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研究综述(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实践发展是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我们的理论发展同样也是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其研究成果不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有目共睹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一些问题在研究者中也形成了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和看法，这既是学术研究的必然结果，也是理论建设兴旺繁荣的体现。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是继续深化研究的重要条件和前提。因此，对近十年来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背景和依据的宏观性研究
对这一问题从宏观上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龚育之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许庆朴、李爱华主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源》及刘建武所著的《时代的丰碑——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思想渊源与历史条件》等。
龚育之根据中共十四大的论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来源和依据具体地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历史依据。1956年以来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两种发展趋向(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与错误的趋向)，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准备。二是现实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形成的新鲜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依据。三是世界眼光和时代依据。
许庆朴、李爱华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基础和思想渊源概括为七个方面：一是认为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许多新见解，特别是关于落后的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观点以及实现这种跨越的条件的分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最初的立论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源头；二是认为列宁为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观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先导；三是认为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起点；四是认为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诞生的文化土壤；五是认为从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逐渐呈现出的多样化发展态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与不断完善提供了借鉴；六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正确认识、大胆吸收和勇敢借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七是认为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时代对于世界的影响、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影响，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引领与启示。
刘建武撰写的《时代的丰碑——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思想渊源与历史条件》一书从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与历史条件。一是从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方面看，有三个源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和原则、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思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和尝试。二是从时代背景与国际条件方面看，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在现代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产生的，是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三是从国内背景和历史准备方面看，来源于“八大”前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与主要成果、“大跃进”前后的曲折探索与理论思考、“调整时期”的调查研究与认识成果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与深刻教训。四是从主观条件与个人因素方面看，邓小平所具有的在个人政治生涯中“三落三起”的坎坷命运与特殊经历、在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与特殊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开拓新境界的非凡智慧与特殊勇气、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鲜明的革命风格和特殊品质，成为这一理论形成的重要主观条件。五是从文化渊源与传统底蕴方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传承关系。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思想渊源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是什么？怎样看待它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显然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它既关系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判断，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前提。
苏昌培主编的《特色论》专门论述了“邓小平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问题，认为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不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特殊发展道路的理论原则；吸收了同时代社会主义实践中一切有效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恢复和强化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强调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不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探索，从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从中共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具有不同特点和不同发展道路的思想由来已久，邓小平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并突破原有的认识水平，上升为特色思想，形成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无论从深度和广度都是一个大的飞跃。
王东提出了“三大思想渊源”的说法，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有三个最主要、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一是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晚年马克思的新思想，集中体现在两个聚焦点上——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论和东方社会主义新道路论，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源头。二是列宁后期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新思路。这种新思路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观、社会主义重心观、商品市场观、资本主义观、全盘改革观和可控改革观六个方面，正是这六大新观念支撑起了一条新经济政策的新思路：利用国家调节下的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中间环节，迂回、渐进、间接地走向社会主义。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基本思路、更新观念上的一大思想源头。三是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思想萌芽。新民主主义论就是中国特色的过渡时期理论，而它的理论内容和成功经验，并不因过渡时期的历史终结而失去光辉，至今仍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活水。毛泽东在1956年前后的探索和晚年的失误，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必不可少的历史铺垫。邓小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和创立者，而毛泽东则是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最初探索者和先驱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思想萌芽，对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来说，是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论来源。
崔桂田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多样化的思想出发，探寻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理论源头，并具体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多样化的思想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多线”的进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历史发展的道路往往会表现出超常规性和特殊性；二是经济基础相同的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现象上也是“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三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要求为达到革命的目的“到处都采用相同的手段”；四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模式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五是社会主义没有固定不变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时代条件的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薛汉伟撰写的《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是苏东剧变；一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突飞猛进。前者标志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衰败，后者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这两者似乎是极为矛盾的，其实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以时代的发展和苏联模式的衰败促发的危机为条件的。具体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历了三次危机才逐步萌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波匈事件。正是从1956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有的后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长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萌芽。第二次危机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文革”不仅没有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向极端。但这种极端的错误恰恰有助于人们进行更加彻底的思考，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迈出更大步伐。