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海中国”地域的文化冲击波——“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潮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潮论文,冲击波论文,浙江论文,中国论文,海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4)03-0001-07
一
文学的“地域学”研究——从特定地域的地理区域种型、历史文化传统造就的独特文 学现象，探寻整体文学发展的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是深化文学研究所必须的。中外文学 历史证明，某些特定地域的文学现象因其积淀深厚、形态完备，且总是引领潮流之先， 往往具有映照整体文学的意义。我们这里论述“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潮的关系，就是 意在从一个典型性的地域切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新潮生成与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东 西。
中国新文学“浙江潮”的典型意义在于：作为江南沿海一块富有生机的地域，浙江以 其积淀深厚的两浙文化传统及其在近现代的延伸，并以“面海”的地理区位优势使其在 19、20世纪之交的中西文化大冲撞之际“得风气之先”，遂得以形成一支声势壮阔的文 学新军在新世纪文学新潮中有所作为，从而印证了“传统内”固有的“反传统”质素和 外向拓展意识是催生中国新文学的两重不可或缺的因素。两浙文化传统的深潜影响，是 指宋明以来由“浙东学派”开启的启蒙文化思潮，它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当时的思想文 化潮流。梁启超就认为，出于浙东的“残明遗献思想”已处在当时的“文化中心”地位 ，其影响所及直成为促成近代“思想界的变迁”的“最初的原动力”。[1]这一传统的 现代延伸，注入彻底剥离封建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内涵，就会蓬勃出一种生机。此种 反传统因素的积累，又同“面海”的背景密不可分。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现代史 ，就注意到“中国历史中的沿海和大陆”的不同走向，认为中国自海禁大开以来，“作 为小传统的面海的中国”，形成对“大陆腹地”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占着思想文化“支 配地位”的“大传统”的有力冲击，“面海的中国是一条变革的渠道”，其变革因素的 日渐积累终至产生颠覆“大传统”之势。[2]此说当然只是从一个侧面看取历史进程， 未必具有包容全部的意义，但其指出开放与封闭有可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说法，也不 是没有道理。浙江作为“面海的中国”的一部分，便是在这样的地理区位优势中获得面 向世界的先机的。由此看来，探讨“面海中国”的地域文化冲击波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强 势影响，恰恰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引领20世纪文学新潮的原由所 在。
关于两浙文化传统及“面海中国”背景对“浙江潮”生成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中国新 文学发生学意义，笔者已有专文论述，[3]此处不赘。这里只就“浙江潮”推动中国新 文学潮略作论述：这一地域作家群基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和融通世界文化新潮的现代观念 ，显示出它对于开创中国新文学思潮、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强力潜能，这在中 国新文学思潮的逐层演进中可以得到证明。
二
中国新文学是以“五四”为光辉起点的，由此中国文学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 阶段。在这一新旧文学的重大转换时期，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以相当活跃的姿态投入中国 文学巨大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是声势壮阔的“浙江潮”文学现象的一次集中显示，也是 浙江地域文化精神的一次生动张扬。这里，历史承传的精神与近代新思潮积累的因素不 可忽视：固有的“叛道”传统和文学新质的不断汲取，使得浙江文化新军在“现代”期 到来之际，在意识观念上能够迅速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换与递进，其开拓创造精神也 得以充分显现，他们以厚积的文化储备一展其聪明才智，以富有生气的改革者姿态挺立 于新文学潮头。
