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金融形势与改革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势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实现十五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任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用三年左右时间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和现代金融制度的近期金融体制改革目标，制定了相应的改革方案，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金融改革三年目标和相应举措的制定，不仅对于推进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实现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企改革的战略性重组，建立起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更为重要的政策意图还在于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制度环境。但是就目前的经济运行形势看，目标的实现和改革举措的实施尚存在若干约束因素。所以，为保证三年改革目标实现、推进金融改革深化必须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当前的金融形势，对十个方面的情况和问题需要作出分析和判断。
一、关于当前金融运行中的宏观和微观态势判断问题
1993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我国宏观调控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宏观经济运行继1996年底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以后，1997年经济增长率继续保持了8.8%的增长速度， 零售物价上涨率持续下滑到0.8%， 宏观经济发展实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但是，在宏观经济保持良好运行势头的同时，微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企业开工不足、工业设备三分之二闲置；下岗职工人数上升，失业压力加重，全社会就业不足矛盾十分尖锐（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完全下岗人数达1000多万，半下岗人数高达2000多万）；产品积压、工业产成品占压资金已超过8000亿元；支付困难，社会信用瓦解，货款拖欠近7000亿元；乡镇企业生产增长速度下滑；市场萎缩，市场上95%的商品处于供过于求和持平状态，旺销商品不足5%。以上问题的存在， 集中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单个资本循环梗阻，三种形态资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在空间上不能并存、在时间上不能继起；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也发生阻硬，社会总资本在使用价值上不能替换，在价值上得不到补偿。这种社会资本循环梗阻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典型经济滞胀的前兆特征。由此，就现实地提出二个问题：如何看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所出现的巨大反差？如何评价当前的物价水平？如果说政府所追求的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目标在理论层面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意义，那么，建立在社会资本循环阻梗、市场萎缩基础上的数量型的“高增长、低通胀”有什么现实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的物价涨幅小于1 个百分点又有什么意义？
目前对经济金融运行状况的评价，主要有四种论断：一是结构调整论，认为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结构与传统体制及其导致的供给结构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经济转轨阶段出现的结构性问题，是经济转轨时期的正常现象和必须付出的成本；二是需求不足论，认为当前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问题主要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需求小于经济系统所具有的潜在产出能力；三是告别短缺论，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中不存在需求不足，市场上商品供大于求的现象，意味着我们多年梦寐以求的“买方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告别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短缺经济；四是“软着陆”论，认为当前经济金融运行是坚持“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成果，有效地避免了经济震荡，使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以上观点反映出国内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共识的达成尚待时日。
我认为共识能否达成、何时达成，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探索采取什么措施能够疏通资本循环渠道，开拓市场。因为：要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从政策上讲，需要在坚持实行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调整的同时，研究“启动市场、安定民生”的措施，构建起实现商品致命“飞跃”的市场条件。只有市场购销两旺，才能提高企业开工率，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工人收入，扩大有效需求，使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得到实现。这个问题本质上也是属于“拿钱买改革、买新体制”的战略调整范畴命题，达到协调改革和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健康、高速发展。我们很早就设想并提出：调整金融发展战略，实行银行功能二次革命，由拿钱买稳定转向拿钱买改革，建立用贷款支持政府加速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建立改革和稳定的协调机制。事实上，我们近几年在政策上已经实行了一系列拿钱买改革的措施，诸如：连续三次降低贷款利率；使用呆帐准备金冲销呆帐（200亿、300亿、400亿）； 增发困难企业职工工资贷款；确保农产品收购资金供应；支持再就业工程等等。应该说这些措施都在一定意义上支持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些措施对“安定民生、启动市场”的效应并不直接也不明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金融政策的新措施，以更大力度实施有利于“安定民生、启动市场”的举措。现阶段有哪些可以尽快发挥启动市场作用的途径？明显的似有：
