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慧慧[1]2000年在《关于后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衍生、发展的基本事实出发，探讨了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理论话语在中国生成的一个典型范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存在的特殊性、特质性。对它生机盎然的批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给以揭示的同时，着重指出了它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的溃乏和不足。 从“女性”和“妇女”、“女人”和“人”，“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批评”以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些概念范畴的内涵的历史变迁与具体运用中，我们便可以窥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生成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它的产生并非中国妇女运动逻辑衍进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西方话语与中国转型期的开放文学场景与文化语境遭遇的结果。在它的内部有种种不稳定的因素在制约与决定着它的发展。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历史的文本中找到了重新阅读的可能。大量批评论著的出现使一部崭新的女性的历史“浮出历史地表”。与此同时，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产生与发展的道路也暗合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等力量的作用下，它又时常陷入父权话语的无意识陷阱中而弱化了自身独立发展的可能，因而文章主张一种“差异化”的发展道路以强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力量。 在后新时期的女性文本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具体分析与评论也存在很多误区，例如将女性主义文学当作—个题材概念进行分析，将女性经验简单化，单一化……这些都是批评需要审视的问题。 同时，文章还从理论建陶的角度，针对中国的现实文化语境提出了建设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设想。
杜昆[2]2013年在《身份认同与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文中提出1990年代以降,随着社会、文化的深刻转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角色问题日益突显出来,作为其表征,一方面,“知识分子是什么”、“知识分子何为”等问题一直是思想理论界的论争对象；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小说叙事呈现出非常繁盛的状态,并产生了较大的文学和社会影响。认同理论对这些问题和现象具有很强的阐释能力。本文围绕后新时期作家身份认同与知识分子小说叙事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中心论题,分析作家的身份认同对小说叙事的主题、策略、文体、伦理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然后分析小说叙事对作家认同建构的作用和意义。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主要研究成果和现状、相关核心概念、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以及研究思路。第一章,根据后新时期作家的生存语境、思想资源、自我陈述及小说内容,把他们的身份认同划分为边缘认同、启蒙认同、文学认同和宗教认同,并且阐述这四种身份认同的基本内涵。第二章,分析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身份主题即中心话语。知识分子小说作家依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和身份认同,主要讲述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的坚守与隐退、世俗身份的突显与迷障、审美身份的溃败与守持、宗教身份的诉求与偏执这四种身份话语。在书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各种身份抉择、身份困境的过程中,作家表达了对知识分子及其自身的审视和反思。第三章,分析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叙事策略、叙事伦理和文体风格。疾病叙事是知识分子小说的一种重要却被轻视的叙事策略,疾病隐喻存在着“性别分工”,即男性知识分子的身心疾病常起因于政治和经济问题,而女性知识分子的疾病则往往与性别政治有关。小说的结尾失去了“希望原理”,这表明作家对于乌托邦精神的溃败和式微已经达成了一致,创作主体自身也普遍缺乏乌托邦精神。小说的文体总体上趋向于通俗化和娱乐化,新时期之初创造出来的“精英文体”至此已经衰败,但通过文人化、哲理化、跨文体等特征得以变异和发展。第四章,文学话语实践作为知识分子小说作家的存在方式与认同建构的重要方式,让创作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寻找到了意义感和归属感；同时,小说叙事也限定了作家话语实践的形式、方向和成效,使其文学认同与其它身份认同之间构成了悖论关系。小说家既需要向知识分子身份归位,又要坚守文学身份,以实现其现实诉求和审美诉求。结语,概述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意义和共有的叙事盲点,并指出本课题研究的不足之处。