“五四”文学革命中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异军突起”，曾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这个群体对于建构“五四”新文学而言，不仅在于出场人数之众，更表现在“领 军”人物之多，由此显示的正是其引领“五四”文学新潮的意义。这只要对几位“五四 ”新文学倡导者稍作审视便可得知。蔡元培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曾被称 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的陈独秀曾有言：“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 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 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4]这话恰当地概括了蔡元培同陈独秀、胡适 在新文化运动中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他早年游学欧美，胸襟开阔，执教北大后，使之 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和指挥中心，也成为新文学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从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另一个“重量级”人 物是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鲁迅。鲁迅于世纪初“走异路，逃异地”， 广泛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其文化观念与文艺思想已逐步实现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其后 经新文化运动洗礼，思想更趋成熟、精进，其文学思想的先导性和文学创作实绩最足以 代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他以其敏锐的思想家眼光和积淀深厚的艺术家素质把握新 文学，其文学观念进一步融通20世纪文学新潮，体现鲜明的“五四”精神，表现了对封 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批判，显示了超凡绝伦的气势。鲁迅的胞弟周作人也是新文学革命 中的风云人物。他对新文学的重大贡献，是汲取欧洲文艺新潮，提出“人道主义为本” 的“人的文学”，不仅构成对封建的“非人的文学”的犀利的批判，同时也体现出显著 的现代意识，表现出人的意识的觉醒和人的价值、尊严的被确认。这一同样带有先导性 的文学思想，为文学革命树立了标的，使其朝着更坚实的方向发展。在新文学革命中以 最为激进的姿态出现的浙籍作家是钱玄同。作为北大最有影响的“新派”教授之一，他 对当时的两个顽固守旧派——桐城派与选学派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指斥其为“桐城谬种 ”、“选学妖孽”。这两个名词经他第一次提出，以后为新文学者乐于引用，不啻是对 守旧势力的致命打击。稍后于上述作家出现，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高潮中登上文坛 并立即显示出新文学改革家气度的浙籍作家是沈雁冰。其于文学革命作出的最突出的贡 献是于1920年底开始革新《小说月报》，成为中国新文学一名力挽狂澜的改革者，为新 文学开辟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阵地。浙江作家在新文学革命中勇猛驰骋，作出不同程度 贡献的，还可以举出许多。但由此已足见：“浙军”的崛起，在当时产生的不是一般影 响，而是领先全国的影响；其文学思想的先导性，不只是部分观念的更新，而是带有择 定方向和路标的意义。
的确，以先导性文学思想建构新文学思潮，对于新文学的整体推进是至关重要的，浙 江作家的主要贡献或许也正在于此。这里仅就启蒙意识、人本主义思潮两个层面对浙江 新文学群体的先导性文学思想略作介绍，由此不难看出“浙江潮”主导“五四”文学新 潮的实质性意义。
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企求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次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学主要也是 通过自身浓烈的启蒙意识来确证其现代性的。在“五四”新文学作家群中启蒙意识之浓 烈显然以浙籍作家为甚。这固然取决于他们眼光向外率先接受世界先进文化思潮，同时 也同两浙文化传统中由来已久的启蒙意识的深刻浸染有着内在的关联。前文已经说到， 浙江有着积淀深厚的反封建启蒙传统。南宋事功学和明代心学倡导了近代理性所需要的 现实精神和主体精神，对以后中国启蒙思潮的形成产生影响。至明代中叶，浙东王阳明 将事功学的现实精神与心学的主体精神融会贯通，创立心学，自此以后两浙的启蒙意识 不绝如缕，从黄宗羲、龚自珍，再到宋恕，直至近代章太炎，一气贯注下来，形成一种 固有的文化传统，它对于浙江乃至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潮的裂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惟其有 如此深厚的启蒙意识积淀，才有“五四”浙江作家的内源性自觉，进而去感应外来思潮 ，造就相当稳固的启蒙思想与要求。这当中，蔡元培除了理论鼓吹外，更以“教育可以 救世”的思想自励，为新文化运动营造了一个开阔的宣传启蒙空间；而鲁迅作为20世纪 初中国最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其引领启蒙文学思潮的意义更为突出。