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欧美国家“中产阶级萎缩症”的根源、影响与启示
张若琪
内容提要 “中产阶级萎缩症”是欧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利用最新的统计数据，对当今欧美国家的中产阶级状况加以分析。欧美“中产阶级萎缩症”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导致的公共政策失衡和社会不平等。“中产阶级萎缩症”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近年来各种民粹主义现象的滋长，尤其是某些非理性的极化政治的崛起。发生在欧美国家的政治社会现象对其他国家的治理有着重要启示。
关键词 中产阶级萎缩症 结构性危机 民粹主义 平衡机制
在欧美传统的政治经济理论中，中产阶级的壮大一直被视为西方经济稳定增长和民主政治良好运转的关键，发挥着自然的社会政治平衡作用。然而，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衰退使欧美学界和政界人士开始更多关注“中产阶级萎缩症”问题，提出恢复和加强被严重削弱的中产阶级力量，是解决欧美国家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社会信任水平下降等各类问题的关键所在，甚至还提出要建立“中产阶级经济学”，以研究制定应对之策。本文试图对当今欧美社会的阶级分化和结构性变迁等方面做初步探讨，重点分析欧美“中产阶级萎缩症”的主要原因及其现实影响，进而探讨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即将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现实意义。
欧美“中产阶级萎缩症”现象
进入21世纪以来，热心于研究社会问题的欧美学者不断发出“现代社会依然困难重重”的感叹，不少学者提出了“中产阶级萎缩症”的问题。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后，《牛津英语大辞典》于2011年公布的当年最热门年度词汇是“受挤压的中产”(squeezed middle)，参与评选当年年度热门词汇的英美两国评委认为，“受挤压的中产”之所以中选，是因为它反映了当前严峻的经济状况和人们的普遍感受，以及经济下滑对中产阶级生活造成的严重压力。这一年美国等地相继掀起了“占领华尔街”类之的抗议活动，中下阶层起来表达不满和愤怒情绪。此后，有关“中产阶级萎缩症”的文章不断出现在媒体上。2016年，伴随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该话题再度升温。《纽约时报》多次报道，收入下降是“中产阶级萎缩症”的显著因素，认为进入21世纪后美国人的工资增长率前所未有地放缓。所得税申报是比较准确透露收入差别状况的信息，拿纽约这个最发达的城市来说，2012年该市的所得税申报数据显示，该年度占所得税申报1%的顶层申报人的平均所得是357万美元，还有一半的人口(纽约市人口大约是500多万)年所得不超过3万美元，而纽约市收入最高的1%群体3天的所得就已超过多数纽约居民全年的所得。另据统计，2007-2009年金融危机时，最有钱的100名富豪，在2012年财富增加了2400亿美元，而中产阶层的财富却不断缩水。①如此悬殊的收入差别，让越来越多关注社会的学者忧心忡忡，民主因平等而产生并有价值，社会不平等必然造成对民主的致命打击。
目前，有关中产阶级的界定，尚无统一的说法，但大体上还是有个基本一致的定义。美国人口调查局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界定的中产阶级是年收入水平在39000美元到118000美元之间的人群。现在人们所讨论的中产阶级(或者称中产阶层)，实际上是指20世纪中叶兴起的新中产阶级，与19世纪的老中产阶级(Thorstein B. Veblen笔下的免于劳役之苦的“有闲阶级”)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工业化水平的急剧提高，特别是在汽车等新兴消费品制造业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欧美国家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中产阶层比重不断扩大。据当时英国的一项抽样民意测验显示，“人们在选择适当的阶级归属问题上，没有什么犹豫不决的表现。即使一些体力劳动者有将自己归为中产阶级的明显倾向，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要求他们将自己划归一个社会阶级时，其中28%的人说属于‘中产’，13%的人说属于‘下层中产’，46%的人说属于‘工人’。”②据统计，1950-1970年，美国制造业中层经理人数增长了23%，服务业的经理人员和中央与地方政权机关的中级官员增长近2.2倍。20世纪60年代末，有70%的美国人属于中产阶级，形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椭圆形社会结构，1979年，美国白领的数量已占到就业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行政文员的增长最为迅速，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比例降为67%。③按照较早关注社会结构变化问题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雷蒙·阿隆的说法，“数量日益增多的工人阶层‘资产阶级化’了”，他认为：战后的欧美社会不仅是一个空前丰裕的社会，更是一个将不平等削减到最低水平的社会，一个新中产阶级的社会。④
而到如今，作为社会稳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严重萎缩，特别是其中的下层陷于贫困化状态，大量落入社会的底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在40年来首次跌破人口总数的50%。盖洛普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至今，美国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数减少了将近10个百分点。在其他欧洲国家，近十多年来也出现了此类情况。它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阶层流动性持续下降，导致人们向上流动不畅，下层人数大量增多，普通人越来越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感知不到有实现梦想的希望，社会结构呈现从橄榄型转向金字塔型的趋势，结果带来了社会心态的浮躁、焦虑和变化无常，原有能够凝聚社会的黏合剂出现裂痕，其表现就是各类反体制、反建制、反外来移民的行动频发。
