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为“革命”——重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未来论文,小说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4)04－0001－010 1899年暮春，旅居东京的梁启超(1873—1929)在犬养毅(1855—1932，曾担任日本首相)的帮助下结识了孙逸仙(1866—1925)。①与梁氏相似，此时的孙逸仙也因反抗清廷而被迫流亡海外。然而不同的是，梁启超追随着恩师康有为(1858—1927)继续图划维新改良，孙逸仙则致力于开拓另一条更为激进的革命之路。尽管如此，孙文革故鼎新的气魄和思想已然触动了梁启超，并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改良主义方略。在随后的五年里，“革命”一词在梁著中出现的频率与日俱增，“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革命”创造性地出现在了他的演讲之中。尽管1904年之后，梁启超的政治热忱再度转向，但是“革命”，作为一个新兴词汇，早已渗透进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王权政体。 本文着力讨论的也正是梁启超在该时期，对“革命”这一理念的关注。不过，相对于梁氏的政论文章而言，笔者更愿意将目光聚焦于他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最初连载于日本横滨的小说杂志《新小说》，随即受到了现代中国文学开路先锋般的礼遇。这篇小说不仅囊括了梁启超在这一时期充满矛盾的政治思想发展轨迹，也生动地呈现出他投身革命活动的迂回路径。就其自身而言，《新中国未来记》对之后数十年间中国革命走势的展望竟一语成谶。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到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其间革命文化政策与文学信条的演进与流转无一不可在这篇小说中寻觅到些许端倪。 《新中国未来记》，作为一篇科幻小说，将中国投射到了1962②年。在梁启超的描述下，此时的中国业已迎来新的太平盛世，成为举世瞩目的超级大国。但梁启超显然对中国获得政治文化至高地位的路径有些犹疑，更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本身也没有完结。尽管如此，小说现存的部分对当时那一代读者来说，在鼓舞革命热忱上仍然具有撼人心魄的感召力。梁启超此时对理想革命方式的探索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已然成为泡影，但他以小说的形式所展现出的文学与革命的辩证关系，在今天看来仍然与“新中国的未来”息息相关。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笔者将尝试检视梁启超展开其革命话语的路径，以及他之所以将小说视为宣传革命最有力的工具的理由。在梁启超看来，小说与革命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政治想象与政治行动往往相互作用。然而，他的计划最终因历史的偶然性与叙事策略的“内爆”而被迫终止。第二部分，笔者将对《新中国未来记》的文本加以细读，除了“革命”之外，将集中讨论文本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未来”。笔者所关注的问题在于，梁启超如何在一种“将来完成式”叙述中调动起他关于革命的种种理念，以及种种叙事策略——诸如闪回与预叙如何构成他革命日程表中的标的物？在第三部分，笔者将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重读梁启超的革命方案，进而考量这部出版于一个多世纪前的小说，在小说与革命的辩证关系上，对今天的读者是否仍具有启迪意义。 一、作为小说的“革命”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针对现代革命的经典研究中坚称，“革命”之所以能够调动民众去努力改变社会政治的现状，主要因为它可以激发出一种“创新性的感召力”③。对叙述与政治活动的互动关系别有会心的阿伦特随即指出，这种“创新性的感召力”正是叙述的动能之所在。在《论人的条件》一书中，阿伦特通过对公共领域里故事展演的研究推溯城邦制度的起源。在她看来，讲故事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有组织的追忆活动，它强化了城邦民众对过去和未来的历史性感知，进一步凝聚了讲述者与听众的关系，从而也为国家政体的开放性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此，讲述故事——叙事——不再只是一种叙述性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能够培养自我表现能力的言语活动。[1]城邦并非地理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伴随这样一种言行活动出现的人的组织形式。对故事的重塑也因之与对历史的重塑密切相关。阿伦特从叙事所具有的感召力中得以想见现实革命所具有的爆发力。 阿伦特的研究所涉之历史语境与本文的中心议题相去较远，但她有关革命与叙事的思考，仍然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政治革命与文学革命在现代转向进程里是如何相伴相生的。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立杂志《新小说》，并在创刊序言中，针对小说与革命的关系写下了那段著名的论述：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2]758－760 尽管“革命”一词并未在文中出现，但梁启超对“新”的论述却显然与“革命”有关。对梁氏而言，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这种力量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各项事业，从政治学到伦理学，从国家的建立到个人的实践。总之，《新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梁氏革命方案的动力之源。 也许有人会指出梁启超的这篇宣言略显夸张。