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货币体制的缺陷与东南亚金融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国际货币论文,缺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世人瞩目。各种媒体对危机的进展和原因从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的分析和报道。初期,国内学者曾对国际金融投机家的作用比较关注,后来则侧重于分析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和金融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和失衡。西方学者则大多把危机归咎于东南亚国家市场机制上存在的问题,认为这是“市场在惩罚市场”。所有这些分析对认识这场危机的性质,从中吸取教训很有参考价值。但是,多数论述,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及由此带来的矛盾这一大背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拓宽到1990年以来爆发过的多次国际金融风波和危机,就不难发现,90年代世界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有其体制上的原因。本文试图从经济全球化及其引发的矛盾这一角度出发,探求东南亚金融危机更深层的根源。
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性金融危机和动荡
学术界目前对经济全球化所下的定义各有差异。如果撇开争论较多的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区别与联系等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给经济全球化下一个一般的定义。所谓全球化是指伴随着市场的深化,一个国家、地区、企业、甚至个人的经济活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依赖和联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它已成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全球化意味着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国家进一步增多,世界经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世界经济的整体性不断增强,各国经济已不仅仅是一般地相互联系和交往,而是互相交织和融合,以致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整体。
经济全球化是在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生活国际化趋势早在18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出现。当时,西方国家相继完成了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产业革命,世界市场开始形成。随后,伴随着科技革命成果的不断运用,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也不断提高,就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但是,直至本世纪70年代末,经济国际化尚未上升到全球化的高级阶段。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在70年代之前科技革命尚未为经济全球化准备好物质基础。在经济生活国际化阶段,经济交往的物质基础是海洋运输和铁路运输。信息的传输也主要是靠电报电话,这就决定了经济国际化主要集中在第一、第二产业,而且除了几个发达国家之外,多数国家的对外经济联系还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第三次科技革命,尤其是80年代以来卫星通讯技术、传真技术、微电子技术的进步和广泛运用、普及,国际互联网络的开通,为全球性的商品和资金流通,为人员的流动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为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创造了条件。也只是到了此时,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才能由生产、流通,发展到包括消费的全过程,国际分工也不再限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也越来越深地卷入,“地球村”的概念才能被人们理解并接受。
(二)从经济国际化的载体——跨国公司的发展看,80年代前后相比,也发生了量和质的变化。在数量上,一直到70年代末,跨国公司只有1万多家,拥有子公司约4万多家。进入80年代之后,跨国公司发展迅猛,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涌现。目前,全世界共有跨国公司4.4万家,海外分、子公司28万家,分别是70年代的4倍和7倍。在质量上,跨国公司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国际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是跨国公司与其子公司或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中,跨国公司的作用也在增强,如目前在中国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就有4.5万家,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有1.1万家,在东欧、俄罗斯至少有5.5万家。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经济生活由一般性的国际化阶段进入了全球化阶段。
(三)从世界市场体系的发展看,70年代之前,真正全球性的世界市场尚未形成。虽然早在19世纪世界市场就已出现,但它实际上只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采取闭关自守的国策,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不高。二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使得世界市场的范围受到限制,加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有意封锁,造成了世界市场的割裂。只是到了7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向更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机制过渡,这时,世界市场才逐渐演变为全球性的世界市场,其范围大大拓展、运行机制更趋完善。可以这样说,是80年代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规模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带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四)从现代经济的核心环节资金运动和金融活动的特征看,8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首先,资金的国际运动不再仅仅是发达国家相对“过剩”资本的输出,发展中国家也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资本的流动也越来越频繁。其次,在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的同时,以证券形式所进行的间接投资规模也急剧增长,其规模在国际资本流动总规模中由70年代末的25%上升到目前的75%。国际资本流动出现的上述变化,使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它不仅使各国的生产资本国际化、全球化,而且还使借贷资本走向国际化,促使全球国际金融市场联为一体。