欧美“中产阶级萎缩症”的根源
经济脱实向虚是中产阶级萎缩的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认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这对那些男性的、非技工和半熟练技工带来了负面影响，而直到整个20世纪，这一群体都始终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受益者。他分析说，经济上的去工业化是主要原因，大量的“好工作”消失了。以英国为例，50年前大约40%的劳动力受雇于造船、钢铁等制造业，而现在这一比例下降到10%，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法国、德国。但更具决定性的原因还是金融危机，它导致了国内生产总值与收入永久性的损失，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特别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停滞。这些长期的变化以及金融危机的后果，都导致了人们强烈的怨恨情绪不断增长。⑤
因此，从投票支持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选民结构看，他们正是以制造业为中心、拥有中等收入且停滞不前的“没落的中产阶级”为主体。此次美国大选表明，那些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沦落者——美国技术蓝领——发出的呐喊声，与带着怒气匆匆让英国退出欧盟的英国蓝领阶层发出的呐喊声如出一辙。经济状况越糟糕，社会分化越严重，人们就越容易愤怒，脱欧公投给英国国内带来的分裂已达到顶点，很多人对政治进程采取了怀疑和冷漠的态度，因此他们希望公投可以改变自身在本国的经济地位。这几乎是媒体上很普遍的判断。拿这次美国大选来说，美国五大湖周边的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和俄亥俄三个州都是美国传统制造业基地，过去都曾是民主党的票仓，但这次大选三州为特朗普胜选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传统制造业的就业流失严重，这让许多美国中产阶级下层的地位和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使之从中层下滑到贫困线边缘，所以他们成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如果仔细看特朗普的政策特别是减税政策，就会发现其实他的政策主要还是有利于富人阶层的，所不同的是特朗普知道如何利用很多美国选民对老牌政客的不满。“锈带”工业区的生活水平下降而政界却长期不关心，长此以往很自然会带来怨恨。
经济脱实向虚与新自由主义鼓吹的自由化、市场化有着直接关系，使得资金可以自由地流向海外，导致产业结构的空心化，从而直接影响着中产阶级的生存机会。
在“二战”结束后的前30多年中，由于福利制度、税收和工会等平衡体制的调节作用，欧美发达经济体收入分配一直保持了大体稳定，中产阶级呈现扩大之势，不平等问题似乎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收入分配的相对稳定状态被打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其后果是加深了社会的裂痕。2015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指出：在经合组织地区，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已是最贫困的10%人群的9.6倍，而2000年这一数据是9.1倍，20世纪80年代则为7.1倍，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已达近30年之最。
从一些数据比较看，欧美“中产阶级萎缩症”确实与公共政策失衡和不平等加剧有直接关系。在近年来，美国有学者不无反讽地说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政策中市场价值观念所取得的唯一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经济不平等的状况在稳步上升。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有时会让人感到惊讶不已。大部分自我夸耀的美国中产阶级分子眼看着经济上的安全感开始悄悄地溜走了。”⑥财富的分配不公以多种方式塑造了美国社会，比如大量资金捐赠到排名前二十的大学；耗费数百万美元赢得参议院的选举；大量兴建封闭式住宅社区和豪华游艇等。这些“权贵资本主义”的表现强烈冲击着中产阶级主流的价值观。所以，美国民众对社会不平等的严重不满情绪，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全面爆发。
现在，人们在反思美国产生极度不平等的政策原因时，大多认为美国目前收入不平等状况与1980年里根就任总统后采取的大幅度降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减少福利、放松管制等“哈耶克式”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里根时期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分析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年里根革命的变形，在其本身的政策剧本里就暗示着错误、矛盾和困惑，他所设想的上涨潮水在过去30年所带来的结果却完全相反，对于中产阶级来说，这是经济停滞；对于处于经济阶梯顶层的富裕阶层来说，是名副其实的财富增长。”⑦英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1979年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上台执政后，原有的福利国家和工会体制等平衡机制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一系列有利于富有阶层的政策，如立法遏制工会势力、推行私有化、去管制化等。
