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当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新移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移民文学”主要是指1970年代末开始，从大陆陆续出国留学、求职、经商或婚嫁，并长期居住于海外的华人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①“文革”结束后，中国人频频踏上异域之途，在世界文化舞台上逐渐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新移民作家群。这些作家主要生活在北美、欧洲、澳洲等经济发达地区，其代表人物有严歌苓、哈金、张翎、陈河、虹影、陈谦、袁劲梅、施雨、融融、吕红、章平、苏炜、薛忆沩、王瑞芸、林湄、卢新华、戴舫、陈瑞琳、少君、刘荒田、张惠雯、黄惟群、曾晓文、沙石、鲁鸣、张枣、阿城、杨炼、林达、张慈、范迁、王性初、余曦等。1990年代以来，他们的创作呈现井喷之势，并在中国当代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与中国本土作家的创作形成了一种共振。
新移民文学的强势崛起，既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在异域文化中勇于开拓、拼搏的精神特质，彰显了中华文化特有的魅力和巨大的包容性，也凸现了“中国经验”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的诸多优势，以及某些潜在的不足。可以说，新移民文学是多重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汇的产物，它的蓬勃发展，不仅为中国当代文坛注入了强劲的审美活力，而且以其自身特有的审美经验、文化视野和生存体验，极大地充实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内涵和精神思考，为中国当代文学不断融入全球化语境提供了广阔的途径。
新移民文学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移民潮”。这股移民潮肇始于1970年代末，风靡于1980年代中后期，其中绝大多数人以留学、求职等为目的，经过多年的打拼，逐渐定居于海外，由此被称为“新移民”。据有关学者统计，“从1978年到2009年底，中国留学生总数达162.7万，回国人数49.74万人，这意味着有百万以上留学生从留学演变为学留，这股出国潮在中国可谓史无前例，居世界之最，为全球所罕见。”②如果再加上以经商、婚嫁等其他方式移居海外的人员，新移民群体无疑十分庞大。而且，这一群体“在社会阶层背景、中国历史经验、文化精神配备、投入移民过程的动机和过程乃至其在西方社会的境遇和表达诸方面”，③都和以往的华人移民或华裔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这个巨大的新移民阵营中，有些人在实现了自我生存需求、奠定了事业发展的基础之后，便开始了文学创作，也有少数原本在国内就有创作经验的作家(如严歌苓、张翎、虹影、卢新华、阿城、陈河、张枣、杨炼等)，继续从事文学写作，由此逐渐形成了这一独具特色的新移民文学。
新移民文学之所以独具特色，一方面在于它承续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基本特质，即混杂性和流散性，表明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学空间，是和本土文学不同的新的汉语文学形态，作为全球化语境下‘流散’及其写作研究的一个领域，有其先行性和前沿性”；④另一方面，还在于它挣脱了以前的华文文学(包括移民文学)中相对单一的恋乡情结，减弱了创作主体对漂泊、孤独与感伤的迷恋性书写，极大地丰富了移民文学内在的流散文化内涵，也超越了其在居住国和祖国所处双重边缘位置之局限。旅美评论家陈瑞琳认为，与先前的移民作家相比，新移民作家不仅因时空的不同而在文化依归上体现出明确的反叛和超越，而且与其他华裔英文作家的“殖民心态”也迥然相对，从而在创作中呈现出某些全新的特质：“‘新’在文化移植的发现开拓，‘新’在精神迷失后的独立寻找，‘新’在对母文化的审视和超越，‘新’在对历史时空的重新再现。”⑤同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现实境域中，新移民文学又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不仅拓宽了本土文学的审美疆界，而且使自身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从整体上看，新移民文学既融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审美观念，又渗透了异域文化的诸种精神取向。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创作主体的精神建构上，也渗透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甚至还隐含在审美接受的基本倾向中。
从创作主体的精神建构上看，新移民作家拥有特殊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履历。与於梨华、聂华苓等老一辈移民作家或华裔作家有所不同，新移民作家主要出生于中国大陆，并在大陆接受了完整的启蒙教育。他们的成长环境、知识积累和文化启蒙，都与同时代的大陆作家基本一致。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毕业生，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准，母语基础雄厚，且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但与中国本土作家相比，新移民作家又有着独特的文化履历：一方面，他们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谙悉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现实面貌，有些甚至在移民之前就已在国内发表过不少作品；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流散过程中，广泛接受了包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在内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精神建构中具有多重文化相融会的“混血”特征。这种特征，虽给他们在文化与身份认同上带来某些焦虑，但也为他们审视自身的历史记忆和生存境遇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此同时，新移民文学的创作队伍主要以中青年为主体，目前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他们摆脱了以劳工为主要角色的早期移民身份，绝大多数都是拥有专业技能的技术移民，在经历了迁移初期的艰辛创业之后，他们都摆脱了生存之忧，主要出于个人的文学爱好，非功利性地专事写作。这种膺服于个人内心审美需求的写作，使他们得以摆脱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干扰，确保了创作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熟悉居住国的语言，凭借特殊的文化环境，广涉西方的优秀作品，深谙西方现代文学的发展状态，拥有多元而宽广的审美视野。因此，就创作主体的精神建构而言，新移民作家们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充满执著的艺术精神，并高度依赖母语写作，是当代世界跨国流散文化的一个重要镜像。
从空间分布上看，新移民作家主要以北美为核心，在美国和加拿大最为集中，欧洲和澳洲次之，东南亚和东亚均较少。这与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大陆移民动向基本一致，其背后，一定程度上也隐藏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扩张方式。因为“伴随着资本的对外扩张，发展和操纵资本的运作与流通的人也就必然从世界各地(边缘)移居到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中心：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定居、生存乃至建立自己的社区和文化”。⑥可以说，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潮，之所以集中在北美、欧洲和澳洲，主要是基于晚期资本主义对尖端技术与金融资本的全球操控。这种高度专业化和信息化的操控，需要大量的技术型雇员，亦需要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团队。这促使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支付相对丰厚的酬劳，吸引大量具有良好知识背景的中国精英移民。当然，这也受惠于中国社会的开放政策。所以我们可以说，新移民作家群的涌现，既是晚期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文化结晶，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之后的移民格局，以及融入全球化的基本轨迹。
从具体的创作实践看，新移民文学的审美视野十分广阔，广涉各种历史记忆和现实生活，其文化的混杂性和观念的多元性都非常明显。譬如严歌苓的创作，既有对中国历史记忆的反思性表达，如《第九个寡妇》、《天浴》、《陆犯焉识》，又有对世界历史文化的跨界性书写，如《寄居者》、《小姨多鹤》、《扶桑》，还有对移民的现实生活中诸种潜在冲突的人性化探讨，如《少女小渔》、《吴川是个黄女孩》、《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太平洋探戈》等。尽管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各不相同，但它们仍未离开“流散文化”的内在属性，即一种与创作主体内心深处的“文化之根”紧密相连的精神状态。纵观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实践会发现，他们的审美经验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海外华人的开拓史和漂泊史；二是中国大陆的历史记忆；三是异域现实生活的内在冲突。
