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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1999）04—0074—04
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似乎都关系到人的存在本身。对存在的深入反思，越来越成为世纪之交的人们所无法逃避的紧迫课题。而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作为与人的存在攸关的生存论问题，不能不被纳入世纪末思考的范围。从生物多样性到文化多样性，既凸显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同时也昭示出人类在新世纪摆脱危机的可能前景。
一般地说，生物多样性包括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生物物种的意义；二是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而文化多样性则由于人和文化的内在相关性和人的自我缠绕，使得这两个方面集于一身，即集中表现为对于人及其文化的前提和保障作用。生物多样性从根本上说乃是自然生态系统由简单向复杂不断演化的结果。它在基因、物种、生态系统内部所形成的多元互补关系，有助于物种的保存和优化。因为扬长补短式的互补结构，使得生物基因和物种能够全息性地应对威胁其生存的外部环境。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并颁布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把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问题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联系起来，标志着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生物多样性所受到的挑战，主要是来自工业化时代。从长时段和总体上看，世界上物种的减少同工业时代的崛起，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这决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工业化的出现基于两个前提，即市场机制的泛化和科学技术的垄断。社会的广泛市场化，塑造并培养了人们对大自然进行无限掠夺和攫取的贪婪动机；而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支配，则提供了人们满足自身控制自然这一贪欲的有效手段。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所导致的实践后果之一，就是生物多样性的逐渐缩减。1998年底，据联合国全球发展影响研究小组和美国环保局提供的信息显示，目前陈列在全世界商场和超级市场里的商品种类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地球上生物种类的数量。而在商品种类迅速增加的同时，是全球范围内生物种类的急剧减少。因为商品多样性的增加恰恰是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一个直接结果。这是由于自然环境因一个生物物种的消失而减少了一种功能，就增加了发明新的能够提供同样功能的人造产品的迫切性。（注：《光明日报》1999年1月5日第5版。 ）不仅如此，作为工业化和市场化产物的商品，其数量的增长还构成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重要原因。商品的制造和生产对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直接威胁到生物多样性的维系；同样地，大量商品的消费所造成的环境后果，也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危害。
20世纪末，人类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最重大进展之一，就是“克隆”技术的突破。而这一技术成果的潜在效应，恰恰意味着对生物多样性的严重威胁。从可能的前景看，“克隆”技术在实践上的广泛应用，必将影响甚至破坏生物多样性。笔者曾经指出，“克隆”技术是通过基因复制来实现的，从而决定了它在生物界的大量应用必然使生物演化出现一个逆向的颠倒过程，即由复杂走向简单。这一趋势对生物的生存极为不利。因为基因在复制过程中将使自身的缺陷超出个体范围而被放大为整个物种本身的普遍缺陷。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遇到恶劣环境的侵害，该物种就将在总体上丧失免疫能力，从而面临灭绝的危险（注：参见拙作：《也谈“克隆”技术可能带来的问题》，《社会科学报》1997年5 月29日第3版。）。
如果说，工业时代主要是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的话，那么，信息时代则主要是对文化多样性构成威胁。当然，文化多样性早在工业化时代就已面临挑战了。因为工业时代所要求的“标准化”，隐含着模式化的要求。然而，由于工业时代的文化问题还尚处在被遮蔽状态，所以在总体上这一时代所威胁的主要不是文化多样性而是生物多样性。
在发生学意义上，“现代性”可追溯到古希腊。“现代性”的实质是“理性”。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中心论”传统，孕育了“现代性”。正如怀特海所说的：“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注：W·巴雷特：《非理性的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现代性”所蕴含的理性及其体现的抽象普遍性，通过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运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维度的全面扩张，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冲击。现代性的文化对大自然的征服，人的戡天役物的取向，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主要是通过市场化和工业化来完成的。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层面上，现代化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逐步确立。西方文化不仅为非西方民族提供了一套现成的文化模式，而且同时给出了这一模式赖以成立的基本假定，从而使之获得一种先验的合法性，以至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化已成为无需对其进行批判地反省和清算的自明前提。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内蕴的抽象普遍性规定，本来只是一种基于特定文化类型所作的文化承诺，但却被理解为凌驾于一切可能的文化系统之上的普遍有效的文化方式，从而遮蔽了它所固有的文化个案性特征。另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理性（特别是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理性）作为人在肉体层面上的自我肯定方式，它所凸显的主要是人的物质需要及其满足的必要性。应当承认，西方文化对人的物质需要的诱发和满足，无疑是它能够征服异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像西方人那样活着”，成为非西方国家人们逐步认同的理想。更深刻的在于“伴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阴险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不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体，还征服了他们的心灵”（注：P·哈里逊：《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及其后果》， 《中流》1991年第1期。）。通过理性的扩张，西方文化利用一整套文化话语， 在经济、政治、语言、教育、文学、艺术、宗教、法律、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全方位地消解着非西方民族的文化个性和历史传统，以至于在今天“西方化的现象已经扩展到第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没有西方化的人受到歧视，这一现象的发展速度正在加快”。（注：P ·哈里逊：《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及其后果》，《中流》1991年第1期。）
