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境里的经与经学 ①
黄保罗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样一个话题。我最早是做老子研究的，这方面虽有一点点工夫，但是没有学问，是一个机器人或者木头人差不多都能做的，多下点工夫就可以。后来我到东京大学做博士后，是做楚文字方面的。从东京回到芬兰之后，先到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赫尔辛基大学，做基督教神学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我从两部分入手。最早的是做中国部分，我称之为“大国学部”，主要是道家和楚文化，搞楚墓、考古学与古文字学，和老子相关的内容。当然，讲楚文化的时候，也涉及到了占卜、考古一类的东西。其次，开始做基督教部分。这是我花了不少精力，拿了一系列学位的两个领域。第三，就是做国学和西学的对话和比较。总结看来我是做这三部分研究的。
那今天来讲汉语语境里的经与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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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语境里的“经”
因为“经”这个词，在汉语里就很明确；但是在英语里边，或者西学传统里去解释“经”的话，我们可以用cannons、classics或者scriptures。到底是哪一个呢？它的意思是怎么样的？从大背景是对话的角度来看，我们看西方，西学里面是有神学和人学两部分的。所谓的“神学”，在古希腊的哲学里面也提到过这个概念，比如，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常常会说到上帝。但是，在古希腊哲学里，最主要讲到的理性又是伴随着它的人文传统的。之后，在西方的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神学”这个词被“基督教神学”所取代。所以，我们再讲“神学”的时候就是特指“基督教神学”了。(但在本来意义上，神学并不是专指基督教神学的，其中也是包括古希腊神学的。)
后来的基督教神学，特别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后，人文主义或者神学又开始有了重大的影响。所以，到今天我们来看西学的时候，西学里面就分“人学的传统”和“神学的传统”了，人学和神学的传统里都有“经”这个概念。对于“经”字的概念，在人学里面我们常常使用汉语的“经典”一词，但是在神学里就用的是“经”这个词。所以，“经”和“经典”这个词又不太一样。有这样的几个概念，因为classics这个词很广，很多可以叫“经典”。而cannons更神圣化一些，标准化，或者更具权威性，一种排他性，独霸性更强一点，而且scriptures也是，它可以泛指，但是在狭义里是指亚伯拉罕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经”。这三大宗教里边，其实也会用scriptures来解释，汉语翻译就是“经”。“经”和“经典”互用，但是仔细比较的话，这是两个概念。
那么，当基督教的经，像《圣经》，被引进到一些民族的文化传统中的时候，比如非洲的一些地方，或者太平洋的一些岛上。这些是只有口头文学而没有书面文字的文化圈，那么，基督教的《圣经》就很容易在那里取得神圣或者权威性的地位。但是，当基督教来到汉语文化圈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人们称它为《圣经》；可是在中国的汉语文化圈里，“经”有很多，比如说“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这么多“经”。“到底哪一个‘经’是权威？”的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这其实是个非常严肃和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从这几个概念来讲的话，汉语里的“经”是这样写的，是“经纬”的“经”。我来解释“经”的时候，我特别抓住的是“它是否具有神圣权威作为标准？”不仅仅是有权威，而且是有神圣权威。这个“权威”可以有多种。我可以拿枪逼着你承认我，这是通过暴力获得的权威。或者我们几个有钱人有权人开个大会就决定了，这是金钱和世俗的权柄带来的权威。又比如皇帝，最有权力的是中国古代的皇帝，这又是一种权威，用武力来决定无论你服不服从，这是权威。另外一种权威是神圣性的，用中国文化圈来讲是反映了天道的，或者说从天上掉下来的。我想，是否具有神圣权威的标准，决定了一本书能否成为“经”？有的话，就被称为“经”；没有的话，就被称为“经典”或者是“书籍”。
在这样背景下讲汉语语境里的“经”，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儒经及其确立的历史和标准”；第二个是讲“‘经’变成了‘经典’”，这个“经”主要是以“儒经”为代表，怎么样变成了“经典”，这是科举制的幻灭以及读经科的废止。这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事情，与这个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儒经及其确立的历史。我们讲先秦本来有“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个《乐》好像丢失了，留下的就是《诗》《书》《礼》《易》《春秋》，从先秦这样传下来。到了东汉的时候就有了“七经”：《诗》《书》《礼》《易》《春秋》，然后再加上《论语》和《孝经》。我以前从比较的角度写过一篇《从马丁·路德的角度看孝》的文章，中国的《孝经》里也讲孝敬父母。因为在基督教十条戒令里边的人伦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而前面几条是讲人和神的关系的，如“上帝是唯一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要守安息日”，这是人和神的关系。然后讲的人与人的关系，第一条是“要孝敬父母”，接下来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等等。再有就是到了唐朝就有了个“九经”：《诗》《书》《易》(《礼》分为三的《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春秋》三分的)《公羊》《谷梁》《左传》。再下来到了宋朝就有了“十三经”，这个“十三经”就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但是《诗经》在不同的时间，它被确定为经的定位也是不同的。这一般都与皇帝有明显的关系，或者说是与政府有明确的关系，现在“四书五经”“十三经”，在中国大陆也重新印刷了。
我们今天讲，在诠释学里边会讲权威，权威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名人(重要人物)的，我记得在中国大陆原来我们小的时候看很多人写作文，都要说孔老夫子怎么说，雷锋怎么说，哪个领袖怎么说，都在说这样的一段话，好像用名人的名言，就代表了权威。其次，传统怎么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做的，所以，这个就是权威。第三，我们常讲的是逻辑、理性、科学怎么说？因此权威有这样的几种。因为我讲“经”的目的是，要想揭示“经”的权威到底从哪里来？按照中国的儒学里所讲的经学传统，孔子这个人对于经的权威起了重大的作用。第四，我们叫传统经学的特点，就在于经书的权威性，它的权威又集中在孔子身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总叙就说“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组建经学与经书和孔子的神圣权威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一点又是非常重要，《四库全书》在编这些的时候会涉及这一点。第五，我就要提出挑战的是，经(我指汉语语境里的经)的本身是否具有神圣性？是因为孔子这个人了不起而使儒经有了神圣性，还是经本身有神圣性？除去孔子等圣人的权威之外，儒经的权威是否与纬书、谶言及仓颉造字等神话或传说有关呢？我举这三个例子。谶纬之学《隋书·经籍志》中记载，“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隐谶，以遗来世。”谶纬出于神学，“谶”是方士画，儒家照做的“隐语”；“纬”是以神学附会和解释儒家经书的文本，他们是上古成为思想学说的集录，并非出于某一个作者。
所以，中国人的信仰，以上三个是各有所司的。儒家是管上班；道家是管下班，或者是不太顺心时，寻求难得糊涂；佛教是到最后要逐渐面临死亡时所要寻求帮助的地方。在这三教里面，“经”的数量和内容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它的权威性也是比较明确的，其他的可能就没有这么强烈了，可能把“经典”称为“名著”。这是我们首先要讲的“经”的概念。