对海外华人生活史的钩沉式书写，是新移民作家高度关注的审美领域。华裔作家一向非常注重表现中华民族的迁徙史和漂泊史，并留下了不少优秀之作，如聂华苓的《千山外，水长流》、程抱一的《天一言》等。但新移民作家在关注这一领域时，不仅带有较强的历史发掘和史实钩沉的意味，而且试图站在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极力呈现华人的历史存在与特殊价值。如严歌苓的《扶桑》、张翎的《金山》和《睡吧，芙洛，睡吧》等，既再现了华人移民的艰辛生活，又展示了他们对于居住国发展的重要作用；陈河的《沙捞越战事》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呈现了华裔军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人性伦理。这些作品依据特定的史料，着力体现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变迁中所承载的苦难，以及中华儿女生命深处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它们都将中国平民置于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关系中，试图客观地呈现华人对居住国所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揭示华人之所以被扭曲、丑化的文化渊源，重建华人在异域的人格形象，展示华人的优秀品质和文化伦理。这种钩沉式的历史书写，无疑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表达空间，也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内涵。
对中国大陆的历史进行反思性表达，也是新移民作家倾心书写的审美领域。他们通常会表现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并对其进行重审和反思，创作上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和明确的人道情怀，且产生了不少优秀之作，如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雌性的草地》、《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哈金的《南京安魂曲》、《等待》，王瑞芸的《姑父》，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下楼》，陈河的《布偶》、《夜巡》，张翎的《余震》，苏炜的《米调》等。这些作品都从平凡的个体出发，通过个人命运与历史意志之间的纠缠与抗争，将叙事深入到对社会存在之人与自然生命之人的双向审视中，不仅对中国历史的苦难记忆进行了独特的省察，而且凸现了某些幽暗而复杂的人性面貌，充满了对历史苦难和个体生存的双重救赎意味。尤其是面对历史灾难对个体心理造成的伤害，他们往往深入到人物极为隐秘的无意识状态中，以细腻的笔触和温馨的语调，展示人类自我救赎的漫长与艰巨。像《下楼》、《余震》、《米调》等，都是叙述苦难之后的“余响”，通过描述人物如何消除这种“余响”的艰难过程，演绎人们历经各种苦难之后的自我拯救。
对异域现实生存中各种复杂冲突的书写，几乎是所有移民作家无法回避的命题。新移民作家也不例外。但新移民作家在面对这些生存冲突尤其是文化冲突时，不仅不满足于对其外在生存形态及观念的表达，也不再单纯地再现文化错位给移民们带来的迷惘和困顿，而是更多地立足于个体的微观体验和理性认知，积极寻求不同文化的“混血”方式，传达某种更具包容性的价值观念。如陈河的《女孩和三文鱼》、《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袁劲梅的《老康的哲学》，苏炜的《远行人》，施雨的《纽约情人》、《刀锋下的盲点》、《针》，吕红的《美国情人》，林湄的《天望》、《浮生外记》等，都不再强调异域生存的漂泊感和命运的失重感。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也会遭遇文化观念上的尖锐对抗，甚至出现内心的焦虑和迷惘，但他们并不逃避对异域现实的积极介入，而是自觉地寻求多元共存的生存方式。尤为重要的是，在新移民作家的笔下，故国的空间距离明显缩小，因异域文化的不适而导致的恋乡情结日趋淡化，“千山外，水长流”的思乡之情不再浓烈，“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式的欣喜也不甚突出，因为便捷而频繁的跨国交流，使他们逐渐消除了漂泊无依的游子心态。所以，在他们的笔下，很多人物生活在跨国界的全球性活动空间中，如严歌苓的《人寰》，张翎的《羊》、《邮购新娘》，吕红的《午夜兰桂坊》等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如此。
从审美接受上看，新移民文学所面对的读者依然是中文读者。除了少数人采用双语写作之外，新移民作家因受大陆成长经历的影响，主要还是用母语写作。他们的作品，主要发表在汉语报刊上，中国大陆的重要报刊和出版社出版物是其作品重要的传播载体。这一特点，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新移民文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效果，但也使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语言是文学之根，直接决定作品的接受群体及影响力。事实上，由于信息技术的发达、跨国交流的便捷，以及大量作品在国内的发表和出版，新移民文学已经非常紧密地融入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整体中。
当然，新移民文学毕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延伸和开拓，具有自身特有的审美意蕴，并以此获得读者的青睐。可以说，这些作品为开放的中国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异域生活，也为中国本土读者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提供了鲜活的经验。无论是历史记忆的书写，还是现实生活的表达，新移民文学的存在，使庞大的中国移民群体强化了自身的文化基因意识，也驱动了中国人反省不同文化背景下“和而不同”的生存原则。有人就认为，“新移民文学以前所未有的陌生化，把经过移植的汉语文学向国人敞开，在题材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新移民作家以其移民经历，‘在场性’及对政治话语的疏离，书写海外移民的生活命运与人生经验，表现走出国门的一代人别样的生存经验与命运沉浮，对于大陆文学是极好的参照，极大地适应了国人的阅读期待，这是中国当代作家无可取代的。”⑦尽管这一论断有些夸大了新移民文学在审美接受上的独特性，但从这些作品在中国本土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来看，它们对本土读者的审美期待确实提供了较大的满足。
无论是从作家的主体精神建构、具体的创作实践，还是从审美接受来看，新移民文学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国文化步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重要产物，也是中国社会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必然现象。“新移民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它是中国文学的延伸、发展、补充与变异，与中国文学有着天然的互补互动关系。”⑧可以说，新移民文学为中国文化的全球化提供了某种特殊的精神载体，成为西方社会解读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或是一座文化桥梁。
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出发，并以中国本土文学创作态势作为参照，我们会发现，处于多重文化交织中的新移民文学，既具有流散文学特有的某些属性，如主体身份的焦虑、潜在的寻根意愿等，又体现出对人类生存新途径和生活新经验的积极探求。我以为，这是由“移民”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因为“他们的写作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就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分裂的和多重的。也即他们既可以以自己的外国国籍与原民族的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同时又在自己的居住国以其‘另类’面孔和特征而跻身当地的民族文学大潮中”。⑨从审美内涵看，新移民文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既体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和载道意愿，又呈现出多元文化的混杂特征。
