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起源理论与我国农村改革方向
——韦伯中国命题的马克思解

杨继国，骆革新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马克思资本主义起源理论指出，资本诞生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资本诞生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劳动力变成商品，及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或者叫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二是有待“孵化”成资本的货币数量必须达到一定的量。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社会形成的“地主经济”导致中国不具有产生劳动力商品的条件。这是韦伯中国问题的马克思解。这个马克思解，不但解决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说明，中国现在仍然不具备产生完全意义的“劳动力商品”条件，这是导致中国进入“新常态”，走入“新时代”的重要原因。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振兴中国乡村经济的道路，只能在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前提下，进行农村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因地制宜地实行各种形式的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模式。

关键词 ：韦伯中国命题；马克思解；劳动力商品；农村改革方向；集体所有制

一、 导论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从而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在《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一书中指出，中国没有最早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像西方那样的新教伦理。这就是著名的“韦伯中国命题”(郭荣茂，2015)。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无论在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体系的便利、城市化水平和商业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市场的开拓、逐利意识和科技发达程度等诸方面远远超过西方。而且中国也远远早于西方在唐宋时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明清时期,江南工商业就相当发达,大量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无主仆名分”的自由雇佣劳动现象。(周广庆，2010) 按理作为比封建会更高一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该最早在中国确立才对。可是，历史的答案却是，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率先在西欧确立，中国却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瓜分的肥肉，沦为了西方的半殖民地。对于这样的史实，不但中国人很纳闷，外国人也很感兴趣。韦伯认为，从物质和政治制度等社会条件方面找不到正确的答案，答案就一定在精神层面，即在文化层面。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不出资本主义社会。

“韦伯中国命题”吸引了中国的相关研究，出现了一批从社会学、从文化、从宗教角度探讨中国为何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学者。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对韦伯命题的批驳之声也没有停息。与中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以及“四小龙”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似乎已“证伪”了“韦伯命题”。对“中国命题”的研究，不但是为了解决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尤其是农村改革的方向，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影响到“中国梦”能否实现。但至今对“韦伯中国命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本文尝试用马克思的理论来分析并解决这一问题。

国内理论界围绕“中国为何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问题给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这些“中国命题”答案的观点虽然很多，归结起来不外乎“多因素论”(夏振坤、占俊英，2002)与“单因素”论(朱华，2001；刘孟嚷，1995；冯天瑜，1990；刘震、张祎嵩，2013；王亚南，2000；张振国、马仲良，1987)两大类。

“单因素论”和“多因素论”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基本一致的。影响或者决定一个事物结局的原因一般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这些因素不是并列起作用，而是有主有次，或者这些因素共同为某个因素的派生，这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这些观点，或多或少都论述到了中国没有“率先”或者“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原因。“多因素论”的缺点是，没有分出主次，仅仅并列地把这些因素当成“中国命题”的答案，没有找到决定性的原因。“单因素论”大多论及从一个主要因素派生出多个因素起作用，从方法论上说优于“多因素论”。不过，这些“单因素论”存在众多不一样的观点，本身就说明，真正的决定“中国命题”的原因还没找到，或者挖掘不够深。其中，“制度论”(中央集权制)与“商人资本非独立论”尽管论述不尽相同，但其实都是把中央集权制度中的“地主经济”制度作为根本原因(王亚南，2000：116)。本文认为，这个观点最接近正确答案，但是这个观点仍然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仍然没有找封建集权制中“地主经济”导致不能满足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也即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条件。

钢渣：选用由某钢铁提供的热泼法钢渣，其XRD图谱如图1，钢渣中含有较多的玻璃相，同时由于RO相的存在，使得其活性较低。

《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告诉我们，资本诞生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资本诞生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劳动力变成商品，及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或者叫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二是有待“孵化”成资本的货币数量必须达到一定的量，或者说，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必须积累达到一定的量才能“孵化”成“产业资本”。这两个条件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决定性的、主要的条件。这个条件不具备，即使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量足够大，也无法转化为“产业资本”，也就是说，无法“孵化”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要具备了劳动力商品的条件，即使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量不够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量，迟早也会达到这个量，资本主义的诞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下面我们分别考察这些条件是否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被孕育出来。

