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族观念初步确立的历史考察——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文本梳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本论文,观念论文,民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2-0139-05
中国人由朴素的种族意识转为现代的民族理念是在20世纪初年逐步完成的。①其间，梁启超首当其冲，开风气之先。他通过持之以恒的介绍、宣传，遂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其最显著的功绩，一是顺应时人的思想脉搏，推进了“中华民族”这一现代民族符号的确立；二是促进传统的王朝观念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的转化，提升了民族自觉。
一、“中华民族”——现代民族符号的确立
在梁启超创立中华民族一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救亡图存的热潮迫使先进的思想家去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在“保国”、“保种”的呼声中，严复的《天演论》传递出一种世界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的族群理念，从而使国人意识到“合群”的重要性。遗憾的是，严复没有进一步介绍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梁启超则沿着严复“保种”、“合群”的思路，渐渐以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来思考问题。1898年秋，他流亡日本之后，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论著，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新见解。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破天荒地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他在评介当时有影响的世界史著作时称，这些论著“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乃能言之详尽焉”。又云：“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政策之烦扰杂错。”②梁启超从这种民族竞争的理念出发，又大胆地提出了民族主义是近代史学的灵魂。他在随后发表的《新史学》一文中，直截了当地用族群竞争的进化理论来阐释历史，具体提出三条：“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③。这里所谓的人群进化，实质上也就是民族进化。梁启超的民族观念已经开始上升到理论层面。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④。梁启超在这里反复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宏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
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作了说明。其云：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⑤随后，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其云：
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由“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最早词汇，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不过，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显得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其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时，才清晰地赋予了较为科学的内涵：
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⑥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断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⑦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由于梁启超崇高的地位和影响，“中华民族”一词一经提出，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留日中国学生所办的报刊当中，无论是《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还是《民报》、《国民报》、《童子世界》，都对民族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的含义展开了讨论。章太炎、杨度这些思想理论家也加入到讨论的行列当中，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杨度在1907年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对中华民族的含义进行了详尽的解说。其中写道：
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以西人学说拟之，实糅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会意而得之也。⑧
杨度的论说显然较梁启超前进了一大步。他将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将中华阐释成文化一统，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所有生长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经过交流融合已经不可分割地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这里，将中华民族的含义赋予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意蕴，颇具文化色彩和理论意义。
章太炎对杨度的论述极感兴趣。他立即在《民报》发表了《中华民国解》一文，给予回应。章太炎并不反对杨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解读，而是发挥其古文经学家的特长，指出杨度理解上的一些错误。章太炎认为，“华夏”的原意是地名，“华”即华山，“夏”即夏水，“华夏”作为族名最早是指生活于这一地区的人们。“汉”也是因刘邦被封为“汉中王”而演绎而来的，仍源于地名。所以，将中华民族说成是文化的共同体，有些望文生义⑨。实事求是地讲，章太炎的考订并没有错，但词语的起源和后来衍生出的文化内涵常常是发展变化的。章太炎也承认这一点，所以他并不反对杨度乃至梁启超用中华民族来概括中国各民族的论断。他与杨度所不同的：一是坚持要以汉族为中心；二是要由汉人组织政权；三是以汉族来逐步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众所周知，章太炎是一个汉族中心主义者，但他在这里表述的观点较其在1903年前后宣传的民族复仇主义已经有很大的转变。这表明，“中华民族”的理念对章太炎还是有某种影响力的。事实上，不仅章太炎，连一向倡导“革命排满”的孙中山也接过了“中华民族”的旗号，在 1912年进一步提出了“五族共和”，号召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来达到“民族之统一”⑩。