按理说，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收入分配理应体现市场经济的公平正义，占人口大多数的中等收入者理应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但实际情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好。经济增长的平等预期与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之间构成难以解决的一对矛盾，结果是嫌贫爱富的税收、金融制度，权贵统治和金钱政治等占主导，中产阶级下层及社会底层的贫困化无人问津。所以，奥巴马政府在第二任期里曾抛出“中产阶级经济学”，提出美国的贫富差距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贫困人口可支配收入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中产阶级也同样落后，需要进一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让更多的经济政策向中产阶级倾斜，但受制于党派理念分歧和政治经济制度设计，各项措施的实施面临巨大的阻力，使之变成了难以实际落实的口号。
当然，对于不平等状况，只看收入规模是不充分的，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需要分析，比如净资产、财产世袭继承、社会资本以及贫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等。正如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说的，“判断一个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只看到有些人享有极高收入是不够的。例如，说‘收入规模从1扩展到10’或者甚至‘从1扩展到100’，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明。我们还需要知道在每个水平上有多少人挣到了这种收入。归于最上层10%或1%人群的收入(或财富)比重才是判断一个社会有多不平等的有用指数，因为它不仅反映了极高的收入或极大财富的存在，也反映了获得这种报酬的人数。”⑧但不管怎么说，上文引述的数据大体可以支持这样的推理：只要经济发展不景气，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中产阶级收入下降并向下分化严重，社会福利走下坡路，欧美社会传统执政精英党派就可能走向式微，极左翼力量就会壮大，极右翼民粹主义就会抬头。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应培养学生学会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使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流的素养。”
一些欧盟国家的政府解决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也是困难重重。《2016年欧盟社会公平指数报告》指出：欧盟共有1.2亿人面临贫困或被社会边缘化，占欧盟总人口的23.7%。欧盟的贫困是相对贫困，即低于中位数收入60%的为贫困，据此标准，南欧国家的贫困状况尤为严重，希腊的贫困人口达35.7%。目前，欧盟国家失业率仍高达9.6%，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7.1%。尤其是青年失业问题严重，2015年有460万青年劳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英国乐施会于2016年9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占英国人口总数10%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到整个国家财富的54%，而占人口总数20%的贫困人口仅占国家总财富的0.8%。法国是平等思想浓厚的国度，但近十多年来它的不平等程度也在上升，前1%人群的工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还不足6%，2010年后达到了7.5%-8%，上升了近30%。法国2015年平均失业率接近11%，其中大城市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超过24%，长期失业率高企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所以重建平等社会的呼声一直高涨。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虽然就业机制灵活，状况相对较好，但也面临贫困人口增加的现实风险。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年有1600万德国人处于贫困状态，相当于每5个人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之中。意大利贫困人口近年来也增加了3个百分点。
欧美“中产阶级萎缩症”促使政治平衡机制重构
③转引自周晓虹等《西方中产阶级：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195页。
⑩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6年12月6日，“新一波众怒可能冲击欧洲”文章。
许多研究发现，在欧美国家，有太多人已对现行向上预先分配的体制失去了信心，特别是当选民们普遍认为他们下一代的生活状况会不如自己时，心理上就会更加如此。民粹主义者赖以成长的基础就是人们对未来的悲观主义情绪，虽然民粹主义那种“简单粗暴”式的解决方案如排外主义、反全球化、反移民等措施难以实现，但重构政治平衡机制的呼声已在欧美中产阶级中扎根。据英国尤戈夫2016年11月底的民调显示，欧洲民众对本国民主制度不满意度较高，该民调以欧洲12国民众为受访者，当问及“您对本国的民主制度是否感到满意”时，80%的意大利受访者表示“不满意”；持相同观点的其他国家受访者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法国(75%)、西班牙(73%)、罗马尼亚(69%)、立陶宛(68%)、波兰(59%)、芬兰(58%)、德国(55%)、瑞典(55%)、英国(48%)、荷兰(48%)、丹麦(33%)。另外，根据美国CNN/ORC于2016年11月27日的民调显示，针对“在美国面临的社会生活重要问题方面，持不同观点的美国国民间存在分裂，您认为今年的分裂问题是否较前几年更严重”的问题，有85%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分裂更严重”，14%的受访者认为“不如以前严重”，1%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变化”。透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欧美民众对现有民主机制的认可度在下降。