鲁迅曾谈到自 己是在“启蒙主义”的驱动下开始小说创作的，这可以看作是他选择启蒙的直接表述， 其实这恰恰是其长期思想累积的结果。早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鲁迅 就把思想革命的重点放在“立人”上，热切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提出了著名的改造 国民性的命题。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学群体中，像鲁迅那样对思想启蒙作出如此清 晰的描述，像鲁迅那样以毕生精力实践用文学改造国民性的理想，恐怕没有第二人。而 且，鲁迅并不像陈独秀、胡适那样，光提倡理论或是有理论的先导再从事创作的“尝试 ”，而是在“思想启蒙”目的下对于文学的自觉的选择，因而在理论阐发和创作实践两 个方面都有所重。在鲁迅一生中，改造国民性思想以“五四”时期表现最为突出，将这 一思想融于创作中，就产生了典型的启蒙文学；由于鲁迅的加盟及其在创作上的重重投 入，也无形中浓化了“五四”文学的启蒙氛围，提升了启蒙文学的创作品位。就“浙江 潮”对“五四”启蒙文学的意义而言，则由于浙籍新文学群体领军人物鲁迅的存在，其 引领启蒙文学思潮的意义自然也更见突出。
人本主义思潮是在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它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个 性意识，执著于谋求“人的觉醒和解放”。这与“五四”精神完全吻合，同样为新文学 作家所重。这一带有方向性的路标也是浙江作家首先择定的。这当中，周作人担负了重 要角色，他无疑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和批评家，其最重要的理论建 树就在于建构“人的文学”理论。他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 析“社会人生诸问题”，人道主义具体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此论一出，立 即为当时的新文学同人所接受：“今后的文学，应该是周作人所说的‘人的文学’”。 (注：罗家伦语，转引自陈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1989年10月影印 本。)显然“人的文学”理论已成为新文学先驱的共识，也必然成为“五四”新文学创 作的基本主题。值得注意的是，人本主义思想并非为周作人所独具，同时也为其他浙江 新文学作家所确认。鲁迅在回述“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指出：“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 求是人性的解放”。[5](第六卷P20)茅盾也说：“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 ，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6]郁达夫对于文学应表现个性解放的 要求体会更深切，因而对这一点也讲得更加清楚：“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个要算 ‘个人’的发现。”[7]由此可见，“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 念，同浙江新文学作家的大力鼓吹密切相关。如此明确的“人的文学”的意识，决定了 浙江作家的创作必在发现“人”、表现“人”方面作出坚执的努力。综观这一时期的浙 江文学，就其基本形态说，是在“人的文学”层面上。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文学创 作自不必说，其最重要的使命要求是重铸民族灵魂，猛烈抨击落后的“国民性”，促使 国民从麻木愚昧中警醒，体现了最显著的“立人”意识。周作人的前期散文也带有明显 的启蒙性质，其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对旧礼教、旧制度的“非人”性的深刻暴露， 同样是振聋发聩的。其它的文学创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自由平等、人格独立 、个性解放思潮鼓舞下，或喊出强烈要求发展、完善自我个性的呼声，或勇猛地向摧残 个性的封建礼教、家族制度宣战，或犀利批判封建农村宗法制度的黑暗，或在个人爱情 婚姻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争取自由幸福的愿望等，无一不表现出人的意识的觉醒和人的 价值、尊严的被确认。郁达夫的小说在“灵和肉”的冲突中发出要求尊重“人”的尊严 的呼喊，许钦文等的乡土小说对农村封建宗法制度的愚昧与黑暗的揭露，“湖畔四诗人 ”在凄苦的情诗中吐露感情受压抑的苦闷，徐志摩的诗作表现出对于自由人性的向往等 ，便都是典型的例证。
三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新文学走完“五四阶段”，进入它的又一个发展期， 即文学史上称之为“30年代文学”的时期。这一时期，“浙江潮”的涌动依然形成一种 夺目景观。一方面，浙江作家以敏锐的感知捕捉文艺新潮，适时调整文学观念，积极介 入左翼文艺运动，以其先导性的文学思想和丰厚的创作实绩再一次引领了中国文学新潮 流；另一方面，他们仍以建设者的姿态参与新文学创造，对多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进 行探索和尝试，为新文学的多样创造和深层突进作出建树。“浙江潮”的经验证明：尊 重文学的新变规律，不断开拓文学新生面，这对于谋求中国文学的不断进取与发展是不 可或缺的。