中国本土文学也强调济世情怀和载道意愿，特别是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但它们主要是立足于本土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经验，关注人们在历史变动(尤其是社会转型)中的生存状态及命运，由此传达创作主体的价值理想及对弱势群体的人道关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21世纪以来颇为兴盛的“反腐小说”和“底层写作”。在“反腐小说”中，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周梅森的《人间正道》、《至高利益》、《绝对权力》，阎真的《沧浪之水》，王跃文的《梅次故事》、《苍黄》，陆天明的《苍天在上》、《省委书记》，钟道新的《权力的成本》、《权力的界面》，范小青的《女同志》等，都颇有影响。尽管这些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形象还稍嫌扁平，权力冲突的情节设置也有些类同，但从正直廉洁者最终冤屈昭雪、贪腐者均被铲除这一共性结局来看，仍彰显了创作主体“铁肩担道义”的伦理姿态。在“底层写作”中，作家们一方面高度关注社会转型之后城乡底层人群的生存境遇，着力呈现他们在激烈竞争中所遭受的种种屈辱与磨难，展现他们在命运失控之后的诸多生存状态，展示作家内心的体恤之情和人道主义立场，以及对社会平等、生命尊严的强烈吁求；但另一方面，在叙事过程中，他们又体现出一种“崇苦崇恶”的审美倾向，常常将底层群体置于没有出路的绝望之境，致使暴力反抗或肉体堕落成为很多小说共有的情节模式。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刘庆邦的《穿堂风》、《兄妹》、《家园何处》，王祥夫的《街头》，方方的《奔跑的火光》、《出门寻死》，于晓威的《厚墙》，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曹征路的《霓虹》等，都存在类似倾向。尽管这些作品在艺术价值上还存在着某些不足，但它们都从现实矛盾出发，聚焦公众关心的热点生活，呈现出强烈的现实干预性和对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吁求。
新移民作家则有所不同。他们在流散之中深感族群身份的重要性，亦深切认识到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总是渴望民族强大、祖国强盛，以增加自身的文化自信力，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充满了济世情怀。体现在具体的创作中，新移民文学普遍追求宏大叙事，关注重大的历史命题，并突出创作主体的理想情怀和精神意愿。譬如，在书写华人移民漂泊史方面，新移民作家不遗余力地表现华人内在的生命韧性，彰显他们勤劳、智慧、善良、坚毅等优秀的精神品质，以及他们对居住国社会伦理的重要影响。像严歌苓的《扶桑》，就通过少女“扶桑”被拐卖到美国之后的种种苦难经历，展示了中华民族坚韧、隐忍而无私的精神特质。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扶桑作为社会底层最卑微的弱势平民、被奴役和伤害者，始终带着善良温和的人性品质和顽强不息的生命意志，直面一切生活的不幸。在经历了无数的欺凌羞辱、生死劫难之后，她依然生机勃勃，光彩照人。尤其是她对白人少年克里斯的情感呵护，始终体现了一种东方式的、博大的母性情怀，使人们深切地体会到，“这是世上最可怕的生命，这些能够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黄面孔将在退让和谦恭中无声息地开始他们的吞没”。⑩张翎的《睡吧，芙洛，睡吧》也是如此。少女刘小河被人贩从湖南山村卖到加拿大西部的淘金小镇巴克维尔，从此变成“芙洛”，开始了自己艰难而屈辱的一生。在那座族群等级极为森严的小镇上，面对种种逆境，芙洛总是异常勤劳、坚韧、刚烈、隐忍。她不仅勇敢地与白人丹尼结为夫妻，将“芙洛厨房”和“苏格兰高地酒吧”经营得有声有色，还帮助同胞阿珠、阿妹、吉姆等屡次化险为夷。尤为重要的是，芙洛的善良、聪慧和高超的医术，终于使原本老死不相往来的镇头居民与镇尾居民，开始渐渐接近并交流，两个互相隔膜、鄙视的族群终于走到了一起，甚至在迎接总督的欢迎仪式中，完全簇拥在一起。无论扶桑还是芙洛，可以说，她们其实都是华人精神的一种象征，也都明确地寄寓了作家对民族精神的内在认同。
陈河的《沙捞越战事》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下，演绎了加拿大华裔青年周天化的人生悲剧。周天化热情、执著、纯朴、敏捷、机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在危机四伏的沙捞越丛林里，他总是能奇迹般地化险为夷，并对扭转盟军的丛林战事格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遗憾的是，战争结束之后，没有人愿意记住这位外族青年，只有他不屈的头颅和镶金的牙齿，永远留在异国丛林的部落里。张翎的《金山》也是通过描述一家三代华人在加拿大数十年的艰辛闯荡，在宏大的历史架构中，展示了华人落地生根的顽强意志，凸现了他们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从方得法到方锦山、方锦河，为了淘金之梦，他们一代代流落异乡，最终以自身的血和泪参与、见证了北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以自身的屈辱与坎坷，揭开了西方文化中族群观念的沉疴与痼疾。可以说，这些作品以历史钩沉式的思维，在鞭笞西方族群观念的同时，也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异域文明发展中所承担的特殊作用。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严歌苓的《魔旦》、《橙血》、《乖乖贝比》，张翎的《阿喜上学》等。
在审视中国本土的历史记忆时，新移民文学也同样充满了济世情怀和载道意愿。像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和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在直面南京大屠杀时，都将这场人类的灾难置于世界性的视野之下，置于基督教的背景之中，使叙事摆脱了单纯的民族仇恨，也将这场战争灾难直接引向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探究，甚至引向对现代性的反思中。因为他们笔下的这场屠杀，从头至尾都是发生在国际救援人员的哀求呼告之下，发生在牧师无助的乞求和愤怒的痛斥声中。它表明战争已使日军完全丧失了人类应有的理性，沦为无所畏惧的兽类。这是现代战争本身的问题，也是现代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对此，鲍曼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11)不可否认，现代性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文明程度，但它也为人类的自相残杀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哈金和严歌苓在表现南京大屠杀时，直接通过域外宗教人士的困惑与恐惧，凸现了战争沦为杀人机器的本质。然而，反观中国本土作家近30年的抗战叙事，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一部小说正面反映南京大屠杀，很多作品要么专注于民族正义的表达(如莫言的《丰乳肥臀》、周梅森的《国歌》、《国殇》等)，要么专注于各种斗争手段的展现，即所谓的“谍战小说”(如麦家的《解密》、《刀尖》，龙一的《潜伏》等)，其所济之世和所载之道，与新移民文学颇不相同。
在反思反右运动与“文革”时，中国本土作家更多地强调对个人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反思，着重表现那个特定时期个体命运的失控状态以及人性扭曲，像苏童的《河岸》、毕飞宇的《平原》、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艾伟的《风和日丽》、余华的《兄弟》(上)都是如此。而新移民作家则更多地着眼于个体自身的精神层面，努力从个人内在的创伤性记忆出发，探究历史意志影响下的精神变异特征与救赎方式。如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就在追述历史对个人成长所造成的伤害的同时，将人的自我救赎放在首要位置。这种救赎，不一定是因为自己参与了历史的恶行；只要自己曾置身于历史之中，就应该对历史之罪进行追问。因此，救赎既是一种灵魂的自我反思，也是一种生命尊严的重塑。她的《下楼》也是巧妙地通过一个中国留学生与一位创伤心理学教授的短暂交流，缓缓地打开了沉重而又深邃的历史之门，让人们意识到历史苦难留下的创伤还未被治愈。无论是丹桂、杰里还是戴比，他们如此地关注人类的心理创伤，既是自救也是救人。《下楼》将中国的“文革”看作一种内心隐秘的创伤性记忆，扩张到世界性和世代性的命题之中。苏炜的《米调》则以理想主义的溃灭为主线，重审了知青生活中的革命乌托邦情怀对个体命运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以某种潜意识的方式，牢牢地规约了米调的一生，使他一次次陷入自我寻找和自我放逐的人生迷途。虽然自我的救赎如此艰难而无望，但他从不放弃，依然一次次地进行尝试。类似的小说还有章平的“红尘往事三部曲”，严歌苓的《雌性的草地》，陈河的《布偶》、《夜巡》，王瑞芸的《姑父》等。在这些作品中，新移民作家所体现出来的“济世之愿”总是与每个个体自觉的救赎意愿紧密相连，其中所载之“道”也与个体的人性觉醒、理性认知密切相关。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种“跨界写作”，新移民文学还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语言、族群、宗教和国别制度的单一限制，并由此成为一种多元文化的混合体，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术语来定义，就是“混杂性”。(12)有学者认为，正是这种文化的混杂性，构成了新移民文学独具特色的“第三文化空间”。(13)笔者以为，这是由移民的性质所决定的。拉什迪就认为：“传统上，一位充分意义上的移民要遭受三重分裂：他丧失他的地方，他进入一种陌生的语言，他发现自己处身于社会行为和准则与他自身不同甚至构成伤害的人群之中。而移民之所以重要，也见诸于此：因为根、语言和社会规范一直都是界定何谓人类的三个重要元素。移民否决所有三种元素，也就必须寻找描述他自身的新途径，寻找成为人类的新途径。”(14)如果我们将这种“新途径”视为“第三文化空间”，那么其中包含的分裂性，一方面体现为创作主体的文化焦虑——他们自幼熟悉的文化记忆和历史承传，早已渗透在精神血脉之中，这使他们面对异域文化的种种不同规范，总显得格格不入；另一方面，陌生的异域文化又以全新的价值观念和伦理秩序，带给他们新的评判标准和思维方式，为他们认识各种现象和问题，提供了新的视点。因此，这种分裂，其实是多元文化的纠葛与碰撞，折射了不同文化权力的制约与对抗，反映了多种文化混杂后的精神面貌。从本质上，这种混杂性其实也显示了文化全球化的历史特征。
