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1）01－0005－07
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广义的经，可指儒、道、佛诸家典籍，狭义的经指儒家六经、五经、十三经等。相应的，广义的经学可指历代文人学者研习解释传承诸家经典的学问，狭义的经学，指儒家经典的传承。大抵自孔子整理六经，创立儒学，弟子世代相传，迄清末民初两千余年。汉以后士人多读经，宋明至清季，儒家经义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注经、解经盛行，传承成学①。经学方法，即研读传承经典的方法。
经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什么关系？
经典的传承构成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是形成千百年来国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本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的新经典和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辩证发展的过程，既否定传统，又与传统关联，也就与传统经学有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研究这种联系。在思维方式上，传统经学方法或沿袭为用，或可借鉴。反思习用的方式，发掘传统的精粹，应当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一、经学一般方法的发扬
古代学术有师承、私淑。前者入门承教，代代传承，后者景仰斯人斯文，亦可承传。也有非门内外弟子，因学问兴趣研读疏解，也对经学做出贡献。师说刻印行世成为文本，被整理抄印，是流传，不成为学。用同代人明白的话语解释经典，阐明经文的意思，传注笺疏……就成为学。传注之类的方式方法就是经学的一般方法。
“传”的意思是传下来。人物传记，是通过记述，把人的思想功业风范传于后世。为经典作传，是把经典内容传下来。《辞源》释“传”为“解说经义”；《实用大字典》释“传”为“阐发经旨”。从“传”的另一个意思“符信”理解，为经做传，既出于向后学解释经意的需要，也由于对经文的理解出现歧义，要从纷纭众说中寻出正确的解释。司马迁说孔子编成《春秋》后七十弟子各传其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② 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左传》之外、《公羊传》、《榖梁传》释《春秋》又有不同，表现了传经的不同方法或价值取向。
从经学史看，“传”通常是经典行世后较早的解释文本。“传”之后有“注”。大抵做了“传”的经典，仍有不解之处，时过境迁，难解处益增，需要进一步解释。“注”的本意是灌溉，引申为将别的典籍拿来参考，“释经以明其义”（《辞源》）。这样的解释扩展了材料来源。随后世资料发掘愈多和有意识运用，经典解释更加充分。
“注”同时有“笺”。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注《毛诗》时最早使用“笺”字。“笺”有“表识”和“奏”之意，又通“荐举”的“荐”。《辞源》释“笺”为“注释古书，表明作者之意，或断以己意”。可知“笺”与传、注不同之处是为把经典推荐介绍出来，或把经典意思表示得更清楚明白，解释中加进了自己的推断说明。其实，学人诠释文本不免主观判断，但郑氏把“注”“笺”分开，说明注释方式有别，是一种认真态度，也表现出对释经方法差异的自觉。
大抵“传”“注”代出，解释复解释，又出现“疏”。“疏”有开通、梳理等意，《辞源》释为“疏通其义”，是对旧注进行解释和发挥。疏有注疏、义疏等，应是对已有注文的疏理和对经义的疏通。
“疏”之后又有“正义”。正义应针对“偏义”而言③，或因注疏累积，义多而杂，或有偏颇，想进一步求正解。清皇《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序文说：“疏家之体，主于诠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④ 意思是，做疏者解释经典，是要疏通众多注释，使之彼此不相矛盾。据此批评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诠释文句多用空言……由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亦非考证之疏矣”⑤。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原名为“义赞”，以王弼注《周易》为宗，是比较认同王注。后来“诏改”《正义》，是以行政权力将其规定为正解。这里可见福柯所说权力在知识传承中的作用。
上述四库总目出于考据学盛行的清代。其中“考证之疏”，又称“考证”或“考据”。清代学者怀疑宋明理学家引证解释经典有误，追溯汉代学者的经学方法和成果，用文字训诂（训是解释词义，诂是解释古字义）、音韵（考察字的声、调、韵，以确定其义）、金石（研究钟鼎、碑碣文字，考订字义的源流变化）及参考典章制度等方法，进行考核辨证，确定经典及其内容的正确理解。
从考据中发现经典文本有不清楚之处，于是有“辨（伪）”，即辨别伪书或真本中后人加入的内容。又出现校（勘），指对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考订文字异同，确定原文。此外，学者引述别人成果间插议论，则用“按”或“案”字，表明引述者经过多种文献比较和自己的分析判断，提出对文本含义或传注疏的说明。
