日，出生于1930年的科尔在以色列议会大厦发表讲话，宣称自己是“一个新德国的代表”，作为“第一位战后一代的联邦总理”，是“一个由于拥有上帝令其晚出生的恩赐和特殊家世的幸运，而在纳粹时期没有背负罪责的人”。科尔的这种说法立刻在联邦德国国内遭到左翼舆论的大力抨击。 1985年是德国战败40周年。联邦德国直面如何评价二战及其参战者的问题。该年春天，赴波恩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美国总统里根，决定赴葬有二战阵亡德军和盟军士兵遗体的联邦德国比特堡军人墓地吊唁，从而表明与其和解的姿态，促使美德形成更为牢固的盟友关系。而科尔则试图利用里根的这次访问，加速联邦德国因为二战失败而遭受的民族创伤的愈合。然而，由于媒体随后披露，在该墓地还葬有49名纳粹党卫军成员，这一安排在美德两国招致一片反对之声。尽管如此，科尔等人仍宣称，纳粹主义战犯亦是德国的战争牺牲者，所有的阵亡士兵都应该有权得到同样的悼念。与此同时，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又为二战结束的纪念意义争论不休。基民盟的政治家、时任联邦总统的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
cker)则在双方之间加以调和：“5月8日是解放之日。它将我们所有人从纳粹暴力统治下鄙弃人性的制度中解放出来。……我们的确没有理由在今天加入对胜利的庆祝。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将1945年5月8日视为德国历史之歧途的终结，它保护了指向一个更好未来之希望的萌芽。”这一观点为日后政治领域如何评价德国战败定下了主基调。 科尔政府应对纳粹历史的另一个重要政策，是通过建造中央博物馆构建联邦德国新的历史图景。科尔在1982年和1983年先后提出了要在波恩和西柏林建立两个国家博物馆的计划。这两个博物馆分别以联邦德国史和德意志史为主题。执政党以此来谋求一种历史性的自我表达与自我再现。在其周围聚集起了一批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为博物馆的具体理念和陈设计划出谋划策。通过对历史主题和陈设说明的选择，联邦政府试图将政治意识的焦点从纳粹历史中抽离出来。在波恩“联邦德国历史馆”中，计划者想通过呈现联邦德国与其前史割裂、迅速融入西方民主之正常状态的历史，来淡化纳粹历史。在柏林“德意志历史博物馆”中，计划者则想要通过呈现德意志民族史的积极面，来创设新的历史认同。 保守主义引导的这种历史政策的转向遭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拒绝。时任北威州州长的社民党政治家约翰内斯·劳(Johannes Rau)对联邦政府“倒退”的历史政策展开的批评具有代表意义：“目前保守主义针对历史的举措常常受到这些意愿的影响，即想要以社会现状为基础来创设一致性与基本共识。如此一来，德国历史中的阴暗面往往遭到令人不堪忍受的冷落并且被简单粗暴地放过。民族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听命于一种……调和化的倾向。……想要通过提及年龄和代际从属来摆脱德国历史在与犹太民族关系上的重负，这种尝试太过于想当然了。”在设立博物馆一事上，社民党也针锋相对。一方面，他们指责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联合政府把社民党排斥在这两个计划之外，要求就此展开大型公开讨论；另一方面，他们组织了一批亲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学家，就博物馆的具体布置提供不同意见。 1986年，在对科尔政府克服过去的一系列做法加以审视并展开辩论的过程中，历史学家之争爆发了。这场围绕犹太人大屠杀之唯一性和可比性展开的争论，涉及了联邦德国如何克服纳粹历史的本质问题，即围绕纳粹历史展开公开争论、德国人以批判自省的方式对待自己历史有何优劣。亲社民党、亲基民盟和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彼此之间冲突不断。在围绕如何记忆纳粹历史而展开的辩论中，最终获胜的是将这种记忆视为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之核心要素的一方。直面纳粹历史，这个在20世纪60年代初仍被边缘化的主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时已经成为了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基石之一。 1989-1990年，两德统一的突然到来，打断了科尔政府历史政策的推行，也打断了正在不断深化的纳粹历史大讨论。虽然关于克服过去各方仍未达成最终的一致，但是，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争论都暂时偃旗息鼓了。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对纳粹历史的重新解读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执政党收获颇丰。在政治领域，它把持大权，尽管效果各异，各项历史政策却最终都得以实施；在社会领域，它对民众影响甚巨，极大地改变了1980年代联邦德国的社会精神氛围。另一方面，反对党也不甘示弱。在公共领域，社会民主主义集结了众多左翼知识分子与保守主义对战，并最终捍卫了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公共政治文化阐释权的优势。 小结：沉思的价值 联邦德国走过的40年克服过去之路，可以简括如下：在分区占领时期，德国人在模糊不清的道德和宗教范畴下审视纳粹主义，12年的纳粹历史被置于历史政治意识无法触及的世界。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联邦德国官方的自我认知中，伴随着人员整合同步发生的是与纳粹政权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上的全面决裂。从20世纪60年代起，对纳粹主义的回忆，成为了联邦德国政治意识的中心主题，并由此导致了激烈的代际冲突。20世纪7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主导历史阐释，导致克服过去之路发生了从“用排挤来克服”到“用解释来克服”的结构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势头强劲，试图通过纳粹历史正常化的政策来将其克服，遭到了社会民主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的强烈抵制。 在联邦德国面对纳粹历史的经验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首先，联邦德国会因为克服过去而失去未来——这种保守主义一方时常强调的担忧，是错误的。任何领域对过去的清理，都不会导致对当下的忽视或者对未来的茫然。相反，对本民族历史污点的主动出击，拓展了联邦德国思考与生存的空间。愈是对不光彩的历史遮遮掩掩、听之任之，它就愈发不堪回首，愈发动摇国家的自我认知。联邦德国克服纳粹主义的历史已经经验性地证明了，否认历史与丧失自主权之间，或者反观之，承担罪责与获得民族自信之间，具有毋庸置疑的关系。联邦德国通过与纳粹历史的正面交锋，获得了道德上的独立与主权。 其次，关于纳粹问题的历史政策是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博弈与较量的舞台。怎样看待纳粹主义，是联邦德国各种政治势力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它还涉及了如何理解“民族”、“民主”、“爱国主义”等概念。一方面，它当然是政治家们对历史责任、历史意识与历史文化的思考。以德国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和自民党为代表的不同政治势力，奉行不同的历史理念，在这一问题上具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因此，联邦德国执政党的更替，往往意味着新的历史政策的出台，也代表着政府在纳粹问题上的立场变动和转换。但另一方面，它也是策略性的，它有时更多的是对各自党派发展的支持，是对联邦德国国内社会需求的迎合，是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应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联邦德国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历史政治意识的缺失与对待纳粹历史的方式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的双重策略，一方面使得纳粹主义的思想余孽失去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却也扼杀了围绕纳粹历史展开大规模严肃公开讨论的可能性。而恰恰只有这种讨论，才是真正深刻认识历史、构建全新政治道德标准的唯一途
。从20世纪60年代起，正是得益于联邦德国政治生活中逐渐建立起来并日益根深蒂固的公开争论原则，对纳粹历史的认知和阐释才步步深入。不管不同的政治势力及其代言人如何互相竞争，克服过去都没有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正是凭借各种原发性的公开争论，联邦德国才没有在与纳粹历史的政治交锋中败下阵来。 ①Reichel,P.,Vergangenheitsb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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