其实，上述民调不过是印证了人们对现行体制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有不少学者都阐述过此类引发不满的问题。在他们看来，目前欧美国家的政治，已很难用“左”和“右”来划分，数十年来，老牌的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党在一些国家分享权力并保持了欧洲稳定，如今来自各个阵营、难以捉摸的新政党把它们推到一边，越来越多的政界人士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人们的经济剥夺感(deprivation)来达到胜出的目的。⑩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有两个词语频繁出现在媒体上，一个是“建制派”(oligarchy)，美国的“建制派”原指比较传统的、温和保守的政治寡头，他们长期在美国两党中掌握着较大权力，讲话四平八稳，相对比较稳健，很少推行重大改革，大选中已成为被“反建制派”讥讽的形象。另一个是“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人们对左派政党长久以来持有“政治正确”的立场提出了挑战，认为“政治正确”已成为美国社会一个严峻的问题，是一种旨在压制言论自由的麦卡锡主义，原来对于强调种族平等、性别平等这类“政治正确”话语高度认同的情况，现在已被相反的极端主义话语所取代，使选举过程呈现价值混乱，社会缺乏互信。这两个词几乎均是从贬抑上来指称的，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⑧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57、255-256页。
第三，产业结构变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20世纪后期，随着传统工业的外部转移，欧美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去工业化”时期，其中一个结局是制造业基地的败落，产业工人失去实体经济的依托。比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许多人认为这是“锈带”效应的正常现象，一些老旧工厂不得不关闭。但传统制造业原本也可以经过转型升级继续保持其存在，一味地向外部转移，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必然带来就业岗位的迅速流失。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就业统计数据显示，1996-2006年，美国制造业流失了310万就业岗位，2007-2011年又流失了240万就业岗位，到2000年之后，超过54000家美国工厂倒闭。
英国也同样经历了一段产业快速衰退的时期，在1997-2010年间，英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情况比美国还要严重。这个过程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工人阶级和部分中产阶级下层收入的下降。可以说，这也是造成“中产阶级萎缩症”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一些国家的政府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希望“重振制造业”。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工业领域的就业人口继续降低，服务业继续领先，生产的经济模式和就业模式都在变迁，集中表现在：向服务经济的转变正在改变公司的组织结构，公司不再向市场提供有形资产，主要供应技术能力或知识能力，在生产内容中引入了非物质要素；家庭对服务的购买持续增加；用本地化和第三方代加工形式将过去在公司内部进行的服务外包出去。这个过程无疑带有必然性，特别在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产业结构必然要发生现代服务业占主导的变化。当今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仍在继续调整之中，经济“脱实向虚”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虽然人们对非物质化经济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大多持积极的观点，但质疑服务外包的呼声也在增加。这些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政策动向。
欧美“中产阶级萎缩症”的国家治理启示
既然社会中产化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在完成工业化后必然要出现的一个趋势，那么，研究主要发达经济体“中产阶级萎缩症”问题就有着一定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归纳起来，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深研究：