王梦湖[3]2005年在《关于“后新时期”文艺观念变革的若干思考》文中研究说明从50年代开始,由于受苏联文艺思想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文论界曾一度认为文艺的本质就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到80年代末,人们开始怀疑“社会意识形态”文艺本质观的合理性,这种怀疑来自理论自身的不足与理论在实践展开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的挑战。80年代末,理论界在对当时旧有的文艺本质论进行全面的检讨与批判的基础之上开始从新的角度探索文艺的本质。首先是用“多元论”思想反对文艺“一元论”本质观。到了90年代中期,理论界对文艺本质的探讨已成一种多元、共存、平等、对话的新格局。经过一番尝试性的开拓,出现了许多新的文艺本质观,如“审美意识形态论”、“系统论”、“结构论”等。 在90年代前期文学观念的变革过程中最鲜明的转变是人们将文学作品当成了一种商品。“文学商品论”提出后虽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但时代使然,这场争论持续时间不长,很快这个观点就在少数反对者无奈的呼喊声中被当时理论界的大多数人所接受。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人只是简单地拿马克思主义商品及其价值的个别原则硬往文艺作品的身上乱套,套上的如果不是锁链、脚镣,那一定就是伪装、假面。本文认为,文艺作品不是商品。文艺作品在市场上可以用来标价出售的是它的物质载体——“文本”,而不是文学作品本身。“文本”是描写、叙述一系列有序事件(物)的文字符号的存在形态,即印着文字的纸张。“文学作品”是“文本”在读者的阅读与欣赏过程中生成的,它不是商品,也不能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被买卖。 在“文艺商品论”讨论尚未深入之际,理论界紧接着又掀起了另一场争鸣——价值论。这场争鸣是“文艺商品论”讨论的深化之结果,同时又是一场对前期“文艺商品论”在一个更深刻的层面上的反思与再批判。由于“价值论”这个问题本身具有的无限丰富的、可供拓展的理论空间与它的意义指向的多维性,使得“价值论”讨论热潮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期,而且涉及范围又极为广泛。“文艺价值论”争鸣热潮是在90年代前期一个更为宽广、更为多元的社会思潮的背景之下展开的,这使理论开始向着一个更显人性、更为微观、更具个性化的方向发展,显示了理论者对人自身的深刻关注。 大众文艺(化)是作为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世俗化与文艺本质、价值观念的多
孙大尉[4]2016年在《多元语境下的争鸣》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谭卞之争”是新世纪之初发生在我国音乐学界围绕着谭盾、卞祖善之间音乐观念的分歧,由众多理论家、批评家以及作曲家参与的关于以谭盾音乐创作为代表的我国现代派音乐的发展与接受等问题的一系列争鸣和讨论。作为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争论式”的音乐批评实践,“谭卞之争”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后新时期音乐批评的多元现实语境,它在较为集中的反映出我国当代音乐批评在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诸多特征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因此,本论文试图基于后新时期我国音乐批评的多元现实语境来考察“谭卞之争”作为一种“争论式”音乐批评实践的内涵和实质,以此反思我国当代音乐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以及不足之处,并对中国多元文化现实语境下的音乐批评话语重建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陈峰蓉[5]2004年在《论后新时期女性作家文本的性别置换现象》文中研究表明性别置换，指的是作家在他的文本中通篇或大篇幅采用第一人称“我”戏拟异性叙述口吻。本篇论文主要以后新时期女性作家的性别置换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叙述学与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相结合的方法，着重从视角模式、叙述美学、文化释义三个层面分析女性性别置换这一现象。 性别置换这一叙述策略在视角上呈现出三种模式：非主人公“我”旁观叙述、主人公“我”单言叙述和男女主人公“我”轮言叙述。对这三种叙述声音的分析，我们发现，通过叙述形式来形成某种具有文化政治意义的女性集体声音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这种集体性“张冠李戴”的叙述策略给美学提供了别样的艺术风格。女性作家对男性叙述的僭越迫使作家进行思维模式、想象方式、语言形式等方面的调整与重构，给文本带来叙述张力和复调意味。而叙述者性别特征的变异本身也蕴含着特殊的文化寓义。论文从性别置换的内在情感机制——女性意识出发，对后新时期女性作家性别置换文本中的“弑父”现象进行解读：她们以从“女弑父”到“子弑父”、从“文化弑父”到“肉体弑父”演变的话语策略来达到对父权制的彻底批判与解构；性别置换的叙述也为作品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看”与“被看”模式，为女性作家自我观照与自我审视提供了契机。