冷眼观之，甚至可以将它看作对儒家“文以载道”观念的又一次老生常谈。但细读之后，笔者却发现，梁氏的确在宣言中引入了一些新的东西。梁启超所谓的“小说”兼指叙事性创作和用白话写就的戏剧，而这类作品由于带有诸多平民化倾向和些许庸俗的旨趣，始终未能见容于古典的正统文学。因此，梁启超突然将其拔擢至关乎国运兴衰的高度，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既有文学制度的有力挑战。此外，他并没有单纯地将小说看作传递革命理念的媒介，而是坚称“新小说”本身就是一种明晰有力的言语实践活动，可以开启民智，鼓舞民众畅想未来并将革命理念付诸实践。有鉴于阿伦特关于革命与叙事的讨论，我们不禁要继续追问：梁启超所谓革命的言说之力究竟指什么？他的“小说界革命”所要引起的政治作用是什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小说界革命”应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早在1890年代中期，梁启超就已接触到日语“汉字”所翻译的“revolution”——“革命”——一词，但并没有给予它太多的重视。直到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亡命东瀛的梁启超开始反思自己导师康有为所制定的改良方案，并开始注意到“革命”这个新词及其所指涉的全新的政治运动路线。梁启超从两个途径了解到“革命”的意义内涵。一方面，孙中山在19世纪末所倡导的革命活动曾经引起过他的兴趣，孙中山也很希望梁能加入自己的阵营以壮大革命的声势。另一方面，来到日本后不久，梁启超就已注意到日本“明治维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由于‘革命’一语包含的尊王改革之义已经深入人心，所以‘明治维新’和‘明治革命’变成了同义语。”日文将“revolution”译为“革命”(kakumei)，指涉“群治中一切万物莫不有”的“淘汰”或“变革”，④梁启超对这种译法颇为倾心。然而尚需说明的是，日语在接纳“revolution”一词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改造。日文里的“革命”(kakumei)尽管仍然表示政治变革或维新，但却失去了“revolution”原本暗含的关于大规模暴力和政权交替的深意，尽管这一层意义在欧洲语境中原本十分重要。⑤梁启超并没有拘泥于这一词义的变化，而是在日文对“革命”的阐释中寻找到了中国可堪效法的改革之路。 然而，梁启超对日文“革命”一词的借用却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过程。正如陈建华等学者所指出的，源出《易经》的“革命”，在中文语境里自有其词源学意义上的发展轨辙。[3]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是一种“应乎天而顺乎人”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它如季节更迭般周而复始地发生。换言之，这样的“革命”在中国人对宇宙、自然、人生的观感中往往呈现出一种超验的色彩，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这与我们今天理解的西方所定义的“革命”(revolution)相去甚远。 尽管梁启超打算借鉴日本的模式以推动革命事业，但他并没有全盘抛弃中国文化中有关“革命”的思想遗产，特别是其中有关天命与循环论的价值内涵。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受到了其他(国家)革命模式的影响，包括法国、美国、匈牙利、意大利、俄罗斯、英国等多个国家的革命历程都成为梁氏资以借鉴的范本。⑥在梁启超看来，理想的革命范式应该是在不引起激烈社会变革的前提下给中国带来脱胎换骨的转变。但在投身维新运动之初，他也意识到“革命”往往根植于激进的变革诉求之中，因此，不论我们如何界定“革命”的本质，都难以祛除其破坏性潜质，更难以规避其后果的不确定性。这样一层认识使得此时的梁启超在思想与行动上充满了矛盾。而一系列矛盾所形成的张力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得到了戏剧化的体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启超与其他志同道合者一起在1899年春末会晤了孙中山，并最终达成了两党尝试合作的议案。可想而知，这个议案让康有为十分震怒。为了阻断爱徒与孙文革命党的联系，康有为委派梁启超于年末前往檀香山(火奴鲁鲁)执行新的任务。但此时的梁启超已然按捺不住革命的激情，在前往夏威夷的路上，梁启超正式在文学术语中使用了“革命”一词，提出并阐明了关于“诗界革命”的观点。⑦我们可以想见这一口号在当时所具有的冲击力。在中国，“诗歌”不仅仅是历史悠久的文学体裁，更是文化精英阶层的气质象征；而“革命”，这个晚近出现的舶来语，又恰恰是以冲决一切旧事物为己任的。梁启超将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不仅如此，这一口号的提出也意在唤起“革命”内在的诗意风采，进而为大量政治运动的现代形式在情感上提供了一种新的共鸣。梁启超对这一自己所创的新词的流行颇为得意，很快又提出了“文界革命”。他援引德富苏峰(1863—1957)借改良文艺在日本宣传欧美新思想的路径，号召中国知识分子以同样的方式取道“文艺”，以改变中国。⑧ 梁启超此时激进的思想倾向可以从他的一篇文章——《破坏主义》——中窥得一二。这篇文章在他提出“诗界革命”前的几个星期发表。文章展示了破坏一切以便重建的迫切性。在梁启超看来，肇始于欧洲的革命，将很快如汹汹大潮、蓬蓬飓风一般吞没亚洲。⑨1900年4月下旬，梁启超给远在南洋的康有为写去一封长信，信中表明，自己在考察并排除其他可能的革命道路之后，已决计支持法国式的革命方案，并且坚称中国只有经过激烈的暴力革命的洗礼，方可重获新生，跻身现代国家之列。[4]这封信使康梁师徒之间原本存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但梁启超这种激进的姿态有增无减，并在1901年夏达到顶峰。在发表于是年六七月份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梁氏提出，对颓败腐朽的旧中国而言，“破坏”相当于一种“德”(“破坏”亦可谓之“德”)。[5]691－696饶有兴味的是，他还将中国比作一个身染封建制度沉疴的国度，其病患之严重以至于非最极端的治疗手段不能使其痊愈，而这个治疗手段就是“破坏”。