——提高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够立即转化为市场消费需求。
——建立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基金；建立无房户住房基金。
——建立再就业工程基金。
——建立农产品流通基金，开发农村工业品市场。
那么，钱从那里来？财政拿不出，企业、个人一时也拿不出又等不及，这样就要金融部门来考虑，能否用金融手段支持这些措施的实行。办法可以采取：财政发债、银行购买。用每年新增贷款中的20%，购买财政特种债券，用作举办上述事项的资金，使人民生活安定、市场得到启动，实现社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这样就有可能逐步进入良性互动轨道，银行自身的资产质量和效益也将得到改善。
二、关于当前国内信贷收支与外汇收支平衡策略问题
近年来，我国社会资金流通出现了微观资金紧缺与宏观资金宽松并存的格局，而且，这一态势有不断发展的势头。具体表现在：国有企业的资金高度紧张，难以为继，而全国金融机构的信贷收支又保持顺差，存差高达4000多亿元。 另一方面， 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供应量又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增加了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难度。这样，就导致了企业资金紧缺，银行资金宽松；信贷收支宽松，金融收支紧张；多重矛盾并存，资金流通情况变得愈加复杂。使我们的政策选择陷入微观需求宽松、宏观需求紧缩的两难窘境。
对于这种情况， 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带有普遍性的解释是：（1）国有企业自有资本严重短缺，负债率高达70%～80%，流动资金95%以上靠银行贷款，在中央银行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下，贷款增长率低于同期GNP增长率，从而导致供给不足， 债务利息负担越来越重；（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居民储蓄大部分存入银行， 银行仍然垄断全国信用，导致存大于放，资金宽松。由此，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降低存贷利率，分流储蓄；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增强企业内部积累能力。
应该说，上述判断观察到了导致微观和宏观资金需求与供给矛盾的一种原因，但并未把握住问题成因的全部。因而提出的政策主张也不是解决全局性问题的关键。我认为，要客观地认识问题的原因，准确把握宏观金融政策取向，就必须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运行格局出发，把国际收支因素作为一重要变量加进来，分析国内信贷收支与外汇收支的联动影响。
如果这一设想成立，那么引进“外汇储备”变量后，对社会资金“微观紧缺，宏观宽松”这一矛盾现象作出的解释就会正确而又有理性。
年份外汇储备(亿美元)年增长率(%)占用人民币资金
(亿元)
1994 516.20
143.5
4234.50
1995 735.9742.6
6108.60
19961050.2942.7
8717.40
19971399.0033.2 11611.70
年份
比上年增加(亿元)
19942525
19951824
19962609
19972894
※①外汇储备占款4年平均年增长2463亿元， 占同期年贷款规模6400亿的38.5%。②1997年8143亿贷款，外汇占款增加2894亿元，相当于贷款增加额的35.5%。
这就是说：外汇储备是用人民币购买的， 四年来外汇储备共增加近900亿美元，占用人民币资金增加了近8000亿元。 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量近40%是用于收购外汇，相应减少了国内资金供应量。依此，就客观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外汇收支对信贷收支平衡作用大大加强了。因此，在政策取向上，我们必须从信贷收支与外汇收支综合平衡的角度，探索新的协调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实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现在可以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1.实行低利率政策，以抑制外资套利，减轻外汇压力；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效益；引导储蓄分流，拓宽市场融资渠道，增大企业筹资空间。
2.提高创汇企业的现汇留存，实行差额结汇，减少央行的外汇占款增加，增加国内信贷供给。
3.扩大进口，增加用汇，刺激国内投资需求，加快企业技术改造。
4.继续实行外汇占款与再贷款对冲措施。
5.提高出口退税率、减免进口设备关锐等措施的综合平衡措施。
三、关于中国转轨时期金融市场结构问题
理论上讲，金融市场结构是指金融市场内含的子市场体系及其相互关系。从市场基本关系上看，金融市场的子市场体系主要由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构成。在逻辑关系上表现为：货币市场是金融市场的核心机制，也是资本市场有序发展的物质基础。现在，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进入了一个实现两个“三年目标”——国企现代化、银行商业化的时期，两个“三年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功能与效率。就目前金融市场状况来看，金融市场结构的严重失衡和市场定位的失误与实施两个“三年目标”是相矛盾的，具体表现在：（1 ）由于国企转制的政策需求，要加快以股票市场为主体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步伐；（2）由于银行要维持和保证国企生存的政策需求， 把货币市场发展又仅仅定位于“银行短期资金头寸调度”，除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有一定发展外，票据承兑、贴现市场、短期公司债券市场虽然已经启动，但步履维艰。从整体上看，货币市场存在着容量小、市场分割、结构不完整、运作不规范等问题，从而导致了货币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滞后的货币市场给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益，加剧了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和波动性。
因此，要确保两个“三年目标”的实现，必须调整金融市场结构，协调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发展。我认为，中国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关键是要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建设，改变货币市场的现有定位，加大货币市场的发展力度，规范货币市场内部同业拆借市场的运作，为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四、关于“资本经营”定位与国企发展问题