第一，市场经济与不平等现象发生、演变的规律问题。现今，不平等已经是一个世界性话题，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热销就是一个标志，说明人们对“市场失灵”易于发生不平等的问题日益关注。以往，涉及财富的讨论通常关注的重点都是上层收入人群和底层收入人群，对于中间阶层人群研究得不多。实际上，当一个经济体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中间阶层的状况最能反映不平等的实际情况，也与经济体能否进入高收入阶段有着直接的关系。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专门分析了“不平等的结构问题”，即社会群体间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来源，以及用以保护或谴责那些差距的各种经济、社会、道德和政治评判体系，他把社会结构分为“下层阶层”(定义为收入最底层的50%)、“中产阶层”(中间的40%)和“上层阶层”(最上层的10%)进行分析。对于“中产阶层”为何定义为40%，他做了简要说明，这个定义完全可以争论，“不过，我使用的定义好像更接近一般用法：‘中产阶层’一般指比多数人过得好但离真正的‘精英’还很远的人……社会阶层之间或‘人民’与‘精英’之间，从来不会泾渭分明。为此，我的分析完全基于十分位数(最上层的10%、中间层的40%、最底层的50%等)统计概念，不同社会的定义方式完全相同。这样我可以跨越时空进行严格而客观的比较，既不否认每个特定社会的内在复杂性，也不排斥社会不平等结构的连续性。”在皮凯蒂看来，“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由社会平均工资来决定。事实上，当今财富还是高度集中的：在欧洲最上层10%的人占有总财富的60%，在美国则占到70%。而且，贫穷的半数人口现在和以往一样贫穷，2010年占有不到5%的总财富，情况和1910年一样。欧洲中产阶层的财富几乎不超过总财富的1/3，而美国仅仅是1/4。这个中间人群的人数是最上层10%的4倍，但财富只有后者的1/2-1/3。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什么真正的变化也没有发生，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还是很严重。根据皮凯蒂的研究，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不平等再度加剧，根本原因是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所以，必须以民主方式来控制资本收益率，使之与产出和国民收入增长率处于协调可控的程度。
地理这门学科的学习，要结合大量实际应用的内容。虽然初中地理学科并非作为中考重点考查科目，但是学好地理知识对初中生整体素质的提升有极大帮助。然而在初中地理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气氛并不活跃，进而导致课堂上毫无生趣，学生失去地理学习的积极性。所以，从素质教育的基本理念出发，更好地体现出对于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培养的目标，教师在初中地理的教学过程中，要积极推进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通过实践，对于这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内容有更多的理解。在教学中，努力地推进实践教学改革活动，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主要围绕该问题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第二，现代化进程中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性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政府和民众最担忧的或许并不是起初不均衡政策带来的贫富差距，因为有一定的贫富差距是自然的现象，平均主义“大锅饭”也不可持续。要害问题是社会阶层之间缺乏合理的流动性或者社会流动性降低，特别是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通道日趋狭窄。如果经济增长意味着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而且差距不断扩大，遇到经济危机时，中产下层和底层人群总是首当其冲成为最大受害者，那么这种两极分化将更大程度地削弱社会联结的纽带，导致危险的极化政治产生，进而使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美国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后，许多家庭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整个中产阶级无力扩大消费，而随着收入差距扩大，许多中等收入工作岗位消失了，人们向上流动就越发困难。有的学者还统计过，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寒门子弟成年时晋升为中产阶级的概率高于50%，而如今美国43%的寒门子弟将可能终生贫困潦倒。这样，社会贫困发生率就会相应提高。据美国官方机构的统计，2013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为14.5%，超过2000年的11.3%和2007年的12.5%，“穷忙族”(working poor)队伍继续扩大
。在这种阶层板结化和两极分化加剧的情况下，中间群体受到两头夹击，在思想意识上也是最不稳定的。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很早前就分析过的，“中产阶级，由于缺乏共同利害关系和组织基础，特别的不稳定，而且容易变得迷恋于民族伟大性或种族优越性等暧昧观念。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他们在有组织的资本和有组织的劳工之间所处的尴尬地位，加强了他们的这种性格。”
医院医疗设备管理系统是一个集医院设备的申请、采购〔10〕、出入库、维修、维护、固定资产管理、计量检测、设备运行效益分析等全流程管理功能于一体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真正做到减轻医学工程科工作人员繁琐的设备管理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在现代社会，阶层分化是一个客观现象，但是公共政策一味对其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也是不明智的。即便是已经形成了“橄榄型”的社会，存在一个压倒性的、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该阶层也还是会发生分化的。所以，许多学者认为必须从国家层面予以制度化管控。当代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对他所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m society)阶级结构的变化做过细致分析。对于中产阶级，达伦多夫与前面提到的斯威齐一样，都认为它是处于不断分化之中的，内部的差异性很大，有些时候还特别的不稳定。在达伦多夫看来，中产阶级的上层是资产阶级的延伸，其下层白领则是工人阶级的延伸，上层中产阶级人数很少但拥有一定的权力；下层白领与产业工人一样不拥有资本和权力，都是雇佣劳动者。他进行的综合研究发现，“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不同群体存在着差别。不过，一种现象特别突出。老的工人阶层‘资产阶级化’了，并且在政治上向右移动，年轻的中产阶级之中的一个新左派变成一支社会和政治力量，它赞同‘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