中国的30年代文学，是因以上海为中心蓬勃展开的左翼文艺运动而日渐壮大其声势的 。由此，中国新文学发生又一次历史性变革：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到30年代的“ 革命文学”的转化。此种转化，造成中国新文学的一次大规模的空间传动，即新文学中 心的南移，上海因此而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中心。如此态势，对于浙江作家队伍新格 局的建构和继续引领文学新潮，意义是巨大的。首先，因新文学中心南移，与上海邻近 的地域亲缘关系促成浙江作家向“中心”位移，为造就更壮阔的作家队伍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因前此的新文学中心在北京，浙江作家的介入，总有地理上的阻隔，不免有许多 局限，即便介入，也难于改变“侨寓”的性质；那么，到了这一时期，文学中心就在邻 近，必然会带动一大批浙江作家走进上海的文学圈子。一个庞大的浙东左翼作家群就是 在此背景中形成的。其次，30年代的上海文化具有开放性，除左翼文艺一枝独秀外，其 他文学思潮流派也都在这里滋生，这也为文学空间的拓宽提供了有利因素。这就决定了 此时的浙江文学队伍并非“左翼”一派，而是存在多种流派共存的格局，有可能在与时 俱进的文学变革实践中实现文学的多样创造。
论说浙江作家推动30年代文学思潮的贡献，最突出的当然是他们在文学主潮——左翼 文学思潮中的引领地位。“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 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5](第 四卷P285)这是鲁迅在30年代对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这话也许说得有点绝对，但不管 如何评价左翼文艺，作为体现中国新文学顺应文学发展潮流的一种重大变革，左翼文艺 的存在意义及其历史价值都是无法抹杀的。的确，有着“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中 国的左翼文学运动是一个重要而且复杂的文学现象，它和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形成了 一种时代的共振，第一次使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产生了直接的联系，不能以任何简单的 政治性或艺术性标准来评价它。浙江新文学作家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认识左翼文学，并以 变革者的姿态积极介入其中。上海十年时期的鲁迅成为左翼文坛的盟主与旗手，应是此 种变革的最典型例证，同时也加重了“浙军”在左翼文学中的分量。事实上，基于对中 国革命情势和新文学发展现实的分析，鲁迅早已敏锐地认识到有开展一场新的文学运动 的必要，所以他才会满腔热情地肯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 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5](第四卷P297)“左联”因有鲁迅这面旗 帜，才变得更有号召力，也使得左翼文艺运动在鲁迅的指引下不时拨正方向。论到对于 左翼文艺运动的贡献，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鲁迅该是首屈一指的。这一时期茅盾作为 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完全从政治走向文学，加入左翼文艺阵线，也强固了“浙军”在左翼 文艺运动中的引领地位。在左翼文艺队伍中，茅盾的影响仅次于鲁迅，甚至连当时的国 民党报刊都称他与鲁迅是左翼的“两大台柱”。(注：参见《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 上海《社会新闻》1933年3月3日。)由于鲁迅与茅盾引领左翼，也大大提升了左翼文学 的创作地位。吴组缃当年曾作过如此评论：“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方面有两 位杰出的作家：鲁迅在前，茅盾在后”。[8]左翼文艺在其初始阶段的明显弱点，是理 论宣传多于创作实践，创作中带有显著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两位文学大师的加盟， 并屡屡以其厚重的创作冲击文坛，不但改变了上述倾向，而且提升了左翼文艺的价值， 证明左翼文艺同样可以有很高的品位。
作为“左联”时期“浙军”群体显现的，是浙江“左联”青年作家群，其多数成员从 浙东的宁波、台州地区走出，这同这里大革命时期革命斗争形势高涨颇有关系，许多青 年作家都是先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锤炼，而后走上文学道路的，这很自然使他们走向左翼 。这个群体阵容之庞大，反映了在上海开展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其毗邻的浙江涉及面之广 、影响之大；而他们在“左联”中地位之重要，则反映了浙江作家介入左翼文艺运动程 度之深。有三位浙江作家：冯雪峰、夏衍、柔石，既是“左联”的发起人，又长期担任 “左联”的实际组织工作，在“左联”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类似的浙江左翼文学青年 还有朱镜我、艾青、巴人、楼适夷、徐懋庸、沈西苓、陈企霞、何家槐、唐弢、黄源、林淡秋等以及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殷夫、潘漠华、应修人等“左联”烈士。这些 “左联”作家的名字，是任何一部中国新文学史都不能不提及的，足见“浙军”在左翼 中的声势。他们在创作上的成就，也在整个“左联”作家群中居于领先地位，如殷夫首 创“红色鼓动诗”，柔石是“左联”中小说创作成就较高者，徐懋庸和唐弢的杂文因师承鲁迅且都达到同鲁迅的杂文几可乱真的程度而受到文坛的注目，夏衍是30年代左翼戏剧运动的领军人物等，都显示了浙江左翼青年作家出手不凡的气度。