二、“中国命题”的马克思解

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及其运行规律的经济学经典。其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的起源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当前的各种有关“中国命题”的理论研究，分别从政治、文化、宗教、制度及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观点五花八门，甚至南辕北辙，莫衷一是，但鲜有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国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来研究的。本文试着运用此理论做一分析。显然，只要分析一下中国是否具备《资本论》中论述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条件，就能从理论上回答“中国命题”。

1.《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

资本主义主义生产方式是以资本为基础、以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生产方式。资本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是支配资本主义的根本力量。资本主义的一切运行规则和规律皆受资本的支配。资本是“普照的光”。因此，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首先要研究资本的起源，或者说，资本的起源就是资本主义的起源。资本起源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

(1) 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资本是历史的产物，是货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货币变成资本的根本条件是劳动力变成商品。而劳动力变成商品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必须是自由民，必须对自己劳动力拥有所有权，以获得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权利。否则，在身为农奴的封建依附关系中，劳动者无权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除了劳动力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出卖，即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否则，即使劳动者有了人身自由，如果劳动者能够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谋生，也不愿意出卖劳动力。

(2)资本产生的经济条件

当资本产生的历史条件具备，也不等于任何货币都能够变成资本。“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者商品占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2009：356)这不但因为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需要一定量的货币，还因为资本主义是为了剩余价值而生产的。如果货币量能够购买一定量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但是生产的结果只够成本，而没有剩余价值，则资本家不会购买；如果有一定剩余价值，但这个剩余价值只够资本个人消费，而没有积累来源，再生产也无法进行。因此，货币要变成资本的一个经济前提是，用于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货币量要足够大，达到既能够生产出剩余价值，且剩余价值在满足资本家消费后还有足够维持超过简单再生产所需追加资本量的“余额”。

货币变为资本必须有一个最低规模的量。货币变为资本的历史条件是资本的“质”的要求，货币变为资本的经济条件则是资本的“量”的要求。资本主义的前史都有一个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这个资本的原始积累正是货币变为资本的“量”的要求使然，是货币变为资本的经济条件的“历史”实证。由于在资本产生之前，社会上没有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又是资本的来源，所以在剩余价值出现之前的“元资本”，即第一个资本，只能通过暴力的方式来达到那个“最低量”。

(3) 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

资本产生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但是劳动力商品的买卖与其他商品一样，都是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这时，资本的流通公式就会产生以下矛盾：G—W—G+ΔG。其中，W包含购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ΔG是投入货币资本的一个增殖，即剩余价值。既然遵循等价交换原则，怎么会多出一个ΔG？具体而言，就是：(1)等价交换与价值增殖的矛盾；(2)资本和剩余价值不能在交换领域等价交换产生，但它却离不开流通领域。马克思说，“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马克思、恩格斯，2009：193)

关于第一个矛盾。由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购买都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的，因此，增殖ΔG不可能在流通领域产生。既然流通领域不能创造ΔG，货币也不可能在流通过程变成资本。其关键在于，虽然都在流通领域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购买，但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购买，不同于消费品的购买。前者为了增殖，后者为了直接消费。前者的使用价值是其增殖的手段，而满足这个手段的是商品的“社会属性”的体现；后者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直接满足人们的消费要求，满足这个手段的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增殖的秘密正是这种“社会属性”的使用：使用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如果不使用劳动者，则虽然购买了生产要素，仍然不能增殖一个原子。

(2) 中国是否具备资本主义起源的两个条件

关于第二个矛盾。流通，即使贱买贵卖，也是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不可能生产出剩余价值，因为剩余价值不可能在流通领域产生。但是，如果不能在流通领域等价交换到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则剩余价值也无从产生。这是因为，劳动力这种商品可以创造出比自身价值大的价值。资本家使用劳动力进行劳动，即进行价值创造，劳动者除了创造自己的价值，还提供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这是解开资本总公式矛盾的全部秘密。

