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与我国传统文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精神论文,我国论文,世说新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主要试图从被论者有所忽略的角度，多侧面地论述《世说新语》记载的正面人物的高尚品质，广泛、真实、深入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力量，及其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优秀人物 嘉言懿行 传统文化
一
《世说新语》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较早而重要的笔记小说集，作者刘义庆是刘宋王朝宗室，宋武帝刘裕的侄子，本是刘裕弟长沙景王刘道怜的二儿子，因给道怜弟临川王刘道规作嗣子，袭封临川王，后又作过荆州刺史，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宋书·刘道规传》说他“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世说新语》可能就是他和手下文士杂采众书编写润色而成。梁朝刘孝标的注释，引用当时史书、地志、家传，谱牒之类四百多种，更加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使之广为流传，成为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之集大成者，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采辑汉末至东晋名士的轶事言谈，以魏晋为主，按内容分为三十六门，如《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所写虽只是零星片断，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魏晋士大夫的思想风貌、生活实况和时代风气。其中有不少地方对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穷奢极侈和暴虐凶残，进行了一定的揭露。如《汰侈篇》中有很多具体的反映：石崇与王恺斗富，随手就把二尺多高“枝柯扶疏，世罕其匹”的珊瑚树打碎。他们一个“以
澳釜”，一个“用蜡烛作炊”；一个“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一个“作锦步障五十里”。石崇家中甚至连厕所内也有穿着华丽的婢女伺候，入厕的人出来都要换上新衣；而王恺家中则“曲阁重闺”，像“迷楼”一样，进去的人竟险些出不来。王武子宴请武帝，饮具均用“瑠璃器”，“婢女百余人，皆绫罗绔
以手擎饮食”。武帝见所献肉极其肥美，异于常味，怪而问之，原来是以人乳喂猪。以上种种对民脂民膏的大肆挥霍，真是骇人听闻，统治阶级如此奢侈荒淫，胡作非为，人民的痛苦可想而知，这至少从客观上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有一定的认识意义。但由于小说出于封建士人之笔，故对书中所记人物事件，其爱憎褒贬必然带有较多的局限性，如用相当的篇幅记载了魏晋名士放诞离奇的行为：吃药、纵酒、清谈等，有些往往只是客观陈述，或则是欣赏而不批判，这些缺陷都是毋容置疑的。然而《世说新语》中还十分可贵的记载了许许多多可敬可爱人物的言谈举止，立身行事，表现了高尚的品格，所涉及的范围极广，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力量，对今天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具有不小的现实意义，这方面的内容却往往被人们有所忽视（包括流行的几种文学史著作）本文拟从这个角度来简述《世说新语》的一些特征与价值。
二
《世说新语》体现了中国悠久传统文化广阔的函盖面，由于它短小精悍，数量众多，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各式各样人物。全书三十六门中共有一千一百三十余则故事，如《德行》47则，《言语》108则，《文学》104则，《方正》66则，《雅量》42则，《赏誉》156则，《品藻》88则，《排调》65 则……其中有许多记载了古人优秀的思想和言行，真实而深入，所涉范围又甚广，千载之下，仍使人深深地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精神巨大震撼力，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多而广”“真而深”是这方面的显著特征，下面试从几个侧面简析之。
（一）为官清廉，身无长物，守贫节俭，鄙弃穷奢极侈。
《德行篇》载《王恭赠簟》：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王忱）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王恭祖父濛为司徒左长史，父蕴为镇军将军， 本人“起家著作郎，历丹阳尹、中书令，出为五州都督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但他虽官居显职，簟席却只有一条，“恭作人无长物”的自白，尤见其律己之严，也更对比出那些专以搜刮民脂民膏为务的贪官污吏的丑恶，所以史书特别赞扬王恭“清廉贵峻、志存格正”。
《德行篇》又载殷仲堪居官节俭的故事：