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成长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三次危机是苏东剧变。这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以后遇到的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正是这场危机，使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了重大发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萌芽、形成和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产物。从世界范围看，它的兴起标志着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社会主义，是适应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社会主义，是各国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谈到全球化问题时，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全球化就是东西方的趋同，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是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和同质化。由此产生出两种极不相同的全球化对策：一种认为应当舍弃一切去寻求全球的同一性；另一种则认为应当以自己的传统特色去抵御全球的趋同倾向。这些观点从根本上说是片面的和不适当的。俞可平在谈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模式”问题时强调，“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现代化战略。全球化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能否获得成功，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民族化、普遍化与特殊化的关系。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既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又包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是民族化和国际化的统一。对于中国特定的发展背景而言，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加中国化，或者说是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越是发扬我们的本土优势和民族特色，就越能掌握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动权。“中国模式”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同时又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
四、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问题的研究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理论界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若干不同的阶段划分的观点。一些人认为这个起点是从1956年开始的，有些人认为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也有人提出应以1975年的全面整顿为起点，等等。龚育之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指出，从起点往前追溯，可以把1975年的全面整顿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如果再往前追溯，虽有它的道理，不过这样的追溯已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问题，不属于这个理论的现实依据，而是属于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历史依据，即这个理论同过去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和继承问题了。
龚育之的这种看法已被学术界、理论界接受，并形成了广泛的共识。那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演变的阶段如何划分呢？龚育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这样划分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是新时期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把新时期的历史推进到了新的阶段。在第一个历史阶段中，又可以划分为三个小的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逐步发展，形成主题；从十二大到十三大，在全面改革的深入发展中这个理论逐步展开，形成轮廓；从十三大到十四大，这个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
王东在谈到怎样把握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思想轨迹时认为，根据不同需要，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具体分析的三分法和宏观鸟瞰的二分法。
具体分析的三分法，就是把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过程，看作逐步成熟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这是初步奠基阶段；第二阶段，从十二大到十三大，这是基本框架初步成型阶段；第三阶段，从十三大到南方谈话、十四大乃至十五大前后，这是这一理论科学体系走向成熟阶段。所谓宏观鸟瞰二分法，就是大体上把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看成两个阶段：以20世纪80年代为主的第一个十年，是这一理论初步形成的第一个阶段；以90年代为主的第二个十年，是这一理论深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赵曜认为，这个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只不过把第三阶段的结束时间划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三个阶段具体如下：一是孕育和准备阶段，时间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二是正式提出和形成阶段，时间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三是走向成熟和体系最终完成阶段，时间从十三大之后到1997年邓小平逝世。
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特点与启示问题的研究
李君如认为，邓小平领导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两个起点：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二是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两个起点，是实践的起点，因此影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历史特点：一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这条道路是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达到互利、双赢，而不是通过军事扩张或集团对抗来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的，因此又叫做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冷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过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总结、汲取的一个最根本的历史经验教训，就是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新时期历史的起点，是贯穿新时期历史的一条红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体现在邓小平著作中，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一切方针、政策都不是从书本、从主观愿望，而是从实践、从基层提出制定的，都是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二是改革的方针、政策、办法、措施对不对，要由实践检验，“拿事实来说话”；三是强调及时总结经验，正是由于特别重视总结经验，我们才在“全新事业”中，面对各种复杂情况一直保持比较顺利的发展，没有出现大的反复。
六、对如何把握和理解“中国特色”的涵义问题的研究
要正确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首先要正确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一般都认为只有从共性与个性相互关系的角度才能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的涵义。
赵智奎强调，“中国特色”这个范畴是与“一般原理”范畴相联系而存在的。这就是说，“中国特色”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是人的头脑中所固有的，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特色”不具有随机任意性。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就无所谓“中国特色”。在“中国特色”中，内含着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全部丰富性，是“一般原理”在不同时空的特殊反映和表现，其中体现着个性、差异、特殊、相对。但是这种差异和区别，在本质上与“一般原理”是相通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特色”这组范畴，是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植根于中国国情及其革命和建设的土壤中，是对其内在矛盾运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科学抽象与辩证把握。从哲学上分析，一般原理与中国特色的关系反映的就是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与差异、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
袁贵仁认为，“中国特色”离不开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和本质，特色是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所采取的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坚持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是探索社会主义不同特色的前提和基础。我们说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是相对于两个方面而言的：一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二是相对于别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还说，共性和个性是相互联系和转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别国的经验、模式，是个性，但对于全国各个地方、地区，各个行业、部门来说，它又是共性。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无论哪一个方面、层次，都有一个把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的问题。
傅青元等认为，从哲学上(主要指概念的辩证本质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中国特色”的涵义：第一，“中国特色”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第二，“中国特色”是内容和形式、目标和途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第三，“中国特色”还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对“中国特色”科学内涵的误解，从中国特色与中国特点、中国现实、中国实际、中国国情等的关系方面，探讨了“中国特色”的涵义。