他主张阶级冲突制度化，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制度化方式加以有效控制。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福利国家政策对中产阶级内部结构分化的影响。“二战”后，随着福利国家制度和充分就业政策的实施，欧美工业国家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中产阶级成长壮大。这个时期，中产阶级中上层的工作基本上是由政府来提供，他们成为政府雇员或者间接雇员。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和通货膨胀瓦解了再分配的基础，福利国家政策难以为继，系列市场化改革出台，中产阶级内部开始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一方面是多数中下层白领雇员受到冲击，蓝领工人白领化的通道收窄；另一方面是战后一直处于萎缩的老中产阶级得以复兴，社会主流重新回归传统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即鼓励勤俭节约、减少投资收税、去政府管制。有关这方面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如何重构并实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仅仅依靠政府推行财富再分配，以促进中产阶级规模不断扩大，同样也是不可持续的，长此以往也会引发社会系统性危机。然而，矫枉过正般地拆解福利政策，又会导致严重不平等，造成中产阶级的萎缩，激发社会不稳定，欧美国家都曾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社会成本和政治代价。
新馆建成后，借助新的管理模式和方法，继续规划，分步实行馆藏复选、剔除等图书资源整合工作，作为馆藏图书资源整合的第二期。
防汛备汛工作有力有序。一是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二是全面组织汛前安全大检查，对列入市级挂牌督办的8处重大洪涝隐患点全面进行整改。三是按照 《厦门市镇 （街道）、村（社区）防汛物资储备定额(试行)》，做到防汛物资“定额储备，专库储存，定点存放，专人保管，专账登记，专物专用”。四是全力做好防台风、暴雨工作。2013年厦门共遭受5场暴雨和6个台风影响，市防指先后启动防暴雨应急响应Ⅱ级7次、Ⅰ级1次，防台风应急响应Ⅲ级4次、Ⅱ级3次，紧急转移人员2.74万人次，将全市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社会阶级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危机，呈现出“分裂结构”(cleavage structures)。上述围绕壮大中产阶级队伍，重建“抗衡力量”或者说平衡机制的建议方案，就是对当下欧美社会结构性危机认知的反映。这些典型性的建议方案，主要还是从“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的角度提出的，其中有些方面涉及制度设计问题。可以说，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人们对改变的渴望仍将是徒劳的。
第四，科技革命对社会阶级结构的影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制度体系，是以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和无止境地持续追逐资本积累为特征的，对于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就是欧美国家工业化初期对社会结构的冲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做过深刻的分析，他们富有远见地指出，“机器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
“机器不仅是一个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
“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雇工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
“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又化为乌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似乎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阐述的上述见解，至今在美国社会学界仍被有些学者所重视。比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非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主要代表人物兰德尔·柯林斯，2013年在《中产阶级工种的终结：再也无处逃遁》一文中指出：“不管我们多么崇尚学术的多元性和跨学科研究，在我看来有一种理论在探讨危机的机制和长期结构性变迁的方向上远远优于其他所有理论，我所推崇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就总结出的深刻见解。”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长期的结构性弱点正在显现出来，那就是科技带来的机器对人工劳动的取代，在过去20年里，这是以计算机的发展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这种取代正在威胁并会加快威胁整个中产阶级的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了劳工阶层的劳动被取代，但他们没有预料到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这个阶级主要由白领员工、行政文员和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组成。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前，机械化取代的主要是体力劳动，而最近这一波的技术革新则开始取代行政工种，并开始缩小中产阶级的规模；信息技术是人类沟通的技术，它开启了第二轮对劳动的取代，这次取代的是中产阶级所从事的沟通类工作。柯林斯认为，无论技术化未来的细节如何，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短期性、周期性或偶发性危机，技术对劳动的取代这一结构性趋势都将会把资本主义推向危机。