2.《资本论》对“中国命题”的解

相关抵消对于信号估计是最佳线性处理方法，利用线性变换去掉信号x(N维)、y(M维)之间相关的部分.假设对y进行线性变换的矩阵是H，且y与x相关的部分为

(1) 西欧的资本主义起源如何解决上述两个条件

为了对比，我们先分析一下最早诞生资本主义的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条件。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西方资本主义诞生是先解决“货币量”问题的，即先积累大量的前资本主义商业资本，这种资本并不是真正的资本，因为这种“商业资本”并不生产剩余价值，“商业利润”不外是贱买贵卖的结果；而真正的商业资本是资本诞生后从属于产业资本的、用于流通而需要的资本。为了达到能够“孵化出”资本的足够量货币，商人资本家采取了与封建君主“合作”的方式：商人借给封建君主货币，帮助封建君主“集权”，从而使分散的“诸侯割据”式封建领主制度向“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制度转变。君主通过商人提供的财政支持，可以扩充军队，进行扩张；作为交换条件，商人则从国家获得经营特许权，获取垄断商业利润，并借助国家的军队和行政力量，制定新的法律，实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在国家的强力干预下，商业贸易迅速向国内外拓展，乃至暴力开拓殖民地市场，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有了充足商业资本的积累，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就能顺利诞生，还需要将“原始资本”(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即建立企业，从事以利润为目的生产。虽然“原始积累”阶段，商人与封建统治者由于各取所需进行了“合作”，但“合作”的前提是不越过“商业”的界限进入产业。由于商人阶级与封建领主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存在利益的根本冲突。劳动者属于封建领主的“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因而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领主之外的人(在封建庄园内部也不存在劳动力的出卖，因为农奴的劳动力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属于领主所有)，产业资本所需的劳动力商品无法购买到。为了创造劳动力商品这个条件，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只能推翻封建制度，摧毁农奴制，解放农奴。在给予农奴“人权”和“自由”的口号下，新兴资产阶级带领农奴进行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劳动者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解放了的农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为了谋生，只能将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这样，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顺利转变为产业资本，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建立。

在路面结构层不发生开裂的前提下，采取经济有效的地基处理方案，不仅能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而且能降低工程造价，节约成本，这就需要制定合理的新老路基工后差异沉降控制标准。首先，逐次改变桩体参数，即桩体模量、桩体长度和桩体间距；确定桩体参数后，再逐次改变格栅参数，即格栅模量和格栅长度，对比不同工况组合的横坡度和强度发挥率变化规律，最终确定合理的差异沉降控制标准和处理方案。

1.1 病例收集和分组 在病人知情同意下选择患者及对照组（n=30），AD患者年龄均为＜1岁，按照文献[6，7]方法进行临床试验病例的筛查。按临床表现瘙痒、红斑、浮肿、脱皮和结痂程度分为对照组（无症状，n=30），实验组 1（轻度症状，n=30），实验组 2（中度症状，n=30），实验组 3（重度症状，n=30）四个组，抽取静脉血做免疫学检查和甲基化检测。

我们同样先分析“货币量”这个条件。仅就这个货币量而言，实际上当时中国的条件优于西欧：一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早，不但积累了一定的商业资本，而且个别地方局部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商业资本已经转化为产业资本。当时，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全国性市场初步形成,对海外的国际贸易有了一定的规模。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时使商人社会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就算当时的“货币量”不足以产生资本，中国为何就不能像西欧那样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呢？(唐文基，2005)所以，这个条件是不成问题的。再看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个条件。由于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式封建制度，就算到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14世纪、15世纪，也延续了1500年左右。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不像西欧那样，是与商业资产阶级合作建立的，而是把“分封制”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地主制”的封建社会。在地主制封建经济中，劳动者不但是“自由民”，而且还是拥有生产资料的小商品生产者；就算在土地兼并中，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仍然可以从地主哪里租种土地，并不改变其小农的身份，况且就算没有了土地，劳动者还有土地之外的生产资料，比如农具、耕牛等。中国由于土地兼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引起的朝代周而复始地更替，每个新的王朝初期都重新分配土地，使失地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因此，中国的劳动者并不像解放了的农奴那样是“一无所有”者。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条件——人身自由和“一无所有”，中国的农民只具备前面一个条件，因而“资本家”很难购买到足够的“长期”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无法普遍在中国出现，只能停留在萌芽状态。