前述“正义”以上为清代以前学者多用的方法，“考据”以下为清代学者发明或光大的方法。总起来看，2000多年间儒家代代学者为完整准确地保存和传承先贤经典思想，不断积累了若干方法，迄至清代，不仅内容丰富，科学性也有所提高。胡适盛赞清代学者做学问的科学精神：一是采实事求是态度，追根溯源，“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二是在考据中能“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也是科学昌明、科学方法大受推崇的时代。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精髓，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指导。相对于胡适理解的“实事求是”仍停留于原察事实的古意，毛泽东的解释⑦ 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将深入社会实践了解事实，与从感性上升为理性分析揭示逻辑规律结合起来，将国人的思维从经验理性推进到辩证理性层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有效的工具。但二者并不矛盾。因此，学者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能自觉运用传统学术包括经学传承研究中一些有价值的方法，如翻译马恩原著和编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经典，注释原文，导论说明，可谓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典之“传”“注”；比较版本、搜求整理资料、核校文字，可谓校勘考据；对经典和思想的不同研究成果以至讨论争鸣，既有别于不同注本，更是超出传注范围的拓展研究，使我们对经典的理解更科学、理性、全面、深入。
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文献面世时间较近或认为没有详细疏解考证必要，或以先入为主的某种规律性论断想当然处理思想资料和理论构建关系，以及当下的研究多用于宣传教学，以学习材料和教材方式出现的成果不便琐细考辨疏证资料的罗列，不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在认真搜集考证辨析资料方面做得不够，显得缺乏厚重的学术分量。笔者认为，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品位，推进研究的深度，继续发扬传统经学认真传承文化的精神，借鉴其丰富的研究方法是必要的和可为的。
二、求真、应用两种取向结合
经学史上有一长期公案，就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纠葛。大体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几乎烬绝儒典。汉鉴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重新启用儒生，文景武帝时太学设五经博士，教科书为流行隶书体经典。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秘府藏有古文字经书，与流行隶书体经典内容有别，于是分别将古文体和隶书体经典命名为古文经和今文经，请立古文经博士于学官，与太学博士争执，开启了经今古文争端。平帝时古文经学官得立，虽不及今文优势，且不久废弃，但因其缘起于质疑今文，注重博学考据，学术空间大，东汉时在士人中广泛流行。今文学派则与谶纬合流，渐失信誉。东汉末，郑玄以古文为宗，采今文说，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古文之势大张。其后魏晋玄学入儒，唐代“正义”断经，宋明以理说经，经学嬗变。迄清代汉学复起，古文经学再盛，今文经学也因常州学派重新阐发《公羊春秋》复兴，到晚清时仍有康有为代表今文和章太炎代表古文两大学派对立。
汉代今古文两派家法甚严。周予同列举两派13个方面的分歧，重要者有今文家尊孔子为“素王”，为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认为六经是孔子托古改制的作品；古文派尊孔子为先师，为史学家，认为六经是孔子整理的古代史料，“信而好古，述而不做”，即相信喜好古义，忠实记述而不创发己说⑧。这两种思路导致两派传承解释经典时出现不同价值取向：今文学派注重阐发经典的“微言大义”，即从认定孔子为“素王”、经典次序、书法即孔子撰经的遣词用句揭示孔子以布衣微言，为百代立法创制的“大义”，是一种强调经典使用价值的取向。古文学派则偏重辨证经典的真伪、经义理解的正误，是一种求经典之真的取向。
对比著名的《春秋》三传，可以直观地了解两派因不同取向采取的不同方法。先以对“隐公元年”一段的解释为例：
孔子《春秋》原文：“元年，春，王正月。”
《左传》解释：“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意为：鲁隐公即位元年，春季，周天子历正月。不写“即位”，表明是摄政。
《公羊传》解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谓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意思是：什么叫元年？是新君即位第一年。为什么标以春？是表明一年之始。王说的是谁？是说周文王。为什么先说王，再说正月？是强调此月是按周天子定制正色易服之月。为什么要说周王的正月？是推重华夏的统一。