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盌，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噉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
殷仲堪为东晋中期名士，家中世代为官，从小受父母宠爱，读了很多书，尤其对《老子》颇有研究，受孝文帝司马
的信任，官至荆州刺史，依然不以守贫节俭为羞，不但自己清正廉洁，还经常教育家人和子女：“不要因为我主管一方，是朝廷大员，就认为我志足意满，无忧无虑了，其实，要管好一州的大事是极不容易的。清贫节俭是志士本色，我们不可爬上了高枝就忘了根本，你们可要记住啊！”因此他一家谦虚谨慎，生活十分俭朴，得到老百姓的普遍赞扬。
同篇又载范宣事“……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復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 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
邪？范笑而受之”。《范宣别传》说：“宣家至贫，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室，宣固辞，羡爱之，以宣贫，加年饥疾疫，厚饷给之，宣又不受。”虽贫寒不能易其志，洁行廉约，品格高尚，实令后人敬佩。
他们不仅自身清廉守节，志行高洁，就是在对待公家之事时也处处勤俭，从不大手大脚，如《陶侃》一则云：
陶公性检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
他还亲自查验竹篙，发现一个官员使用竹子是连竹蔸一起砍下来的，就越级提拔，因为竹蔸老而坚硬，竹根可以替代铁钉，是上好的造船材料。陶侃官至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拜大将军，屡立战功，为东晋名将。这里表现了他对待公务注重实际，精打细算，俭朴节约和办事认真的工作态度与精神。
以上诸例，都可见出古人于公于私，对己对人，对亲属严格要求；清正廉明的典范品格，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精神文明，实可为今人作鉴，对于当今各级政府机关与广大干部的廉政建设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心念社稷，国事为重，不以私隙废公
《言语篇》载过江士人新亭对泣事：
过江诸人，每至类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怅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这一则表现了爱国思想，对北方国土沦陷发出感慨，并表示力图恢复的心愿。晋室东迁之后，一部分士大夫仍以国家社稷为念。他们虽处良辰美景，饮酒赏花之际，还深为国事忧伤，乃至“相视流泪”，而王导更能发出“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的壮语，号召人们从忧伤中振作起来，以国事为己任，有积极意义。
又如《识鉴》篇载郗超不以私隙匿善云：
郗超与谢玄不善，符坚将问晋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于是朝议遣玄北讨，人间颇有异同之论。唯超曰：“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玄功既举，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
郗超与谢玄不善，这是个人之间的私隙，而举贤任能，委以重托，却是有关国家公事。这里记述郗超不但有知人之明，尤为难得的是他“不以爱憎匿善”，而以国家利益为重，力主委谢玄以重任，处事何等光明磊落。以视心胸狭窄，因私废公之类行径，品质何等可贵。郗超受到时人敬重，是理所当然的。
（三）刚正不阿，直言不避祸害
《方正》、《简傲》、《雅量》等还记载了一些正直之士不怕威胁，敢于直言的刚正品格。如《方正篇》载王敦兄王含作庐江郡，贪污狼藉，敦护其兄，于众坐称其兄“在郡定佳”，当时庐江人士都附和称赞，主簿何充却正色说：“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以致使“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同篇载温峤类似的事迹：
王敦既下，住船石头，欲有废明帝意。宾客盈坐，敦知帝聪明，欲以不孝废之。每言帝不孝之状，而皆云温太真（峤）所说；温尝为东宫率，后为吾司马，甚悉之。须臾温来，敦便奋其威容，问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无以测君子”。敦声色并厉，欲以威力使从己，乃重问温：“太子何以称佳？”温曰：“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待亲，可称为孝。”
王大将军势大权重，心狠手毒，想威逼温峤说假话害太子。温峤不以个人利益为念，不顾王敦疾言厉色、一再威胁，直言不避祸害。不屈服于当权者的胁迫，不作背理违心之论，敢说真话而不说假话，这是需要勇气和不怕牺牲的。《简傲篇》载，钟会往访嵇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扔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魏晋交替之际，政治黑暗，恐怖险恶，士族中人即使不是趋附司马氏，也要竭力韬晦，远害全身。嵇康面对司马氏心腹钟会敢于直言相讥，表现了他的斗争精神和锋芒毕露的性格。后嵇康终于被司马氏所害，但他面临杀戮而毫无惧色，视死如归。《雅量篇》记嵇康临刑于东市，然而“神色不变”，从容向人索琴以弹《广陵散》之曲。其敢于斗争、不阿附权势的精神品格是何等可歌可泣。