对这种文化的混杂性，新移民作家非常敏感。但这种敏感并非基于“失根”的痛苦，而是对各种文化在交融过程中的诸多冲突有着高度的敏锐，并对不同的异族文化表示出一种自觉的尊重。严歌苓就曾说：“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敏感中夸张了，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15)纵观新移民文学，无论是表现历史记忆，还是展示现实生活，都会带着某种自觉的经验意识，去捕捉一些不同族群之间的生活，展示它们之间复杂的冲突形态，表现多种文化的融会过程。譬如，在历史叙事中，中国本土作家很少书写不同族群的内在生活，即使有类似的叙事，也多半将异域群体放在对立关系中进行描写。但在新移民作品中，大量历史记忆都交织在不同族群的生活之中，它们有冲突，但更多的是纠缠和融会。如陈河的《沙捞越战事》，不仅有华裔、白种人，还有马来西亚的依班族人，他们共同奔波在抗日战线上，凸现了各种观念、伦理和情感的碰撞与渗透。他的《布偶》虽是反映国内的“文革”生活，但作者以一个教堂工厂作为载体，将裴达峰等混血儿插入其中，从而与莫丘等人构成了潜在的冲突与磨合。虹影的《绿袖子》则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故事背景，演绎了两个混血儿在乱世之中的爱情悲剧。严歌苓的《小姨多鹤》让一个名叫多鹤的日本战后遗孤留在中国的普通家庭之中，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的宽恕、隐忍和牺牲。在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中，张俭和朱小环夫妇不仅成功隐瞒了多鹤的真实身份，化解了种种危机，还从情感上消解了多鹤内心的隐恐与忧虑，使多鹤以特有的血缘关系融入中国家庭的内部，从而在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种族隔阂的亲情关系。而她的《寄居者》则以1942年日军占领下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德国与日本针对犹太人而秘密筹划的“终极解决方案”，在法西斯主义的白色恐怖氛围中，书写了一群中国百姓与犹太平民的艰辛生活。小说的主线虽是阿玫与彼得、杰克布之间的情感纠葛，但展示的却是一群寄居者的体恤和关爱。其中的叙述者阿玫虽在美国长大，却总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寄居者：“我是个在哪里都溶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国想中国，到了中国也安分不下来。”(16)而来自奥地利的彼得和美国的杰克布，作为犹太人，同样也成了没有家园的寄居者。这些寄居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参与到反法西斯的抗争之中，彰显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越界交融。所以，在这些作品中，新移民作家总是让不同民族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走到一起，从而形成情感、观念甚至伦理上的各种矛盾，由此凸现文化的混杂性所引发的丰富奇特的生存景观。
在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表达中，这种多元文化的混杂情形更为普遍复杂。无论是散文、诗歌还是小说，都有大量的呈现。像少君的散文集《人生自白》，展示了作者多年来的移民感受，尤其是在不同文化之间游走的尴尬、艰辛或愉悦。刘荒田的散文集《中年对海》、《听雨密西西比》里的大量篇章，则着眼于移民的日常生活，从普通移民的生活细节里捕捉不同文化所带来的心态与情感的变化。阿城的《威尼斯日记》以旅行日记的形式，从NBA赛事谈到西方的歌剧，从中国古书论到西方的美术和摄影，看似散漫无章，却杂树生花，渗透了作家对东西文化的独特体察与思考。北岛的《他乡的天空》，生动地讲述了自己所见到的美国社会的斑斓生活。朱琦的“重读千古英雄”系列散文，则在现代西方人文观念的参照下，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取向，评析中国历史上“千古英雄”的生命价值，试图彰显平等博爱的伦理精神和尊重个体的生命理念。张枣、远方、王性初、周正光、杨炼、李笠等诗人的诗作，同样也有类似的表达。这种表达在小说中更为普遍，几乎每位新移民小说家都会涉及不同文化所造成的生存冲突。如刘慧琴的《被遗忘的角落》，以印第安原住民的生活为主线，展示了他们被歧视、被伤害却依然苦苦挣扎向上的过程，隐喻了少数族裔在主流文化中的生存镜像。沙石的《献上一盘咕咾肉》，通过一位黑人母亲为已牺牲在中东战场上的儿子购买中国菜“咕咾肉”的故事，在传达了中国文化特殊魅力的同时，反思了战争给美国少数族裔带来的巨大伤害。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女房东》、《花儿与少年》、《海那边》、《红罗裙》等作品，在摹写当下移民生活的过程中，常常深入到情感、伦理、理想、生存方式等各个层面，凸现了移民生活的复杂和困顿，有时不免辛酸，但终究充满希望。范迁的《失眠者俱乐部》通过画家郁光与凌晨、娜佳莎之间的情感纠葛，在凸现美国现代社会给移民生存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又追问了现代人的精神隐疾。林湄的《天望》，借助荣微云与弗来得的跨国婚姻，展示了不同族群在人生信仰、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分歧与冲突，并通过荣微云对丈夫的理解，从灵魂深处认同了博爱与拯救的意义。吕红的《美国情人》、曾晓文的《梦断得克萨斯》、融融的《早安，野熊先生》和《素素的美国恋情》、施雨的《刀锋下的盲目点》、陈谦的《覆水》等，则以男女情感和婚姻生活为主线，展示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情感伦理纠葛。即使是像严力叙述一个美国商人故事的《遭遇9·11》，其中仍蕴含了极为复杂的种族文化冲突，展示了叙述者“我”对美国社会众生相的深度观察和思考。对于这种混杂性的审美表达，陈瑞琳评述道：“几乎所有的新移民作家，其创作的首先冲动就是源自于‘生命移植’的文化撞击。旅英作家虹影的‘放弃’与‘寻找’，旅加的张翎笔下的母亲河，网络名家少君的‘百鸟林’，刘荒田散文里的‘假洋鬼子’，苏炜小说中的‘远行人’，宋晓亮迸发的凄厉呐喊，陈谦故事里的爱情寻梦，融融塑造人物的情欲挣扎，吕红在作品中寻找的‘身份认同’，施雨、程宝林在诗文中苦苦探求的‘原乡’与‘彼岸’等，无不都是‘生命移植’后的情感激荡，是他们在‘异质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边缘人生’的悲情体验。”(17)可以说，新移民文学体现了某种新的汉语文学发展状态，具有明确的世界性和“混血性”。即使是对移民现实生活的展示，也非常注重表现不同族群在文化伦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由冲突到融会的复杂过程，其审美目标直指全球化语境中多元生存之理想。
更重要的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彼此碰撞与相互激荡，也给创作主体提供了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思考维度。所以一些新移民作家，常常自觉地选择异域文化作为参照，反省本土历史记忆中的重大问题，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内在沉疴，呈现出明确的现代启蒙意味。如袁劲梅的《老康的哲学》、《罗坎村》，陈谦的《望断南飞雁》，王瑞芸的《戈登医生》、范迁的《桃子》和《红颜》、沙石的《我的太阳》等，都是通过中外文化的冲突，反省了中国传统伦理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人性中的某些痼疾，也展示了疗治沉疴的可能性。张翎的《雁过藻溪》、《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等作品，则让叙事“往返”于原乡与异乡之间，通过不同代际的冲突，对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融入异域社会秩序的过程，进行了别有意味的反思。同样，也有些作家从中国文化的伦理角度，审视并质疑了西方社会中的异化人性。如沙石的《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中有关考夫曼太太的人兽交，《汤姆大叔的剃刀》里汤姆大叔的乱伦冲动，《亡命岛》和《冰冷的太阳》里父子与情人之间的隐秘纠葛等，都以外来移民的视角，揭示并反思了现代文化掩饰下的人性变异。无论是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质疑西方现代文明，在反思过程中，新移民作家都立足于现代性的流动特质，更看重人性的完善，强调个体心志的发展，折射了作家尊重个体、呵护人性的伦理信条。
但也必须看到，由于置身于异域文化之中，新移民作家面对多元文化的混杂状态，尤其是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有时也会因二元对立的思维而产生一些价值观念上的偏颇，使作品在主题意蕴上显得有些迎合西方主流文化的伦理趣味。如虹影的《K》中，不少细节都依托于英国主人公的猎奇眼光，迷恋性地描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格调不是很高。当然，这类作品只是新移民文学的极少数，并未改变新移民文学的基本格局。
新移民文学不仅在审美内蕴上呈现出明确的异质性，在表现形式上也具有显著的特点。譬如，文本具有较强的寓言色彩，很多作品都体现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寓言性表达；空间意识尤为突出，折射了流散文学对迁徙的敏感；叙事作品中，视角多变，且视角所承载的族群文化功能非常明显；语言呈现出混杂性，作品中常常会夹杂一些富有表现力的居住国语汇，等等。这些审美表达上的特点，同样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美学范式。
尽管新移民文学不再像以往的移民文学那样充满了漂泊和思乡的苦痛，不再迷恋“唐人街”之类的地域性符号，也很少通过族群间的尖锐冲突来张扬自身的民族意识；有不少作品里的主人公，如陈霆《漂流北美》中的杨帆、吕红《午夜兰桂坊》里的海云等，甚至常常以“世界公民”的身份自居，但在多元共存的混杂空间里，在开放性的全球化语境中，大量作品在骨子里仍无法遗忘自己的族群身份，依旧有着或明或隐的寻根意识。这既是流散写作的特质，也是由新移民作家的文化基因决定的，毕竟他们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成长时光。新移民作家鲁鸣就曾坦言：“华人移民到美国，生命的风景自然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恐怕就是美国文化对其的影响，或多或少地美国化了，同时骨子里的中国文化的血液仍旧滚动着。……尽管他们的生活会改变，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和过去的刺激痕迹留在其意识里或潜意识里了，哪怕他们自己并不察觉。”(18)这种源于身份认同的文化基因，从心理学上说，已经以一种集体记忆的方式，构成了创作主体潜在的精神归属和审美动因，使他们的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着某种家园意识，并进而在文本中体现出一种民族精神的寓言化倾向。