第二，经变成了经典。就此，我们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经”是什么时候变成“经典”的？我从现在开始讲“经”的时候，主要是讲儒家的经，带有官方的色彩。据说，光绪皇帝1891年在京师大学堂成立仪式上的讲话，他讲到读传统的经，好像没有多大用处，所以，需要举办强调现代知识和技能的新学。他讲：
“今天是京师大学堂开学的第一天，所谓学堂，在朕看来就是演习学问的地方。我们古人有一个传统叫做坐而论道，今天朕和你们论一论这世间的道，大家都坐下吧，朕也坐下。朕从识字开始，朕的老师就在教朕，何所谓为君之道？朕亲政后，也在不断地学习这个治国之道。世间的道也许有所不同，但是，朕一直在想，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道？什么才是国家振兴之道？这次开办京师大学堂，遇到了很多阻力与质疑。大家也都清楚，这其中还死了个人，叫做王长益。朕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会死？而且，又是什么样的人把他给逼死的？[注] 据说，因为朝廷开办京师大学堂要把读经科废掉，科举制度要废掉。有一个叫王长益的人，一辈子等着考科举，等着范进中举那一天；结果不考了，他一下子彻底失望了，就去上吊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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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朕想到，几百年前有个姓王的人，他叫王阳明，这个大家都知道，说过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朕以为，王长益之亡故，就是因为他的心中之贼，这个贼不仅存在于他的心中，也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若论世间的大道，首先当要的就是破除我们心中之贼。我们心中的贼究竟是什么？在朕看来，第一个就是伪善。大家平常学习春秋礼学，学到的无非是‘存天理、灭人欲’。可是，翻翻我们的历史，历朝历代中国靠圣人之学、仁义道德，当真能够治国平天下了吗？满口的仁义道德，是无法挽救一个国家危亡的。
“你们想想，你们所学的四书五经，你们苦苦演习的八股文能够抵抗洋人的坚船利炮吗？可否改变贪腐横行、土地结冰、流民千里、国家疾病层出的局面？这里边隐藏着的，其实就是虚伪与虚弱。再说说你们，如果这次朝廷没有下旨说是京师大学堂的学子毕业以后能够享有科举及第的待遇，那么，你们能够放弃科举而学西学吗？朕不是责怪你们，朕这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道德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根本无济一个国家的命运，空讲道德仁义其实就是世间最大的伪善。
“第二个就是守旧。说到这一点，朕把17年前李鸿章写给恭王的话念给大家听，李鸿章说‘中国士大夫沉溺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术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李鸿章17年前的这句话至今仍然让朕感慨。17年时间过去了，我们士大夫乃至我们这个国家仍然如故，世间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所以朕今日说了这么多就想告诉大家朕为什么坚持开办这所京师大学堂，其实就是希望在座之君能够破除我们的心中之贼，以国家的强盛为己任，不狂暴不自卑，正视现身发愤图强。”
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光绪皇帝的发言？大家说法不一，有人说这是杜撰的，根本没有的，是网络上好事者为之的。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在那个年代，从清朝的末年开始，面对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等一系列战争，中国传统的经学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大家感觉到，传统的东西与国家的强国梦和民族情没有关系，所以就开了新学。这样的话，1905年的夏天，就是中国士大夫魂断科举路的日子，人们一直担心要被朝廷废除的科举终于走到了尽头，人们议论许久的清科举御令终于颁布，西太后和光绪帝批准了袁世凯等人的奏请《清帝御令》宣布废科举。为了推广新学堂，就必须把这个科举废掉，让士大夫死了那份通过读“四书五经”来获得功名的侥幸之心，驱赶他们去念那些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等所谓的新学。我记得，我到河南大学，在开封，据说那里是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考点。这是1905、1906年的一件事情。另一件就是1912年1月19日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导蔡元培签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布“读经科”一律废止。这三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的重要事件就是儒家典籍从此退出中国的中小学生课堂的圣殿。我们在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可能也会学一点《论语》，学一些“四书五经”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不是“经”，而是中国文化经典名著里边的一小段，而不是当成一个“经”。经是标准，经是权威。这件事情的发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做经？”汉语里的“经”是什么东西？第二，经是怎么确立的？它的标准是什么？然后，经怎么变成了经典或书籍？有人讲，儒学或者儒家在中国文化里变成了游魂，因为它没有身体了，到处在外面飘荡，落不下来了，没有体。这是我们所讲的这样一种状况。
二、汉语语境里的经学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汉语语境里的经学。刚才基本解释了什么叫做“经”？以及由经变成了经典和书籍。现在又反过来了。我跟清华大学的唐文明教授专门谈过这个问题。现在搞儒学的很多人一讲经，就是孔老夫子怎么说等等，就感觉是天经地义的。我说：“你们是真的相信这个经有这种神圣的权威地位吗？”他讲：“这就是我们的痛苦之所在。”所以，现在他们要呼吁，要让“经”重新获得这样一种权威。
现在我们讲，什么是经学？汉语语境里的经学，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尊经时代的经学，还有一个是现代社会里的经学，所谓现代社会就是从光绪以来，特别是五四以后的所谓的现代社会。那么，在尊经时代有个经学的内容，经学的形式，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
尊经时代经学的内涵。要根据词源的解释，经学是研究经书，为诸经做训诂，或发挥经中意义的学问。这个意义的经学，一般出现的比较晚，到了晚清的皮锡瑞的《经学通论》或者《经学历史》，以及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等等以后，才出现这样一种用法。
经书的“经”，它的本意是表示“常”的意思，经常的“常”，“道可道，非常道”的那个“常”，表示“恒久的、永恒的”的意思。故被认为常道，可以作为典范的书变成为“经”。所以，经书的地位得到确定，必然得到传习和注释解说，也就是有人做训诂，讲义理。因此，可以说，有了经，便有了经学，最起码也是经学萌芽期。有种观点认为是从皮锡瑞那时候才有了经学，这是从理论上来提“经学”，但是，经学的实践可能在先秦时代就有，那可能最重要的经学大师就是孔老夫子，编了《六经》《五经》等等。六经系统的确立，是经过孔子及其弟子对六经的传习论述的工作。所以，孔子不仅是六经的编撰者或者整理者，而且他对于这个经的权威地位的确立起了重大的作用。当然，这个权威也有多种。
那么，汉语里还有其他的“经”，中国文化的主要的骨干是儒学，那么，经学也是儒学的核心。当然也有其他的，我们讲道教、道家里面《南华真经》，老子《道德经》。佛教里面的经典也非常多。当然，道教和佛教里边的经，与儒家的经相比较，地位可能有所不同。我们在西方的汉学系里一般讲儒、释、道的关系(在中国我不知道你们在语言学院是不是这么讲？)是兼容的，好像一个人，青春年少的时候，在上班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要谈儒，要“学而优则仕”，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要“安得广厦千万间”，在北京不是买一套房子，而是要买千万套房子，让天下寒士俱欢颜。是这样的一种入世的想法。那么，道家说，在官场上失败了，竞争没成功，就需要道家的东西。要去钓钓鱼，去画画。那么，佛教一般是讲退休之后，死亡马上要来临这个问题，人们往往从佛教中寻求帮助。