（四）视金宝如瓦石，乐善好施
《德行篇》载管宁、华歆事：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把生活中的两个小片断穿插起来，用对比的方式，显示管、华二人对黄金与阔人的不同态度，并以此揭示了两人品格的优劣，特别点明了管宁择友的严格，赞美了他视金钱如瓦石，弃权贵于不顾的优秀品格。同篇还记了阮裕轻财好施之事，阮裕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一次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阮裕把乐善好施，帮助别人当作自己应尽之责，非常乐于将自己的好物借给别人，甚至以别人不敢向自己商借而深为遗憾，体现了中华民族乐于助人，轻财仗义的传统美德。
（五）处惊不乱，喜怒忧惧不形于色
《雅量篇》载，谢安与诸人泛于海中，风起浪涌，“诸人色并遽”而谢“貌闲意悦”，既而风转急，浪愈猛，“诸人皆喧动不坐”，谢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终得转危为安。下面一则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同篇还载顾雍集僚属围棋，得到儿子死汛，他虽“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却“神气不变”，直至客散。这些都被称作“雅量”，是当时被推崇的一种“名士风范”，虽如此，仍有相当的积极意义，有的面临艰险，临危不惧，沉着对付，终于转危为安；有的虽逢特大喜事，但不得意忘形，狂喜失态；有的身遇凶讯，却能忍住悲伤，顾全大局；表现出坚毅、沉稳的心理素质，如此种种种良好的心理承受力，也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借鉴的，仍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精神品格。
（六）知有凶险，决不移祸于人，忠于友谊，冒死不肯败义求生
《德行篇》记庚亮不愿以凶马害人之事：
庚公（亮）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庚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已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古代传说，马白额入口至齿者榆雁，一名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是一种凶马。关于两头蛇的故事，刘孝标注引《贾谊新书》记载，春秋时楚国今尹孙叔敖，儿时在外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见其母而泣。问其故，答曰：“夫见两头蛇者必死，今出见之，故尔”。母曰：“蛇安在？”对曰：“恐后人见，杀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阴德，必有阳报，尔无忧也。”小说记述庚亮有意仿效孙叔敖对待两头蛇的故事，不愿出卖自己所骑的卢马，表现了明知凶险，决不移祸他人的美德。
同篇《荀巨伯看友》的故事也很动人：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耶？”
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荀巨伯看望病中的朋友，正“值胡贼攻郡”，他是在战乱中冒着生命危险去的，这就为写荀巨伯的情重如山定下了基调，其形象初露端倪。而不愿“败义求生”，是其内心世界的表露，突出了荀巨伯的性格特征，揭示了作品的主旨。“宁以我身代友命”的壮烈之辞，使故事推进到高潮。胡贼的“班军而还”又强烈地渲染了荀巨伯的性格光辉，深化了作品的主旨，显示了作者的倾向。荀巨伯的仗义行义，致使胡军受到感化，自惭退兵，不据而还，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道德精神力量的胜利。
（七）不以学问为私产，慷慨献助于人
《文学篇》记载：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服虔）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
郑玄本来自己准备给《春秋传》作注，并已注部分，后来无意中结识服虔，得知他正注此书，所见又“多与己同”，就当面告诉服虔：“今当尽以所注与君”。帮助他完成注释工作。郑玄与服虔素不相识，却能主动把自己的学问见解慷慨地赠给别人，热情助人成就事业，表现了郑玄坦荡的胸怀，他并不把学问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也不追求名利，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八）真诚朴实，不故作姿态，始终保持人格的尊严
《雅量篇》记载《坦腹东床》的故事：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太尉为千金小姐挑女婿，谁被选中，谁就可以指望飞黄腾达，难怪王羲之的堂兄弟们，个个故作姿态，表示庄重高雅，以求被选上。但他则相反，还同往常一样，随便地躺在东床上，郗太尉听了“报告”之后，偏偏选中了他，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郗鉴独具慧眼，看中的真是这种朴实坦荡，不慕虚荣，不做假的品格，所以在历史上盛传不衰，有“东床快婿”之美称。