所以，当我们细细品味张翎笔下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包括《向北方》里的母亲达娃，《望月》里的孙望月，《交错的彼岸》中的黄蕙宁，《邮购新娘》中的江涓涓，《睡吧，芙洛，睡吧》中的刘小河，《阿喜上学》中的阿喜等，我们会感受到，这些执著、坚韧、善良，有时又不乏刚烈秉性的中国女性，同为奔波在异国他乡的“他者”，在精神上有着强烈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其实就是作家理想的一种隐喻，明确地融入了创作主体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理想化寄托。这方面最典型的，或许是严歌苓的《陆犯焉识》。这部小说完全是一个有关“家”和“根”的寓言。从青年时代开始，少爷式的陆焉识就一直追求自由，渴望逃离婚姻与家庭的牢笼，于是他远赴美国留学；归国任教之后，他也是常常穿梭于咖啡馆、图书馆之类的公共场所，逃避家庭的责任或束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立即远赴重庆，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然而，当他真正地失去了自由，被囚禁于大西北的荒漠里，他开始慢慢地理解了家的重要性，理解了爱的不可或缺。为此，他不惜越狱，千里迢迢地返家探看妻儿。出狱之后，苍老的陆焉识以近乎迷狂的心理和屈辱的姿态，守在家里、守在妻子的身边。这里，“家”既是他的生命寄托之地，也是他的生命内在之根。陆焉识颠簸一生，最终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舍弃这个“家”。这种潜在的寻根情结，也隐喻了新移民作家的内在心迹。
其实，严歌苓的很多小说都带有一种民族精神的寓言化倾向。如《也是亚当，也是夏娃》里，那个中西混血儿菲比之所以夭折，是因为她只是美国同性恋男子“亚当”和中国女子“伊娃”依靠现代科技得到的孩子，并非两情相悦、心灵交流和肉体融合之后的爱情结晶。菲比的夭折似乎在告诉我们，真正的东西文化的沟通，不是通过金钱和现代科技就可以解决的，而必须通过身心的交流和碰撞才能实现。遗憾的是，在技术和财富都很雄厚的西方社会面前，“伊娃”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很难拥有自由的伸展空间，所以她无力施展母性的潜能。《扮演者》里的钱克原本只是一个滑稽演员，在扮演政治伟人的过程中，他潜心体验伟人的精神人格，于潜移默化之中竟然和伟人有了几分神似，以至于打动了14岁少女小蓉的心，最终造成人伦悲剧。这种自我神化的不幸，隐喻了某些移民为刻意洗尽自己族群身份而导致的命运失控。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中，女主人公满怀激情地投入西方文化，以至被华人同胞讥讽为洋化者，但随着岁月的淘洗，她依然放不下曾经的恋人D，为此她不顾一切地回到中国的大西北，像一个梦游者，在D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追寻他的踪影。这里的D与其说是她的情人，还不如说是她内心深处无法抛离的民族之根。余曦的《安大略湖畔》、陈河的《黑白电影里的城市》、秋尘的《盲点》等，也是如此。表面上，这些作品只是讲述了移民生活的困顿，并没有触及民族精神及文化传统，但若深入到主人公的精神深处，仍可以看到创作主体对民族文化的极力彰显。像《安大略湖畔》，就通过一群中国移民与“洋腐败”的顽强抗争，展示了中国人对公正、平等、良知等社会伦理的理性诉求，也折射了中国文化内在的不屈精神。
新移民作家对民族精神的寓言性表达，有时也会在流散思维的驱动下，呈现出明确的现代反思倾向。譬如，卢新华的《紫禁女》就是以一个东方“石女”艰难挣扎与自救的悲凉故事，隐含了中国人百年来的闭锁之苦，以及由此所承受的种种身与心的折磨。“紫禁女”与生俱在的伤痛，“已不再是个体命运的悲欢离合，而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古老民族争取生命力解放的艰难跋涉”。(19)哈金的《等待》似乎在讲述一个婚姻与爱情的故事，但如果将“小脚”淑玉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热情浪漫的吴曼娜视为西方观念的产物，那么，孔林在追求婚姻过程中所陷入的分裂和迷惘，则体现了主人公对中国传统欲弃不忍、对异域文化欲抱不能的尴尬心理。哈金的另一部作品《纽约来的女人》也是如此。漂泊多年的陈金莉满怀希望地回到祖国，却发现各种现实伦理已无法让她从容地安顿身心。这种困顿的背后，明确地隐含了国人对域外身份的吊诡心理。章平的《狗肉的道歉》，则以“狗肉”作为文化伦理的象征，通过一个中国餐馆的遭遇，盘点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缺憾。严歌苓的《风筝歌》和《阿曼达》，虽然叙述的都是类似于“洛丽塔”式的畸恋情感，但无论是14岁的英英与流浪汉肯特的爱恋，还是杨志斌与14岁的混血儿阿曼达之间的情感，都隐喻了中西文化内在的复杂冲突。它直指伦理却又超越了伦理，膺服于人性却又质疑了人性。
无论是张扬还是反思，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在新移民作家的笔下总是如影随形，并以不同的形态、方式，潜藏在人物的精神内核之中，犹如一个人的文化“胎记”。它在审美形式上，赋予了新移民文学以鲜明的寓言化特质。这种特质，就像程宝林在《夏天》一诗中所描述的那样，那粒来自故乡、曾照亮母亲乳房的“萤火虫”，即使如今已远涉重洋，“消失在纽约的呼吸之中”，但“在别的萤火虫中我能认出这粒/不管它飞得多远，飞得多快/飞离这个夏天”。这是一种永远也蜕不掉的生命印记。因此，有学者认为：来自于第三世界的新移民处在资本与文化压迫中的书写，总是以个人的遭遇来隐喻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命运，并且让自己无尽地焦虑在对国家或民族充满着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紧张中。说到底，新移民文学包括来自于第三世界的华文文学作为民族寓言，都不是纯粹个人书写的话语，而是在资本与文化的双重压迫中，从个人放大出的带有焦虑与紧张情绪的世界性中国话语。(20)这番论断颇有道理。
新移民作家大多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且熟悉居住国语言，这使他们可以从容地广泛涉猎中外优秀作品，并为他们在审美表达上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参照。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散文，新移民文学在表达策略和文本形态上，个体的差异都极为明显，表现手法也非常自由和灵活。总体上看，他们并不刻意追求文本形式的先锋性和实验性，也很少对表达进行刻意雕琢，而是专注于建构生存意义、传达主体情思。其表现手法通常以现实主义为主，同时也大量袭用各种现代技巧，以增加审美表达的丰富性和艺术性。但在具体的创作中，由于创作主体流散身份的潜在影响，新移民文学对人物活动的空间非常敏感，空间转换也十分频繁，不少作品甚至以空间作为文本的结构形态，以此折射流散文化特有的生存镜像。尤其在表现情爱的作品中，这一现象十分突出。譬如，苏炜的《迷谷》虽然叙述的是一段国内知青的生活，但作者以“山里”和“山外”构成了现实和理想的隐喻性空间，并在文本上形成一种复调结构，以实现“对庸俗写实主义的反拨”。(21)他的《米调》和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则以重返历史的方式，通过空间的不断转换，由域外到国内，由都市到荒漠，让主人公成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寻找者。陈河的《沙捞越战事》由加拿大的乡村、都市，再到沙捞越的丛林，随着盟军战事的发展，展示了一个华裔士兵失控的命运。他的《去斯可比之路》则由北非、罗马尼亚、中国大陆、加拿大等空间的频繁转换，隐喻了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特征，以及中东的动荡时局对于一些普通中国商人的巨大影响。张翎的《望月》、《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向北方》等作品，更是以“此岸”和“彼岸”的频繁交替，折射了作家内心深处的原乡之情和异乡之梦。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小姨多鹤》、《寄居者》等，虽在叙事上有某个相对固定的地点，但人物的活动空间也都穿梭在中外之间、城乡之间。如果再看看陈谦的《望断南飞雁》、《下楼》，张慈的《浪迹美国》，林湄的《天望》，吕红的《美国情人》，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虹影的《阿难》等，我们会发现，这些小说所彰显的空间还隐含了创作主体的流散心态，即一种永在旅途的状态。即使诗歌也不例外，像张枣的《镜中》，程宝林的《被剪掉的头发》，王性初的《北方饺子的一则纪事》等，都是立足异乡，然后通过特定的意象，让心灵穿梭在想象的原乡之中。从本质上说，这种空间意识的突显，折射了新移民作家作为现代寻梦者和文化开拓者的“行走”身姿，就像张翎所说：“我一直在写、或者说要写的是一种状态，即‘寻找’。我的场景有时在藻溪，有时在温州，有时在多伦多，有时在加州，就是说一个人的精神永远‘在路上’，是寻找一种理想的精神家园的状况。可以是东方人到西方寻找，也可以是西方人到东方寻找，但这种寻找的状态是人类共通的。”(22)