[5]691－696 1902年，梁启超的革命立场渐趋缓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着手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杂志。在一系列文章中，梁启超尝试去梳理革命的诸多诱因与可能的结果。而他的思考在《释革》(1902)一文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体现。从标题来看，文章从训释“革”字在语义层面的流转变化入手，着力阐发社会变革的不同形式以及民众的态度。在梁启超看来，中文里的“革”，兼有“革新”(reform)和“革命”(revolution)相近的两个义项，同时也保有着源出《易经》的“变革”之义，是一种“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变革”。梁启超在文中指出，“革命”并非政治领域所独有，“人群中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中均存在。如果革命能够通过温和的改良手段加以施行，那么也并非一定会导致暴力冲突。梁氏在此处的论述表明他对革命形式与功用的看法已远不及前几年那般自信。同时，他在有关“小说界革命”的论文中进一步展开了他对革命正反双方的讨论。 梁启超在1902年末提出了“小说界革命”，以此作为文学革命“三部曲”中最后一个部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像诗歌、散文那样受到重视，相反常常被视为一种较为低等的文学实践形式，因为它们大多出自缺乏根据的虚构和略显粗俗的情愫。所以，此时的梁启超将其拔擢至文学金字塔的最高层，这一行为本身就是革命性的。此外，他还着力指出小说能够为几乎所有的人文领域绘制全新的蓝图。在梁氏看来，小说以其革故鼎新的“不可思议之力”，能够“支配人道”，“改良群治”，化不可能为可能，从这层意义来说，小说就是革命。[6]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也许会让我们联想起汉娜·阿伦特笔下，在社会交往与国家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叙事所具有的创造力。但细读之下不难发现，梁启超对革命与小说之关系的利用与阿伦特截然不同。在梁氏鼓吹“小说界革命”之前，有志于维新的知识分子们就已经提出要吸纳小说作为传播新思想的新媒介。严复(1854—1921)和夏曾佑(1886—1924)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7]1－12作为“现代第一篇肯定小说的社会功用的批评文字”[8]，征引生物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以阐发小说吸引人心的内在因素。对他们来说，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直接关涉“英雄”和“儿女”，此二者主宰了普遍人性(公性情)。因此不仅可以弥补“历史”在表现生命群相时的不足，更以其“曲合乎人心”的特质，确保人性中英雄与男女的理想生生不息。[7]1－11梁启超在次年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1898)对严、夏两人的小说观作出回应。[9]他在文中介绍了政治小说，认为这一文体对日本维新运动的成功颇多贡献，因此也应该会对中国有所助益。随着严、夏二人和梁启超的文章陆续发表，推广小说的风潮在之后的几年里迅速弥漫开来。[10]20－65 批评家们已然注意到晚清围绕小说的讨论中带有些许“文以载道”的追求与“实用主义”的气息。而梁启超，作为新小说最活跃的一位发言人，其对小说所抱有的态度也的确很难与“利用”这一字眼撇清关系。但梁启超仍然通过对这一逻辑的些许修正，使自己在同辈人中凸显出来。我们不禁会想到，无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在开始将(新)小说理想化之前，都对(旧)小说大加抨击。严复呼应传统儒家的偏见，指责小说诲贪诲淫，[7]12而梁启超则谴责小说散布中国旧社会腐败的生活理想与迷信。他说：“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兔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2]758－760 如果小说在过去数百年间一直危害中国社会，那么梁启超等人要拥抱小说，以为这个毒性重大的文类能自我转化成疗救中国社会的灵丹妙药时，其中必有蹊跷。我们当记得柏拉图要将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因为害怕他们的作品会削弱国民的士气。晚清批评家们也有类似的论调，但结论却大相径庭。梁启超和跟他抱有同样志趣的知识分子欢迎小说，仿佛认为小说具有无上能力，能先自我涤清故有的毒性，再使它先前毒害过的读者复苏。这样的“药”看上去与德里达在Dissemination中所讨论的“药”(Pharmakon)十分相似，[11]而这样的疗救手法，不啻为对中国传统医学观念——以毒攻毒——的一次妙用。 传统文学批评的功利论无法全盘解释梁启超等人所设想的如此激烈的观点。对梁氏和他身边的批评家而言，“有用”与“误用”是互可转换的字眼。当梁启超声称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在于改革一种一向危害国家的颓废文类时，其宏大的计划时一方面表现出自我吹嘘的色彩，时一方面又自暴其短。⑩这样的小说理论兼有创新与守旧的双重面目，似乎没有哪一种关于革命与叙事的现代理论能够完全阐明其本质内涵，汉娜·阿伦特的理论也不例外。但是，梁启超在革命时代对新小说的倡导本身就是以其所具有的宣泄功能为预设前提的。因为中国小说在发端之际就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文体，同时对来自前代的影响，甚至污染，先天地缺乏免疫力。 虽然梁启超相信“小说界革命”的巨大力量，但却对小说与革命最终的发展结果怀有疑虑。在他看来，小说创作中的蹈袭之风与颓废之气在程度上不亚于其所具有的创新性；同样，革命性的重建工作只有在引入甚至接纳了破坏性力量的前提下才能得以施行。最终“小说界革命”的动能竟然取决于其预设前提的“内爆”。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梁启超在宣传革命与小说时时常引述的那个关于医药的类比。在1901年，梁启超将革命称为“破坏之药”，但此“药”过于凶险，未必适于救治中国。有鉴于此，他在次年选择了小说作为革命手段，以期达到“以毒攻毒”的目的。然而在他有关革命与小说的想法中，一种潜在的破坏性因素始终如影随形，它不仅能够摧毁现存的一切，更威胁着未来可能出现的新事物。 