所以，谶纬神学与今文经学，尤其是谶纬神学和刘姓皇权，将儒学发展为儒教，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成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我记得，北大的张祥龙教授研究“孝”，特别是在山东大学几年专门研究“孝”，当然最早他研究海德格尔的“时间观”。我正好有一次跟他对话，在澳门，我就说，你研究这个“孝”，我觉得，你必须得上升到神秘主义，你不上升到神秘主义，你所说的孝的权威性是立不起来的。他就很认同我这个观点。然后，我就跟他讲到马丁·路德在解释“孝”这个概念的时候，什么叫做孝敬父母和人爱上帝是一样的。所以，在利玛窦时期就把上帝称为“大父母”。利玛窦，意大利人，他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心想，我是搞神学的，所以要打扮成与中国宗教相关的，头先剃光了，穿得像个和尚的样子。他来到中国是明朝末年，结果发现，中国人不仅不尊重他，还笑话说：“你个洋和尚”。他发现，当时儒家的地位比较高。所以，摇身一变换了一套服装，他立马就被中国人称为“翁”，被尊称了。
那么，他向中国人传基督教，很多中国人就说道：你还给我们讲孝呢！你自己大老远跑来，不在家里照顾你父母，你跑到中国来干什么？可见你不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跑到中国也不结婚，也不生孩子，这也是不孝。“父母在，不远游”，这一条你没做好，第二条也不生孩子。利玛窦比较能说，他说：我不是仅仅孝敬肉身的父母，而且我要孝敬大父母，上帝就是大父母。所以，我讲这段，你要想孝敬父母，就要问你为什么孝敬父母？父母的权柄在哪里？他从时间观念来讲，我为什么孝敬父母？因为，我们的生命来源于肉身的父母，父母的父母是谁，推到最后推不动了，就推出上帝是大父母。
我想东汉这个时代，儒教要带有这样一种神秘主义或神圣化，这点确实很重要。不然的话你要在中国提倡“孝”，接下来就有“忠”；然后“孝”里面有很多内容，在“二十四孝”里边恨不得从身上挖一块肉给你爸爸妈妈吃，这种愚孝蠢孝都有了，而且惨无人道的状况都有，这就要来分析。那么，光武帝刘秀使儒教国教化对东汉郊庙祭祀体系(相当于是国家祭祀，包括封禅、社稷等等)的建立，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封建时代的国家祭祀逐渐制度化和体系化，郊祀祭天成为证明帝王继位的合法性、正统性和神圣性的仪式。所以，谶纬神学对东汉以及后来国家祭祀的确立，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中国强调“名正言顺”，称皇帝为“真龙天子”。到北京旅游的人，常常会听导游介绍，北京的地理有龙脉，说不定你一兴奋，下一次你都做皇帝了，其中都涉及这个东西。这个背后带有一种神秘主义，这是我们所强调的一点。我要讲这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想要今天重新讨论儒家的这些经如“四书五经”或者“十三经”能不能称为“经”，能不能称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能否有这个权柄？那我们光用皇帝的权力，光用我们逻辑理性的论证，是不足以来确立权威性的。
在中国的传统资源中就有谶纬之学，这可能是一个为“经”确立权威的途径。《河图洛书》讲到这样的例子：“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讲这是伏羲的时代的神圣启示，但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传说而已。山东大学的王学典教授向全国政协提案，建议从明年(2020)开始，春节大家一起拜黄帝。这就涉及到黄帝这个人的存在与权威等问题，对于中国儒经的权威性确立有重要影响，但这是根据真实还是根据信仰，是值得讨论的。我儿子小的时候问我：“爸爸我们家族有没有名人？”我说：“当然有”。他说：“有谁？”我说：“我们的老祖宗就是黄帝，所有的中国人都拜他。”他说：“所以我们家还是皇室子孙了。”我开玩笑说：“当然了，我们姓黄。”所以，伏羲、炎帝、黄帝这一套东西，是一个传说。在正统的儒家里面，都不特别尊重这些，其实在暗地里大家可能非常的注重。今天我们重新提倡读“经”，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带一点批判性的思维反思以后，大家搞这些东西干什么？其实就是想要再确定这样一个权威。
汽车驶出中甸坝子，来到金沙江边。江水从丰满的稻谷边汹涌流过。在江岸的公路上，就可以看见日尼神山，这是奔子栏最大的神山，当地人认为日尼神山是世界神山之首，在众神的隐秘世界里有着无上的权威，能呼风唤雨、统摄众神、救护子民。光从地貌上看，日尼神山也有着摄人心魂的气势，在江岸的山群中赫然耸立着，似乎其余的高山和河流，都为了维护他的气势而压低山头、改变流向。
台湾搞选举，参选人就必须到处拜，到庙里去拜，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再讲仓颉造字，就像文字，当然后来我们讲到启蒙运动的时候，在欧洲有人专门研究《易经》里边的阴阳这样的两个卦，然后最后推出了一个东西，称为通向奥秘的文字，就是《易经》的这两个，一个实线一个虚线，这个可能是最古老的人类语言文字，比希伯来语早。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汉语索隐神学》，在《深圳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有的讲造字，这个字可能也是上天赐下来的。[注] 黄保罗：《汉语索隐神学：对法国耶稣会士续讲利玛窦之后文明对话的研究》(Sino-Christian Academic Figurist Theology：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Dialogical Attempt by Some French Jesuits in Following the Footprints of Matteo Ricci)，《深圳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所以，我举这几个例子，《河图洛书》、谶纬之学和仓颉造字。这相当于我们讲的启示文学类的东西，或者和神秘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来研究“经”的时候，我提示国内搞儒家的人，想要抬高儒家及其权威性，需要从这个方面(神启或神秘主义)着手才行，否则，还只是一个人文主义的相对的和有限的东西。这个“圣人则之”是说圣人观察模仿写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下往上的，是人为的。亚伯拉罕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经”则是从上往下的，是启示类的。开个玩笑说，我在今年(2019)年初在《湖南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与林安梧教授对话的文章。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台湾的，据说是牟宗三在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第一个博士。他在讲儒家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谈，他说，各种宗教就像盲人摸象，各个宗教都是一样的，你说大象是鞭子，是扇子，都是这样，彼此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或高低之分。我说，你这讲的也都很好，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基督教是不承认自己是个盲人的，基督教的《圣经》不是盲人摸象摸出来的，是大象开口说话说出来的。这个搞得他有一点崩溃。通过盲人的摸，我说大象是这样的，你说是那样，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大象开口说话：“你们不要吵了，我长的是这样的”，这个基督教的《圣经》就是这样的神启。[注] 黄保罗：《再论天人合一是否为儒家所独有——兼与林安梧教授对话》，《湖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所以，“从上往下”和“从下往上”，是与“经”相关的，你只要是从下往上摸的，我“徒有凌云志，恨无登天梯”，我恨不得到天上飞一飞，就是遗憾上不去，那就不行，你要从底下想往上摸索，这个叫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人走过了留下痕迹，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是留下了痕迹，我通过这个痕迹去找那个创造者，这种类型的东西都是叫做从下往上的，也叫人文的东西。那么，总结一下《四库全书》说的：“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我们刚才讲的比如神秘主义和从上往下的这套东西，在亚伯拉罕中的三大宗教里边是天经地义。但在儒经中，此类的神启则似乎挖掘得还不够。