与此同时，新移民文学还颇注重叙述视角的择用，尤其是展示视角所承载的文化身份。中国本土作家也非常注意叙述视角的调配，很多小说用全知视角和人物视角进行互补性叙事，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阿来的《格萨尔王》等，但他们对多种视角的择用，主要立足于文本的审美效果，不同的视角所承担的是各自不同的叙事功能。而新移民作家在采用多种视角相互转换时，既要考虑其叙事功能，又要兼顾其文化身份的隐喻功能。如虹影的《绿袖子》就动用了山崎修治、玉子和小罗等人物视角进行交叉叙述，以此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一对混血儿的爱情悲剧，但这些不同人物视角的背后，又隐含了大量的族群文化信息。她的《上海之死》也以不同人物的视角进行叙述，在谍影重重的上海滩演绎了不同民族的利益较量，尤其关注主人公于堇因族群伦理而导致的内心分裂。山飒的《围棋少女》采用日本军官和中国少女的双重视角，展示了民族冲突中的情爱悲剧，这一视角也明确地负载了沉重的族群道义。严歌苓的《扶桑》、《魔旦》和《金陵十三钗》，张翎的《金山》、《睡吧，芙洛，睡吧》、虹影的《阿难》等，都设置了一个现代华人“我”，通过“我”对史料的发掘，或对祖辈的回忆，以“元叙事”的方式进入历史的虚构，展示华人移民在异域文化中的艰难抗争。这种叙事策略，既让故事获得了某种真实性，又使叙事本身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重构。
还有一些新移民作家直接以人物视角进入内心叙事，以便有效传达移民群体在异域文化中的生存感受。如陈谦、林湄、张慈、施雨、吕红等人的小说，就常以心理叙事强化人物内心困顿的表达。尤其是在讲述异族婚恋的故事中，这种叙事手段不仅可以将抽象的文化冲突精妙地附着在人物的具体感受之中，而且也能完整地呈现出人物对异域文化既喜且忧、既奇又惧、既拒又迎等极为复杂的情感态度。像《天望》中的一只小鸟死了，微云丢之唯恐不及，而弗来得却将它小心翼翼地包好放入冰箱，然后安葬在动物坟场，由此引发了微云内心在伦理、情感和理性等层面的巨大冲突，从而传达了她在融入西方伦理过程中的艰难。鲁鸣的《背道而驰》更为典型。它以华人心理医生柳牧的视角，通过不同求诊者对心理问题的自我复述，别有意味地呈现了西方文明掩饰下各色人等的精神隐疾，尤其是性心理方面的诸多困境。鲁鸣自己也说：“从文化背景和个体心理的感受的双重角度来说，纽约是人类心理学研究文化冲突最好的地方，不管是研究群体的社会心理学，还是研究个体心理学。这部小说的叙述，就是从这样的双重角度进行的，涉及文化杂交、爱欲、宗教信仰和家庭关系。”(23)
相对而言，在新移民作家中，青年作家更关注形式表达的内在意味，也更明确地体现出一种现代追求。像薛忆沩、戴舫、张惠雯、施雨等人的小说，就非常强调叙述传递的信息密度和语言的纯粹性，关注对人物内心深处各种微妙意绪的拓展或演绎，致力于打开某些难以言说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如薛忆沩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母亲》，戴舫的《猎熊黑涧溪》、《第十个阿米哥》，张惠雯的《水晶孩童》、《爱》，施雨的《你不合我的味口》等，都采用一种细密的话语，在叙事过程中缓缓地展现人物内心深处隐秘而微妙的精神状态。施玮的《歌中雅歌》等诗作，也是对生命的瞬间感受进行饶有意味的抒写。林达、曹明华的散文，则充满感性，用轻逸、灵动的言语，传达了创作主体对海外生活的感受。特别是像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带一本书去巴黎》等，都将对现代文化的反思巧妙地融入各种感性的日常细节之中。他们的创作，似乎没有移民生存的内在焦虑，也很难看到身份认同的困惑，体现出年轻移民对跨界生活的高度适应。
新移民作家普遍崇尚话语表达的自由，其文本形式灵活多变，尤其是严歌苓、虹影等作家，在叙事形式上饱含求变的激情。在艺术质量上，很多作品已远远超过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以纪实性为主的留学生文学。他们的创作“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因素的借鉴、化用显示出‘综合’的文化倾向，不仅在留摄新移民一代人的历史命运，表现其久遭压抑后爆发的人性欲望上寻找现代、后现代艺术的平衡点，而且往往交织进民族传统中的传奇、历史叙事等因素”。(24)从表现手法和思想内蕴等综合性因素来看，新移民文学的总体艺术水准并不低，但其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像严歌苓、哈金、虹影、张翎、戴思杰、陈谦、陈河、薛忆沩、苏炜、刘索拉、王瑞芸等人的小说，杨炼、张枣、刘荒田等人的诗歌，阿城、北岛等人的散文，都具有较高的艺术质量，并在两岸三地乃至世界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而其他一些作家的创作则相对偏弱，还存在着某些亟需超越的局限或困境。
当然，没有局限或困境的写作是不存在的。任何作家都需要不断地自我反省和超越。就新移民文学而言，也还有不少作品存在着表达策略上的重复或单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有关异族婚恋方面的叙事。很多作家都以中外情人(或夫妻)构成故事主线，然后融入情感、文化和观念的冲突，以一种二元化的思维模式，传达创作主体对混杂文化的思考，如吕红的《美国情人》、抗凝的《天黑之前回家》、丹娃的《纽约情殇》、李彦的《嫁得西风》等作品，彼此之间只是故事情节的不同或人物命运的不同，很难说有实质性的思想超越。所以，有人说：“这也是我们看到了太多异域爱情故事的原因之一，因为只需要一个异域情人的介入，就可以完成一个越界故事的建构。”(25)而像袁劲梅的《罗坎村》、《老康的哲学》、《明天有多远》等小说，也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来结构故事，且创作主体的思想理念较为突出，导致人物形象呈现出某些符号化倾向。当然，超越并非易事。这种审美表达上的重复或理念过强，在中国本土作家的创作中也同样非常突出，如“新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写作”、“反腐写作”等，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已进入多元并存、“多重交响”的格局。传统作家与网络写手齐头并涌，严肃创作与市场写作各求其趣，文坛宿将与文学新秀争智斗力，本土作家与海外作家相互激励，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一种客观景象，也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其中，新移民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效拓展与延伸，其作用和意义已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突出。我以为，这是由新移民作家的主体属性所决定的，因为他们是在新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无论是历史记忆、文化启蒙，还是伦理观念、家国意识，都深受本民族传统精神的制约。不同的是，他们在成年之后，选择了海外定居并写作。因此，新移民作家与中国本土的同时代作家，在精神成长过程中具有明确的同源性。这是新移民文学不同于华裔文学的根本之处，也是它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核心缘由。
除了少数外文作品，大量有影响的新移民作品，不仅首发于大陆的重要期刊，还在国内频频获得各种文学奖项，紧密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的实践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区域交通的迅捷，很多新移民作家经常返回故土，与中国本土作家的艺术交流也极为频繁。因此，从本质上说，新移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已形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立足于这一整体观可见，新移民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诸多开拓性的意义。
新移民文学的崛起，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全球化趋向。自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一直秉持开放的审美视野和文化胸襟，积极地“拿来”，也努力地“输出”，但也必须承认，“输出”的过程并不顺利，效果也不明显。这固然受制于语言、文化及市场规则等客观因素，但从根本上说，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西方长期形成的文化殖民者的思维，仍是构成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主要障碍。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如今这一情形已有所改观，中国本土创作如余华、莫言、毕飞宇、王安忆、苏童等作家的优秀之作，开始在世界文坛不断引起反响。然而也应看到，从中外文化平等互动、彼此交融的层面上，让中国文学逐渐成为域外读者心中的一种审美期待，或者说使域外人群更自觉、更积极地分享中国文学的艺术成果，仍有一些需要克服的障碍。
面对这些障碍，新移民文学却显示出其特有的活力。它们自觉地深入到不同文化的肌理之中，以双重“他者”的文化立场和审美眼光，致力于展示中国人在异域文化中的生命追求和精神探索，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与域外文学积极对话的姿态，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化版图搭起了一座桥梁。像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曾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前10名；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在法国出版后，曾5次获奖；哈金的小说《等待》也获得美国第50届国家图书奖等奖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移民文学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特殊效果。有学者说：“事实上，在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文化的‘混杂性’，在客观上已成为当前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中出现的文化文学的多样性。因为这些作品是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有母体文化的特征，也有‘异’的文化质素，可与本土文化文学对话，也融合有某些世界性的‘话语’，有可能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的大潮中，有助于中华文化文学走向世界。”(26)的确，新移民文学所具有的文化“混杂性”，使异域读者也能够找到自己的生存经验，发现自身作为被审视对象在“他者”眼中的生命情态，从而在审美的层面上形成心灵的互动，并与创作主体建立起一种艺术上的对话关系。这种关系的建构，不仅有效展示了中国作家积极融入世界的开放姿态，显示了中国人面对不同文化所遵循的多元并举、“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而且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文本，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文化融入异域文化的繁复过程，以及面对全球化历史进程的积极态度。