浙江作家引领“30年代文学”新潮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文学新变中的创造精神， 使其有文学视野的拓展和文学新元素的创造。中国的30年代文学较之于“五四文学”的 突进是在于，在倡导文艺新潮的同时又建构多元并存的文学发展格局，对各种文学思潮 和文学样式都有成功的探索与创造，从而使新文学走向成熟与深化。浙江作家对多种文 学思潮都有所探索与实践，遂得以领衔30年代产生的各种文学思潮与流派。由鲁迅领衔 ，徐懋庸、唐弢等参与的“鲁迅风”杂文创作流派此时已开始形成，它在40年代还有更大的发展。茅盾开创的“社会分析派小说”在30年代及其后都有重大影响，这个流派的出现，标志着现实主义在小说领域的拓展。周作人领衔的“京派”在“文化”意义上表现出重构中华民族文化道德的意向，显示出显著特色。体现浪漫主义文学特征较为明显的文学流派是“后期新月派”，这一流派的掌门人是早就闻名诗坛的浙籍诗人徐志摩和陈梦家，此派诗歌注重艺术的精致，自谓“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9]因此在追求“诗美”的创造上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值得特别提及的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30年代加强了发展的势头，尤其是诗歌和小说领域，还形成了现代主义创作流派；而开创这两个流派的，依然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浙江作家。此时围绕《现代》文学月刊聚集了一批作家，出现了一个在文学史上颇有声望的“现代派”，便是以浙江作家为代表的，其中有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现代诗派”与“五四”时期同样倡导现代主义的“象征诗派”相比，在艺术上显然有了长足的进展；而“新感觉派小说”则在小说中首次较为系统地引进、实验西方的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使小说这种样式别开生面。这样，在那时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以浙江作家为主体的比较完整的中国“现代派”，标志着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已初步取得了同其他文学流派相抗衡的地位，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同样不能低估。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自由度很大的活动空间，这为浙江作家施展多方面艺术才华、进行多种艺术探索创造了条件；而由于他们的积极探索、勇于创新，遂有引领文学新潮的地位，这也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四
30年代后半期至40年代，中国新文学是在大规模的战争环境中展开的。战时环境营造 了新文学的另一种格局：因战事纷起、区域分隔、大城市陷落，使原有的文化中心散落 ，新文学作家风流云散，原本作家队伍高密度聚集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从而形成一种作 家向家园故土回归、区域性特征分明的文学发展新局面。在20世纪前半叶，浙江新文学 作家一次最大规模的本土回归，便发生在抗战背景下，造就此一时期浙江本土文学颇为 繁盛的景观：数量可观的浙江作家介入了延续八年之久的涵盖浙、闽、赣、皖四省颇具 规模的“战时东南文艺运动”，(注：参见笔者所著《战时东南文艺史稿》，上海文艺 出版社1994年版。)再次显示了“浙江潮”勇领新文学潮流的精神。
战时浙江作家对于新文学发展的独特贡献，是担纲开展独立的文艺运动，这主要取决 于战时特殊环境以及浙江作家主体精神的张扬这两重因素。从战时环境说，区自为战、 人自为战的抗战格局要求建立独立的文艺中心，而浙江恰恰具备了足以同全国几个著名 抗战文艺中心并列的优势地位：“在军事上东南事实上将形成独立军区，因此文化上也 必须建立自给自足的中心区域”；而就人才、物质、文化条件说，东南诸省“均将仰给 于浙江”，“浙江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东南的文化中心”。[10]从作家主体 一面说，显然是浙江作家在抗战大时代里民族自省自立精神的大张扬。1938年初在金华 创刊的《浙江潮》的“潮头语”便显示了这样的豪迈气概：“‘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 归看浙江潮。’我们没有这样诗人骚客式的感伤。我们要占踞这文字的战垒，向敌人开 炮；我们有的是铁与血，不达到收复失土，歼灭倭寇，誓不停止。”[11]《浙江潮》曾 是世纪之初新文学“浙江潮”涌动的象征，它在抗战时期旧名重用，再度成为中心意象 ，标志着新文学的浙江精神在一个新时期里的延续势头。