当然，浪漫主义早就对现代性展开了批判的反思。正如M ·亨克尔所说的：“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 ）的第一次自我批判’”（注：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浪漫主义思潮基于民族性立场强调文化的多样性。 如果说，现代性及其所追求的抽象普遍性捍卫的是文化进化论，那么，浪漫主义则主张文化相对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伦斯坦把柏拉图所代表的强调文化同一性的理念论作为“正题”，而把浪漫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作为“反题”（注：参见E ·霍伦斯坦：《人的同一性及文化的多样性》，《思想文综》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例如， 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康德的学生赫德尔就首次提出了对德国历史和文化影响至深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概念，试图以此来抵抗来自法国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世界理性”（或普遍理性）的冲击（注：裴程：《为什么“一双皮靴顶一个莎士比亚”？》。《读书》1989年第7—8期合刊。）。歌德则指出：“人性需要所有的人来实现自身；真正的人只是由于人类全体才能够存在”（注：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然而，从历史上看，浪漫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并未能实际地阻止现代性的不断扩张。
到了信息时代，文化多样性又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挑战。然而，托夫勒对此却作出了相反的估计。他认为，由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转变，恰恰标志着从一元性向多样性的过渡。托夫勒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怎样来应付一天天发展的社会、文化、政治和技术上的多样性，而不是单一性”（注：托夫勒：《预测与前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7页。）。在他看来，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以标准化为特点的，因为“工业革命产生了群体社会，它赞成或强制实行社会、工业、文化上的一律。工业化把产品、语言、住房、教育、计划、生活方式都标准化了”。而同工业社会相比，信息社会则是“一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因为它的“主要特征是多样化，而不是标准化；群体化的东西非群体化了，而且还在不断迅速变化”（注：托夫勒：《预测与前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99页。）。托夫勒甚至乐观地认为：未来的人可能不是苦于没有选择余地，而是苦于选择余地太大，无法下手”（注：托夫勒：《未来的冲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32页。）。情况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也许， 进入所谓信息时代之后，社会和文化在直观的意义上都表现出某种多样性，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多样性在深层意义上走向贫乏和单一的趋势。
首先，从人类的语言演变来看，据报道：全球电脑网络的普及，使得英文成为世界上独霸的语种。影响所及，世界上原有的1.5 万种语言将有90%面临消失的危机，特别是大洋洲、亚洲、非洲少数族群使用的语言（注：台湾《联合报》1997年1月6日。）。据估计，世界上大约有6000种语言，而其中20%—50%已经失传。有的科学家预言，到2100年，可能将有90%—95%的语种消亡或趋于消亡。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文化的同化作用。美国阿拉斯加费尔班克阿拉斯加本土语言中心负责人M·克劳斯指出：“按保守的推测，在下个世纪里， 平均每年将有20种语言消亡”。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语种消亡甚至比物种灭绝速度更快。语言减少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减少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减少了一种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注：《大学生》1997年第11期，第24页。）。与此相应地，英语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语”，它在国际交往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据统计，国际互联网络上的信息约有80%以上是通过英语来传递的，而且这种情形有愈演愈烈之势。海德格尔说得好：“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在种类上的贫乏，只能意味着人的存在方式的单一。这种存在方式上的单向度性，有可能导致人类应对外部环境能力的衰退与下降，从而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存能力。
其次，随着我们时代的基础由“原子”到“比特”的转移，人们“被抛入”了一个“数字化生存”的处境之中。在人们被Internet“一网打尽”的今天，“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尼葛洛庞帝语）。数字化生存所塑造的人的存在方式，将直接威胁到人的文化的丰富性。它使得人们感受世界的方式、表达自我的方式、相互交往的方式经过“二进制”数字文化的严格“过滤”，被缩减为日益贫乏的抽象规定。其后果不仅表现为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的遮蔽，更深刻的在于危及到不同文化的民族特质。
再次，按照杰姆逊的观点，信息时代作为后工业社会，它塑造的乃是后现代主义。在杰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它的复制性和大众化。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中最基本的主题就是‘复制’”（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这种文化上的“克隆”， 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化多样性的逐步消失。因此，“在后现代主义里，……对个人独特风格的追求消失了”（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页。）。于是， 剩下的就只能是“大众”对“时尚”的追逐，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文化的“发散”过程，妨碍文化多样性的生成。
欲了解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对人类及其文化的负面影响，就不能不追问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及其存在来说为什么是必要的？
首先，它是人类文化得以延续和保存的重要前提。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可能的文化，都有自身的长处，同时也有其缺陷。一种文化要想在不利于自身存在的条件下获得生存的机会和可能性，就只有通过吸收其他文化的优势因子以取长补短，来迎接挑战，积极地适应环境。就人类文化的整体而言，如果离开了所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整合，就有可能将一种文化的缺陷放大为整个人类文化在总体上所普遍具有的共同缺陷，从而危及到人类文化的持续存在。