张苓苓[6]2008年在《女性经验的多元表达》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身份和地位不断地被确认,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日趋多元化,这个时期的女性诗歌中女性经验的表达方式更趋多样化。本论文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后新时期女性诗歌创作中女性经验的多元表达方式,并以尹丽川、周瓒、蓝蓝、安琪等几位女诗人各自不同的诗歌创作为例,进一步探讨女性经验表达的多样性。本论文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完成对90年代以前,即从“五四”到新时期,女性诗歌中关于女性意识发展的相关评论、阐述和研究的收集、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了90年代以前出现在女性诗歌中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表达方式:“黑夜”与“死亡”的叙述、“自白”、“身体写作”等等。最后,大致阐述了本论文所要研究的后新时期的女性经验多元表达方式。本论文的第二部分,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诗歌中女性意识从“五四”到后新时期的一个嬗变过程的研究归纳;另一方面总结了产生女性经验多元表达的几种因素,概括出产生女性经验多元表达的背景。第三部分,主要研究与新时期女诗人们不同的女性经验在诗歌中的表达方式。进入后新时期,“超”性别写作的出现以及社会文化背景日趋多元化,女性经验在诗歌中的表达方式也出现了多元化。如尹丽川的“下半身写作”、周瓒的“智性写作”、蓝蓝的“古典浪漫的传统化书写”、安琪的“语言的技术性写作”等,论文主要通过对这些代表性的女诗人创作的分析和阐释,呈现出后新时期女性诗歌多元的表达方式。本论文的第四部分,通过后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发展、多元表达方式意义的归纳、阐释,做出对女性诗歌的发展前景展望。本论文认为,虽然目前的女性诗歌不如八十年代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女性诗歌慢慢走出了“性别”这个最大的桎梏,多元的表达方式必将给它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道路。
朱欢[7]2014年在《《<儿童文学>头条》50年社会情境逻辑分析》文中指出1963年由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创办的《儿童文学》,至今五十余年了。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第一刊”,《儿童文学》极具研究的价值。本论文是基于《儿童文学》创刊50年《<儿童文学>头条》文本的研究,是以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和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为依托的：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中提出“作者之死”,作品创作完成后便与作者无关,基于此,本论文不研究作者只研究作品文本本身；而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要求语境化、历史化,故本研究结合具体历史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作了回归历史情境的研究。本研究将《儿童文学》创刊五十年分为四个时期作研究,即：前文革时期、新时期、后新时期、新世纪。前文革时期文学与政治联系密切,这一时期作品大体上呈现出“革命话语叙事、成人化的儿童形象、‘儿童’的隐退、‘红色的’审美视角”等特征,体现了这一时期“革命”与“斗争”的红色主题；新时期文学前期受文革后平反运动的影响,80年代中后期受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出“丰富饱满的儿童形象、‘儿童本位’的回归、审美的拓展、‘金色的迷惘”等特征,体现出“平反”、“回归”、“迷惘”与“团结与开放”的金色主题；后新时期,市场经济的确立,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观的冲击,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出“多元的价值取向、早熟的青少年形象、主题的多元化、世俗化的审美以及‘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环保问题、青少年成长的心理问题等新的社会问题”等总体特征,体现出“无名”与“异化”的彩色主题；新世纪,全球化的浪潮、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高科技、网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出“大众的狂欢、全球化语境下的‘超越’、‘青少年本位’的发现、自我意识强烈的青少年形象、创新的叙事方式、新的写作空间的拓展、审美的超越”等特征,体现出“世俗”与“超越”的黑白主题。前文革时期,文学受政治的“捆绑”；新时期,文学开始受市场经济的“捆绑”；后新时期,文学受市场经济的显著“捆绑”,同时呈现出世纪末无名状态下的多元文化价值取向；新世纪,文学整体上呈现出“超越”的理念,在解构与碎片化的新世纪,实质上是文学的自我“松绑”,体现了文学回归自身发展的历程。新世纪文学的“超越”正是文学挣脱政治经济藩篱、回归文学自身的体现。新世纪,不论是迎合市场经济文学商品化的需求,还是坚持高尚的纯文学,抑或大众文学的兴盛,都创造着一个新的文学盛世,是文学对政治、经济的自我松绑并回归文学自身的一个过渡阶段。本研究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本作回归历史情境的研究,试图得出一定的结论。前文革时期,文学场受权力场的明显制约；新时期,文学场受到资本场的绑缚；后新时期,文学场又受到了社会场的鲜明影响；新世纪,文学场呈现出“超越”的新世纪特征。新世纪“超越”的核心,亦是价值观的颠覆与共存。既往的价值观既得到理解,也得到颠覆；经典既受尊重与学习,又受到解构与戏谑。这种超越是价值观贯穿的超越,是由内而外的超越。这是一个以美为美的时代,也是一个以丑为美的时代。