《贤媛篇》载许允妇之事，其中一段这样记述：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科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这里记载了许允妻为了争取人格尊严，也为了争取自己与丈夫的真正结合，进行了一场“以理服人”的斗争。她外丑内秀，有胆有识遇事从容，料事如神，面对新婚丈夫的冷淡与嫌弃，她不悲不怒，不就不求，而是抓住机会反唇相讥，揭其所短，致使丈夫自惭理短。她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才华征服丈夫，不依赖乞求和忍让，虽然她说的一些理，仍有封建礼教的色彩，但却能充分显示她是一个有主见、有魄力，自主自爱的强者，而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欺侮的弱女子。这对于当今世界追求妇女的独立、平等、自由的权益，仍有深广的现实意义。
（九）重礼义，守信用，童稚难欺
《方正篇》载：
陈太丘寔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陈纪）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走。”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元方虽年少，却毫无畏怯之态，不仅驳斥对方的指责，而且严正地指出恰恰是对方既失信又失礼，使客人无言以对，结尾写元方不睬来客的逗引，尤觉维妙维肖。
《排调篇》载：
张吴兴（玄之）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
只通过一语问答，就展现一个聪慧、机警、口角犀利的儿童形象，张吴兴对待无礼的作弄，给予有力的回报。使人想见和他开玩笑的老先生被嘲讽后是何等的狼狈。
以上两则所记是七、八岁儿童之事，生动地显现了两个聪明活泼，敢于并且善于反抗无理欺侮的孩子，由此告诉人们，凡事都要讲礼义，守信用，必须注意道德规范与精神文明，自身无理而以为童稚可欺，最终只能落得个抱惭而归的可笑下场。
（十）知错而改，毅然弃旧图新
《自新篇》载《周处除三害》之事：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
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入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
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
周处杀虎斩蛟后，知自己亦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但又顾虑“年已蹉跎，终无所成”，陆云的鼓励，使他决意改过自励，走上了新路，勇敢地告别过去，成为一个有用之人。这对于今天失足青少年改过自新及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挽救，是一种极为有益的启迪。
三
众所周知，《世说新语》写所谓“魏晋风流”，讲门阀，重标榜，尚浮华，喜清淡，以简傲为高，以放荡为达，追求享受，遗弃世务等等；又暴露了当时社会的许多黑暗面；但不容忽视的是它还记载了相当多的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上述十余个方面仅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部分。它短小精警，容量众多，几乎函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上自帝王君主，士族官吏，下至平民百姓，乃至妇孺稚子，男女老幼，无不有所反映。“多而广”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特征。
《世说新语》虽不如人物传记那么确凿可靠，只是零星记载片言只语，传闻轶事，但它既不同于以神鬼为主的志怪小说，也不同于唐传奇的“作意好奇”，“有意为小说”，而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人物大都是真名真姓，加上刘孝标精心作注，与其它小说相比，它具有广泛的真实性。从对于后人的启迪教育功能而言，唯有它的真实性，才更能体现我国传统文化所显示的道德精神力量，才更有说服力，震撼力。
与其广泛的真实性相结合的是它的深入性，小说内容深入到具体生活的各个角落，有些看似琐细小事，诸如居家生活的俭朴节约，对待学问的态度，朋友间的交往，及至婚丧娶嫁等。然而这些细微末节恰恰最真实而深入地体现了人物的品格，也即深入体现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因此“真而深”又是它的另一个特征。
综上所述，《世说新语》确实用了不少篇章与笔墨记叙了许多人物的嘉言懿行，这些优秀人物无论对人对己或对待学问，也无论对待国家对待公务，都有许多令人感动和难忘的地方。小说在这方面充分体现了“多而广”、“真而深”的特征，虽然其具体的性质和意义各有不同，但所记古人这些优秀的思想和言行，却实实在在地体现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千年之后，仍能使无数后人深深为之感动并得到有益的教育和启迪，这对于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对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有不可忽略的特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