其重要表征便是“浙江潮”引 领了战时东南文艺运动。这不但在于这里集结着一个庞大的战时浙江作家群，而且抗战 初期在金华首建“东南文艺据点”，也势必强固了浙江作为“中心”的优势地位。这个 “据点”不独产生了对整个东南地区的辐射意义，还由此形成了一支核心力量，起到组 织和领导东南文运的作用。担纲开展自成格局的文艺运动，其意义是巨大的。众所周知 ，在我国呈区域性分布的战时文艺中，影响最大的有西南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抗战文 艺和西北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抗战文艺。战时东南文艺恰恰与大西南与大西北两个文 艺中心鼎足而三构成我国战时文艺整体，这无形中加重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就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的建设性意义而言，战时浙江文学体现了战时性和地域性两个 特征，形成了鲜明的战时文艺品格和地域文艺特色，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宝贵经验。战 时性集中体现为作家对战时责任的体认，造就全新的创作格调，建构文学联系时代、与 人民的命运密切相关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此种文学新格局的建构，探其原由，于外联 系着战争的时局，于内联系着作家的心理情绪，正是国破家亡的现实促发作家形成同仇 敌忾之势，把文学定位在强化社会意义的层面上。这一点，在文学样式的选择上表现最 为明显。文艺服从于抗战，用时代的最强音喊出民族的心声，是当时作家的共同追求， 因而报告文学和诗歌创作成为作家首选的重要样式，许多作家深入战地生活，及时给予 报道，持续开展的“东南诗运”燃烧着诗人的激情，促成了全新的创作格调。即便是较 为精致的小说与戏剧创作，也强化了社会功能与现实效应，把“如何坚持抗战到底”定 为创作主调，透出鲜明的时代色彩。浙江作家王西彦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家，其创 作便体现了这一显著特色。地域性表现在文艺的地理区域种型特征上。过去限于主客观 条件，浙江作家大多不在浙江本土，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地域文艺便难以产生。抗战为浙 江作家提供了汇聚浙江的机遇，当时他们普遍提出的一个口号是东南文艺必须“表现东 南”，这使他们在创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艺方面有所作为。东南文艺运动涵盖的区 域主要是浙西南、闽西北、赣东南一带，其中包括丽水、云和、永安、赣州这样的山区 小县城。文艺深入到如此“落后区域”，这在新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于是，用切近 地方生活的内容与东南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文艺作品，便使具有地域意义 的浙江和东南文艺在全国抗战文艺中显出别具一格的色调。
值得指出的是，浙江新文学作家推进战时文学，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揭示，这就是推 行“新启蒙”的思想文化价值。抗战文化运动是我国文化思想领域里继“五四”新文化 运动以后又一次“新启蒙运动”。邵荃麟在其总结抗战初期文化运动的特点的文章中就 指出：随着抗战文化的普遍展开，“中华民族的第二代文化正在统一持久的神圣抗战中 成长”，而作为其第一个重要特点显露的，“是新启蒙运动有空前的发展”。[12]抗战 中期，他进一步阐发了“新启蒙运动”理论，认为建设抗战文化提倡民族化的内容与形 式，“都是为适应现阶段中国历史的实际要求，这一切仍应认为是承袭着‘五四’以来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它的总方向仍然是‘五四’所提出的启蒙运动”。[13]可见浙 江作家致力于战时文艺运动，还有更深思想意义层面的思考。的确，抗战文化运动承袭 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如果说，“五四”的主旨是在促进“人”的觉醒，那么 ，抗战就在于唤起民族的自省自立，这就决定了这两种文化在总体精神上的一致性。将 这种文化精神发扬光大，并使之真正具有丰富而厚重的文化积累，势将在我国优秀的民 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造就“中华民族的第二代文化”。战时东南文艺运动的实践证明， 抗战文化运动比之于以往的新文化运动毕竟有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文化普及的规模是 前所未有的；其次，抗战文化运动致力于新的文化思想体系的建构，也使新启蒙运动在 内容上有所深化。浙江作家推动“新启蒙运动”，显示了文化的多层次展开，由创造地 域文艺，实现了文人文化同大众文化的融合，实现了文艺向边缘地区的渗透，使金华、 丽水这些战前被称为“文化荒丘”的地方也呈现出文艺繁荣的景观，这在文化史和文学 史上都是了不起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4-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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