从另一方面说，无论抗拒还是迎合，全球化正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的生存，冲击着固有的文化传统。“‘世界化’这一概念是在现代强权足智多谋和现代知识界勃勃雄心的汹涌浪潮中创造出来的。整个概念家族不约而同地齐声宣示了改造世界和改善世界以及把这一改造和改善推向全球、推向全物种的坚强意志。同样地，它宣示了使每人和每地的生活条件和每人的人生机遇趋同的愿望，也许甚至使他们相互平等。”(27)这也意味着，受强大的趋同性的驱使，全球化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幸福的源泉”，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可能是“悲惨的祸根”。(28)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或许不是如何去抗拒或防范，而应积极、主动地融入，就像张德明所言：“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是既具有本民族文化记忆的深刻底蕴，又具有健全开放的心态和全球文化视野的世界公民。一个只对本民族文化感兴趣、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的人，和一个对本民族文化一无所知、只会搬弄一些来自西方的强势话语的人，同样都是无法适应多元文化杂交的时代的。关键在于，在保持民族文化记忆和接受具有他者性的多元文化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接受西方强势理论话语的同时保持必要的警惕。”(29)所幸的是，中国文学“走出去”已经启程，处于前沿位置的新移民文学，在“保持民族文化记忆”的同时，也在异域文化中展示了自身的独特风貌，并赢得了不少声誉。
随着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对全球事务的深度参与，新移民作家的队伍，将会不断地走向壮大，流散写作也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日益重要的特点。有人就认为：“一个流散作家具有多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已不足为奇，英语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而最近数十年来的华人大规模移民也致使汉语逐步演变成一门其影响力和使用范围仅次于英语的世界性语言。”(30)的确，随着汉语在世界交流中地位的迅速提高，中国文学全球化的步伐也会变得更快。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新移民作家及其作品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扮演着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与角色。新移民作家的华文作品在移居国与中华文化圈发表、传播，这些作品向东西方展示出一幅幅形象、生动的文化镜像，它们本身就是构建桥梁的砖石。”(31)
新移民文学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座重要桥梁，也离不开一批新移民批评家和学者的崛起，如陈瑞琳、杨小滨、刘康、刘禾、王斑、唐小兵、张英进、张旭东、黄惟群等，也包括王德威、张错等来自台湾和澳门的移民学者。他们既是新移民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个十分活跃且令人瞩目的学术阵营。在这一阵营中，多数学者都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努力探寻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现代性路径，并为东西方文化搭建各种精神之桥。其中，也有不少人积极跟踪新移民文学，并常常将它们置于两岸三地或东西方文学的语境中，进行及时而有效的批评研究。在这方面，王德威、陈瑞琳、杨小滨、刘康的评论尤为引人注目。他们常常利用双语写作的优势，通过各自的评述，向中国当代文坛和西方文坛同时推介各种新作，既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学与新移民文学的一体化，也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不断融入世界文化之中。
新移民文学的崛起，还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潜在经验。新移民文学不仅关注中国社会本身的历史发展和现实面貌，更关注华人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作用，以及他们在中外文化交融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通过多元文化的立体观照，新移民作家能够更深入地发现中国本土文学的内在局限，从而确立更为宏大的超越目标。如哈金曾说，与西方的文学成就相比，“目前中国文化中缺少的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长篇小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32)为此，他极力倡导所有中国作家都应该建立起“伟大的中国小说”之信念，并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33)尽管这个信念或许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理想，但倘若它始终统摄着中国作家的主体精神，不仅能够让本土作家反省自己的精神格局和审美理想，也可以有效改变中国当代文学量多而质不均、花香墙内却难传墙外的困局。事实上，不少新移民作家也有类似的艺术雄心。如张翎就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更关注超越种族文化肤色地域概念的人类共性”，(34)努力写出人类共有的情感与经验。所以，与中国本土的文学创作相比，新移民文学至少从三个维度上拓展了当代文学的审美经验。在对历史的反思性书写方面，它们提供了诸多新的文化视点和思考方式，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和哈金的《南京安魂曲》通过西方宗教精神来观照南京大屠杀，使我们看到，这场历史灾难并非只是民族间的战争仇恨，还蕴含了现代性的极端后果。而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下楼》和王瑞芸的《姑父》，则从个人的救赎出发，揭示了历史的阴影留下的伤疤并探寻自我救赎的途径。在对早期华人漂泊史的追述方面，他们着力呈现了华人在参与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殊贡献，发掘了诸多国人所不熟识的世界历史真相。如张翎的《金山》、陈河的《沙捞越战事》、严歌苓的《扶桑》、《魔旦》等，都以异域文化为依托，展示了被主流历史淹没已久的中国人的奋斗史和命运史。
在对当代移民现实生活的描述中，新移民文学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生存经验。从早期反映留学生活的纪实性文学(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我的财富在澳洲》、《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女人》)到后来极为复杂的生存性书写，新移民文学广涉婚恋、职场、教育、经商等各种领域，巧妙地演绎了中外文化的“混杂性”给移民带来的精神感受，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多重文化经验和独特精神品质的人物形象，从而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视域。有学者认为：“立足于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叉边缘地带，在非母语的国度用母语来表达自身的文化诉求和精神寄托，让华文作家看待事物、思考人生和关注问题的视角更趋开放和冷静，产生了一些颇为深刻清醒且富有哲思性的文本。”(35)无论是具体的文本实践，还是作家的主体思维，新移民文学中所体现出来的种种“异质性”，确实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表达空间和审美视野，使“中国经验”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精神载体。