尊经时代研究经的形式多样，首先就是“注”，一个经有注，注就是注解的意思，它是以单字训示为其主要方式，后世解经或其他书都用注，比如《孟子注》《史记三家注》等等；其次是“疏”，这个疏也是来表示对后人难以理解的注解，再加以疏通之意，因为是建立在注之上的疏解文字，所以通常就注疏合成；第三个叫“笺”，这是读者笔记，也类似于注上之心得，对原著经传之注释或者修改，比如“毛诗郑笺”，又因为具有加注的性质，又称为笺注笺疏，如《世说新语笺疏》等等；第四是“传”，是解释经义之文字书籍的，“传也者，传也”，表示传达的注解；第五是“正义”，这个正义是比较特殊的一种解经体，是唐朝官方制定的，用来做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就有一套《五经正义》；第六是“集解”，顾名思义就是收集历来学者的说法，一一罗列在各种书中的对于今史典籍的注疏，比如《论语集解》《荀子集解》《韩非子集解》等等。最后，第七还有“集注”，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对经的一个研究。
钻孔定位→平整场地→设备就位→校正垂直度→测量孔口标高→校正钻具直径→钻进→丈量孔深→量测孔斜→扫孔→压水冲洗→安放注砂管→固定注砂管。
武陵山乡场镇为武陵山乡人民政府所在地，集镇规划区面积2.7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0.36平方公里，集镇常住人口2000余人，乡政府已投入2000余万元进行场镇建设。具备一定的建设基础及社会服务功能，武陵山乡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旅游名乡”。
其实，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学问的发展基本上都是某一个大哲学家之后，另一派哲学家兴起，而这个兴起就是对前一个哲学家的批判反思和超越，把他的当成反命题，然后来注入自己新的命题。更新的一代再对他进行批判。其实，在中国也是这样，但有个特点不一样。西方人、欧洲的学术，基本上是标新立异的，每个学者来了新的一代、新的思想，而我们中国人是以追溯老祖宗为荣，一般都把自己压低，其实自己有很多新的想法，比如朱熹和王阳明就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放在尊古鄙今的模式之中，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来梳理这些，当我们讲什么叫儒家的时候，要来做区分，这是形式上的一种。
上式成立的条件是ny(ω)>nz(ω)>nx(ω)，或是ny(ω)
现代社会里的经学。基本上有两种研究方法，我刚才讲的“经”，在尊经时代，把它当成一个“常”，当成一个“标准”，当成一个“权威”来研究。现在，从光绪之后到民国、五四及现当代，这个“经”已经不再拥有权威了，那么，现在它是什么呢？所以，现代的经学就是要把它当作经学史来研究，研究它的思想。所以，周予同在《经学和经学史》这篇文章里特别讲到，五四运动以后的经学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经学史的研究却有待开发，他提出有三项重要的任务：第一个是各个不同历史的时代，各个不同社会阶级或者阶层如何在经学范围内展开思想斗争，这个词用的还比较有时代特色；第二个就是历代的经学思想又如何为不同阶级和集团服务的；第三个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经学思想发展规律是怎么样的，也是作为一个思想史和旁观来研究，这有点像我们讲的义理。另外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姜广辉，他们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也是这种类型。
刚刚过世不久的李学勤先生就提到，要在现代社会里把经学当作一个文献学来研究。他的文献学研究里边讲的与如下几个方面比较相关的内容。首先是语文学，在西方的大学一般都在东亚系和汉学系进行，叫philology，那边的汉学教授似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因为他们在本国的大学里就是中国的代表，从孔老夫子到女人裹小脚都有所研究。所以，这是我们讲的philology，里边涉及到历史文献的语言文字的科学，当然这与我们中国的传统，这个philology是有一点西方化的术语，但是，在我们的传统里是叫文字、音韵、训诂、考据、词章、义理这一套东西，当然这个义理更多的就是思想史方面的。而这套东西，我们讲与《圣经》的研究，与西式批判法历史批判法就有密切的关系。再有一个目录学(bibliography)，是对于文献整理、界别版本、编入收藏、检索等等，与图书馆学和信息记录学有密切的关系。编索引，如统计“仁”这个词在《论语》里出现多少次，就考证这些东西。但是，现在谷歌一搜索就出来了，原来是我们辛苦在那找，在那研究，现在电脑可以替代许多。讲文献学，这些是很重要的一点。
三、西学(人学和神学)里的“经”及其确立的历史和标准
现在，我们来讲第三个问题，西学(人学和神学)里的“经”及其确立的历史和标准。刚才讲了汉语里边的经和经学，讲到西学传统的时候，将之分为人学和神学两个次传统。所以，我也是用两个点来说这个问题。
亳州是“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有着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文化旅游业已被确定为亳州经济发展的十大产业之一，成为亳州经济建设的又一新的增长点。文化旅游业的大发展以及国际化市场开发是亳州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因为亳州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是首批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另外亳州是中医药文化的发祥地、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全国十大“一带一路国际健康旅游目的地”、中国“四大药都”之首。因此，进行亳文化译介与国际传播研究，挖掘并合理开发亳文化资源，提高区域文化软实力，能为亳州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能量。
首先，人学中的经典是开放性的，是不固定而可变的。在人文学humanity里，classics不是固定的，它是可变的，而且是开放的。比如，哲学(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贤)、文学(《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及一直到今天当代的一些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的作品，然后，还有历史的经典等等，这个我们称为人文学里的经典。
其次，宗教神学中的经。这个经(Cannons、Scriptures、Bible)，或者Old Testament和New Testament的重要特点是什么呢？是封闭性的，是固定不可变的。比如犹太、基督教的《圣经》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这个是固定的，比较封闭。
先看第一点，人学中的经典(Classics)，是开放性的，比如人文性的哲学反思(humanity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它都是从下往上的，那么，文学的话，像荷马史诗等等，带有一点fiction，是编出来的，是人杜撰出来的，人创作出来的。历史文化的文献，相当于是一种historic cultural document，是一种文献记录式的文本，带有一定的历史性，带有一点文化的特点。这个是我们讲的人学中的经典。