梁启超的隐忧正在于此，在他看来，无论是革命还是小说，都有可能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革新，反而助益了本应弃绝之物的增长。只要对晚清小说作品匆匆一瞥即可发现，每一本“新小说”的出现，都同时挟带了更多非“新小说”的例子，如后来被称作狭邪小说、黑幕小说、侠义小说、幻想小说等等的小说。虽然“新小说”预期的读者是一般大众，但根据与梁启超同时的徐念慈的估计，所谓一般大众其实只占不到其读者总数的十分之一。[12]1903年，当梁启超开始质疑革命存在的理由时，他对于小说的热忱就消失了。(11)在《告小说家》一文中，他承认“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13]257此言出于1915年，因此，他所确言的新小说的沉沦应可上溯至1906年，即他自己的杂志《新小说》停刊的那一年。[13]257换言之，“新小说”一萌芽就已开始毁朽；在其新意尚未被一般大众所吸收前，“新小说”就已经成了过去式了。 二、回到未来 《新中国未来记》一开卷，便介绍2062年中国的盛况，也就是小说出版(2002)(12)六十年之后的事。书中描述大中华民主国的国民正在庆祝政治改革五十周年。在上海世界博览会上，备受尊敬的学者孔宏道——孔子第七十二代后人——应邀讲解中国缔造民主的过程。他的讲座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热心听众，包括全球数百个地区的留学生。这一幕讲座的构想是如此庄严盛大，夏志清教授甚至将其与《法华经》开篇佛祖说法的场景相比。(13) 我们匆匆带过的这段盛大开场，处在《新中国未来记》故事时间的结尾部分。换言之，小说采用倒叙的手法，颠覆了线性时间线索。(14)这种倒叙的技巧与将来完成式的修辞语法相互配合，不仅形成了一种对晚清作家和读者来说尚显陌生的叙事技法，也为叙述时间与历史的方式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新中国未来记》从日本作家末广铁肠(1849—1896)的政治小说《雪中梅》(1886)中汲取灵感。(15)《雪中梅》开篇也从2040年10月3日的东京写起，而这天正是日本第一届国会创立150周年的纪念日。[13]252除了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还能找到Edward Bellamy(1850—1898)的小说《回溯过去，2000—1887》(Looking Backward:2000—1887)的影子。这篇小说版由英国传教士Timothy Richard(1845—1919)删节后翻译，并于1891年至1892年间在《万国公报》上连载，是在晚清翻译出版的第一本重要的西方科幻奇谈(Science Fantasy)。它对于单一民族国家(nation-state)、科学乌托邦主义和“工业化的军事(industrial military)”[14]等概念的推崇及其叙事模式中所包含的对未来的描述与倒叙的修辞手法，都让不少读者为之着迷。(16) 梁启超本来的计划是写一套三部曲来讨论中国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新中国未来记》、《旧中国未来记》和《新桃源》。《旧中国未来记》描述一个不求改变的中国所必然面临的灾难，《新桃源》描述一群被流放的华人如何于两百年前在一个岛屿上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又如何帮助他们的同胞重建中国。[15]当然这套“三部曲”并没有完成。事实上，《新中国未来记》也只写到第五回就戛然而止。 小说叙述的是主人公黄克强与李去病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包括他们之间的冲突与合作。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清政府不得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黄和李对此义愤填膺，决定远渡重洋去英国学习新的思想。在牛津大学，他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当百日维新失败的消息传到他们耳边时，对于如何拯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他们再一次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李坚信只有即刻进行最根本的变革才能救中国，而黄却反对暴力和牺牲。于是他们各自踏上了追寻真理的道路——黄克强去柏林学习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的最新理论，而李去病则去巴黎亲身感受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影响。两位主人公在回国的旅途中再次相遇，却仍然无法在如何拯救中国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唐小兵认为，梁启超笔下的黄克强和李去病之间的激烈冲突，其实与他自己政治观点的困境如出一辙，即是对于如何完成现代性的过渡这一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16]黄克强支持的是伯伦知理(Johan K.Bluntschli,1808—1881)提出的德国自由主义立宪制和中央集权的国家(centralized nationstate)；而相反地，李去病则拥护以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为代表的法国革命派(French Revolutionism)，渴望社会契约论的实现，追求彻底的共和主义。两位主人公之间对于革命的争论，其实就是关于应采取平缓的改革还是暴力激烈的革命这两种不同方式的争论。文中黄克强与李去病关于法国大革命优缺点的讨论在全篇小说中脱颖而出，毋庸置疑地成为全文最扣人心弦的一幕。 从两人观点的对峙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本人此时对于革命的态度已经改变。诚如前文所提到的，1902年之前的梁启超一度向往冲决网罗的革命。而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他很明显地偏向于黄克强的观点，提倡通过温和的改革而非革命来建立君主立宪制，实现民主的最终愿望。由于小说的未完成，我们无法预知黄克强和李去病是如何各自实现自己的抱负的。可是多亏了小说中的倒叙手法，我们有幸得知黄克强最终完成了他的理想，成为了大中华民主国的第二任总统。 