(五)从世界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看,8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比较重要的变化,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了相对更为自由的贸易和金融政策,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上述种种原因,对90年代以来世界的金融动荡与不稳定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第一,科技革命在推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资金在全球大规模的流动创造了条件,而巨额资金流动极大地提高了经济的信用化程度,从而为金融危机种下根源。当代科技革命,尤其是以微电子、电子计算机和现代化远程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广泛运用,使全球的经济距离大大缩短,使货币电子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巨额资金变成电子讯息,通过海底光缆、人造通讯卫星在全球各个角落流动,冲击着每个金融市场的行情。可以简单地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科技革命这一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目前日交易额达1.5 万亿美元的外汇买卖及在这一交易额背后引起的资金涌动要顺利进行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对资金在全球如此规模的流动,建立在国民经济活动基础之上的原有国内监管标准和措施便很难适应,很难具有相应的控制力。这样,一方面是信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则是原有信用风险控制措施的失灵,两者反差便使金融危机得以孕育。
第二,跨国公司、跨国银行、跨国证券公司、跨国投资基金等金融活动主体在80年代的迅猛发展,既进一步推动了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全面国际化,也带来了不同于传统国际金融活动的投资目标、投资行为、投资方式的变化。当跨国银行是国际金融主体的时候,国际资金流动主要是由贸易或产业投资活动引起的,中长期资本流动占主导地位,资金流动主要借助于银行信贷、债券、股票等传统形式。80年代异军突起的国际性投资基金和其他机构性投资者也成为国际金融活动重要主体之后,国际资金流动的性质、行为、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一,国际资金流动已与国际贸易和产业投资活动日益分离,据估算,目前由贸易、投资引起的资金流动只占全球资金流动总规模的10%,其余活动均属金融自身赢利行为,学术界所提及的所谓“倒金字塔”即由此而引起;其二,资金流动期限逐渐变短,流向越来越难预测;其三,资金流动的形式不再是传统的信贷和证券,越来越多的创新工具成了资金流动的载体,各种衍生交易和工具甚至可以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化。所有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地加大了国际金融活动的投机性和易变性,使国际金融不稳和危机出现的频率增加。
第三,世界经济的市场化趋势和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拓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也从另一个侧面对国际金融的动荡不稳产生了一定影响。市场化意味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资金流动过程中的作用增强,也意味着信用关系和金融活动的扩大及政府对市场干预减少。当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各国经济相互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后,发达国家的市场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大增。事实是80年代发达国家先后实行的放松金融管理的潮流对发展中国家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金融改革有极大的刺激作用。结果,在市场化浪潮的带动下,不少国家在取消不合时宜的管理同时,放松了本应加强的对金融机构安全性和风险控制的监管。其实,美国在80年代放松金融业务管理的同时,加强了对风险的监管,欧洲也是如此,但发展中国家只注意了经营业务管理上的放松,却忽视了风险监管加强的趋势。于是在全球经济市场化浪潮的推动下,管理自由化成为一种时髦,它为90年代世界金融的动荡与不稳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土壤。
第四,国际资本运动的主体和形式发生变化。在促进借贷资本全球化的同时,也使国际金融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增大。这种影响力与上述第二点机构性投资者所具有的资金数量庞大、投机性强的特点相结合,就对国际金融构成了一种破坏力量。它们与产业资本不同,通常并不以经济的正常发展所带来的收益为满足,而是以超额垄断和投机利润为目标,全球化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和机会。当然,在它们全球范围调度资金时,客观上也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但是它们的破坏力也随经济的发展而增长。90年代世界金融的动荡无一不与这一因素有关。
第五,开放政策的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反过来经济的全球化也使开放政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是,开放政策使世界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同时,也使得世界市场受冲击的风险性增大。隔离市场的栅栏被拆除之后,虽然提高了商品和资金流动的效率,但同时也为全球资金的积聚和冲击某一市场提供了方便,使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难以避免。
二、国际货币体制的缺陷与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90年代的金融危机几乎都是由货币危机引发或主要表现为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不例外。外汇市场上出现抛售某种货币的风潮并使该货币汇率在短期内大幅度下跌是这种危机的集中表现形式。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使人们不能不对国际货币体制上的缺陷加以考察。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制进入了一个“秩序弱化”的时期。下面我们分别从储备货币、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这三个方面,考察现行国际货币体制的“无序”或“秩序弱化”对金融危机的作用与影响。