那么，宗教学里边的经，就带有这样的几种特点，比如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特点来讲，这个经到底是什么？我在这里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圣经》或者《古兰经》，它是神的话语，是the word of God，这是很重要的定义。第二个是关于神的话语，是words about God，这个of和about，大家知道差异是很大的。第三个是神与人的对话，香港中文大学的李炽昌(现在在山东大学)与我对话时，他说他自己认为《圣经》是神与人的对话，是discourse between God and human beings。所以，我们解释这个经，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经里包含的东西很多，我这里没办法简单讲。先讲一个正典，它是来自希腊文的canon，原意是指木匠用的尺或者度量长度的器具，这个东西就成了标准，后来这个名词就表现为标准准则，在基督教里被称为带有决定意义的、权威的、神圣的东西，这个称为正典，当然正典是怎么形成的就有一系列的过程。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词，我讲的正典(canon)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想看一下，基督教各宗派里的《圣经》正典，新教《圣经》是39+27，是66卷书，这是宗教改革以后确认的，是固定下来的，不能少一卷也不能多一卷。罗马天主教的《圣经》，另外包括了次经旁经，或者是叫做外典(apocrypha)，它的内容有73卷。东正教它是在1672年耶路撒冷会议上，将14卷，也有人说15卷加入这里面，所以东正教里面有的讲是80卷或者81卷。埃塞俄比亚的教会还多出几卷次经，这是我们讲的基督教及它的传统，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和埃塞俄比亚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的正典包含三个部分，就是《摩西五经》(也称做Torah)、先知书和圣书。我们简单看一下《旧约圣经》是怎么形成的，《旧约圣经》是在公元70年左右的时候就完成了，所以《旧约圣经》又称为《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因为基督教的《旧约圣经》是从犹太教那里接纳过来的，因此《旧约圣经》的形成被基督徒视为上帝通过犹太人所完成的，所以，犹太教可以说是旧约正典形成的使者。最后，于公元前第8世纪到第3世纪时，将这些文字记录加以修整，所以《摩西五经》这个Torah大约是在公元前第4世纪的时候完成，先知书和圣卷是在公元前第5至公元前第3世纪完成。基本上犹太人的拉比就是依据三个主要的标准来决定某一个文献是否为正典。第一，必须成书在先知马拉基之前的时代，也就是在公元前400年之前的，比如说，拉比认为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上帝的灵离开以色列人，所以，马拉基之后上帝就不会再有启示了。第二，文献需要用希伯来文所写，希伯来《圣经》除少数的段落是由亚兰文所写，其余的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第三，文献需要被广泛的犹太人所认定及接受其为神圣的权威的。
这套东西，基督教的各宗派基本上都把它接受下来了。《新约》的形成大约是在公元50—100年写成，它的权威是在公元130—220年这段时间获得的，但后来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又得到一些确认。所以，这个《新约》正典的形成，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四福音及保罗的十三卷书信，大约是在公元130年，便被部分教会视为最具有神圣权威的经书。到了约公元170—220年间，它便已经与《旧约》正典具有着同等的权威地位。《新约》中最有争议的是《希伯来书》《犹大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和《启示录》，路德对此都有不同的观点。
后来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这个27卷书才确立。先追溯一下，所谓正典，就是“宣传部发的，盖红头文件的”。那么，次经和旁经(Apocrypha)，也叫旁典、外典。Apocrypha这个词是来自希腊文的apo,krufa，原意是“隐藏的事物”。在基督教内，次经则是指未收录在新、旧约正典之中的，所以这里包括这样一些篇目，我们就不一一的读了。还有伪经，就是假的，是杜撰的，当然这些东西本身也有它的价值。
我们再看一下圣经正典及其流传的情况。“正典”这个词是“标准规范”的意思，就是“真理的准则”。《旧约》的正典的标准刚才已经在讲了，而《新约》的判断标准则是使徒性、正统性和大众性，这是它的流传状况。然后，就是抄本问题。抄本就是对原文版本的抄录，而原稿已经失存。《旧约》用希伯来文或者亚兰文写成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原稿现在已经都找不到了，现在我们所拥有的都只是抄本。
第四，路德影响了多民族的文字的诞生，《圣经》的翻译对教育及文化也有重大影响。当时有一些来自各个欧洲小国的路德的学生，都是照葫芦画瓢，也做了这样的通过翻译《圣经》来创造和推行本民族的书面文字。
《圣经》的译本。译本流传的时代，有这样不同的一种状况，所以希腊文的《旧约》其实是译本，是在公元前200年，由七十士把希伯来的《旧约》翻译成希腊文。然后是亚兰文《旧约》(Targum)，这个是公元150年完成的。再有就是拉丁文的，最流行的是拉丁文，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在罗马，在西方，拉丁文成为官方的文本，我们叫武加大(Vulgate)译本、通俗译本，这个译本当然后来老百姓无法阅读，只有神职人员才能读；后来马丁·路德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就是针对这个版本的。当然，还有人文主义王子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 Humanist, 1466—1536)，他在欧洲的学术史上还具有重要的地位，主要是他编的《新约圣经》的希腊语原文版本，路德就是通过阅读他的这个版本，发现武加大拉丁文版本里面有很多的错误，最后他就提出了改革。马丁·路德本人也是一个《圣经》学者，他是个professor of Bible，他是一个《圣经》学的教授，他不是搞理论的，他有点像中国的鲁迅一样，他的作品基本上是吵架吵出来的，他跟教授说话，别人骂他，或者是他想骂别人，然后他就写文章，基本上是这样。路德的东西并非很有系统性，他的东西最权威的版本，是威玛版本，有一百多卷；但是，他的著作之汉语翻译就很少。我是过去差不多十多年在做，去年算是我的丰收年了，我翻译了十多年，出版了近十本路德的东西[注] 主要有(1)马丁·路德著，黄保罗总编译：《马丁·路德证道集 教会年历主题学术版》(Martin Luther ’s Hauspostile in the order of Church Calendar ：Academic Version )，山东基督教两会，2015年，第1225页。(2)马丁·路德著，黄保罗总编译：《马丁·路德证道集 年历主题通俗版》(Martin Luther ’s Hauspostile in the order of Church Calendar ：Practical Version )，山东基督教两会，2015年，第613页。(3)马丁·路德著，黄保罗、刘新利编译：《路德书信集1507—1519》(Letters of Martin Luther in 1507-1519)，马丁·路德研究原始文献选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0页。(4)马丁·路德著，黄保罗编译：《马丁·路德著研究丛书第一卷 论婚姻》，简体字版本，济南：山东基督教两会，2018年；(5)马丁·路德著，黄保罗编译：《马丁·路德研究丛书第二卷 论两个国度》，简体字版本，济南：山东基督教两会，2018年；(6)马丁·路德著，黄保罗编译：《马丁·路德研究丛书第三卷 论洗礼》，简体字版本，济南：山东基督教两会，2018年；(7)马丁·路德著，黄保罗编译：《马丁·路德研究丛书第四卷 论教会秩序 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讲义》，简体字版本，济南：山东基督教两会，2018年；(8)马丁·路德著，黄保罗编译：《马丁·路德研究丛书第五卷论信心的确据和爱心的接待〈希伯来书讲义〉和《腓利门书讲义〉》，简体字版本，济南：山东基督教两会，2018年；(9)马丁·路德著，黄保罗编译：《马丁·路德研究丛书第六卷 书信集(1507—1522)》(119封)，济南：山东基督教两会，2018年。(10)黄保罗主编，李方舟执行主编：《探寻路德的脚踪》(Exploring the Footsteps of Martin Luther )，阿乌雷阿(Aurea)、赫尔辛基(Helsinki)，2017年。和一本芬兰学派路德新诠释的译著[注] 曼多马著：《曼多马著作集：马丁·路德新诠释》(The Works of Tuomo Mannermaa as the Father of Finnish School for New Interpretation of Martin Luther )，黄保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
首先，我们要知道武加大译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拉丁文版本。
其次，是英国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20—1384)英译本；因为武加大译本是通行的，被定为官方的，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圣经》可读的，只有神职人员才能读，一般人不能读。但是，威克里夫在牛津大学，要将其翻译成英文，在威克里夫死后，罗马天主教对他挫骨扬灰而把他定为异端。