根据单因素试验可以发现，玉米秸秆淀粉添加量、聚乙烯醇添加量以及甘油添加量的改变对薄膜抗拉强度和变形率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选取适当因素水平，以薄膜的综合评分为指标进行正交试验。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比较低，80%以上的劳动者都是农民。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城市经济对劳动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需求；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性质，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存在较大的反差，即城市务工收入高于农村务农收入，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尽管城市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对“农民工”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但由于后备“农民工”的数量十分庞大，仍然大大超过需求。其结果是，“农民工”由于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加上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这种性质决定了他们不是长期的“雇工”，只是短期的“农民工”。大多数农民工到年终都回家了，而且次年也不一定再回到原来的企业。但是，农民工总体上处于供过于求状态，这种短期“农民工”效应并没有太大影响企业用工；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是低素质劳动力，替代性强；一波“农民工”离开，会有更多替补者进入。同时，劳动力的供过于求状况决定了企业可以用极低的价格雇佣劳动力；这种低成本的模式维持了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的秘密所在。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人根据这一原理，从生产力方面寻找中国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因。所以出现了文献综述中的“生产力落后论”“科技水平落后论”(朱华，2001)。作为生产力整体水平，历史事实是当时中国的综合生产力远远优于西欧；至于“科技水平落后论”则是将西欧资产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发生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革命成果，来对比中国的科技。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初期不过是手工业的集中分工与协作；西欧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生产力水平绝不会高于当时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水平。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为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出现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中国，而出现在生产力水平不如中国的西欧呢？我们觉得，不能从个别国家去理解生产力的问题，而应该从世界历史的整体，从世界结构的整体去理解。一个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取代比较低级的社会形态，人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当然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是最后的推动力量；但不等于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得依次递进，从低级社会形态进入高级社会形态；或者说，进入高一级社会形态的一定是生产力发展最高级的国家。只要整体上世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新的社会形体就会在母体孕育，但这个母体是整个世界，而不是某个具体国家；至于孕育着“母体”的位置在哪，视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矛盾的发展状况而定；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国家，无论先进与落后。这个论点已被世界历史发展所证实，而不仅仅是理论假说。

做好乌梁素海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开发利用工作，建立环境监管机制，强化环境监管力度，是有效遏制湖区水体污染和黄藻再次暴发的基本保障。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最早出现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西欧，而不是生产力相对先进的中国，是因为，世界整体的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推动资本主义产生的程度。事实上，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尤其是中国古典科技成果火药、造纸术和指南针等发明，也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个问题，世界杰出的思想家比如德国的马克思、英国李约瑟、日本汤浅光朝等，都多次论述过三大发明摧毁了欧洲的封建制度的重要贡献。除了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三大发明”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古代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也曾影响西方的启蒙运动(于传波，1991)。此时中国先进的生产力是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的，而不能仅仅看成是中国的生产力，因为由这个生产力决定取代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世界整体的社会形态，而不是哪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证明了这个论点。

三、 “中国命题”马克思解对当今中国农村改革的启示

在道岔设备维修养护工作中，由于混凝土岔枕螺栓的失效，导致其固定和连接作用无法实现，将会导致一系列连接零件问题的产生。比如，滑床台开裂或是脱焊，导致道岔内部铁垫板开裂，并最终造成铁垫板、滑床台和钢轨的相关部分稳定性下降，导致铁路运行的安全性受到威胁[2]。连接零件问题的产生与道岔铺设及维修养护工作的质量具有直接关系，在道岔铺设阶段，岔枕铺设位置的准确性会对螺栓的位置产生影响，引发螺栓错位问题的产生。维修养护工作的效率与质量不到位，将会导致螺栓受到腐蚀，进而导致连接零件失去效用，影响列车运行的安全性。