《榖梁传》解释：“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日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是说：虽然没大事可记，正月也要标出来，是慎重对待开始。为何不说隐公即位？是成就隐公的心意。怎么成就？是说隐公不愿意取君的名位。为什么呢？是说隐公准备（按照父亲鲁惠公的意思）将君位让给桓公。这样做，合于正道吗？不合。但春秋表彰人之美不宣扬人之恶（所以不直言批评隐公）。隐公这样做不合正道，却按他的意思（不书即位）是为什么？是为了彰显桓公之恶。怎么彰显？隐公打算让位，桓公后来却听臣下谗言，杀了隐公，就显明隐公之善。善却不合正道是为什么呢？《春秋》重视义行不重视不宜的仁行。隐公作为长子按正道应该即位，他遵行父亲之命是仁孝之惠，却非大义之道。这是因为其父不以国位给长子，却给其非嫡子的桓公，是邪而非正。《春秋》申张正道，不张邪道。
再以《春秋》“郑伯克段于鄢”一段经文的解释为例：
《左传》为：“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是讲一段史事以解释经文。
《公羊传》为：“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是说：克（段）是何意？是杀（段）。杀为什么写为克？是为彰显郑伯的恶行。怎么彰显？事情的原委是母亲打算立段继承父爵，郑伯却把弟弟杀了，是不符合上古道德准则的！
《榖梁传》说：“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意为：克是什么意思？是“能”。为什么用“能”？是说郑伯能杀其弟。为何不说“杀”？是表明段拥众争位，只有国君才有权柄杀他。段是郑伯的弟弟。怎么知道呢？他是比郑伯小（“杀”在此为“降等”意）的同母兄弟，却觊觎君位，因其觊觎君位，知道是郑伯的弟弟。段，作为弟弟，《春秋》却不称他为弟，本为公子，也不称他为公子，是贬斥他。段丧失子弟之道，《春秋》批评他甚于批评郑伯。甚于郑伯什么地方？郑伯处心积虑杀段，虽然不好，但《春秋》认为段丧失弟子之道更不好⑨。
以上两段例证，可见《左传》注重解释经典文意或相关的史实原委，《公羊》、《毂梁》注重阐发经义道理。恰巧汉代出现今古文之争时，《左传》是古文，公羊、毂梁是今文。《左传》的记实取向正好成为古文学派攻讦今文经“残缺”和今文学家误读经典的参考文本，表现出究查事实，搞清本意的特点，古文学派原察事实以求其真，研究文字语义、力辨经文原意的倾向由此开其端。今文学者则不同。汉代董仲舒推重公羊学，或正是从微言大义取向发明天人感应学说，成为经世致用大师；近世康有为亦发扬经今文学，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都说明今文经学的致用取向有益于经世改革。
汉代今文学者主导学官，但一方面重微言大义往往从现实需要出发，以六经“注”我，经义不足求助谶纬，故学者渐入孤陋芜杂。以至东汉章帝召集讨论五经同异的白虎观会议形成反映今文学派观点的《白虎通义》留传下来的竟是古文学者班固整理的本子。作为经学变体的宋明理学，发展到阳明后学，其学问谫陋亦遭后人诟病。而汉代长期不得入学官的古文经学，却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留下多种传世著作，清代汉学考据更是成就斐然，说明古文经学求真取向更适宜学问的严谨切实。
经今古文也有混合一面。郑玄最早混乱家法，是两家经典都承认，以为有证确切的都引为据。清代考据家严若璩考出《古文尚书》之伪，可称为真理而废家传，已不是以学派家传为限了。康有为承继今文，却用古文、考据功夫考证“新学伪经”、“孔子改制”，当是以古文之道（方法）以攻古文派之身了。
近代中国学术嬗变，西方哲学和各种现代科学理论方法传入国内，渐成主流。现代学术注重逻辑，强调分科，经学不再作为单独学问存在，被归入历史学科学术史、思想史范畴。然而，经今古文学两派的基本方法和不同价值取向却流传下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迄今存在对学科研究对象的两种理解：一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历史过程，二是理解为理论成果思想体系。研究过程者倾向于将成果放入历史过程中考察，一定意义上也将其作为历史的现象和内容看待。研究成果者倾向于总结经验指导现实，注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完善内容、创造内涵和自身逻辑。前者归入历史范畴，后者归入理论研究范畴。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经学有着共同特点，都是国家认同的政治文化政治哲学。文化或哲学要取得广泛认同，须权威和准确。精致的历史和文本考察，能以准确保障权威。作为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的意识，则又要在历史发展中适应时代需要，与时俱进，以解决新问题，从已有权威经典阐发新意，才能在意识的连贯中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
从学术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两种研究思路各具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研究，提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与国情、民情、变革与进步的情景关联，帮助我们在反思历史中总结经验；理论研究则提供现实与理想、传统与未来之间的逻辑思考，帮助我们升华意识，推动理性思维进步。历史的研究要以史料和事实作为依据，以求真为原则；理论的研究须以历史的研究为基础，从求意识存在的历史之真、历史关联，进而求理论逻辑的完善。
