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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中国的学生是最累的，中国学生的课业负担是最重的；无可辩驳，中国学生的压力是最大的，只要你迈进小学的门口，就不可避免地承受来自各方面的重负。不可否认，给中国孩子“减负”，的确是一个最美好的教育理念。
与新的形势和理念相适应，北京市政府在1998年开始取消小学升初中考试，设计出在户口所在地的学校中实行电脑派位，力图通过技术上的变革减轻孩子课业负担，推动素质教育的实施。然而，这一做法现在却异化成课外教育的大比拼，孩子在这种“减负”的美好愿望下可能会变成“畸形儿”，它因此也越来越受到社会有识之士和学生家长的质疑。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电脑派位：加剧了教育垄断
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使教育不可能生存在真空中。整个教育行业，大大小小的学校或多或少已经与市场接轨，按照市场方式运作，力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在电脑派位的名义下，学校招生方式开始多元化，且名目繁多、五花八门。
在某种程度上，金钱成为左右孩子上一个什么样学校的重要砝码。由于许多学校改为民办公助，家长根据学校名气大小，水平高低，交一定数额的赞助费后，孩子就可以不参加派位。此外，各校为了突出所谓“特色”，都在招生时提出，有这样特长，或那样特长的，可以不参加派位，规定前多少名的可以不交费，前多少名的减半儿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学校都小有名气。这一做法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严重违背义务教育法，对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并无裨益。
不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稀缺，而且次差的教育资源也人为形成垄断。听天由命的电脑派位加剧了教育的行政性垄断，使义务教育的价格飙升。这里我们所强调的教育资源稀缺，是指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与人们对其无限的需求相比是严重短缺的。因为在任何国家，学校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学校拥有先进的办学条件，高薪招聘的教师，短时间内能够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升学率，也并不意味它已进入名校行列。一所名校地位的确立，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先进的办学理念，优良校风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在派位出台以前，只有少数的学校由于位高而尊，资源稀缺，处于垄断地位；而派位后，只要这一片儿有一所较差的学校，次差的学校就会变得稀缺起来，也就具有了垄断的性质。为避开最差的学校，家长就要千方百计地不让孩子参加派位，最直接的办法是向这些学校交一笔赞助费，第一流的学校收，只要不是倒数第一的学校也收，学校名正言顺地公开寻租，也应算作垄断后所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吧！
与此同时，腐败现象假垄断之势也不断泛滥起来。一些家长攥着“香火费”积极奔走，寻找各种实权人物，“有关部门”的领导应接不暇，“重点校”的领导也总是被月下叩门。还有一些实权人物正是利用了手中握有的权力，把稀缺的资源变成捞取个人好处的资本，监察部门也不得不把反腐败的目光对准了各级学校。也许人们还记得，侵吞巨额账外资金的抚顺六中校长叶烈一伙，面对来路不明的赃款，叶烈说记不清谁给的了，反正都是家长给的。铁一样的事实无情地证明了招生工作中的腐败，现在谁能说得清，现实中究竟还有多少“叶烈”式的人物？
择校经济加剧了校际两极分化
电脑派位的一个直接理由就是孩子可以就近入学，其实，家长为了让孩子避开电脑派位，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就要报各种各样的班，将来可参加各种竞赛，拿各种奖，为不参加电脑派位做准备。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人为造成择校，并形成经久不衰的择校经济。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学校既要忙于创收，也要重视教育质量，家长在择校过程中，也要考虑家庭的承受能力，根据经济实力选择学校。我们说，敢于一掷万金去择校的，并非都是大款。只因普通校尤其是薄弱校，各方面的条件都与重点校相差甚远，完全是“第三世界”，虽然政府也有一定投入，但终因基础不同且僧多粥少而导致苦乐不均。电脑派位形成了重点校不“义务”，而实行“义务教育”的普通学校又受冷落这样一个怪圈。有一个区的人大代表做了一个统计，所有参加电脑派位的学校都是二、三类学校。其中，三类学校占75%，二类学校占25%，重点中学根本不参加电脑派位。最终结果，孩子非但没有就近入学，有的孩子却披星戴月、南城北地奔波，孩子入学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学校创收的巨款，不但稳定了本已优秀的教师队伍，而且吸引了更加优秀教师的加盟，学校的教学条件自然也大大改善了。差校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境况。学校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更加严重。
电脑派位增大了义务教育的交易成本