首先,从国际储备货币的形成和安排上看,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后,储备货币开始多元化,德、日、英、法等国货币也成为储备货币的一部分,但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约占60%左右。储备货币多元化,从表面上看,似乎克服了“特里芬两难”的矛盾,但笔者认为,储备货币多元化并未从根本上化解这一矛盾,而只是将这一矛盾分散化。“特里芬两难”矛盾的本质,即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时充当世界货币的矛盾依然存在。各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管理当局,无论是美国还是德、日、英、法,均是按国内经济需要和货币流通的状况来判定货币政策的,银根的松紧、利率的高低,都取决于这些国家国内状况;而根据国内状况作出的政策抉择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要求不可能很合拍,这就必然会引发外汇行市不稳和金融市场的动荡。1993年下半年,当欧洲汇率机制出现危机,法郎、英镑等货币汇率大幅度下跌至汇率机制规定的下限时,德国为了抑制本国的通货膨胀,坚决不肯降低马克的汇率就是一个典型。储备货币多元化还带来了一个新矛盾,那就是实际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的影响。也就是说,储备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动、利率的升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大增强了,这就使外汇市场的不稳和动荡更加难免。1996年以来,美元对日元、欧洲国家货币的汇率不断上升,给盯住美元的东南亚国家带来了压力,是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少学者指出,东南亚国家未能及时调整与美元的盯住汇率来反映美元的实际升值,是一种失误。但盯住汇率制,正是储备货币多元化本身的缺陷。盯住一揽子货币,不仅需要高超的管理技术,而且也会引发其他问题,如通货膨胀,美元流通加剧等。因为发展中国家通胀率一般较高,美元化(即美元流通)倾向较高,如果本币对美元汇率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必然会加剧通胀和美元流通,使本币信誉受损。这也是印尼在危机爆发后仍坚持要维持印尼盾与美元汇率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现行多元化的储备货币制度,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动荡的可能性。
其次,从汇率制度上看,尽管浮动汇率制代替了固定汇率制,但各国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干预管理,因此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有规则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由于牙买加协议将汇率制度的决定权给了各国自己,不同形式的管理浮动、联合浮动或变相固定,全凭各国根据各自的偏好和利益自主决定。这种无序状态,看似很自由,其实问题很多。其一,汇率决定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它对贸易伙伴国有很大的影响,而每个国家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他国家汇率变动的制约和影响。因此,竞争性贬值或竞争性升值常常发生,成为金融领域引发争端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汇率受干预管理的倾向往往使汇率水平离市场决定的均衡汇率较远,当受干预的汇率水平较长时期偏离均衡汇率后,汇率的复归调整往往又会采取一种急剧的“复归过头”的形式,从而使市场出现动荡和不稳。其三,当经济全球化使外汇市场容量扩展至十分巨大的时候,汇率制度的无序加剧了一国外汇市场的风险,因为管理浮动的主要管理形式是政府动用外汇储备在市场上干预。当市场上出现单向投机冲击的时候,一国政府所拥有的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外汇储备,对于巨额投机资金而言只是车薪杯水,管理浮动和变相固定汇率难以抵挡冲击。因此,管理浮动本身就存在着易受冲击,易于发生货币危机的“缺陷”。其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同时也放弃了对成员国的汇率干预提供帮助的责任和义务。通常在发生货币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袖手旁观的。只有当危机可能危及该国货币的自由汇兑或债权债务的清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会予以援助。因基金组织目前只注重“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并消除妨碍世界贸易发展的汇兑限制”这一基本宗旨,如果一国的外汇危机不会危及自由汇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无义务行动。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以无动于衷,也与此有关。
最后,在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上,现行体制继承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则,完全由逆差国家自我调节,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于是,以美国为榜样,越来越多的逆差国在经常项目出现长期逆差时,仍通过短期资本的引进来平衡逆差,而不愿意通过汇率的调整或国内的紧缩来进行调节。但大多数国家这样做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美国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它可以长期吸引短期资金的流入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其他国家则不能。因外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偿债压力会使得原来被缓解的国际收支和货币贬值矛盾突然爆发,从而引起突发性的金融危机,并付出重大代价。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无序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制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最集中表现,它扭曲了使资源配置优化的利率、汇率等重要价格信息,使资金在全球的流动出现扭曲,并为金融危机和动荡种下祸根。
三、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因与国际货币体制缺陷的联系
笔者认为,东南亚各国及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作用的失误、经济结构的失衡、金融体制上的弱点及经济过热等等均是金融危机形成的重要因素,是危机爆发的内因,分析这些因素,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但是,上述因素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货币体制的缺陷有直接的关联,有些甚至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认识这一点,对全面把握当代金融危机的特征十分必要。
首先,一个国家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或者信贷过度扩张,会先引起国内通货膨胀,然后才是货币贬值,金融资产在高通胀的影响下一般反而会价格上涨,只有当经济危机出现后,股市才会下跌。因此,货币贬值通常是国内经济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先导。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首先由货币危机引起,然后再引发股市危机。而且,这些国家虽然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如房地产过度扩张,但整个经济并未陷入危机,一直到危机爆发,经济还都处于较高的增长水平。对此能作解释的只有一条,即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严重地依赖于外部融资,尤其是短期资金的支撑。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一旦外部融资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信心改变了,大量资金流出,危机就不可避免,而这种危机通常都由货币危机引发。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不是全球化这一大前提在起作用,东南亚金融危机会以另一种不同的形式爆发。