梁启超通过“叙述”(narration)来探究革命意义的尝试不仅限于在小说中对德国和法国两种革命模式之间进行的虚构辩证。1902年，在他创作《新中国未来记》的同时，他还在进行其他关于革命的写作，其中包括匈牙利的噶苏士(Laios Kossuth,1802—1894)、意大利的玛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和法国的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1754—1793)三位历史人物的传记。如他自己所说，这三位人物各自代表一种不同的革命类型。(17)噶苏士成功地整合了英雄主义与国家主义；玛志尼唤醒了人民的荣誉感和博爱意识；罗兰夫人则是牺牲与殉道的典范。除此之外，梁启超还试图通过在《新小说》中发表其他作者和译者的作品来补充自己的观点。例如，《东欧女豪杰》信奉民粹主义理想，参与俄罗斯虚无主义活动[10]166－172；雨尘子的《洪水祸》里记录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玉瑟斋主人的《回天奇谈》描写了《大宪章》的制度化。这就是说，除了在《新中国未来记》里所提到的法国和德国革命类型，梁启超在自己的创作和所发表的别人的小说/翻译中至少涉及了匈牙利、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美国和英国的革命类型。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小说中对于革命的考虑是基于一种独一无二的时间进程——未来的召唤。“未来”，作为一种叙述形式和小说主题，是晚清科幻叙事中最引人关注的母题之一。(18)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形式，非常依赖历史性的话语来达到其合理性和逼真的效果。这种话语将任何主题——无论是历史事实或玄奇幻想——放在过去的文脉里，以巩固其若有其事的真实感。通过此一历史语境所引发的“过去感”(pastness)，小说与历史产生密切的关系，也才能被读者明白并信以为真。[17]然而在晚清小说中，在其固有的历史写真愿景里，所叙述的事件的“过去感”已经失去了它的力量，被新生的“未来”所取代。从《未来世界》(1908)、《未来教育记》(1905)、《新纪元》(1908)和《新中国》(1910)等标题中我们看出，当时的作者们倾向于描写对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事物的想象，而不是那些已经发生的事。 事实上，梁启超绝不是晚清探讨未来的时间动力的第一人。严复和同辈学者对于进化论知识的倡导，康有为专著中提到的大同思想以及孙中山的激进革命理论，这些思想虽然在意识形态上都不尽相同，却都赞成时间是线性发展的观点，反对传统的循环(或者是倒退的线性)的时间发展。不过，梁启超对于“未来”的神秘力量的清晰阐述使他能在这些理论家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根据孔先生在开篇所说，新中国的“未来”可以通过六个阶段来达到：首先是预备时代，接着是分治时代、统一时代、殖产和外竞时代，最后以雄飞时代作结。(19)《新中国未来记》的时间进程显示了一种天启的壮丽，由此，革命甚至意味着诗兴的迸发，或反之亦然：诗就是革命。 虽然梁启超提倡革命和未来之间的相辅相成，但他的思想也展现了吊诡的一面。如上所述，梁启超对于革命的理解在1899年至1903年间持续改变；他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介绍了至少两种相悖的革命历程，却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更有意思的是，这篇小说写到第五章时戛然而止，悬置了篇头所承诺的中国在革命之后如何腾飞。虽然从第二章中孔弘道的演讲(2062)描述了2012年之后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但并没有具体讲明2012年到2062年这五十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有鉴于梁启超执著小说和国家建设之间历史性甚至是本体论式的密切关联，这篇未完成的小说无可避免地暗示了其叙事目的和革命因由的模糊性。 必须承认的是，晚清小说半途而废的例子，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晚清时阅读和创作小说所处的不稳定的环境。(20)《新中国未来记》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未完成的形式，使其叙述里的时间进程变得更为复杂。《新中国未来记》以“未来完成式”(future perfect mode)的叙述方法描写在六十年间中国如何达到光明的未来。在梁启超的小说中，“未来”是一种动力及目的，随着情节进展，逐渐显示其终极目标。但按照小说的结构来看，通过“未来完成式”的倒叙，未来的中国已经预先来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如何填补“现在”与“未来”中间那段历史空当，而这段历史空档正是小说叙述未能完成的部分。小说在第五回突然中止，留下了一个叙事结构的空当。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了故事的开端与结尾，却找不到原应承接两端的中间的部分。未被写出的不单是前进式的“叙述”时间，还有未来可以理解、可以达到的“历史”时间。 换句话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提出大中华民主国的宏大愿望，他对未来如此热衷，以至于抢先掌握未知之数，为历史预定前景。当遥远的未来是如此熟悉，当神秘的未知只不过是想当然尔的预言，梁启超很可能已提前掏空了未来的动力。因为他有关未来的观点，只不过是“昔日”或现时情怀的重现而已。迈向未来成了“回到”未来。他的作品并未真正地发现一个新的未来，而是中国传统时间、历史观的复辟；他探访未来的计划，是通过对过去想当然尔的翻案来进行的。甚至新发现的直线进行式时间，也可能只是套在传统时间巡回圈上的障眼法。也就是说，晚清文人对历史及未来的“总结”，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其结果只能是把现在的文化、道德观、目标和幻想投射进未来。正如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只被减化为一种——多个可能性中已经实现了的那一种，未来也被缩减成单一的选项。 