第三，路德在1522年和1534年翻译出版了《新约》和《旧约》，路德的这个《圣经》起了很重大影响，所以，路德不仅仅是宗教改革家，还被称为“德语之父”。路德究竟做了了什么事呢？在路德之前已经有一些德语的书面语，但是书面语不是很成熟。所以，他来翻译《圣经》的时候，据说他经常跑到菜市场去看菜市场的菜贩子怎么讲价，怎么卖东西，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后来翻译的Luther Bible，对于整个德语书面语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就是他被叫做德语之父的原因。
抄本《旧约》部分是比较早的，是公元900—1100年的玛索拉版本；亚兰多版本是公元900—925年的，还有列宁格勒版本是公元1008年或公元1009年的，死海古卷是比较早的(在公元前后100年)，我专门去看过，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博物馆里，是1947年在死海边发现的。另外，《新约》部分有蒲草纸抄本是在公元80—100年的，还有西奈抄本大约是在公元350年(包括了全部的《圣经》)。梵蒂冈抄本是在公元400年，《新约》学者认为这是最可靠的、最准确的。我们讲的这个版本，你要看耶稣是这个年代的，我们最早的抄本，《新约》的是公元350—400年，这个旧约的状况是这样的，简单的大家有个印象。然后，这个是《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和亚兰文的，也有七十士译本，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那时候有很多犹太人在这里，他们都不会说犹太话，就翻译成希腊语。
《圣经》翻译对芬兰有重大影响。芬兰就是这样的，芬兰这个国家有书面文字，就是从路德开始的。路德有个学生叫Agricola(拉丁文是农夫的意思)，他是1525年左右跟着路德学习的，他后来回到芬兰写的第一本书叫《ABC》，很简单，他就是给芬兰定了29个字母，英文26个，他加了3个，一个A上面加两点
ä，一个A上面加个小圆圈Åå，一个O上面加两点Öö。赫尔辛基大教堂里有三个雕塑：马丁·路德、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 1497—1560)和米卡埃尔·阿格里科拉(Mikael Agricola，约1510年至1557年4月9日)。阿格里科拉被称为“芬兰语之父”，所以在芬兰，文学奖最高奖叫Agricola奖，他是个宗教学家和主教，但也是芬兰语之父。
Agricola很有意思，他对芬兰教育有很大影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我跟张华老师聊过很多次，芬兰教育号称全球第一，重要的一点是芬兰中小学老师工资不是很高，但是大家非常的敬佩尊敬老师。如果你在芬兰当老师，大家会竖大拇指，就因为很受尊敬。我与芬兰的教育学教授讨论，为什么芬兰教育会这么引人注目呢？他们说一个重要原因是，Agricola创造了芬兰的文字之后，就把《圣经》翻译成芬兰文，然后又编了一本小书《教义问答》在芬兰人中间推广。小书的形式是问答，如：“问：上帝是谁？答：上帝是圣子圣父圣灵。问：世界是怎么来的？答：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就这样问答，那个小书很薄。当时的芬兰人几乎全部都是教徒，从十八世纪开始教会推行很带有积极性的扫盲的方法：你如果不会读《教义问答》的话，你就无法通过坚证礼(Confirmation)，那么，你就无法获得在教堂结婚的许可，因此，不会读书，就不准结婚，这个干劲就大了。你要想结婚，首先要认字，教会的牧师带着一大群人到村子里来，全村的人集中在一起，请你站起来，考你是否会阅读。你想，如果不会阅读，将会多么不好意思啊！而且最可怕的是结不了婚。因为那个时候芬兰还没有独立，芬兰被瑞典统治，所以，芬兰的教会是先于国家的，要在教会里举行订婚礼，举行结婚的典礼就必须得要能够阅读、背诵信仰的基本要义，如此以来，大家的识字率就提高了。
这样一来，如果某个村子里有一个人识字，这个人就成了香香的，假如明天教会要派人考核了，今天晚上大家就都会请这个人帮忙预习。所以，在芬兰那种会读书、能认字的人就得到了大家尊崇。这种尊师重教的传统，从那时到如今被保留下来。虽然工资不是很高，但是大家觉得当老师真牛，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在货位分配问题中，一个货位无法同时分配给两件货物，假设货物数量为D，在执行迁移操作时，需检查待迁出是否与迁入栖息地所有SIVλ重复，若与迁入栖息地中重复，则先赋值再执行迁入操作
我刚才虽然讲了定义，解经学基本上的原意，exegetics，就是说这个文本(text)，固定的text，它说的是什么，是在什么语境下对谁，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研究原文的原意，这是解经学的最核心点。所以要想分学科，一个叫《旧约》解经学，一个叫《新约》解经学，这是两个系，两个专业。如果有人问你：“你是研究什么的？”你说：“我研究《圣经》”。这个回答是不标准的，你是研究《旧约》还是《新约》，《旧约》的就是希伯来语写的原文，《新约》就是希腊语原文，辅助的语言就是亚兰文和拉丁文，基本上要搞这四种语言才能研究《圣经》和神学；就像我们要搞古文献研究，你也得懂文言文，是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是我们讲的解经学。
路德影响了很多其他的国家。在中国，贵州苗族，云南傈僳族，他们的文字都是传教士创造出来的。大家知道，傈僳族基督徒有“原生态多声部合唱”，我亲自经验过。我2015年到怒江的六库去过，看着几个人，一个小女孩十四五岁站在教堂打拍子，教堂里没有钢琴，没有任何的乐器，上面四个人，就四个声部来唱。我见着一个老太太背着小孙子在背上，就在那唱。傈僳族就是这样，是传教士给他们创造了文字，留下两本书：一个是《赞美诗》，一个是《圣经》。苗族也是这样。这是很有意思的理解，所以我们讲，经典和文字有很密切的关系。
还有很多的《圣经》翻译版本，我们就先跳过去不谈了。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汉语的《圣经》翻译。刚才讲Luther Bible，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德国流行的德语版的《圣经》已经不再是路德版的了，已经更新了，但是路德版的《圣经》还是非常重要的。
中文的《圣经》就比较多了，比较早的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来在敦煌里面找到了很多的景教文献，有很多的经卷，是关于景教，我原来以为没有多少资料，现在发现很多。我与清华大学的朱东华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叫《路德论聂斯托利》，认为他并非真正的异端。[注] Paulos Huang and Donghua Zhu：“Was Nestorius Really a Heretic? An Exploration of Luther’s Comments on Nestorius”,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 2018.Brill： Leiden and Boston. 2018, vii-xxi.聂斯托利就是景教的根源，这个很有意思。接下来是罗马天主教《圣经》部分书卷的汉语翻译，而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年1月5日至1834年8月1日)的版本，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和合本(1919年的官话和合本)，底下还有很多版本，这是简单讲的它的流传的过程。
这里简单归纳一下的话，《新约正典》的收入通常可以归纳出三个标准，但这并非表示并订正典时就是根据这些标准，而是后面的人思考归纳出来的。第一个是相关书卷必须和基本的信仰原则是一致的，其次是必须具有使徒性，就是耶稣的使徒们，第三是被教会所接纳。这三个标准，基本上就是让某本书能被收入到正典之中的标准，所以有次经、旁经[注] 次经(又称为次正经，Deuterocanonical Books，区别于“首正经”，Protocanonical Books)或旁经，这个名称是宗教改革以后才出现的，新教习惯追随教父耶柔米称这一部分书卷为Apocrypha(“隐藏、隐密”的意思)。 还有伪经(pseudepigraphos，就是“托名假造之作品”)，有很多的经。
“唯独圣经”及其本质：《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上帝的话语，在路德宗教改革里，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因为天主教的权威是传统，说教会的传统上千年来都是这样，路德说你光是传统不行，传统是人定的，但是有没有经文的根据，这是他当时重要的辩论。在沃尔姆斯会议(1521 Worms Diet)上，路德说：“你除非用清晰的经文和明确的理性来说服，否则我不能，也不愿意收回任何意见，因为那是违背良心的，既不安全，也不好，我不能那样做，这是我的立场，求神帮助我，阿们。”他当着皇帝的面这么说的。所以这是路德讲的“Here I Stand”(这就是我的立场)，有一个马丁·路德传就是用这个做标题：《这是我的立场》。[注] 著名的耶鲁大学历史神学家罗伦·培登(Roland H. Bainton)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著述，1950年由美国Abingdon出版社出版的《这是我的立场》(Here I Stand )。