1.现在的“农民工”，不具有完整意义的劳动力商品性质

改革开放后，我们实行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包括外资在内的私营经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经营的主体，所需劳动力从市场“雇佣”。这些雇佣的劳动力主体是从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从形式上看，他们具备了劳动力商品的性质。但仔细分析起来，即使是民营或者外资企业里，从市场“雇来的”劳动力，也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商品不同的。区别正是在于我国的这些“劳动力商品”他们不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他们在农村有承包的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他们不是本来意义的“工人”，而被称为“农民工”，本质仍然是农民。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成了“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体系，以此加入了国际分工链，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航程。

5）构件信息未达到标准化和多样化，现如今BIM技术中的族库符合中国建筑产品的构件还不够广泛，不能满足信息化模型的所需要的所有的建筑构件，因此对于信息化模型的表达不会百分百还原。

(3) 资本主义起源的生产力问题

由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发育得过早，中央集权制下的地主经济模式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在这种地主经济模式下，劳动力不具备变为商品的条件，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中国命题”，不但为了解决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个“马克思解”说明，不但中国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不具备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再到抗日战争，在外国资本的入侵下，也没能像其他殖民地那样催生出资本主义道路。那么，经过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后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诞生的条件了呢？

可是，这种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从农村看，由于青壮年劳动力都被吸引到城市，农村很多地方成为“空巢”，土地抛荒，使国家粮食不能自给，需要大量进口，粮食供给受制于人。从国家战略上说，产业长期在低端运行，导致付出高能耗、高污染的代价，得到的是却是低工资、低附加值、低内需；这造成两极分化严重，产能过剩，容易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导致宏观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劳动力”角度分析，由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生活成本上升，劳动力价值必须提高，企业面临工资上涨的压力；由于低端产业的利润微薄，工资成本的上升将使企业丧失竞争优势，以致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农村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务农”(含农村工商业)的收入与“务工收入”差距缩小，农民工由于家里有生产资料，有退路，于是回乡重新务农或者回乡创业。这就是前些年起每到春节过后，用工单位都会出现“用工荒”的原因。也就是说，这种发展模式的持续，会使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都遇到困难。

要改变这种困境，中国的产业结构必须升级。但这种升级是很难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快速实现的，它需要国家战略布局，需要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更需要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国家对这种状况有清醒的认识，认识到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制定了产业升级的“新时代”战略方针，决定“振兴乡村经济”。

2.农村改革的方向必须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

根据“马克思解”，假定我国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需要创造出劳动力变成完全商品的条件，即剥夺农民的土地，让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民。剥夺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可以是暴力式的强制剥夺，也可以是先通过土地私有化，然后自然发生土地兼并，大多数农民重新失去土地，沦为一无所有的自由民。“暴力式”剥夺显然在我国只是一种理论假设，不具有任何的现实性；“土地私有化论”却是有一定市场的。无论是一些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有人主张我国的土地私有化，或者变相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的主张，正是代表了资本的愿望和利益，这种主张符合“马克思解”中资本运行的规律。假定这种私有化的主张得以实现，是否会像主张土地私有化者的愿望那样发展呢？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新中国建国后的情况，答案就很清楚了。由于中国不能产生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任务最后是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大革命”代为完成，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部分。新中国的建立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通过“土地改革”使全国农民成为了拥有私有土地的商品生产者。如果中国革命停留在这个阶段，刚好就是上面假定的“土地私有化”的状况。在土地私有化条件下，如果允许土地买卖，则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土地多数会最终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重新分化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回到解放前的半封建半资本资本主义的状态，农村劳动力仍然不能变为商品；如果通过法律禁止土地转让，则农村将永远停留在“小农经济”的状态，土地不能规模化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则不能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的足够的剩余产品，也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剩余劳动力，更别提“劳动力商品”了。无论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工业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可见，在土地私有化条件下，无论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新民主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农村土地私有化后自然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都不能完成。