其次,一般认为东南亚国家经济结构上的调整缓慢,未能使出口产品和产业及早更新换代,在遇到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后,国际收支的逆差加大,从而导致货币贬值的压力不断积累。对于这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一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对于一个小型开放经济而言,出口导向型本身就意味着对世界市场的高度依赖,受外部冲击不可避免;其二是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要受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的制约,尤其是对本身缺乏高科技研究开发基础的中小国家而言,调整结构并不是一件易事;其三是当出口不振,国际收支逆差加大时,如果不吸收短期外资来弥补,人为地长期维持汇率水平,市场原有的调节功能会起作用,会迫使经济主体降低成本和价格,并通过降低汇率来恢复竞争力。但市场一体化带来的便利条件使这些国家政府倾向于借短期外债来弥补,这是与现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缺陷直接相联系的。因此,笔者认为,国际收支逆差本身不会引发金融危机,而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调节机制上的扭曲,才使危机得以生成并爆发。
再次,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的弱点,即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银行体系,而银行又严重超贷,坏帐比率极高等也是人们议论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这些原因的确对信用不稳和危机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使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因素增加,但是潜在的风险变成现实的危机是要有条件的。东南亚各国的金融体系如按金融深化理论来判断比大多数拉美国家强得多,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通胀率一直不很高,国内实际利率水平一直维持在正值以上,储蓄率一直较高。坏帐在80年代也曾出现过,如韩国1986~1987年破产企业78家,银行坏帐59亿美元,多家银行发生周转不灵,韩国中央银行最后不得不降低贴现率并对坏帐较多的银行提供资金援助;马来西亚80年代也出现过严重的银行坏帐,1986年有24家信用社因坏帐周转不灵,3 家银行因资产不良只得充资调整。但民众对银行体系,尤其对中央银行并未丧失信心,因而没有酿成金融危机。90年代情形发生了变化,此时维持商业银行超贷和坏帐的不仅是中央银行的资金注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外债成为国内银行体系维持超贷和坏帐积累的主要资金来源,因而这部分资金对国内银行体系的信心就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事实是去年夏天东南亚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国内民众并未提存挤兑美元,他们对本国银行体系仍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在外部资金的不断冲击下,中央银行败下阵来,最后引发了国内民众的信心不稳,提存挤兑美元风潮终于掀起,货币危机终于酿成了金融体系的信用危机。因为国内存款如果冲击市场,没有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能够经受得住冲击。因此,笔者认为,银行体系的坏帐虽是一种不良信号,但它并不一定必然地与金融危机相联系。如果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内,有中央银行的支撑,国内民众信心很强,风险可以得到化解。只有当这个体系是开放的,易于受外部冲击,并且可以逆转国内民众信心时,坏帐问题才会引起信用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使潜在的金融风险变成了现实的金融危机。
最后,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失当,开放速度过快,与国内市场的承受能力不协调也是一些分析中常提到的。笔者认为,市场不断开放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是无法避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开放后对市场的管理和应变能力也要提高。90年代初,当美元汇率处于动荡不稳时,发达国家的学者们曾呼吁各国采取措施对国际投机性游资进行控制,随着美国经济进入上升期,美元趋于坚挺,这种意见又销声匿迹了。至今国际社会尚未对此进行协调并采取有效措施,发展中国家要有所作为,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游资进行控制还是可以做到的,如对外汇交易征税,增加外汇交易成本,使投机无利可图;对金融机构的外汇存款收取保证金,以减少对短期外资的依赖程度;对银行提供的巨额本币短期贷款进行跟踪,如发现用于炒买外汇,实施征收罚息等。当然,从全球范围看,加强市场的监控,只是化解风险的一个方面,要真正消除风险,需要国内国际兼治。
四、结论
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自从资本主义的商业信用产生之后,信用危机便接踵而至。后来,资本主义的银行信用逐渐取代了商业信用,以挤兑和银行倒闭为标志的金融危机,便取代了一般商业信用危机。正是为了减少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危机的负作用,中央银行诞生了。西方国家政府还通过严格的金融法规来对银行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从而有效地减少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危机的危害程度。但是危机并没有根除,从这个意义上看,只要有信用存在,金融危机就会存在。金融危机存在的现实可能性,并不因此减少成立中央银行和制定金融法规的重要意义。危机存在的可能性与现实爆发之间有差距,从前者到后者需要一定的条件。而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货币体制上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这些条件,为90年代金融动荡和危机的频繁爆发准备了合适的土壤。我们研究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和化解危机,决不能忽视这个更宏观的根源。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东南亚金融危机归结于“市场在惩罚市场的失误”,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指责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忽视国际协调防范金融危机的国际性制度安排,就如同历史上只指责周转不灵的企业或信贷过度扩张的银行,而不去采取制度上的措施防范金融危机一样的荒唐。发达国家有责任也有义务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一起,为稳定全球的金融市场和防范危机作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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