按照这样的考虑，当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将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充分深入细致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在这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怎样认识、理解、选择，并在领导革命建设实际中运用民族认知方式、思维特点、话语系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文化和时代需求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即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又怎样从一般观念、经验上升为理论原则，成为系统思维。在此基础上，以充分的历史依据和辩证的逻辑抽象概括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并赋予对这种理论体系的历史性理解，即确定此种开放性认识体系的超时空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其内在范畴和逻辑结构是历史性的，其间或有时空范围的错位。由此可以理解此种理论本身是开放和发展的，不可以当做教条，只可以当做原则指导。这样也进一步印证并强调了理论指导现实的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远要从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从而也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一致性。
古文经学重资料收集整理，今文经学重经义阐发，与西方近代科学中的归纳、演绎近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既继承了传统考据、义理风格，也吸收了西方归纳演绎逻辑。常见的论著多能自觉不自觉地采用这些方法，但确有不同偏重，体现出类似经学今古文的差别。类似古文者一般从史的角度看问题，注重史料丰富和考辨、准确反映史实及其逻辑，倾向于从史料出观点。类今文者一般从现实需要着眼，注重形成学说的经验及学说理论中对当下有指导价值的内容，倾向于以观点统资料。前者优点是内容翔实，叙事可靠，较少时代局限，历久弥新；但有时显得平淡无奇，理论性不强。后者优点是现实意识强，有气势，易引发联想，便于论者挥洒，但有的缺少史感，或牵强空论，经不起时间考验。笔者认为，从不同角度研究问题，撰写论著都有其价值，若能集中二者优点，可以弥补不足。具体说，是将义理、考据融会贯通，既有现实问题意识，又不失历史性反思，资料翔实，富于论辩，注重结构，语言简捷平易鲜活，即将传统义理、考据、辞章三种学问和西方归纳、演绎、思辨结合起来，可使研究深入、全面，论著有价值和吸引力。
三、疑辨吸收创新
经学推进儒学发展，除注解传承外，还在于疑辨。疑是怀疑，辨是辨伪。对前代留下的经典版本、内容、解释产生怀疑，是推进注解传承的动力。前述经今古文之争产生于刘歆对今文经是否完整的怀疑，由此带来两千年间两派竞相努力产生的大量成果，使经典内容得到广泛深入的解释，且提供了经典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总结、发明或发展了相关的文字、音韵、版本、金石等学问，影响史学，推进了对经史关系的理解，并开通了考察经典与历史文物典章制度关联的领域。其中古文学派实事求是的考据研究，揭露了经典流传中的作伪，对于澄清经学源流做出重要贡献，为当时和后人准确了解、继承和发扬古人思想提供了较为可信的依据。今文学派则随时代发展，发掘传统经典的致用价值，将古人的智慧一代代传下来并发扬光大。
从更广泛的视野看，儒家思想的传承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后学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发展，如孟子突出继承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发明仁政、民本、心性学说，荀子突出继承孔子礼的思想，发展隆礼重法等学说。董仲舒之于汉代儒学、宋明诸子之于理学，也都如此。从方法的角度说，这些人或学派的贡献，一是得益于经学传承，二是得益于对各种思想的吸收。
