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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年政协会议情形相仿，在今年的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经济组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委员、萧灼基委员仍是中外媒体倾力追逐的对象。以下是两位经济学家在2002年3月6日记者招待会上的主要观点：
吴敬琏
我从未说中国股市要推倒重来
“从1988年6月至2001年3月，我写了许多篇论著讲述自己对中国股市现状和发展方向的看法。这些论著后来汇编成《十年纷纭话股市》一书，于2001年3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的前言中，我对2000年末至2001年初，股市大辩论中人们提出的诘难作了全面的回答，没有新的补充。”吴敬琏说。
他表示，2001年3月以后，在与股市相关的问题上自己只发表过以下两点意见：
1.不赞成2001年6月14日至同年10月22日期间采取的国有A股先按当前市场价格变现，再拨付社保基金的办法。“我于2001年8月19日在山西省商业联合会的讲话以及后来的几个场合中都表示了不赞同的意见，我认为，目前的股价含有1999年5月19日以后政府托市造成的市值虚升成分，这种情况下变现对用高价买入股票的投资者是不公正的。”
2.呼吁政府尽快用国有资产（A股资产只是其中的很小部分）归还它对1亿多国企老职工（首先是退休职工）的至少1.9万亿元的社会保障欠账。“我认为，这是一个较之国有A股减持重要和紧迫得多的问题，是可以与A股减持的定价方式问题分开来处理的。”
吴敬琏说：“2001年后期，有些人对我提出了一些新的诘难。这些诘难往往是建立在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基础之上。如有一种在网站、甚至报刊上流传甚广的说法：吴敬琏鼓吹中国股市要‘推倒重来’和主张‘千点论’。我没有在任何场合讲过这样的话。”
谈到二板市场，吴敬琏说，去年以来我已经多次谈过。特别是去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风险投资与科技成果产业化国际研讨会’上系统发表过意见。我的主要观点是：尽早开办二板市场很有必要，条件也已基本具备。二板市场会不会重蹈主板市场的覆辙？我认为是有可能避免的，因为我认为主板市场上不正常状态的主要原因是过去‘向国有企业倾斜’因而放松了对上市公司和市场的监管。而二板市场与主板市场有一个不同点，就是二板不以国企为主，应当比较容易克服规范主板市场当初遇到的障碍，实现‘三公’。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二板市场是可以搞好的。为了改善创业企业的金融环境，除建设二板市场外，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
需求与供给并用 消费与投资并重
吴敬琏认为，从2000年中期宏观经济走势出现重大转机以来，中国经济的基本态势没有大的改变。从那时到现在，我已发表过多篇文章对此加以讨论。除《商业周刊》中文版2001年10期发表的《中国经济怎样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一文外，自己还为提问的记者准备了另外一篇《中国经济走势与可选政策》的文章。
他总结说，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正在深入。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方针落实比较好、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已经形成的地区，经济发展呈现良好局面，并成为全国经济向好发展的龙头。
在世界经济放慢和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面临多方挑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今后一段时期中保持7%的GDP年增长率的客观条件是完全具备的，关键是坚持和完善前几年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和政策。
要继续采取需求与供给方面“两手”并用的政策，以及消费与投资并重的政策。“两手”的力度要适时进行调整。要加快国有银行改革、放开民营银行、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要果断地推进财税改革。能保持多高速度的增长，最重要的是取决于能否采取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启动民间投资的经济政策。
吴敬琏强调，最近国家计委发布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政策措施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如果能贯彻落实，一定能够更大地发挥民营经济和民间投资的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民营经济是我比较关心的课题
“切实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也是我近年来比较关心的一个课题。”吴敬琏说，除《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一书中的一些论述外，我为提问的记者提供了一篇文章，即《民营经济：经济百花园中正在绽开的鲜花》。
其主要观点是：党的十五大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规定，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促进中国经济的回升和使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放慢中一枝独秀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为化解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找到了出路。
现在在一些地区，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较大的问题，必须切实加以解决：①要从宪法上保障私有财产权利；②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③切实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④改善市场秩序，确立法治；⑤加强政府对企业的服务。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对于记者关于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应解决什么问题？独立董事制度在实际推行中应注重哪些问题的提问，吴敬琏表示，媒体对此已讲得太多，可以参阅自己在《当代小国经济改革》、《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中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和改善的途径》一文和《独立董事与公司治理》中的论述。
“我很难用几句简练的话，把类似这样的大问题说明白，所以，只好推荐大家查阅有关文献。”吴敬琏解释说。
农村剩余劳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
“今年人大会上朱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采用了很大篇幅讲农村问题，这是切中时弊的。”吴敬琏说，农民贫困、农业停滞和农村贫苦的‘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9亿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不太懂农业，但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考虑，过去几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农业和农村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但‘三农’问题仍有愈演愈烈之势，看来症结在于没有紧紧抓农村人口过多、人均土地资源过少这个根本问题加以解决。
吴敬琏认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放手发展中小企业又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备前提。浙江地区在大规模发展中小企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等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要建立法治市场经济
