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工会的经济学分析——试论工会在资源配置优化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会论文,资源配置论文,试论论文,经济学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劳动法》规定工会作为全体职工的合法代表有权与企业进行集体协议并签订受法律保护的集体合同。尉健行同志在全国总工会十二届二次执委会上的讲话指出，在贯彻实施《劳动法》过程中，工会“要确立以签订集体合同为重点的工作路子”。《全国总工会1995年工作要点》也指出，要“把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签订集体合同，作为贯彻实施《劳动法》的重点”。这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工作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变成了我国工会工作的实践。面对工会工作的新变化，如何阐释工会在资源配置优化中的独特作用，已成为我国工会理论的研究课题。
本文将从当代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通过纠正国内外轻视工会工作的错误见解，从理论上论证工会在资源配置优化中地位和作用，加深对《劳动法》这一规定和全国总工会十二届二次执委会精神的理解。当然，这些论证属于对工会理论的一种新探索，希望得到批评讨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工会的偏见
以“新古典综合”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工会的论述，在本质的层面上，一直是被扭曲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特点，是只研究商品使用价值的优化配置，根本不管商品生产和流通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无以说明社会制度的变迁和社会上层建筑的功能。在它看来，市场上的价格，是供需双方平衡的结果，只要市场竞争是充分的，价格对资源稀缺程度及供求状况的反映是灵敏的，那么，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可以达到优化的目标。实事求是地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市场理论，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劳动经济学及劳资关系理论，其中包括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内容之一的工会理论（在西方，权威的经济学研究内容分类目录中，赫然在“人力、劳力、人口”项目之下，列有“工会、集体谈判、劳资关系”的子项目。参见英国马克·布劳格等《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98页）。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只从资源优化配置的技术层面思考问题，在这种前提下，一切上层建筑事实上都只能被轻视，工会当然也不例外。当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工会理论，对工会的见解也是五花八门。但是，在最终的结论上，却都是以淡化或抹煞工会的作用为旨归的。
在西方影响颇大的“工会垄断论”提出，在市场条件下，工会的真正作用，就是“能够为其会员确定一种垄断价格”，借以提高会员的工资水平（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年版， 第1073—1078页。以下简称《经济学》第12版）。聚集在这一思路之下的西方劳动经济学家邓洛普、凯丁顿、沃尔顿等人均认为，存在着工会对劳动供给的垄断，工资不再由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和人力资源稀缺程度来确定。一般来说，由工会组织代表工人与雇主通过集体协议及集体合同形式确定的工资水平，比劳动力市场上自由竞争产生的工资水平要高（参见方崇桂主编《西方经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210页）。如何看待工会通过垄断提高工人工资这件事？“主张成立工会的人宣称：工会提高了工资。而反对者则为此谴责工会，认为工资的提高扭歪了有效利用资源的形式”（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版，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中册第297页。以下简称《经济学》第十版）。后一种看法，成为工会的敌对者摧毁或扼制工会的一件主要理论武器。例如，有人就认为，西方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是工会的“工联主义的垄断”所形成的“资源错误配置”（《经济学》第十二版第1082页）。另一些人提出，西方大量的失业，源于工会垄断劳动力供给，要求过高工资（参见方崇桂主编《西方经济学研究》第212页）。事实上，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路中，即使那些力主建立工会的人，也只能把自己摆在尴尬的地位上，因为，只要你承认工会把工人联合起来形成了对价格的某种垄断，那么，实际上你就不知不觉把工会摆在了抵制资源配置优化的地位。
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代言人，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十二版第二十九章中，以《工会和集体协议》为题（第十版以《竞争的工资和集体议价》为题），也相当仔细地论述了工会在资源配置中的负作用。他认为，虽然从个别局部的事实来看，一些工会组织的确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但是，从效果上看这是“不经济的”（《经济学》第十二版第1070页）。另一方面，从总体上看，从大跨度时间尺度看，事实表明，工会提高工人工资“是不可能的”，“工会很可能没有增加实际工资或劳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恰恰相反，“工会可能增加了在工会会员中间的失业人数”。因这，“过高的实际工资可能导致古典失业”（同上第1080—1083页）。在这里，否定或淡化工会作用是很明显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说明工会与雇主集体协议的过程是“双方迁就容让”（《经济学》第十二版第1063页）的过程时，提出“集体协议在理论上的不确定性”（即认为工会为一方的集体协议，在理论上没有任何规律可寻，完全由偶然因素决定，不利于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同上第1077页）时，实际上已经描绘了工会只可发挥心理作用的实际地位。在萨缪尔森等人观点中，“在欧洲，工会具有较多的阶级意识”（同上第1085页）。政治色彩过强，相比之下，美国工会为工人谋利益所发挥的这种心理作用，一方面按抚了工人，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未损害雇主。因而，使美国社会“较少使用暴力”（同上第1083页），“工会的作用总的说来是有益处的”（《经济学》第十版中册第301页）。 这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工会的总估价。