邹珊颜[8]2004年在《反叛与皈依》文中提出母性，是一个崇高、神圣的词，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对母性的描写几乎都是赞扬与歌颂的。但是，在后新时期的女性作家笔下，“母性神圣”被解构了，女作家们表现了一种“反母性”意识：母亲不再是慈祥、宽容、无私的形象，而是丑陋、变态、扭曲的形象；母女之间不再具有融洽的亲子关系，取而代之的是紧张的对峙关系；女儿在成长为母亲的时候，对母亲角色害怕而逃离，对生育这项母职表现了恐惧。但是，这些女性作家的文本中，一方面存在这种“反母性”意识，另一方面她们表达了对传统母性的追寻：她们在塑造恶母的同时也塑造了传统的母亲形象；在失去母爱的同时她们在找寻母爱；在恐惧担当母亲角色的时候，原始母性意识正在潜长。这种奇怪的现象主要在于女作家们心中还存在对伟大母性的美好想象与渴望以及母性天性。而“反母性”现象的出现应该说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了查找。一是从文学自身的角度看：包括文本自身和文学内部的影响；一个是从文学外的角度：包括外来思潮的影响，还包括作家自身的因素。“母性神圣”的解构，给我们展示了母性的多元性、复杂性与变化性，同时，这种写作具有冲决中国文化“母性崇拜”传统、突破男权审美规范，塑造母亲作为人的形象以及使得审丑成为另一种审美风貌等多重意义。
唐晓玲[9]2000年在《女性禁忌的破除与新时期女性写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女性禁忌的破除这个角度入手，重点论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1．倡导有爱的婚姻：对女性不贞观念的冲击。笔者认为，新时期女性写作对女性禁忌的破除，是从对封建伦理文化造成的女性禁忌即女性贞操观念的破除开始的，因为这是长期以来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首要原因。对不贞观念的破除，确立了女性在家庭、社会、事业中的地位，也使文学中女性形象塑造空间有所拓展。 2．突破性禁区：对女性不洁观念的破除，女性自我意识中，性意识一直是一个禁区，王安忆的《小城之恋》首先对女性性禁忌提出挑战，接下来有铁凝的《玫瑰门》等。她们的作品以其女性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女性艰难的成长经历，对封建的女性性禁忌如处女贞洁、从一而终、贤妻良母等诸多禁规进行了颠覆和消解，并把女性的性生活放在了一个洁净的境地，使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更似女性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3．打开肉体之门：对女性躯体、生理禁忌的全面挑战。这是新时期女性文学向着纵深发展的一个标志。林白、陈染是其代表作家。她们把女性个人经验从历史文化背景中剥离出来，对女性自恋、同性恋、女性隐私、女性躯体做了全方位的展示，并把她定位在审美的层面上，使女性写作中的女性文学形象更具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女性写作的缺陷来自女性的自恋和对人性中社会性及历史文化人格的有意逃避，这是今后女性写作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
郑大群[10]2000年在《女性禁忌与后新时期女性写作》文中认为女性写作，指女作家创作的、反映女性特殊的生命历程和生命体验，具有鲜明的女性自我意识和女性审美意识的一种文学现象。女性写作兴起于 80年代中后期， 90年代逐渐趋于成熟，并对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新时期这一历史时间概念，按约定俗成的理解，一般指 80年代
参考文献：
[1]. 关于后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D]. 丘慧慧. 广西师范大学. 2000
[2]. 身份认同与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D]. 杜昆.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3]. 关于“后新时期”文艺观念变革的若干思考[D]. 王梦湖. 西北师范大学. 2005
[4]. 多元语境下的争鸣[D]. 孙大尉. 南京艺术学院. 2016
[5]. 论后新时期女性作家文本的性别置换现象[D]. 陈峰蓉. 福建师范大学. 2004
[6]. 女性经验的多元表达[D]. 张苓苓.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7]. 《<儿童文学>头条》50年社会情境逻辑分析[D]. 朱欢.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8]. 反叛与皈依[D]. 邹珊颜.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9]. 女性禁忌的破除与新时期女性写作[D]. 唐晓玲. 郑州大学. 2000
[10]. 女性禁忌与后新时期女性写作[J]. 郑大群. 文艺评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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