资本经营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一种高效率的外部交易战略，在中国的出现始于九十年代初期，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资本经营在微观上能够以较低成本扩大企业资本规模，取得更大市场份额，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实现规模效益；宏观上能够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结构、盘活国有存量资产的功能，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肯定，官方对此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因此，从1997年开始，资本经营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主要话题，并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最为火爆的焦点之一。 有关资料表明， 在1997年深、沪两市700多家上市公司中，实行资产重组、收购、 兼并和股权转让者，至少有150多家，占上市公司的五分之一，其中60 %以上发生在下半年。面对当前出现的资本经营热，在肯定其正面绩效的同时，我们也产生若干忧思。
忧思一：资本经营是以产品经营为出发点和归宿，以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大企业集团为方向，为产品经营筹措和运用资本的企业行为。在西方，资本经营的产生和运作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已经相当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完整、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高度成熟的基础上，资本经营具有自由开展和有效运作的良好制度基础。反观我国，目前显然不具备资本经营的制度基础与环境空间。市场制度准备不足、法律缺位、中介组织发育滞后、市场主体行为扭曲、人才和经验更是空白等等客观现实与资本经营“狂热”形成了巨大反差。为什么资本经营能够如此狂热火爆？我们从狂热者的内心世界可洞察其究：在热衷于资本经营的狂热者中，把资本经营代替生产经营，忽视生产经营者有之；把资本经营视为多种经营，不顾条件是否具备而盲目四面出击者有之；把资本经营当作增大企业规模、盲目扩张求大者有之，更有甚者，把资本经营当成金融投机捞钱的手段，等等。这些做法完全背离了资本经营的本来意义，若任其发展，极有可能造成东方特色的“资本游戏”，使之成为滋生违规违法行为的温床，甚至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乱拖垮。
忧思二：超越产品经营的资本经营能存在吗？按照普遍的理论原理，产品经营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永恒主题，资本经营是围绕产品经营进行资本集中和调整的手段。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可概括为：
（决定）（决定）
社会需求───→产品经营───→资本经营
（转化）
产品经营的核心是：商品───→货币
（转化） （转化）
资本经营的核心是：资本───→产品竞争力───→企业盈利能力
我国现阶段实施的两个“三年目标”计划，第一个三年目标计划，是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产品经营”制度和运行机制，由按计划生产转化为按市场需要生产。现在的情况是“老子尚未生出来，却急急忙忙生儿子”！搞不好，资本经营有可能异化成“资本游戏”，资本经营是产品经营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目前应当把着力点首先放在搞好产品经营上。
忧思三：借资本经营之名，行金融投机之实。具体表现在：（1 ）把资产重组当作二级市场炒作题材。（2）内幕交易。在未公开信息前，内部人率先进入二级市场买卖相关股票。（3 ）把资本经营当作包装手段，采取向上市公司直接注入利润，调整财务等手段进行骗钱。（4 ）利用募集资金进入二级市场炒作股票，或配合其他机构炒作本公司股票。（5）把资本经营当作借口，有的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 把筹集来的资金转移出来，却堂而皇之叫做资本经营；有的公司改变投资方向，盲目扩张，也叫资本经营；有的公司濒临倒闭破产境地，把企业当壳卖掉也叫资本经营。经过这些所谓的“资本经营”折腾，企业面目全非。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明确资本经营的根本方向是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大型企业。在方向明确的基础上，严格界定资本经营的运作规则，这些规则包括：一是要立足为产品经营服务；二是要突出主业；三是要实行优势互补；四是要提高产业集中度；五是要与国企转机建制相结合；六是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七是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八是要防止上市公司低水平重复组合；九是要防止金融投机；十是要坚决防止救困扶贫。
五、关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产融结合问题
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面临着转轨时期的特殊问题，包括：（1）降低企业负债率， 走资本结构多元化、资本积累社会化道路；（2 ）国有企业转机建制过程中“反内部人控制”，建立企业的资产保全增殖监督机制；（3 ）防止银行债权虚化，改善金融资产质量，加强风险监管与防范；（4 ）建立市场经济的利益制衡的新型银企关系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客观上产生了对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的需求。如何实现产融的有机结合，现在需要探索以下三个问题，并要有所突破。
第一，产融结合模式如何选择。纵观世界各国产融结合的实践，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一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结合模式。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所有者都是国家，政府既办银行又办企业，信贷与发行合二为一，银行与企业之间没有真正的债务约束。事实证明，产权不明晰的计划模式是预算软约束和信用扩张的制度根源，这种模式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任务。二是市场结合模式，这是以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产权明晰为前提，按照市场契约关系结合起来的一种模式。该模式列宁称之为金融资本，现在这一模式在西方国家仍然充满生机。由于传统文化和制度结构上的差异，市场结构模式又可以细分为美国的松散型和日本的紧密型两种模式。前者在法律上严格实行分业管理，禁止商业银行向企业投资，但是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中介机构如银行持股公司向企业参股，银行与企业不存在债权债务以外的控制关系；而后者在法律上允许建立以主办银行为核心的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互相融合的财阀体制，通过银行与企业之产的交叉持股形成一种制衡关系，有利于协调与合作，增强市场竞争力，但也易于积累矛盾与风险。三是南斯拉夫的“企业办银行”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失败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选择哪一种模式。