新移民文学的崛起，也凸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巨大空间。由于语言、文化和审美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一直是在国家的疆界内寻找突破和发展。它与海外华文文学构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审美空间，彼此间虽有共振，但无法构成一个整体，严重制约了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对此，有学者曾提出一种“华语语系文学”的理想建构，并认为“在一个号称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知识讯息急剧流转，空间的位移、记忆的重组、族群的迁徙以及网络世界的游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经验的重要面向。”(36)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动态、开放的生存经验，正在试图打破各种疆界内部的文化结构，并整合成全球作家共同拥有的精神资源。它构成了世界文学发展所具备的开放性空间，隐含了中国文学同样拥有某种基于汉语扩张所形成的世界性的“审美版图”。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移民文学就处于这种世界性“审美版图”的前沿地带。一方面，由于创作主体的特殊身份和具体创作的审美属性，新移民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好地弥合了中国本土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审美疆域，并使之逐渐形成一种紧密互动的“华语文学”。尽管这种华语文学的整体观还需要学界进一步梳理和建构，但新移民文学的桥梁作用已明确地显示出来。他们对各种族群文化记忆的重组，对现代生存方式的探讨，对资讯时代空间变化的捕捉，甚至对现代文明掩饰下的人性变异的提示，都呈现出某些颇具前沿性的思考倾向。而且，在流散性不断加剧的现代社会，新移民作家队伍也一直在持续增长，他们弥合“华语文学”的能力也会不断提升。由此带来的结果，将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审美版图”的迅速扩张，也是中国文化在全球辐射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新移民文学所拥有的流散特质，可进一步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开辟新的途径。流散虽然会带来“失根”的焦虑，但也会给作家提供多元的价值观念和思考方式，使他们的创作摆脱既有的精神局限，从而更有效地建立自身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可以看到，很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作家，如纳博科夫、艾萨克·辛格、布罗茨基、米兰·昆德拉、奈保尔、库切、石黑一雄、巴尔加斯·略萨等，都具有移民身份或流散经历。而且，正是这种流散经历，使他们在多元文化彼此混杂的生存境遇中，获得了重新审度人类生存及其文化承传的视点、胸襟和立场，也使他们拥有了超越自身族群局限的艺术思维，从而在创作中建立起自身独特的审美世界。像奈保尔对印度文明的反思性书写，艾萨克·辛格对犹太人精神秘史的深刻揭示，库切对南非族群历史和种族冲突的内在反省，米兰·昆德拉对捷克历史记忆的解构性表达，都渗透了各种西方现代观念，折射了流散文化对创作主体的巨大影响。尽管我们还无法判断新移民文学是否会涌现出一些世界性的经典之作，但从流散写作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特殊优势来看，经典之作的出现是值得期待的。
总之，短短的30多年间，新移民文学已显示出异常强劲的发展势头，其中有不少作品已在西方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移民文学不仅紧密地融会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之中，而且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多重维度和巨大空间。同时，它还将“中国经验”有效地植入全球性的文化视域，既增添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资源、拓宽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审美视野，也促使中国文学不断地融入世界文学之中。有理由相信，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新移民文学的发展也将不再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而是渗透到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中，使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流散书写中成为一个新的典范。
注释：
①有关“新移民文学”的定义，可参见吴奕錡的《寻找身份——论“新移民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陈辽的《“新移民文学”中的长篇杰作——读评林湄的〈天望〉》(《华文文学》2008年第1期)、刘红林的《中国属性与跨国精神——新移民文学浅谈》(《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以及旅美评论家陈瑞琳的《“迷失”与“突围”——论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化“移植”》(《华文文学》2006年第5期)等论文。
②江少川：《中西时空冲撞中的海外文学潮——论新移民文学的发生、特征与意义》，《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③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7页。
④饶芃子：《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⑤陈瑞琳：《“迷失”与“突围”——论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化“移植”》，《华文文学》2006年第5期。
⑥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⑦江少川：《中西时空冲撞中的海外文学潮—论新移民文学的发生、特征与意义》，《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⑧江少川：《中西时空冲撞中的海外文学潮——论新移民文学的发生、特征与意义》，《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⑨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⑩严歌苓：《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11)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7页。
(12)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
(13)庄伟杰：《互动视界：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文艺报》2011年11月2日。
(14)布罗茨基等：《见证与愉悦》，黄灿然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
(15)严歌苓：《洞房 少女小渔》，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40页。
(16)严歌苓：《寄居者》，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
(17)江少川、陈瑞琳：《海外新移民文学纵横谈——陈瑞琳访谈录》，《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18)鲁鸣：《背道而驰》，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1页。
(19)陈瑞琳：《“衔木”的燕子——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化“移植”之路》，《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第2期。
(20)杨乃乔：《第三文化空间，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命脉》，《文艺争鸣》2009年第11期。
(21)融融、陈瑞琳主编：《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
(22)南航：《十年累积的喷发——张翎访谈录》，《文化交流》2007年第4期。
(23)鲁鸣：《背道而驰》，“前言”，第2页。
(24)黄万华：《20世纪美华文学的历史轮廓》，《华文文学》2000年第4期。
(25)丰云：《新移民文学：融合与疏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
(26)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7)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7页。
(28)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第1页。
(29)张德明：《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30)王宁：《“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
(31)江少川：《中西时空冲撞中的海外文学潮——论新移民文学的发生、特征与意义》，《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32)哈金：《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青年文学》2005年第7期。
(33)哈金：《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青年文学》2005年第7期。
(34)张翎：《一个人的许多声音》，《江南》2006年第4期。
(35)庄伟杰：《互动视界：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文艺报》2011年11月2日。
(36)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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