即使各种外在因素迫使梁启超放弃写完《新中国未来记》，笔者仍视这一未完成的写作计划是他不愿认真讨论真正激进的革命计划的标志。依附着“未来完成式”语气，《新中国未来记》所处理的，并非未来数十年间可能会(may)发生的情况，而是已经要(will have)发生的情况。在梁的“未来完成式”叙述中，起码隐藏着三种不同的时间表： 第一，“未来”像是在历史另一端的神奇时刻，是历史前进动力的终极。作为预先规划好的时间表的完成时刻，未来的显现不是各种历史动力互相碰撞后凝结成新的关系，而是超越时间的神话性一刻。这在梁的小说中可视为是对以孔弘道先生为代表的儒家准则的完美重述。 第二，有鉴于中国在小说中被构想成的那样一个超级强国，我们不禁怀疑这不过只是当时欧洲列强模式的翻版。从实际比较历史的角度来看，1962(2062)年新中国的这个“未来”，将只不过实现了1902(2002)年欧洲已发生过的现象。问题是，要是1962年的新中国只是1902年欧洲现状的翻版，是不是意味着新中国的“未来”将永远慢欧洲一步，且不断重蹈西方过去(政治和经济上)的覆辙而已？ 第三，梁启超对未来的看法，也可能是要完成一个单一的、直线式(却不一定是革命性的)时间发展；这种直线式的模式，在儒家思想和传统欧洲思想中相当普遍，它使像梁启超这样的小说家耽于其中，无法进一步想象未来各种不同的方向，以及进化过程本身的变数。就算过去可以被视作一条已经实现了的历史线索，这却并不意味着未来也一定就得按照过去所预设的情境逐步实践。小说的名称虽然“憧憬新中国的未来”，却不妨讽刺地理解成“抹销新中国的未来”。没有“未来”——不只是因为小说根本没有完成，也是因为在尝试建立叙述“未来”的意识形态和概念的模式时，小说包含了对时间展示无限可能的一种根本敌意。 三、革命与内转 虽然梁启超对“小说革命”的推广并未持续太久，可是它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影响仍不可小觑。正如梁启超对他的时代所下的批语，“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皆时流所日日昌言者也”(21)。梁启超与其志同道合者的这些激进的姿态引起了“五四”一辈那些文学的改良/革命论者的共鸣，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鲁迅的《呐喊》。[18－20]20世纪初，“文学革命”再次转身，变成了更为激进的“革命文学”。20世纪20年代，在左翼作家展开浑身解数将“小说革命”转变成“革命的小说”的同时，小说本身也成为引爆争议的场域——甚至以作家的鲜血为代价。茅盾(1896—1981)和蒋光慈(1901—1931)在经历了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惨败后，不约而同地投身于小说创作。(22)茅盾的《蚀》描写来自城市的年轻左翼分子在理想破灭之后的茫然，蒋光慈的《短裤党》则歌颂那些牺牲奉献、死而后已的革命者。(23)巴金(1904—2005)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深受欢迎的作品中，强调无政府主义摧枯拉朽的力量，像《家》这样的小说亦预示着革命的到来。 梁启超及其同辈所倡导的诗界革命最激进的结果之一，是1942年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及由此引发的文学创作。延安讲话对(特定类型的)文学和艺术的意识形态寄托，对大众文艺和革命行动的有机想象，还有其内蕴的权力话语，在梁启超的小说论中都能看出端倪。同时，毛泽东的讲话也把梁启超理论的吊诡之处放大并且端上台面。讲话一方面支持文学具有“不可思议之力”，一方面仍强调如果文学没有律法的制约，就不能发挥它的作用。(24)这个悖论也许也体现了现代革命文学的基本困境。如果说革命文学的宗旨是寻求、呈现历史天启时刻的到来，那么现代中国作家在“五四”以及以后，还有延安时代的作品，就意味着对那一时刻的渴望与追求，并希望能参与其中。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写作也可以视为一种延宕的策略。因为只要渴望革命的叙事仍被书写传颂，就表示革命的“行动”尚未完满实践。写作因此坐实了“现在”——等待期盼的革命到来的时刻——仍然没有成为过去，“未来”——革命大功告成的时刻——也尚未到来。果如是，革命作家就可能会陷入一种否定的辩证的陷阱，即他们写得越多，反而越不能表达当下革命进行的积极性，也越发现他们无法通过写作来实现理想中的状态。诚如鲁迅所讽刺的那样，“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21]544 对于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来说，如何解决这一理论吊诡不是易事。毛把梁启超的理论推向极端，将其变成意识形态的指令。他所期望的最理想的文学理应能够跨越精英分子与普罗大众、宏大主题与日常生活、个体才华与政教传统、糟粕的过去与光明的未来之间的鸿沟。当写作与革命交织，笔墨与血水混合，一种新的文学于焉而起，浩浩荡荡，势不可遏。40年代后期，在毛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一批新面孔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赵树理(1906—1970)一炮而红之前，只是个业余写手；小学都没毕业的马烽(1922—2004)和西戎(1922—2001)是在革命的契机下才开始小说创作。而像丁玲(1904—1986)和周立波(1908—1979)这样经验丰富的“新青年”则誓言抛弃他们的城市身份、文化背景与资产阶级审美观，转投毛的理论旗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似乎意味着“新中国”的“未来”已经到来，作家们可以在小说中深究革命的本质。然而事实上，这种小说实践要不了多久就陷于自己的理论漏洞。以“革命历史小说”为例，它一开始就意图通过记录共和国建立的“史前史”来肯定革命的进程，指出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历史上必然到来的一刻。革命战胜过去，实践正义，“时间开始了”，证明天道好还。革命同时富含空间想象征：土地重新分配，阶级完满整合，国家独立，山河一统，个人和集体的位置重新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21]262在这样的期许下，《青春之歌》和《红岩》中革命者们的经历感动了无数读者，《保卫延安》和《红日》等小说中的英雄故事激励了一整代中国人对于集体主义的向往。 然而有些问题还是需要厘清。比如：尽管堂而皇之的革新诉求不绝于耳，但是从晚清到“五四”再到革命年代的这些年里，中国“小说革命”到底有没有真正带来剧烈的改变？