其次，文化多样性的存在还是人类文化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条件。一方面，文化多样性为人类文化实现类似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杂交优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文化多样性的存在还为特定文化的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对新的可能性的尝试和探索，恰恰是创造性与活力的重要表现。正如拉兹洛所说的：“真正的创造性并不导致一致性。……不同文化的人所信奉的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观念只要互不对抗，就能使当代世界增添丰富性和活力”（注：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1页。）。 文化多样性所要求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多元关系，成为各种文化之间的张力结构赖以保持的可靠保障。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张力关系恰恰为人类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因此， 人类进步基金会研究报告《共同创造地球的未来》提出了7项未来行动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多样性原则”。它指出：“多样性的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也是人类能够应付各种复杂情况，迎接各种挑战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因此必须全力保存这种多样性”（注：《国外理论动态》1994年第19期，第148—149页。）
那么，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如何才能有效地捍卫文化多样性呢？笔者认为，要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无疑将涉及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合理重建，包括一系列复杂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调整和制度安排上的准备。但仅就文化及其观念本身而言，至少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起平等对话的建设性的关系，乃是文化多样性赖以维系的可靠保障。在今天，全球意识的一个重要内涵就在于使人们自觉意识到在当代世界上丰富多彩的文化是其中任何一种文化能够存在下去的绝对前提。因此，按照拉兹洛的观点，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性质应当由“共同”（co-）转变为“相互”（inter-）。 它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抽象普遍性这一反多样性规定向多元互补、内在整合的对话关系的过渡。从这个角度看，一种文化（特别是被种种偏见所曲解为所谓“落后的”非西方文化）对自身独立地位及独特价值的捍卫（如本土文化所特有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传统、价值观念等），就不再是一种狭隘的保守“情结”，而是有了广义的文化拯救意义。因为这不仅是维护自身文化尊严的需要，而且更根本的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需要。而正是后者对于人类所有可能的文化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把文化个案性的规定误解为普遍规定强加给其他文化的霸权主义做法。亨廷顿已经意识到，“西方文化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应当承认，这一判断是恰当的和清醒的。
第二，正确处理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寻求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之道。从广义上说，“全球化”进程自马克思所谓“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就已经开始了。就此而言，“全球化”乃是“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的必然结果。现代化所内蕴的“理性”精神及其抽象普遍性规定，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和殖民化的逐步推进，把整个世界纳入了一个“匀质化”（homogenization）的过程，从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个性面临被吞噬的危险。这一历史背景，从否定的方面凸显并进一步强化了文化民族性的重要意义，它要求所有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对于“现代化”、“现代性”、“发展”等观念，必须持一种批判性的反省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反省重新发现本土文化所具有的无法为任何其他文化所取代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从而推进“本土化”进程。从学理上说，本土化的合法性只能来自文化人类学上的文化相对论学说。而文化相对论又是基于文化民族性而确立起来的。因此，对文化民族性的自觉确认，构成文化本土化的重要前提。同时，在具体操作上，应当充分利用现代传媒，如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手段，有目的地增加本土文化的介绍，营造一个有利于民族文化得以继承和传播的适宜氛围。另外，还应注重从儿童开始抓起，进行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以便在民族成员中牢固地树立健全的文化意识和民族观念，以避免本位文化的“断裂”。文化本土化的推进，无疑是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第三，积极推动面向21世纪的世界多极化进程，以便建立符合文化多样性要求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应当指出，整个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这既是文化多样性赖以存在的必要前提，同时又是文化多样性的实际表征。随着“冷战”的结束，人类进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然而，世界并不太平。国际霸权主义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优势，肆无忌惮地推行其强权政治，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企图在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控制中确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从而塑造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单极世界”。在这一背景下，文化多样性不仅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现有的不同文化的多元格局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应该看到，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尽管缓慢，但却不可逆转。只要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抵制霸权主义政治，多极化的世界在不远的将来就一定会成为现实。我们知道，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只有多极化的结构才是最稳定的，而只有在稳定的国际秩序下，文化的多样性才有存在的空间，并逐步发展起来。因此，为了有效地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上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就成为处于世纪之交的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
来稿日期：1999—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