刘秀萍认为，“特色”的形成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现实”，但“实际”、“现象”还不是“特色”。“实际”、“现实”指的是当前状态与实际情形，它只能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条件和现实支点。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形成“特色”。“现实”、“实际”与“特色”之间有联系，也有层次上的差别。“特色”也不能完全归结为“特点”、“特有”、“特质”，它的外延要宽泛得多。因为，“特点”、“特有”、“特质”表征的是为某事物独有的、使该事物与他事物区别开来的质的规定性。比如“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等是中国的“特点”、“特质”，但不是“特色”。中国特色并不是中国独有，也不是中国特殊。因为，中国特色的形成带有中国特点，但也吸收和借鉴了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因而带有更大的包容性。对世界一切有益的东西，我们都应当利用、借鉴，以有助于我们创造出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只有在与别的发展模式与特色的“对话”、交融中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在世界现代化总图景中显现出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刘秀萍认为，把“特色”等同于“现实”、“实际”，是混淆了“出发点”与“最终目标”的区别。“特色”与“模式”的关系顺序应当是先确立“模式”，尔后从“模式”中显现出“特色”。把邓小平对“模式”的解剖和“特色”的论证结合起来，可以发现这样一条总的思路：(1)搞现代化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这是基点、出发点；(2)必须抓住本国“特点”，这是根本点；(3)把世界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通行惯例与本国实际、特点结合起来，积累经验，探索规律；(4)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本国现代化发展的“模式”；(5)在世界现代化的总进程中与其他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进行对话、交融，进而确立自己的“特色”。由“实际”到“经验”到“模式”再到“特色”的过程，应是普遍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越来越深入的过程。
针对有人将中国特色笼统地等同于中国国情、中国特点或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荣长海、张启兵撰文指出，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讲，特色的直接根据在于客观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个体的特征和特殊性是其特色的直接依据。在这个意义上，特色包含着特点。但特色不仅包含特点，而且还是对特点的超越。在价值判断上，特色代表的是事物的特长和优势，即优质规定性。用哲学语言说，特色代表事物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因而，特色的形成是在充分认识事物的特点的基础上，对特点的优化和超越。对一个国家而言，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不是特色，传统的思想文化不是特色，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立足国情的现代化纲领、独辟蹊径的现代化道路等，才是构成其特色的真正内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应是在正确了解并深入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条件，创造性地使中国现代化以最快速度和最优方式向前推进，使其具有先进性和独创性，又具有典型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因而对中国现代化的特色而言，国情只是立足的基础，而不是遵循的标尺；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永恒的包袱。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对中国国情的筛选、改造和优化的过程。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的构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必须对中国国情即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有正确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2)必须根据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对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化过程进行模式上的系统创新。这就涉及到一个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中国特色”就意味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他们认为，可以把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中国特色”的内涵界定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而提出的关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独创性。
针对有人说“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大杂烩”的说法，陈先奎认为，这种说法对，但又不对。说“中国特色”是大杂烩，是指它确实不是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不是单一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不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也不是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说“中国特色”不是大杂烩，是因为在诸多政治、经济以至思想文化的混合成分中，“中国特色”有非常突出的主体、主导、内在凝聚性、有机统一性和基础性规定，特别是有四项基本原则作保证，即使有人想杂烩也杂烩不了。概括而言，“中国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贫穷、落后、愚昧、腐朽的东西，不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与此性质根本相反；(2)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实道路，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是前苏联模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社会设计，不是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其空想论；(3)“中国特色”的具体内容，就是中共十五大所概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最突出的是“初级阶段论”+“主体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的“先富”政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社会主义的东西为主体，与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是主体社会主义，不是单一社会主义；是市场社会主义，是与公有制主体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是由先富到共富的社会主义，是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公平第一、效率第二的社会主义，即使要较多地注意公平问题，也是在效率第一的前提下，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公平问题。
陈先奎的这种概括，现在看来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比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单地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是需要商榷的。还比如，他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理解似乎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不完全吻合。
崔桂田认为，之所以会有人把“特色”理解为独有，认为凡是特色的东西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别人也有的就不能称为特色；之所以有人将“特色”庸俗化，事无大小，都冠以“特色”；之所以有人借口“特色”把社会主义限制在狭隘民族主义的小圈子里，否定社会主义的共性；之所以有人打着“特色”的幌子，降低社会主义的标准，远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有人将“特色”作为保护落后、拒绝文明，使之成为为自己的行为和政策辩护的工具等等，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统一性与发展模式多样性原理和模式多样化的内涵。社会主义的民族形式是以社会主义的科学原则为前提的，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再好的民族形式也不能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于模式的多样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要通过有效的、合适的民族形式体现出来，并发挥出自身强大的功能和潜力。“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内容与各国的民族形式和时代特征的“结合”，并在“结合”的进程中寻找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的生长点和最佳形式。
胡东升认为，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1)在“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辩证统一中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焦点问题是“中国特色”特在哪里？这实际上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理解：相对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照搬照抄，走自己的独特道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把书本当教条；相对于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或者从“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根据邓小平的论述，从“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更能把握中国特色的内涵。“社会主义”是共性，“中国特色”是个性。显然，对于“中国特色”的认识，是不能和社会主义截然分开的。把“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割裂开来，离开“社会主义”谈论“中国特色”，可能得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的结论；而离开“中国特色”谈“社会主义”，则可能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和书本上的教条，从而照搬照抄。因此，所谓“中国特色”，既不同于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也不同于经典著作里的社会主义，而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和对经典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在中国的具体体现。“中国特色”因其“社会主义”而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和属性，“社会主义”因其“中国特色”而展现为生动的民族色彩。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2)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中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个概念，主次不同，侧重点不同，但都标志着对中国国情的准确定位，它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实际”是什么。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前提、现实状况、发展程度的准确定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依据。正是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能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呢？显然不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的初级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到了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仍然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3)在“世界历史”视野中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也是在国际比较中显示出来的，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世界历史性”规定。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具有自己的“世界历史性”规定。这一“世界历史性”的规定，是在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积极顺应和自觉融入中，在和世界各国相互交往中，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日益获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规定的突出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行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与发展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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