如果有，那“小说革命”是否彻底摧毁了旧传统的根基？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再思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里对时间和政治的愿景。如果说梁启超的小说以“未来完成式”投射了新中国的未来，那么“革命历史小说”就为读者指出新中国还未建立前的过去。在梁启超想来，革命完成之后的社会理应国运昌隆，但“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们却在在指出，即便共产革命成功，新中国重新建立，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的幽灵仍然萦绕不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叙事成为了未竟的计划，其结局或终点目标不断被推后。据此，5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不断重述“革命(总是)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主题。在革命“创新性的感召力”之下，不可测的敌人、坏分子、历史反革命力量如影随形，随时蓄势反扑。小说之于革命到底有没有用？到底可靠不可靠？梁启超当年对新小说的犹疑仍然是小说家和国家领导人的悬念。 最后，笔者认为梁启超首创的，用来描写未来中国的“未来完成式”反而在新中国的政治话语而非小说创造中找到了归宿。梁启超半途而废的《新中国未来记》中对于“未来”的叙述是以对“现在”的叙述的阉割为代价的。该部小说的头尾具备，中间部分却永远迷失了。而回顾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叙事，我们是否也可以说，这种未来完成的叙述模式，也被转化为国家政策的指南。当小说的叙述法则被转化为国家纲领时，我们所见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叙述招式，而是意识形态化的命令。有什么比“大跃进”或者“超英赶美”这样的口号、政策更能说明一代人对“未来”这一神话的渴望呢？这两个运动都预先透支了“新中国未来记”。但在“回到”未来的过程里，毛及他的追随者却并没有顾及到时间进程、历史实践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让我们回到《新中国未来记》中的1962(2062)年。这一年正是大中华民主国成立五十周年——中国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的骄傲一刻。但历史的后见之明却证实这是中国革命史(表面上)“无甚可观”的一年(a year without significance，套用黄仁宇先生著名的书名)。这一年其实暗潮汹涌。“大跃进”带来的空前的饥荒逐渐控制，下一轮权力斗争即将登场。梁启超小说中万国来朝，聆听孔弘道先生的讲座，现实是毛主持了“七千人”大会，讨论如何继续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一年革命历史小说《红岩》风靡一时，千万读者深深被解放前夕地下革命者们的牺牲奋斗所感动。也在这一年，另一本小说《刘志丹》却被认定为“反党阴谋”，虽然刘是延安时期的重要军事将领，而小说创作得到过授权。《刘志丹》在1979年解禁，1986年再次被禁(25)。这部小说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定论，而时间早已湮没一般人的记忆。一个世纪以前，梁启超对于小说可能带来社会不良影响的忧虑，仍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坛以及政坛，徘徊不去。 与其用革命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文学的处境，我们不如用“内转”(involution)一词，或许能更恰切地形容现代中国革命小说与历史所走过的迂回曲折的道路。(26)如果“革命”意指用激烈手段摧毁现有的秩序，再造新猷，那么相对的，“内转”则指的是一种延伸、蜷曲而内耗于自身的运动。(27)相对于外沿发展的革命，内转常和后退的动作让人联想到一起。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反动，因为它的运动并不回到原点。内转与革命的相异处，仅在于它的运动方向看起来不是勇往直前的单向直线，而是迂回缠绕。事实上，这两者根本很难厘清，因为两者的运动都是无限延伸的。鲁迅对中国政治革命的讽刺大可用来形容中国的文学/革命：“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28) 在中国踏入后社会主义时代的这个当口，我们注意到其革命——或者说内转——正经历令人瞩目的转变。革命仍被视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笔历史、意识形态资产，“维稳”成为当下的首要之务，以保证真正的革命能够继续展开。当石破天惊的“创新性的感召力”不再，革命就可能成为一项架空未来的计划、一项内转的行径。抑或用梁启超式的话语来形容，架空的革命也将革命叙事还原成新小说之前的小说。 收稿日期：2014－06－20 注释： ①关于梁启超接触革命理念及其与孙文会面的细节可参见山田敬三：《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所见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的思想》，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346页。关于梁启超流亡日本及接触西学的整体情况可参见Joseph R.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Chapter 3,Berkele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Chapter 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②编者注：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在年份上刻意混淆，有时提1962年，有时提2062年，本文中年份的不一致处均遵从原著的说法。 ③［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参见James Miller:The Pathos of Novelty:Hannah Arendt's Image of 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in Melvyn A.Hill ed.:Hannah Arendt:The Recovery of the Public World,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9,177—208。 ④山田敬三：《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所见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的思想》，狭田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25页；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一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山田敬三：《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所见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的思想》，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页。 ⑥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一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另见Xiaobing Tang: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Chapter 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⑦在前往夏威夷的途中，梁启超在1899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诗界革命”。参见山田敬三：《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所见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的思想》，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⑧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山田敬三：《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所见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的思想》，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⑨梁启超：《破坏主义》，《饮冰室自由书》，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43—44页。梁启超所谓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虽然听起来颇为激进，但仍因袭着改良主义话语。它们不仅无法反映出梁氏此时有关革命的辩证思考，也难以阐明革命与改良、写作与实践之间固有的张力。 ⑩晚清有关小说“不可思议之力”的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夸张。晚清的小说论者谆谆提倡小说的同时，其实也纵情于空洞的文字游戏。当一种传统观念或价值被抬举到不成比例的高度与深度时，那么它不过是当代文化想象质变的表征罢了；而以浮夸替代自制，正是颓废文学观的第一个标识。当梁启超与其同辈将小说的功效与缺陷相提并论，他们其实是将传统批评家对说部的畏惧与迷醉同时推到极致。他们将传统文评(可能)言不由衷的道德观全盘接收，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如此；所不同者，他们把自己过于熟习的小说道德观陌生化(defamiliarize)，他们的论述因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他们文学信念中的“新意”，其实来自对过去的夸大，而非拒绝；当他们一厢情愿地对未来新文学表示吹捧时，他们其实已成为自己一心想打倒的旧文学价值的最吊诡的提倡者。 (11)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2页。1903年，梁启超启程访美，这次旅行可能是他停止写作《新中国未来记》的直接原因。但据夏晓虹研究，一个更为可能的原因是梁的政治立场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小说核心的论题在于革命与改良的论辩，但此时的梁启超已不再将革命视为变革中国的可能途径，这与该小说创作的初衷已是南辕北辙。 (12)编者注：此处年代遵循小说中说法。 (13)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见《人的文学》，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51—254页；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3—235页。关于梁启超该小说最新的诗学和地理政治学研究可参见Ban Wang:Geopolitics,Moral Reform,and Poetic Internationalism:Liang Qichao's The Future of New China,in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2012(6):2—18。 (14)使用倒叙法最有名的例子是吴趼人的《九命奇冤》(1905)。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作品集》第八章，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28—129页；也可参见Gilbert C.F.Fong:Time in "Nine Murders":Western Influence and Domestic Tradition,in Mile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