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条件下居民收入分配的动态迁移——对Stolper-Samuelson定理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定理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居民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分析全球化对各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可能影响时，应用最为广泛的是斯托尔帕—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国开放其贸易后，由于出口商品数量的增加以及相对价格的上升，一国富余要素的回报率和收益率将趋于上升：而国外进口的增加以及要素的流入又会使该国的稀缺要素受损，因此全球化的结果是各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Stolper-Samuelson框架所确定的这一结果，引发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全球化本身的质疑，并出现了所谓的“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运动，该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反对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化，并在2003年6月“八国首脑会议”期间发生的热那亚反全球化示威活动中达到顶峰。
全球化本身是否真的存在扩大居民收入差距的倾向呢？答案是否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Stolper-Samuelson定理本身的论证体系。从实际情况看，这一定理的适用性受到了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的质疑：
第一，从理论基础上看，传统Stolper-Samuelson定理是建立在静态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之上，只考虑了全球化对一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而假定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收入分配曲线是固定的；实际上，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收入分配模式存在着动态迁移现象，而这一迁移本身改变了该国收入分配的既定结果。
第二，Stolper-Samuelson定理的分析范围仅限于经济领域，而全球化本身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体，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文化交流和价值观念传播都可能对一国的收入分配倾向产生决定性影响，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最终结果。
第三，从实践结果看，全球性的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也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而之前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则显得复杂而多元，某些东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甚至随经济开放而得到了改善，这说明全球化本身和居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并非绝对相关，只是在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某些扩大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
为从理论上证实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收入分配动态迁移现象，从而质疑Stolper-Samuelson定理本身的合理性，本文借鉴了罗宾逊（S.Robinson）在70年代论证库兹涅茨“倒U假说”时所用的一个“仅含极少假设条件且非常简单的模型”（注：Robinson，1976，“A Note on the U Hypothesis Relat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6，437—440），并对其中各变量的经济含义进行了重新定义（罗宾逊模型主要是通过把经济社会划分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来论证工业化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趋势）。
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国民经济系统内部往往存在着开放部门与封闭部门、市场化部门和政府管制性部门的差别；而在开放部门和市场化部门中，居民收入分配主要取决于个体间的自然禀赋差异；在封闭部门和政府管制性部门中，居民收入分配主要由体制性因素所决定；由此可以把一国的居民整体按所就业部门的不同大致分为收入主要由自然禀赋因素决定和主要由体制性因素决定这两大群体，并假定他们在一国居民整体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T[，1]和T[，2]；再用Y1和Y2分别表示主要由自然禀赋因素或体制性因素起决定作用时居民收入的对数均值；δ[2][，1]表示主要由自然禀赋因素决定收入数额的群体内居民收入分配的对数方差，δ[2][，2]表示主要由体制性因素决定收入数额的群体内居民收入分配的对数方差；Y表示一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整体对数均值，δ[2]表示一国居民实际收入分配的整体对数方差。
显然，在只考虑自然禀赋与体制这两种因素的情况下有：
统计学上，方差可以反映总体分布的离散程度，将方差取对数后这一性质不仅不会改变，而且还有利于统计求和的方便，因此居民收入分配的整体对数方差（δ[2]）基本上可以表现一国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就是罗宾逊所说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
从理论上看，一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差距不仅取决于主要按自然禀赋分配和主要按体制性因素分配这两大群体内部的差异，还要受这两大群体间收入分配差异的影响，因此，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为：
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收入主要由自然禀赋因素决定的居民群体将不断扩充；也就是说，全球化的演进过程可以用自然禀赋因素在一国居民收入分配中所起的作用来加以衡量。由此，将公式（1）和公式（2）分别代入公式（3）中，消去T[，2]，则得到δ[2]和T[，1]间的函数关系式：
根据Stolper-Samuelson定理的推论，如果全球化的推进必然带来各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话，则必然要求δ[2]曲线在T[，1]
[0，1]的区间内是单调递增的，即要求曲线的对称轴K=-B/2A≥1，如图1所示：
图1
而当-B/2A≥1时，有
这就是Stolper-Samuelson定理的隐含条件：它假定一国中自然禀赋内收入分配差距δ[2][，1]要高于体制内收入分配差距δ[2][，2]，而两种分配方式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太大。
其实这只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由于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本身较为发达，因此居民收入分配中自然禀赋因素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而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居民个体间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上呈现出了较大差距，这直接表现为自然禀赋内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并不多，而传统意义的封闭部门更是少之又少，即使在这些领域内部，因为长期以来民主传统的存在，其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大；再加上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两种不同分配方式间并不存在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
Stolper-Samuelson定理本身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既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传统之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发展的不充分以及社会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实际上并不符合这一定理的隐含条件，即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居民收入分配并不必然呈现出扩大化趋势。具体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K=-B/2A≤0的情形；
这时曲线对称轴在Y轴左边，因此当T[，1]
[0，1]时一国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δ[2][，1]是递减的，即这类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将逐步得到改善。（见图2）：
图2
又当-B/2A≤0时，有
可见这一演变的前提条件是一国系统内部的体制内收入分配差距要高于其自然禀赋内收入分配差距，而两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则相对均衡。