这种总估计，在经济学理论上，根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只从使用价值配置角度思考经济学问题并无视一切上层建筑作用的片面性。在政治上，则映射着西方资产阶级对工会作用的抹煞、淡化和歪曲。显然工会在资源配置优化中的真正地位和作用的理论，不能由西方主流经济学给出。
新制度经济学对工会理论的启示
当前，在西方出现了作为“异端”的新制度经济学（又被称为新的“政治经济学”），它指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视社会制度及社会上层建筑问题的片面性，着力于产权制度及其变迁理论的建立，肯定了社会制度和社会上层建筑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方法论上看，西方市场经济大发展已积累了数百年经验，其中工会长期存在和发展，也显示着工会在资源配置优化的作用绝非只有负面意义，既然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社会上层建筑合理性的论证，那么，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的工会，也可望从中获得关于自己作用的某种启发。
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罗·科斯，一反西方惯常思路，敏锐地看出，任何进行资源配置优化的市场交易，总需要花费成本，一切社会制度和社会上层建筑，其中首先是企业制度，产权制度，政府体制，以及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存在的经济根据，就在于它们可以作为市场交易成本的替代物产生发展，为资源配置的优化目标服务。其首要作用便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一旦社会制度和社会上层建筑根本不存在，那么，市场交易的成本将非常大，甚至大得使交易无法进行。因此，市场经济要求适应自己的制度设施和上层建筑，是必然的现象。人们将科斯的见解命名为“科斯定理”，在此基础上，如今人们建立了庞大的新制度经济学体系，其中包括产权经济学，“法和经济学”及“公共选择理论”等等。
本来，科斯定理最早是由科斯思考企业存在的理由时被引伸出来的。科斯发现，任何市场交易不仅存在交易成本，而且，在交易成本并不很低的条件下，人们为了促成交易，尽力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一直在寻找巨额交易费用的替代物。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正是由于它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因而形成了巨额交易费用的替代物。当企业内部实施科层体制而花去的费用小于同样范围内实施市场体制而需要的交易费用时，企业在资源配置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无法替代的。科斯和他的后继者们，后来还用这一思路，论证了政府、制度、意识形态等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由此可推理，作为上层建筑设施之一的工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渐产生和发展，至今与企业并存，很可能它具有与企业大体相似的功能。这一启示，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会理论，是有助益的。
作为把科斯定理推广到法学研究方面的权威人物波斯纳，以合同法作为研究的突破口。首先说明经济合同制度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首要功能，便是形成交易双方的某种合理预期，大大降低交易费用，巩固和推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参见罗伯特·考特等《法和经济学》第六章与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三联书店1994年联合版）。虽然波斯纳没有专门论述工会与雇主签订集体合同的问题，但是，集体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当然也具有一切经济合同的经济属性。可以设想，波斯纳关于合同法的经济学分析，完全可以被用以剖析工会的集体合同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与企业永远并存
应当说，首先是历史事实，而不是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证明了这一命题：市场、企业（最早是作坊）、工会（最早是工人秘密团体），在历史上一直是三位一体存在发展的。如果说，市场是社会经济生活整体进化的必然形式，其首要功能在于优化资源配置，在全社会的层面上维护经济和社会文化进化（参见西方主流经济学著述，如哈耶克《不幸的观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库普曼《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以及萨缪尔森《经济学》等等）。如果说，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体制，企业存在的根本理由，是它维护运行所需费用低于同样规模的市场交易费用，因而实际上是一种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形式，其功能仍然在于保证资源配置优化（参见科斯《企业的性质》一文，载于1937年11月《经济学杂志》；《社会成本问题》一文，载于《法学与经济学杂志》1960年10月号）。那么，以上三位一体的历史事实，只能促使我们从经济学理论方面设想，作为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设施，企业中工会的经济功能是隶属于企业的经济功能的。它通过作为企业雇员的代表与雇工签订集体合同而降低企业管理费用，从而实际上也作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上层建筑设施而存在发展，其根本的经济功能也在于维护和促成资源配置的优化。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与企业永远并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否定或贬低工会作用的见解，都是站不住脚的，强化工会的经济职能，既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它的必然结果。实际上，从当代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合乎理论逻辑的结论。