他说，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中国已经搭起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大体框架，但是信用状况不佳，主要表现在履约率极低，债务人大量逃废债务，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企业披露虚假信息，包装上市圈钱，以万亿元计的银行不良贷款积累，盗窃知识产权等。
吴敬琏认为，建设信用体系的关键在于建立国民信用管理体系。因为发生信用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所以要通过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削减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信用风险。同时要通过严惩失信行为提高失信成本。
他建议，通过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界定政府职权，保证法律的透明性，坚持执法上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一致性。
政府建好市场秩序为企业准备好经营环境
关于西部开发问题，吴敬琏表在历年的政协会上和接受记者采访，他的基本观点都是，一定要避免计划经济时期那种政府包办，给钱、给物、给项目为主的做法，地方政府也不要把主要希望放在“跑部前进”上，要采取市场经济办法。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好的市场秩序和为企业准备良好的经营环境上。政府也要提供诸如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在这两方面，特别是中央政府是责无旁贷的。
西部地区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比重高，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没有形成，市场发育程度低，所以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改革。
四川广元地区有个好例子，广元是一个地级市，辖7个县，其中3个是国家级贫困县，4个是省级贫困县，35万特困人口。浙江省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对口支援广元，浙江省委、省政府到四川扶贫，不带政府项目，不办厂子，而是把一批工商业者带到那里去谈判。结果有200家企业谈成了，有的搞加工，有的办小市场，到1999年广元已经全面脱贫。
浙江去的老板多数也都赚了钱，200家企业没有一家退出。现在广元有浙江商人3000多。他们把广元本地的工商业者也带起来了，广元人打破了过去的“盆地意识”，热衷于从事工商业。
萧灼基：
扩大内需应提高消费率
2002年3月6日，“两会”新闻发布会上，经济学家萧灼基说，当前扩大内需的主要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2001年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商品比例已经达到了83%，投资需求实质上只是中间需求而不是最终需求，因而必须要扩大消费率。近10年，我国平均消费率为59.5%，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和国外水平，同时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大幅增加，储蓄存款已达7万多亿元，提高消费需求的空间很大，因而当前现实需求不足，但潜在需求市场广阔。
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后，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必须高度重视，但同时必须看到，国内市场依然十分庞大，扩大内需仍是经济发展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内市场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率已经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提高外贸依存度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扩大内需除靠市场推动之外，政策措施也十分重要，一是要提高财政人员的待遇，促进分房货币化；二是提高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及低收入群体的补助水平；三是要取消一些限制消费的政策措施；四是要提高农民收入；五是要扩大就业。
银行业要正视国际差距
萧灼基认为，中国的银行业与国外相比有许多差距，一是体制不同，国外的银行主要是金融企业，而我国的银行政企不分。二是国外银行资产质量较高，而国内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国外银行劳动生产率较高，而国内有较多的冗员；国外银行大多是混业经营，而国内银行目前还是分业经营。
在税收政策上的差别是国外的银行业不收营业税，国外银行服务完善，金融产品丰富，而国内的银行主要以存贷业务为主。
他说，国内银行业要正视差距与自身的优势，充分发挥网点多、信赖高度的优势，大力拓展金融服务。
萧灼基还指出，提高消费率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扩大个人消费信贷，当前个人消费信贷发展很快，总量已经达到了6000亿元，但主要还停留在住房消费信贷上，占了个人消费信贷总额的4000多亿元。个人消费信贷虽然对扩大内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贷城不贷乡、贷富不贷穷、贷大不贷小。他说，这种情况必须要扭转过来，要扩大个人消费信贷的领域，真正启动和扩大个人消费。
财政赤字要适度
在答记者提问时，萧灼基说，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以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一个度的问题，经过几年的实施，财政赤字已经比较高了。
今年政府表示要把财政赤字控制在3098亿元范围内，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一般说，一年财政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3%，就超出了警戒线，所以今年要加以控制。财政赤字最终是要偿还的，如果太高，今后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压力，增加财政的负担。
萧灼基认为，应提高国家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在投资体制改革方面要有突破，长期依靠国债搞建设的方式要有变化，应该更多地启动民间投资。
失业问题相当严重
萧灼基认为，当前中国城镇失业率大概在15%～20%，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必须高度重视。他说，我国登记失业率只有3%，比美国与日本都低，但是实质上我国失业情况比这些国家都严重，“中国的失业问题是全世界最严重的，解决失业问题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问题”。目前，国内失业有四种形式：一是登记失业，二是下岗，三是隐性失业，四是农村潜在失业。
另外，还有大量的退休工厂，退休较早而待遇偏低，他们也迫切需要寻找就业机会，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当前内需增长乏力，与就业不充分有很大的关系，制定政策，不应当仅仅以登记失业为依据。
执行农村减税政策
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应该通过降税来刺激消费、投资，但是这几年来税收的增长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萧灼基认为，有一些因素是合理的，如过去税收漏洞较大，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因素。
他说，应该考虑通过减免税的政策来刺激一些相关产业的发展，如高新技术产业等。有政协委员提出，要减免农林特产税，萧灼基称他是持赞同意见的，而且认为减免的空间还应该更宽一点，如农业税。
中国农民历来都生活在比较贫困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都是要轻徭薄赋，目前农业税虽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税种，但农业税一年就400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3%，在中央财政中占的比例已经很小了。现在工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应当把减税政策向农村倾斜。
萧灼基认为，根据当前中国的农村形势，可以按农村经济发展情况，执行不同的减免政策，这将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很有帮助，同时应当向农村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