这比较符合某些东亚国家的现实情况，在这些国家中，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政府主导型经济较为盛行，而政府主导下的某些政策偏好则产生了较大的体制内收入差距δ[2][，2]；另外，由于这些国家讲求的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集体观念较强，因此居民个体间的自然禀赋差异并未充分转化为收入分配实际差距，自然禀赋内收入差距δ[2][，1]相对较小；从两种分配方式的比较看，因为强大社会调节功能的存在，Y1和Y2间的差异相对较小。
这一论断可以从东亚国家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实践中得到证明，根据费尔茨（G.S.Fields）的研究，亚洲“四小龙”在推行出口导向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其收入分配差距都得到的不同程度的改善（注：费尔茨.七个开放型小国的就业、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J].经济学杂志，1984.3），说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Stolper-Samuelson定理并不完全适用。
（2）0＜-B/2A＜1的情形；
当曲线对称轴位于T[，1][0，1]的区间内时，则一国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δ[2]是一条先上升、后下降的二次曲线，而其具体的变动形式则取决于该国在推行全球化前T[，1]的初始数值，（见图3）。当T[，1]的起始数值在曲线对称轴左边时，则随着全球化推进，一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将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当T[，1]的初始数值在对称轴右边时，则随着全球化推进，一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将逐步得到缩小。
图3
因为当0＜-B/2A＜1时，有
所以这一分配变动趋势的隐含条件是：按自然禀赋进行分配与按体制性因素进行分配所得的居民人均收入相差较大，而两者内部的收入分配差异则相对较小。
这比较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中，因为二元经济的广泛存在，开放部门和封闭部门、市场化部门和政府管制部门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而在两大部分内部，由于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居民收入分配间的差异并不太大。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全球化前，其经济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都不高，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大多要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实迁实际上是动态而多元的，这从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数据中可以得到证明：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的前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处于持续拉大的状态，以美国为例，1973—1993年间，儿童的贫困发生率从14％上升至23％，使得战后美国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努力大都付诸东流，而收入最高的1/5家庭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收入之比也呈现出不断上升之势；在欧洲，大多数人不仅忍受着工资增长减缓和就业机会减少的痛苦，而且收入在不断向资产所有者倾斜，到1997年欧盟国家中商业部门利润占增加值的比重比1970～198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了5.5个百分点。可见，Stolper-Samuelson定理对分析发达国家全球化后的居民收入分配变动确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而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从70年代开始，全球化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动则显得多元而复杂。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东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在全球化条件下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而其他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则基本趋于稳定。这显然对Stolper-Samuelson定理的结论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
值得关注的是，从90年代开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都呈现出了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是否表明全球化本身正在向Stolper-Samuelson定理回归呢？答案是否定的。本文认为，9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实际上是西方价值观念主导下的“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各国居民收入分配曲线恶性迁移的结果。（见图4）
图4
虽然受自身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世界各国的居民收入分配曲线各不相同，但从90年代开始，因为西方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文化的传播，世界各国在居民收入分配政策上都开始强调自然禀赋因素的作用，这使得自然禀赋内收入分配差距δ[2][，1]逐渐变大，当δ[2][，1]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则各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必然出现向δ[2][，1]-δ[2][，2]≥（Y[，1]-Y[，2]）[2]的回归，即收入分配曲线的对称轴逐渐向-B/2A≥1的区间迁移，而这一迁移的结果必然是各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不断扩大。
这一点同样可以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到证明，1987年以来，东欧转轨国家和前苏联国家的社会变动最为剧烈，在价值观念上，采取了对西方传统的全盘接受态度，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曲线向右迁移最为剧烈，与此相对应，这些国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化趋势也最为明显；而那些本国社会文化传统保留较多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化则并不明显。这表明，90年代以来全球性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实际上只是世界各国居民收入分配曲线恶性迁移的结果。
总而言之，通过对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居民收入分配变动的建模分析以及实际验证，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
（1）传统的Stolper-Samuelson定理基本上只适用于分析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内部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而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社会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上的差距，这一定理的适用性受到了较大挑战；
（2）各国内部的居民收入分配曲线是复杂而多元的，并由此决定了各自在全球化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趋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在全球化过程中，坚持经济开放与价值观念自主的契合，就有可能实现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断改善。
（3）各国内部的居收收入分配曲线并非是静态的，在全球化过程中，社会文化的交流以及价值观念的传播都将使其处于一个不断动态迁移的状态中。而9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收入分配扩大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不断移植其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必然结果，正是在西方价值观念主导下的“全球化”导致了各国收入分配曲线的恶性迁移。
（4）对我国而言，由于本身存在着和其他东亚国家相似的文化特性，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完全可以不断缩小国内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逐步摆脱经济的二元状态（使（Y[，1]-Y[，2]）[2]缩小）和加大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使δ[2][，2]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