耐人寻味的是，梁启超为什么会超越孙中山、章太炎这些革命大家，在推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建设中走在了前列呢？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不难发现，这是客观政治演变的产物。众所周知，清兵入关后建立了森严的满族贵族集权的专制统治，虽然也对汉族采取过一些拉拢和团结的政策，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十分严重。所以，历来的反清运动，包括太平天国那样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都打出“反满”的旗号，号召和争取民众参加反清斗争。孙中山等革命派也将“反满”作为发动群众、号召人民投入“反清革命”的一面旗帜。在20世纪初年，革命派喊得最响、影响最大的一个口号就是“革命排满”。这中间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一种大汉族主义倾向。即使像章太炎、邹容这样的思想理论家和宣传家也在所难免。梁启超清醒地看出了其中的问题。特别是受其反对孙中山武装革命的政治立场所制约，在与革命派的论战当中，自然就打出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宣传满汉一家、民族平等，并批评革命派的大汉族主义，责难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不难发现，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和反对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有这样那样的内在联系。在1905年到1907年《新民丛报》与《民报》的论战当中，梁启超打出的民族主义大旗让孙中山等革命派很难应付。不过，经过这场论战，孙中山等革命派也逐步认识到过分强调反满的负面影响，孙中山在许多场合多次宣称反满并非反对整个满族，而是反对满族贵族专制统治，反对压迫汉族人民的满族人(11)。一些革命党人也纷纷撰文批评大汉族主义，明确界定了“革命排满”并不是指所有满族，“实满族中爱新觉罗之一姓”(12)。历史就是这样让人难以琢磨，梁启超出于某种狭隘的党派偏见鼓吹的民族主义，在客观上倒纠正了革命党人的大汉族主义。
梁启超钟情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他认定民族主义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梁启超明确指出：“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13)又云：“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14)梁启超毫不动摇的坚信；要使中国不亡，必须推行民族主义。他说：“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洲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15)
综而观之，敏锐的时代洞察力、救亡图存的使命感以及与革命党斗争的某种政治需要，使梁启超成为20世纪初年研究和宣传民族主义的“弄潮儿”。由他创造的“中华民族”一词，开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构建的新起点。它超越了传统的种族和地域的束缚，体现了中国各民族是一家的新的民族理念；它告别了“夷夏之变”的陈腐观念，反映了中国各民族平等相处、团结一致的新的追求。它是中国传统民族观念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民族国家——现代民族观念的载体
现代民族观念必须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为依托。因为只有建立了名副其实的现代民族国家，才能使民族主义落到实处，才能集中体现民族独立、民族平等，才能逐步由家族主义时代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中的国民，才能由专制转变成共和，才能提升民族的自觉和国家的整体竞争能力。所以，梁启超总是把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民族主义的归宿，把中国能否成功的建设民族国家看作中国能否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按梁启超的逻辑，如果一个民族仅具备同一地域、同一风俗、同一文字、同一语言等自在的自然特征，而没有民族国家来加以保证，所谓民族的自立和走向现代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即使是古代的所谓传统的旧式的“国家”，也不可能体现真正的民族意志，与现代民族观念的落实还有相当的距离。梁启超曾做过如下说明：
古代之国渊源于市府，中世之国成立于贵族，十八世纪专制时代，认政府为国家，法兰西大革命之时，同国家于社会。……自千八百四十年以后，而民族建国之义乃渐昌。虽或间遇抵抗，或稍被制限，而其势力之不可侮，则固已为有识者所同认矣。(16)
梁启超的这种阐释，虽然是复述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看法，但对民族国家是民族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和无法抗拒的世界潮流的表述是十分鲜明和准确的。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这种认识具有普遍性。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立宪党人，在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浙江潮》的一篇文章甚至将建立民族国家视作实现民族振兴的唯一途径，其中讲道：“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发挥其本族之特性；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盖国与种相济者也。”(17)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的论述更富哲理和煽动性，他在结尾时写道：“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而特不知我民族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则莫强；无之则竞亡。间不容发，而悉听我辈之自择。”(18)
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大势所趋，但建立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如果按族群来分类，有单一民族和多民族两种。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和孙中山等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梁启超一度也曾有过单族建国思想，但极其短暂。诚如本文前面所述，他是在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上摇摆不定。当他的“中华民族”的大民族思路形成后，就极力主张建多民族的现代国家，后来又渐渐发展为立宪派的一致呼声。在20世纪初年“革命排满”思潮的影响下，尽管孙中山等多数革命党入主张建立多民族的现代国家，但倡导组建汉族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呼声也有一定市场。除了国粹派的许多人在鼓吹外，个别同盟会员也随声附和。柳亚子在《复报》发表的文章讲得尤其直白，其云：“人种的起源，各各不同，就有种族的分别，凡是血裔风俗言语同的，是同民族，血裔风俗言语不同的，就不是同民族。一个民族当中，应该建设一个国家，自立自治，不能让第二个民族占据一步。”如果一个民族的国家被别的民族打败了，“就要做人家的奴隶，子子孙孙不能见天日了”(19)。《浙江潮》的一篇文章讲得更尖锐，其称：“一国之内而容二族，则舍奴隶以外，无以容其一，否则灭之，否则融之化之而已。”(20)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推进，当建国迫在眉睫的时候，革命党当中单一民族建国的论调就很快退潮了。长期的中华各民族融会在一起的历史传统，很快就使多民族的国家理念得以确立，顺利度过了一次民族认同的危机。辛亥革命后，单族建国的思想就再也没有市场了。