改革开放后，农村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制度，在当时是必要的；但通过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建设，“小农经济”的弊端日益显现，所以党中央的提出新的“四化”，即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并提出了“振兴乡村经济”的口号。乡村经济如何振兴，农村改革的方向如何确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问题。振兴乡村经济，就是要改变农村分散的经营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在保证我国粮食自给的前提下，释放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使之成为工商业的劳动力提供者；从而尽快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上所述，由于土地私有化条件下无法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所以，中国农村改革的方向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振兴乡村的任务只能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改革和完善经营方式，才能取得成功。

3.根本出路是农村经济“农工商一体化”

农村私有化不能为城市工商业提供实质“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农村坚持集体所有制条件下，不是更加不能为城市经济提供“劳动力商品”吗？这样就会出现两个问题：(1)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问题如何解决？(2)农村自己的剩余劳动力如何解决？

关于第一个问题。城市经济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属于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另一部分是包括外资在内的民营经济。根据上面的分析，假定没有国有经济，全部实行私有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不能购买到足够完整意义的“劳动力商品”，因而发展不起来。没有长期“劳动力商品”的提供，则劳动力素质不能提高，产业升级也遇到瓶颈。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城市经济中也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中，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力应该与私有制企业中劳动力在商品性质有所区别；余下的部分民营经济的劳动力属于商品性质，可以用现有城市新就业人口(含来自农村的大部分中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就能基本满足现有这类企业的“雇工”问题，这就解决了“农民工”带来的矛盾。

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一部分可以到国有经济中就业，余下的大部分，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农村就地工业化、城镇化。农村工商业化的途径，可以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1)南街村式的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建成农工商联合体。(2)股份合作制。农民可以承包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实行股份合作制，进行规模化经营，建成农工商联合体。(3)土地流转。农民将承包的土地流转给具有经营能力的企业集中进行农工商联合经营，参与分红，农民的劳动力则出售给企业，成为企业的雇工。农村就地工业化、城镇化，而不是全部农村“城市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观之，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现代经济体系的新“四化”，即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知道，西方的现代化之路都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信息化，而我国为何不提“城市化”而提“城镇化”？这一字之差反映了中国特有的现代化之路，也进一步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城镇”在中国不完全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介于二者之间，本质上是农村内部农工商业一体化的产物。中国实现整体现代化之后，仍然存在农村与城市新型“二元经济”。

比较两组重型颅脑外伤手术效果;住院时间;手术前后患者生活质量(QOL量表,分值越高则生活质量越高);并发症。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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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swer from Marxist Economics to Weber ’s Hypothesis about China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f the Direction of Rural Reform in China

YANG Ji-guo , LUO Ge-xin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 Weber's hypothesis about China is that why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did not emerge first in an oriental country like China, and Weber’s answer is that China’s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lack the ethics that Protestantism possesses. Weber’s answer stirred up much controversy, and the success of capitalism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which belong to the sphere of Chinese culture, has proved its falseness.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although Chinese scholars have made extensive discussions on the hypothes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n answer to Weber’s hypothesis by adopting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capital. The answer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landlord economy in the feudal centralism of China caused the lack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in which labor commodity was produced. The answer from Marxist theory does not only solve a critical theoretical puzzle, but also create vit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answer shows that China still does not hav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in which complete labor commodity can be produced. And that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and new era. China can only take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ath of revitalizing the rural economy. China’s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hould be developed locally only under the premise of sticking to the system of rural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adopt management modes of various types of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business according to local factor endowments.

Keywords : Weber’s hypothesis about China, answer from Marxist theory, labor commodity, direction of rural reform, collective ownership

中图分类号 ：F0-0;F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9)01-0048-08

收稿日期 ：2018-10-21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FJ2018MGCZ008)

作者简介 ：杨继国，男，重庆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骆革新，男，湖南桂阳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叶颖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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