第二，在银行业、证券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银行不得直接投资于企业的制度约束下，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走产融结合的道路是否具有可行性。
第三，如果产融结合具有可行性，那么有没有现存的机构体系可以利用？是否需要新建中介机构？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应如何定位和发展，使之成为产融结合的运作机构。
六、关于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现代金融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实施次序问题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分行长会议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和现代金融制度，并且在改革举措上作出了一系列具体安排。现在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
第一，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系？国有和非国有、全国性和地方性、全资和股份制、大的和小的商业银行如何在制度上作出安排。众所周知，近二十年的金融改革基本上是围绕着金融机构体系调整而展开推进的，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新设了一些区域性的商业银行，非国有金融机构也有了长足发展。迄今，基本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金融组织体系。但是，目前的金融组织体系也存在着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全国性金融与地区性金融、国有金融与非国有金融之间关系混乱问题：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行为向商业金融领域渗透；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又依然承担大部分政策性贷款任务；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以及全国性商业银行与区域性商业银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职能界定和发展战略。这些问题形成了二元金融体系，造成金融部门的贡献率很小，加剧了金融业的不规范竞争和信用关系的恶化。因此，要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和现代金融制度，必须首先弄清楚现代金融体系究竟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不同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
第二，工、中、建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向中心城市集结，对地方经济发展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们自身的商业化如何推进？为提高国有银行的金融控制力和竞争力，对工、中、建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机构和资金配置进行战略性调整，向中心城市集中机构，实行大银行战略，是适应经济市场化、资本化、大集团化和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是支持重点，实施集约经营，提高规模效益的现实选择。但相应产生的问题是在机构集中的同时，也将引起资金相应向中心城市集中，从而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问题是，在机构集中的同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成为国有大企业的金融服务机构之后，又如何推进其自身商业化改革，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第三，中央银行撤省建大区行要三年到位，在此期间有没有出现监管真空期的危险？如何把这一改革的时间成本降到最低限度？大区行的成立是否必然意味着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增强？如何避免由政策初衷的“独立”扭曲为“孤立”？
第四，地方财政参股组建地方商业银行究竟是加快金融市场化、多元化进程，还是在客观上加快金融财政化的进程？这种依附于地方政府的金融制度，是否会导致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构成威胁，这些问题都是必须加以研究的。
七、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股票市场发展问题
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同时也对股份制的性质予以明确界定，“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资本运作效率”。从而在政策上赋予了股份制在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重要作用。为了支持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股份制改造的顺利推进，十五大报告把发展资本市场置于市场体系建设和发挥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首要环节，从而在政策上阐明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与国企股份制改造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在机理关系。
然而，目前的股份制改造行为扭曲问题十分严重，许多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流于形式。究其原因，这与政府采取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来建立、发展和管理资本市场的运作密切相关。制度的扭曲导致企业行为的扭曲（如信息披露滞后、投资计划更改、违法内幕交易等），从而加剧了股票市场的投资风险，并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股票市场风险与银行信贷风险相比更具破坏性。因为股票市场的风险具有社会性而不是局部性；公开性而不是隐蔽性；高成本而不是低成本；递增性而不是稳定性。因此，有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严加警惕：（1 ）股份制改造行为的扭曲以及资本市场的非规范运行是否会导致股市崩溃，是否会成为引发金融风险的导火线；（2 ）降低银行存款利率对扩大股市需求能起多大作用？降低利率分流储蓄后，又如何协调银行信贷收支平衡，防止引发货币供给扩张？
八、关于调整银行信贷结构，提高资产质量，降低金融风险问题