平心而论，单一民族和多民族的建国争论仅仅是国家构成的基本元素的争论，并不决定现代国家的本质。左右国家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是成熟的现代国民。国民性决定国家性，是梁启超一生不变的基本思维定势。他在《新民说》中讲：“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底源泉也。”(21)这就是说，真正的民族主义的确立必须以高素质的国民为基础，独特的高水平的国民是民族国家创建的根基，“民富则国富，民智则国文，民勇则国强”(22)。依据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梁启超还将现代国民看作国家的人格体现和独立的法人个体，他说：
国民之界说为二：一曰国民者人格也。拥有有机之国家以为其体，而能发表其意想，制定其权利者也；二曰国民者法团也。生存于国家中之一法律体也，国家为完全统一永生之公同体，而此体也，必赖有国民活动之精神以充之，而全体乃成。故有国民即有国家，无国家亦无国民。二者实同物而异名耳。(23)
国家是国民的共同家园，国民是国家有机体的生命细胞，细胞的质量决定着国家这个有机体的性质和强壮。梁启超的这种推论，将国民的性质及其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得淋漓尽致，无懈可击。但是，作为天赋人权的国民究竟达到怎样高的文明素质，或者讲，高素质的国民达到民众中的多大比重才可以建造现代的民族国家呢，则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难题。过分地看重国民素质，往往会延误民族国家的创建，甚至走到民族革命的对立面；过分地强调民族解放和民族革命，则常常超越民众的实际水准而使民族国家的创建流于形式而败北。对国民和国家互动关系的科学把握是相当困难的一个实际问题。梁启超、严复这些思想家由于过分强调国民素质，所以总是抱怨革命走得太快；孙中山等革命家则认为革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国民水平的提高，所以总是不顾一切地去创建共和国家。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民素质长久的决定性作用，梁启超则淡化了良好的共和国家对铸造现代国民的反作用。事实上，梁启超在考察伯伦知理的民族国家理论时曾列举过共和国家在陶冶现代国民的五大功用：（一）养成国民主自觉心，使人人自知其权利和义务。（二）使人民懂得人道之高尚，互相尊重其人格。（三）由选举产生竞争，英才辈出，养成公民良好的竞争意识。（四）公民平等参与国家管理，养成公仆意识和国家精神。（五）利导人生之善性，使国民智慧可以自由发挥，而幸福日增也。列举了这五条之后，梁启超不无感叹地写道：
以故苟为国民者，能于共和不可缺之诸德，具足圆满，则行此政体，实足以培养爱国心，奖励民智，训至下等社会之众民，其政治思想，亦日发达以进于高尚。美哉共和！(24)
梁启超毕竟是敏锐的思想家，他这里论述的国家对国民素质的促进作用是极为深刻的。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国家是真正的共和体制，国民和国家之间真正进入了一种规范的良性互动。没有这样的先决条件，梁启超所描述的理想状态是不会出现的。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实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素质较高的新型国民和良好的共和国家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现代民族国家能够创立的基本条件。
总起来看，思想家关注较多的是人类普遍价值的阐释和追求，政治家着眼的是实际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二者既有分离的一面，也有互补的地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思想理论家关于现代民族主义带有普遍意义的解读和宣传，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人脚踏实地的革命活动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从虚实两个不同侧面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观念的确立。从大的历史趋向来看，孙中山和梁启超在民族理论的认同上虽然有差异，但最后的归宿则是一致的。即使梁启超的民族理论普及的程度是有限的，孙中山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也日渐徒有虚名，但在中国现代民族观念初步确立的问题上，还是不可否认的活水源头。
注释：
①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以及黄兴涛：《“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形成的历史考察》，均见《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②梁启超：《东籍月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4、96页。
③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11页。
④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1-12页。
⑤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21页。
⑥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75-76页。
⑦参阅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载《新民丛报》，1905(65- 66)。
⑧杨度：《金铁主义说》，见《杨度集》，第373-37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⑨参阅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民报》，1907(15)。
⑩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参阅孙中山：《〈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载《民报》，1906 (10)。
(12)参阅阕民：《仇一姓不仇一族论》，载《民报》，1908(19)。
(13)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10页。
(14)梁启超：《国民思想变迁异同论》，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0页。
(15)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76页。
(16)(22)(23)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72、88、72页。
(17)(20)余一：《民族主义论》，载《浙江潮》，1903(1)。
(18)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35页。
(19)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载《复报》，1907(9)。
(21)梁启超：《新民说》，载《新民丛报》，1905(1)。
(24)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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