大抵说，后学发展儒家思想，或继承师说，或在阅读经典基础上发扬其义。其间，吸收儒学之外的思想资源，成为推动经学和儒学本身发展的重要因素，典型的例子是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在道德伦理学方面超越汉代文字文献考释的经学，并提出理气、心性等范畴，将原始儒学提升到哲学高度。周予同说：“宋学是破汉学，建立新经学。广义地说，宋学也是经学。”⑩ 他认为：宋学开始于欧阳修、王安石对汉唐经学的怀疑。欧阳修怀疑《易》系辞等篇非孔子做，又疑《诗序》为子夏、毛公所做不可靠；朱熹进而断定《诗序》是伪作。王安石撰《周官新义》、《尚书新义》、《毛诗新义》，并以其“新经学”推动变法。由此可见疑辨对经典考释或推进经典理解的影响。至于吸收其他，周予同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一说为据，约略谈到唐后期在野经学派陆淳有关《春秋》的三部撰述即“舍传求经”，“直接研究春秋经中的微言大义”，当为宋学萌芽。又说阳明心学“由内到外，由心到物”思想来自佛教禅宗(11)。冯友兰则认为，宋学的先驱是韩愈和李翱。李受学于佛教天台宗梁肃，佛家思想及修养方法因之影响理学。又说宋学创建者周敦颐、邵雍“引道教之思想入道学”(12)。此外，随唐佛学发展，讲事物缘起，辨析色空，强调心识，以及对因果、我法、一多、理事等关系的思辨方式，都对宋明诸子产生影响。可见，经学和传统儒学本身随时代发展而发展，重要动力之一是在不断反思中发现问题，借鉴他者扩张视野，吸收有价值的观念、思维方法，扩充自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可以从这里得到启发。
一方面，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还仅有百年上下，但其发展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接受吸收他者的过程。比如，在不断引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丰富理解的同时，对前苏联经验的借鉴是由教条主义照搬到结合实际地运用，由主要模仿到完全依照国情创新。其间，不仅苏联经验丰富我们的理解，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和同一时期世界各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国内同期赞成革命的进步党派人物的思想也曾提供借鉴。历史和理论两个层面的这些因素，都当细致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创新研究，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潮流和通讯交通条件日益改善，使我们近距离直接了解各国政府和人民及社会组织、思想观念、治理方式提供便利。人类面临的新问题也常以全球方式需要我们共同面对，我们要在充满问题、挑战与机遇的环境下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功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建构完善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需要随时总结经验，吸收新知，创新进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当做出应有贡献。
注释：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认为中国哲学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儒家之经最初为“六艺”，后扩充为十三经。汉以后讲孔子、《老子》、庄子，较前理论明晰清楚，事实“亦较丰富”，但仍被“装于上古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此外，“中国人所讲之佛学，亦可称为经学”，其经为“佛说之经”。见该书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5页。
② 《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③ 参见（清）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版，第2页。
④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9月版，第5页。
⑤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9月版，第5页。
⑥ 参见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载《胡适文选》，亚东图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九（1940年）年十月版，第472页。
⑦ 毛泽东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⑧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2版，第9页。
⑨ 这两段解释参阅《十三经注疏》相关内容。
⑩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2版，第896页。
(11)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2版，第895、897页。
(1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97、204、209页。
标签：儒家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经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十三经注疏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辞源论文; 公羊传论文; 今文经学论文; 左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