2.4.2 使用脑保护药物对患者住院时间、费用的影响 由于各地医院对创伤性颅内损伤的诊断依据不同，而多数诊断方式不能区分损伤严重程度，因此仅选取依据GCS量表对损伤严重程度进行评分的患者，其中轻型创伤性颅内损伤患者3 362例，中型创伤性颅内损伤患者1 765例，重型创伤性颅内损伤患者2 505例，特重型创伤性颅内损伤患者863例。在不同损伤严重程度的患者中，使用脑保护药物组的平均药品费用及住院费用均显著高于未使用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5。
当下，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各经济体全行业部门，并依靠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自动驾驶车、3D打印、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领域的重大突破，推动经济从零开始创造新事物，我们面对的可能不仅仅是劳动力替代型技术，还有知识替代型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如罗伯特·赖克所担忧的：“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几年里将会有更多的符号分析师被取代。作为美国两个最大的专业密集型行业，医疗和教育业正承受着日益加剧的压力来削减成本，与此同时专家型机器日益普及，所以到时这两个行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他预测说，“未来的经济模型有可能是少数人从事无限量的生产活动，来满足有消费能力的人群的需求。”但是，“潜在问题不是工作机会有多少，而是收入和财富如何进行分配。”并进一步指出“虽然大学教育是人们加入中产阶级队伍的敲门砖，但是一旦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后，学历也无法保证他们能够更进一步。中产阶级从经济蛋糕中分得的份额不断萎缩，而顶层人群拿到的份额越来越大。”而且，“当少数人掌握着知识替代型技术，并且此类技术几乎无所不能时，就连托马斯·皮凯蒂建议的全球财富税也不足以实现普遍繁荣。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呢？我们该如何重组市场来实现这一目标呢？”
尽管罗伯特·赖克没能给出最终解决的方案，但他对这些挑战性问题的系统阐释以及深刻的发问，无疑是我们应当重视的研究课题。
①David Harvey,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 2014; Oxfam, The Cost of Inequality :How Wealth and Income Extremes Hurt Us All , Oxfam Media Briefing, 18 January 2013.
②阿瑟·马威克：《一九四五年以来的英国社会》，马传禧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2页。
按照西方传统的政治经济理论，中产阶级的强大对欧美民主政治的良好运转至关重要，这一观点是许多政治社会学者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政治学会前会长西摩·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on Lipset)在他的《政治人》一书中曾深入探讨过民主秩序的条件问题，他把富足与民主联系起来，指出财富的增长尤其是中产阶级规模和作用的扩大会改变分层结构。在一个国家里，“庞大的中产阶级通过资助温和的民主政党和制裁极端主义团体来缓和冲突。”他认为，中产阶级的中间团体“有许多功能：它们防止国家或任何个人权力独占所有政治资源；它们是新观点的源泉；它们是大多数公民沟通思想(尤其是对立思想)的中介；它培养了人们的政治技巧，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政治兴趣和政治参与水平。”⑨由此逻辑推之，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形不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大多数，政治就只能是少数人或为少数人服务的政治，由于中产阶级具有自然的政治平衡作用，社会冲突更有可能实现和解；相反，中产阶级萎缩甚至衰落，社会分化加剧、失去大多数的平衡作用，非理性的极化政治就会崛起，政治美德就会丧失，各种公共政策难以达成共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协调协商就显得十分困难。
④雷蒙·阿隆：《阶级斗争》，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29、137页。
⑤《参考消息》2016年11月30日。
根据GB/T 19073—2008《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的加载试验要求为：按25%、50%、75%的额定负载各运转30 min，按100%额定负载运转120 min，110%超负载运转30 min，120%超负载运转5 min。针对这些要求，试验台所使用的变频电动机必须要有很高的可靠性。
⑥托马斯·鲍斯泰尔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人权到经济不平等的全球史》，乔国强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85页。