观察两组护理干预后的心理状况，使用焦虑量表对两组患者的心理情况进行评估[10]，分数越低，说明患者焦虑情况越轻。将患者焦虑情况作为评价护理质量的指标，对比两组患者护理质量。通过问卷的形式，调查两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总分为100分，80分以上为非常满意，50～80分为基本满意，50分以下为不满意，总满意为基本满意与非常满意之和。
四、西学视野中的“经学”
我刚才讲西学视野中的“经”，现在来讲西学视野中的“经学”。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分支，一个叫做解经学(exegetics)，另一个叫诠释学(hermeneutics)，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三是现有开发利用区的纳污能力成果从技术上考虑了上下游水功能区的水质目标衔接，每个二级水功能区分配了一定的纳污能力，但随着目前长江生活污水集中化、工业废水园区化，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往往出现排污集中在开发利用区内的某一个二级区，而其他二级区并无排污的情况，需要针对这种趋势研究开发利用区内纳污能力的内部调整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解经学(exegetics)。它实际上是academic displicine of exegetics；specially a branch of the theologically dealing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r explanation of scripture，所以这个exegetics就是从希腊语来的，就是把“思想、文意”从文本里拽出来、抽出来的意思。所以，是一个critical的explanation interpretation of a text。这个解经学，是一个关于“经的意思”的学科，特别是对宗教经典进行诠释和解释，有interpretation和explanation；这两个不太一样，前者是what，后者是how或者是why，what和why所解释的背后是不一样的状况。这个解经学里边也有各种各样的流派，首先是“文本批判法”(textual criticism)。这是一个investigation(探索研究)，研究宗教经典的历史和来源。其次是研究这样的一个作者、文本和原来的读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比如《哥林多前书》，是写给住在哥林多教会的人，哥林多是个码头城市，那里的人比较开放，也比较富裕，但那里面有很多的娼妓，信中部分内容涉及女人蒙头的问题，与这个城市的背景密切相关。保罗说“不准女人讲道”，到21世纪男女平等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段经文？读经时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就需要研究相关文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作者和文本以及读者对象等背景。第三就是literary genre(文本里边的一种文学或者文字的特点)。第四是对语法或者是语义特点的分析。基本上有这样几种。后来兴起历史形态批判法、高等批判法、低等批判法等等，这里要做比较文学的话，很多就比较熟悉了，如读者批评法、接受批评法之类的东西，诠释或文本批评，这里其实最早都与解经学有密切的关系，后来从解经学里延伸到其他的文本，就是非宗教的文本，文学的文本；现在又成为哲学的分支。
什么是文本(text)？我们需要对“文本”的广义内涵有所了解。我就想到中国的一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以，我们分析的文本可能是人情，我们分析的文本也可能是世事。世事就是一个文本，和我们原来说的狭义的text不太一样，是这样的一个扩展。所以，神学宗教经典的研究扩展到文学和其他的文本的研究，一直扩展到哲学的一个概念和分支，它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要注意一点，我最早研究老子，就是在郭店竹简出现之前，主要是根据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记载的资料，就是《老子》文本的材料。那么，因为在中国，我们一般都是比较相信孔子和老子是同时代的人，老子比孔子大几岁，基本这样的概念。但是，我到西方看到，在西方的汉学界，很多人说根本没有老子这个人，这个人都是假的，更别说那本书，都是大家编的，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还有理论认为：有老子这个人，但是那个书不是他写的，是他后来的弟子写或编辑的，说法多种多样。
我们想到顾颉刚等一批疑古的古史辨派历史学家[注] 古史辨派所辨的“古史”指的主要是纪年、记录都不明确的上古时代，按照汉代以后大致确立的传统古史系统，是：盘古开天，经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古史时代到周朝初年结束(从共和元年起有确切纪年)，进入有较可靠史料记载的信史时代。其中，古史前段的系统尤其不稳定，在不同传世古籍中有差异较大的记载。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掀起了疑古思潮。有人说，这批疑古思潮与清朝末年的乾嘉学派相关，但后来要推的话，我想与德国兴起的历史形态批判、高等低等批判法等理性主义的影响也可能相关。这种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在西方的神学中对基督教信仰冲击很大。所以，你不要看搞文字音韵训诂，小学不小啊！小学的要命之处在于，因为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绝对神圣的，是不可改变的；但是，一帮搞Philology的人，搞一个词或搞一个文章风格，搞到最后，竟然说这个《圣经》都是人编出来的，通过这个风格里面的人称、词语的用法等等，如“上帝”这个词有几种用法，是好几个书编在一块的；所以，《圣经》根本不是什么神圣权威，就是人瞎编的。这样一编，那还得了？釜底抽薪，你信仰的根基都被动摇了，或没有了。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赫尔辛基大学的神学院是一个学术的机构，赫尔辛基大学是一个国家的大学，不是教会的，这个大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学者Heikki Räisänen(1941—2015)研究《新约》，他的著名之处就在于怀疑《圣经》。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信徒假如要到赫尔辛基大学神学院去学神学的话，就相当于一个火热的人进入到消防站。你现在被圣灵燃烧，全身都是热气，到那一学，他告诉你《圣经》是不可靠的，搞得你大眼瞪小眼，就让你不知所措。所以，这套东西，主要通过文字、词汇、风格、文本，用这些东西，所谓的“形式”来进行研究分析，最后来证明《圣经》的来源，然后试图得出个结论，《圣经》并不神圣，这套东西对这个世界是有大的影响的，我们叫解经学。
加强部队官兵实战意识的培养，熟练掌握现代化指挥手段。改善培训设施，优化培训内容，丰富培训手段，提高对维和人员的培训能力。在培训中注重实战模拟和训练，强化作战运用实践，熟练掌握现代化作战方式。增强快速军事部署能力，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响应能力。
我讲的解经学和刚才讲的中国经学里的注、疏、集解、正义等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在港口设施上，头门港区二期两个5万吨级码头新建、一期码头滚装改造项目开工。目前台州港已建成181个码头泊位，万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就有9个，最大靠泊能力为7.4万吨。此外，沿海高速、台金高速东延、杭绍台公路、玉环漩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等对于港口输运体系的建设也捷报不断。
下面一个叫诠释学(hermeneutics)。诠释学是一个theory(理论)，或者是一个methodology(方法论)。是什么理论呢？是解释(interpretation)，特别是解释《圣经》文本、智慧书、或哲学文本的，Biblical是宗教经典的诠释的理论和方法论，我们讲现在的诠释学包括了言语的和非言语的交流，它也包括语义学(semantics)，也包括presupposition或pre-understanding(我们叫预设，中文叫前见、先见、偏见、预设)。Hermeneutics曾经广泛地用在人文学里边，包括法律、历史和神学里边，比较早的还是神学里边，特别是古希腊的哲学，但后来被神学所垄断。