“抓大放小”是实施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重要措施，由于国有企业是国有银行信贷的载体，所以与“抓大放小”相配套的银行信贷政策在具体安排上，必须是支持大企业集团、支柱产业、支柱产品。从数量看，所谓“大”的企业约占国有企业5%， 但支配的国有资本占比在70%以上。而属于“放小”范畴的企业约占95%，所支配的国有资本仅有30%左右。“抓大”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国有资本分散的弊端，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和竞争力，但又要提防陷入“抓大弃小”的误区。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看，那些成长速度最快的公司往往并不是大企业（如微软公司），所以，政府在“抓大”的同时也要重视支持那些产品有市场、效益好、成长价值和潜力大的中小企业。
关于如何支持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我们认为，关键是要进一步调整银行的信贷结构。通过国家银行信贷投入结构的调整，促进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信贷结构的调整上，可考虑提高三个贷款比例。一是提高企业技术改造贷款比重，适当降低流动资金贷款比重；二是提高对民营经济贷款比重，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提高第三产业贷款比重，加速第三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商品化进程，扩展市场深度，为国有企业实施“抓大放小”的战略性重组和减人增效开辟道路。
此外，银行信贷结构的调整要考虑到区域经济的极端不均衡事实，信贷政策的安排一定要防止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化。因为，属于“抓大”范畴的占国企总体数量的5%的大企业，尽管产值、利润、设备、 职工就业岗位占比在70%以上，但在区域空间布局上是不平衡的。若95%的“小”企业发展不了，5 %的“大”企业的改组也未必能有实质性的进展。“抓大放小”的战略有可能造成资源投入上的悬殊差异，需要结合各经济区域的客观实际制定其他配套的措施，如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和实行适度差异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等。
九、关于宏观调控方式转变对经济运行和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以及相应配套政策措施问题
1998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代之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并在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管理体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这一重要举措，对于提高金融宏观调控质量与效率，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保持宏观总量平衡具有历史性意义。但是，宏观金融调控方式从贷款限额控制过渡到比例管理之后，将对经济运行和货币供应量的调控产生若干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具有不确定性，目前可能预见到的且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
1.比例管理的实施增强了各商业银行扩大存款的激励，这样是否会导致新一轮“存款大战”、“利率大战”？是否会再次出现金融秩序的混乱？对此，又应采取什么措施，给予有效防止？
2.比例管理客观上存在着加剧地区经济发展资金供给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差距。
3.比例管理是逐级控制，还是集中中一级法人考核？逐级控制容易导致资金“划地为牢”，阻碍资金的自由调度和流动，而集中一级法人考核又有可能出现管理“虚化”问题，使比例管理流于形式。
十、关于如何对待国内金融风险和国际金融风险问题
基于东南亚、东北亚金融危机爆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结合国有银行巨额不良债权存在的客观事实，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问题，在我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决策层对此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就如何加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对以下四个方面问题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一是金融风险与金融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二是国际金融风险与国内金融风险在成因上有何区别；三是国际金融风险与国内金融风险的外化形式和结果有何差异；四是防范和化解内外金融风险的对策应如何选择。
我认为，国内金融风险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中国现阶段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转轨时期的金融风险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风险相比，具有不同的形成机制和不同的外化形式。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风险是一种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发生的外化结果是金融挤兑，引发支付危机，大批金融机构倒闭，进而发生兼并、收购的产权重组，加速金融资本的集中。我国现时的金融风险主要不是市场风险，而是一种制度性风险，企业组织制度、财产关系与市场经济发展不协调不适应，金融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合理的有效的约束机构和激励机制，资金计划分配、供给制、自我扩张，倒逼膨胀。这种“制度性风险”的外化，主要不表现为全面性的支付危机，而是集中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
这样，就不难看出，中国建立金融风险防范机制，要害不是技术因素，也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作法，而要紧紧抓住降低和消除“制度性风险”的生成因素，在金融制度创新和深化的同时，进行整体经济体制和企业组织体制的制度创新。不搞制度创新，简单的去搞技术操作，制度不改变，金融风险就防不胜防，中央银行的监管就变成“消防队”了。
在金融风险的防范重点和策略选择问题上，由于国内和国际风险具有不同运行机制和结果，所以，当前的防范重点是防范国际金融市场风险，这不是说国内风险不严竣，而是讲，国内风险是“制度性”风险，要靠改变“制度”来化解，国际风险是纯市场风险，又是我们的各项行政办法不能涉及的范围。在政策选择上，要采取“内紧外松”的策略，防止引起社会心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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