其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中的工人，如果每个人都与雇主个别谈判以形成协议，那么，一方面，雇主及其代理人花在收集有关信息、与每个工人讨价还价等方面的时间和费用势必不小，企业管理费用的降低将相当困难；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每个工人，为着争取工作的机会并获取满意的收入，也势必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因而会严重影响工作注意力的集中和经济收入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工会作为工人雇员利益的代表与雇主进行集体协议，形成双方均可接受的集体合同。一方面，以集体力量的形式，维护了雇员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大大节省了雇主管理企业的费用，使企业作为市场交易中过高交易费用的替代物继续存在和发展。十分显然，在这里，工会的经济功能是促成集体合同，降低雇员和雇主谈判的费用，从而实现企业的经济功能，进成资源配置优化目标的实现。从这里只能得出市场条件下“企业与工会永远并存”的推论，当然，这一推论成立的一个前提是，作为工人雇员群体经济利益的代表，工会具有唯一性。可以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确立，为工会的发展奠定了最根本的经济底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工会大展宏图的最佳历史舞台。
其二，按照当代“法和经济学”对合同的经济实质的分析，作为合同的一种，工会代表工人与雇主签订的集体合同，本身的经济功能就在形成和维护交易双方的合理预期，使双方的交易得以顺利维持并完成。在促成这种交易实现的过程中，工会作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无可替代的社会上层建筑设施之一，所发挥作用的经济实质也只能走降低交易费用，或者作为过高的市场交易费用的替代物而存在发展。这种经济实质的最终指向，只能是资源配置的优化。从“法和经济学”的分析出发，推导出工会在资源配置优化中无可替代的经济职能，一个必要的逻辑前提也是在企业中，雇主与雇员之间集体合同的协商和签订，雇员一方只能由工会作代表。显然，这一前提是成立的。从目前市场经济发达的有关国家法律现状看，只有企业工会才能作为企业雇员代表与雇主签订集体合同，也是被普遍承认并受法律保护的事情。我国《劳动法》在这一点上与国际惯例接轨，也对工会作为企业工人代表的唯一性作了法律规定。所以，按照“法和经济学”考察工会的经济职能，在逻辑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其三，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竞争，在供大于求的时候，雇员与雇主之间的交易往往是在雇员处于劣势的背景下进行的。交易双方不可能自然形成真正的平等，雇员要争取平等，就只能通过工会而依赖工人集体的力量，甚至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劳动力垄断价格迫使雇主就范。从这个角度看，作为工人群体的代表，工会在劳资双方的交易中所起作用，便是形成真正平等交易的氛围，促成交易以较低的代价维持和完成。如果说，这种交易是以资源配置优化为最终归宿的话，那么，作为交易平等的促成者，工会的作用在这里仍然是指向资源配置的优化的。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与市场上的其他商品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作为人，他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市场上要求自由平等，要求雇主尊重雇员作为人的价值和权利。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企业却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压低雇员工资往往成为雇主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选择。而且这种压低又往往是在雇员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被迫接受的，这种情况对双方交易的长期维持是巨大障碍。工会代表工人群体出面与雇主协商，抵制雇主压低工资的取向，争取工人自由平等的权利，磨合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利益，对消除这一巨大障碍势必起到巨大作用。集体合同“是在企业调整劳动关系最有效的机制与办法”（尉建行在全总十二届二次执委会上的讲话），这话无疑是正确的。
其四，实际上，即使在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派”那里，劳动力市场的完全竞争也只能是一种“理论极致”。他们面对现实，也不能不承认这一市场中的竞争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无条件的。而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就需要有关实体关注工资政策，其中包括工会代表工人进行集体协议，签订集体合同，以维持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参见《经济学》第十二版第1071—1072页）。看来，在这里，“新古典综合派”尽管偏见不少，也不能不承认工会在资源配置优化中独特的作用。
以上四条，从理论的逻辑上充分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企业并存的工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促成着资源配置的优化。它的这一功能是其他组织和方式不可替代的，因此，只要市场经济和企业存在发展，工会也势必存在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全国总工会十二届二次执委会关于工会工作要抓住签订集体合同这一关键环节的战略部署，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职能深刻理解的产物。它与当代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结论是吻合的，表现出全总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