⑦戴维·斯托克曼：《资本主义大变形》，张建敏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监理是通过对施工单位的施工进度、质量以及成本实行控制的。所以良好的组织协调施工单位的施工过程是监理工程师工作的重点内容。在实施监理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遵守规程和制度的前提下，实施科学管理。监理工程师应该在保证建设的总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鼓励施工单位及时的对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工程的实际施工状态进行汇报，掌握一手的施工信息，对影响目标的问题进行排除。在进行协调沟通的时候应该注意分寸，使工作中的分歧技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又不影响各方的关系，主要应该最好以下几个方面要：
如何解决这种缺乏互信的社会分裂状况？更多的人试图从“二战”后西方工业经济体三十年(1945-1975)实现增长与平等基本协调的历史中寻找答案。有的重拾约翰·K.加尔布雷斯在20世纪50年代扶持“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的观点，比如罗伯特·赖克(Robert B.Reich)发表专著主张“重建抗衡力量”，他认为，从“新政”开始，一直到“二战”后的前几十年里，联邦政府成功地打造了新的经济权力中心，来抗衡巨型企业和华尔街的权力，由此来确保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能够享受较大份额的经济增长效果。他提出重建这一新的抗衡力量，寻求达成的目标是：改革美国竞选资金制度；减少或堵上与华尔街、大公司和游说公司之间的旋转门；使专家证人、学者和智库人员必须披露他们向公众发布的证词、书籍、论文或研究有关的外部资金来源；终结向上预先分配，禁止所有形式的内幕交易，如公司利用回购股票来推高股价，然后对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套现。此外还提出通过强化工会功能等来防止“中产阶级议价能力”(middle-class bargaining power)的削弱。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则认为：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复兴国家权威，摆脱政治无力。因为，“是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许多因素聚集在一块，催生了民粹主义，其背景是对全球化的将来，对似乎谁都无法掌控的这个进程普遍感到担忧。”他指出，“西方民主政体的主要错误在于放弃了政治”，“我们的民主政体饱受缺乏对话与真正辩论之苦，一切都封闭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还有民主。”
⑨S.M.李普赛特：《政治人》，1981年英文版第2版，第66-67页。
筛选15名未参与专家评估和仪器测试的消费者，对参加测试的57名消费者的面部图片随机进行水光感评价，评分区间为1～10分，1分代表完全没有水光感，10分代表水光感非常明显。
综上，虽然近年来我国在水利工程建设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工程管理上也更加规范化、现代化、法制化，但是，水利工程建设及管理中始终有一些问题存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需要业界人士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总之，应积极推广水利工程技术，加强施工质量监督，合理应用堤防技术，这样才能确保水利工程效益充分发挥出来。
参见Robert B. Reich， Saving Capitalism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 , 2015； Super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7.
参见《参考消息》2016年11月23日转载的法国《费加罗报》网站2016年11月14日的报道。
今年5月4日，在齐鲁石化纪念“五四”青年节、“十大杰出青年”表彰暨导师带徒工作会议上，一对青年职工的发言引起反响。他们都来自胜利炼油厂连续重整车间，同年进厂，现在却成为了师徒。
参见Paul M. Sweezy,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0.
拉尔夫·达伦多夫著：《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8页。
参见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Gross-Domestic-Product-by-Industry Data(value added by industry; employment by indestry),http://www.bea.gov/industry/gdpbyind data.htm(accessed October 14,2011)；Robert D. Atkinson and Stephen J. Ezell, Innovation Economics :The Race For Global Advantage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3、501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4页。
（1） FZ/T 82006-2018比 FZ/T 73044-2012在外观质量方面多要求考核：针距密度、整烫、色差等。规格尺寸、外观疵点、附件、缝制等方面要求更加严格。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4页。
转引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徐曦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罗伯特·赖克：《拯救资本主义》，曾鑫、熊跃根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212-216页。
作者简介： 张若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副主任。北京，100088
〔责任编辑：成 婧〕
标签：中产阶级萎缩症论文; 结构性危机论文; 民粹主义论文; 平衡机制论文;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