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年11月21日至1834年2月12日)是德国19世纪的神学家和哲学家，被称为现代神学和现代诠释学之父。hermeneutics本来是用来研究《圣经》的意义及其影响的，后来就挑战一般的诠释去研究所有的文本和非文字的文本，成为哲学、文学和历史的一个分支，甚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请大家注意，hermeneutics和exegetics，这两个词在我的解释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这两个词语有时候是交换使用而作为同义词的。Hermeneutics是一个更广的学科，它包括书面、口头和言语，verbal和non-verbal，这样一个状况，所以，特别重视这个词和文本的语法。一般我们叫“意识形态批判法”和“读者批评法”等等。一般我们讲，hermeneutics更多的所要表达的问题是：这个文本，我刚才讲解经学，这个文本本来在什么环境下，谁对谁，为什么这么说。而诠释学则是说：两千年前的某个文本，对于今天21世纪的我有什么意义？诠释学是这个意思，基本上是这样来讲的。
另外，它是希望要与西学平衡，或者是说抗衡。我就举这个例子，一个是谶纬之学，一个是《河图洛书》。再有刚才我们特别有讲到“谶”：“谶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传统的正典都是认为这个东西有点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它却在人的思想中一直保存着，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五、中西比较视野中的“经”与“经学”——中学视野中的西学之经和西学视野中的儒学之经
我接下来要问的是，哲学人文经典是否是神圣的？《圣经》是否是神圣的？中国人讲的“至圣”“亚圣”，我特别要注重“圣”的概念。基督教声称和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绝对的，是神圣永恒不变的，它的权威来自自上而下的启示，也就是，不是倒推出来的由下往上的一个证明。所以，儒学是否接纳《圣经》为神圣而绝对的启示？若不接受，其原因和根据是什么？中国有部分儒家学者说，不能称基督教的《圣经》为“圣经”，应该称它为“基经”。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是因为自己的儒经才是神圣而绝对的天道真理和上帝的启示吗？它是逻辑事实和自然神学之下推出来的？还是怎么为儒家经典获得权威性的呢？
我国本身是就是当前世界上人口非常多的国家是一，人均占地面积比较小，所以很多资源已经严重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不仅无法满足现代人在日常生活时的基本需求，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而言，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土地资源在开发和利用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自然农业生产在日常用地时的整个比例。在这一基础上，要与实际情况进行结合，对人们日常的居住用地进行综合考虑。除此之外，水资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虽然我国水资源相对比较丰富，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前期对水资源并没有形成良好的节约和保护措施。所以在现阶段水资源已经出现严重匮乏的状态，无法真正满足现代人、现代行业在发展时对水资源的个性化需求[2]。
这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呢?因为基督教的《圣经》所进入的中国文化圈，是有大量“经”存在的文化圈。所以，这里要看到，这个文化圈的人怎么看和怎么界定这个“经”。
那么，西学视野中儒学的经，是从下往上的人文经典，还是从上往下的神圣启示呢？比如在天、人、物、我这几种关系里，古儒的“天”可能表示“皇天上帝、帝、天、皇天、天命、道义”等等，“人”是他人、亲属、朋友、陌生人，“物”就是世界，“我”就是自我。所以，讲中国的“经”的时候，涉及到这几个方面是怎么来看的。不能简单说接受不接受，认可不认可，必须说明白它背后的逻辑和根据是什么。
六、儒学在欧美推行中的“经学”问题，权威来自何处？
我们的教育部长说，到2049年，中国教育要成为世界教育的标准，比如，世界各地都有孔子学院。各地要推广儒学，就存在一个问题——站在战略的制高点上，我们为什么来学习儒学或者尊敬儒家的“经”呢？其神圣性和权威性从哪里来？这点讨论非常重要，如果这没有解释清楚，推广就会遇到挑战。所以，“经”之所以为“经”的形而下的根据和形而上的根据是很重要的。形而下的，是人为的、社会的、伦理道德意义的和政治意义的、功利主义的，等等。而形而上的才是从神或绝对真理那里来的，永恒不变的，这就是上帝启示神圣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这就可以和亚伯拉罕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的理解衔接起来。
假如说，中国的教育要想成为世界教育的标准，要把儒家或中国的“经”向世界来推广的话，我刚才讲的理论问题是比较重要的。
七、反 思
最后，我们来做六点反思。
首先是“经”的作者问题。这个“经”无论是西方的经还是中国的儒经，它的作者是谁？是有限与相对的人，还是无限与绝对的天/上帝？
其次，“经”的本质是人的话，还是上帝的话？
第三，“经”的特点是神圣的，还是可被人为操作的？
第四，“经”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内容我特别注重这两点，一个是在上帝面前(coram Deo / in front of God)，“经”的内容主要是讲被造、犯罪、悔改、得救、永生，或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还是讲人和绝对者之间的关系？还是讲在世界和人面前(coram hominibus / coram mundo / in front of human beings / in front of the world)，如人和世界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五，“经”的读者是谁？读者的态度和诠释，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尊重？是忠于还是敬畏？在圣灵的带领下还是根据人的理性、经验、情感来阅读？
第六，读者面对偶像的态度是什么？偶像就是假神。偶像崇拜就是把一个相对有限而不是神的人当作绝对无限或神，这个就叫假神。因为只有一个在精神彼岸的真理、天、上帝、绝对者，此岸存在的所有人事和理论都是探索或追求这个绝对者的相对者，都是那个绝对者的反映。凡是声称自己是绝对者的人、事、理都是偶像、假神、假真理。所以，《圣经》中咒诅、禁止和惩罚偶像崇拜，《圣经》里除去耶稣这个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是不完美的，例如亚当、夏娃、大卫、所罗门等，所有的人都是有缺陷的和有罪的。而儒经里对待偶像崇拜是什么态度？《易经》中的卦名、卦辞、卦象与具象“物”的“偶像”之间是什么关系？《论语》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及儒家对孔子本人的态度是什么？我和武汉大学的郭齐勇教授专门有一篇对话就讲儒家讲的“圣”——“holy”“saintness”。我们发现，儒家和基督教的不太一样。比如什么叫“止于至善”？善比较容易，但“至善”就比较难。[注] 黄保罗：《称义、成圣、成神、成佛与成仙》，载赵林：《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与现代转型》(赵林、郭齐勇、林安梧、温伟耀、张祥龙、林鸿信、黄保罗、王忠欣对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唐蒙、康佳鑫、宋嘉晖整理
[作者简介] 黄保罗(1966—)，男，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海外访问学者(济南 250100)，赫尔辛基大学人文学学院教授(赫尔辛基 00014Helsinki)，《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www.SinoWesternStudies.com)和《Brill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www.brill.com/yct)主编。
① 本文乃根据黄保罗教授2019年3月11日在北京语言大学的“跨文化系列讲座第97讲”上同名演讲的录音整理而成，黄保罗教授又进行了校对和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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