由于择校经济的出现，学校与家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学校招收哪方面的特长生，收费标准如何，需要寻求谁的帮助，这是大部分家长在孩子到了小学二三年级就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并开始了工作，搜集信息的成本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家长就要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班，孩子就得跟着家长东城学钢琴舞蹈，西城读英语、数学奥校，一周连轴转七天，有时还得加夜班，饭没时间吃，就买个面包对付一人。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孩子升重点初中做准备，为的就是提高命中率。这个学校不行，还有那个学校替补，这个学校价格太高，再找一个价格低的。学生家长如此耗神费力，也不过把特长当作一块敲门砖，竞相投奔的真正目的是让孩子在这些学校得到特长以外的主业上的发展，教学双方更看中的都是特长外的东西。电脑派位，为的是让孩子享受快乐教育的乐趣，实践的结果却走向了它的反面，孩子不但要正常上课，而且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辅导班，一些课程的难度大大超过了正常孩子的智力水平，孩子在这种班中往往“收获”的是一种“挫折感”，自信心受到强烈打击。况且，电脑派位，完全听天由命，孩子们的奋斗精神和创新意识被貌似公正的电脑派位所扼杀，他们失去了是非观念，致使学生在做人、求知和健体方面严重失衡。
家长为了让孩子参加各种班，需支付大量费用。以最为便宜的数学奥校班为例，12次课400元，别的班更是贵的可怕，一种英语班12次课960元，如果再请家教，一学期的费用高达5000多元。家长除了经济负担加重以外，早晚还得接送孩子去“赶场”，身心也极为疲惫，对工作、生活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
收益与风险不对称，家长择校大比拼
就业压力的增大，使孩子面临着未来的生存恐惧。我国人口基数很大，就业压力可想而知，再加上大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对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心情之迫切也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人们清楚，如果自己的孩子被电脑“大拨儿轰”，就可能考不上好高中，更谈不上进大学。现在大本生已经“满街流”，招工面试人家张口就要研究生，孩子进不了重点中学无异于断送前程。没办法，家长只好咬牙跺脚勒腰带，借钱也要参加“烧钱”择校大比拼。
家长希望孩子进好的学校，看重的不仅仅是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名校中所接受的良好生活或学习习惯的培养。一个好的校风可以把一个有问题的孩子矫正好，而一个差的校风也会使一个好学生染上不良习惯。孟母之所以三迁，就是为减少不良环境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在青少年犯罪中，初中生占有很高的比例，达到70%左右。所有的家长也都知道，初中阶段对一个孩子健康地迈入社会是何等的重要。犯罪当然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与社会、家庭教育也是密不可分的。但进入一个薄弱学校无疑增加了犯罪的概率，这种高风险与固定的收益是严重不对称的。经济学原理认为，高风险必然带来高收益。中国人本来就是规避风险的，尤其在孩子的教育上力求最稳妥。孩子的成长过程是不能逆向的，一旦出现问题，不能推倒重来。况且，所冒的风险与收益是严重倾斜的，失败了是孩子的一生，即使在三流学校成功了，收益至多也就数万元的“择校费”。
要真正解放“苦孩子”，教育改革须系统推进。依据考试的分数来分配稀缺的教育资源尽管有诸多的缺陷，但至少还包含了个人的努力成分，这比起依据家长的权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关系资本来说，离公平而有效地配置教育资源显然是更接近一些，对社会的进步具有更积极的意义。
据海淀区教科所在全区的抽样调查结果，只有17.5%的教师认为电脑派位是公平的，54.8%认为是绝对不公平的，45.1%认为考试升学仍是较为公平的做法。有家长说：“如果是通过考试，孩子没有考上，我服气。但如果孩子们的水平差不多，别人的孩子通过交钱、拉关系上了好学校，我不服气。”
要彻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系统地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是必要的。包括尽快出台对学校和教师符合素质教育的评价标准，配合出台相应的科学操作办法，落实素质教育要求；尽快制订教师培训规划、目标，培养和选拔一批优秀教师，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取消对民办公助学校的倾斜政策；从事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均衡发展，不能再把差距拉大，不要把资金堆在少数学校上；提倡强校、弱校间师资互相交流；通过资源、教育体系及办学的调整来解决供需矛盾，使所有的学校都成为好学校。
然而，要达到上述目标需要长时期的努力，也需要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就目前存在的事关千家万户的诸多问题，我们该如何办？我们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名校、名师的竞争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任何违背这一教育规律的改革，都不利于人才的成长，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据有关报道，最早在我国采取这一做法的城市又开始恢复了考试，这或许也是一种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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