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亲领他进了学问的殿堂_饶宗颐论文

他的父亲领他进了学问的殿堂_饶宗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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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国学大师、汉学家,对敦煌学、古文字学、词学均有研究,并精通梵文,被誉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亚洲文化的骄傲”。季羡林说:“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香港大学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潮州市政府也在其家乡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然而,饶先生既非学院派,又非西洋派(或东洋派),他是受家庭浓厚的文化熏陶、自学成长起来的一位大学者。在优越的家庭教养环境中,他的父亲饶锷老先生无疑起着最关键、最重要的作用。

母亲的重托

饶教授的祖辈是潮州的显赫大族,后几经迁徙,由闽入粤。父亲饶锷是清末民国初年潮州一代大儒,他在乡邦文献学、地方史志学诸领域建树卓著,影响深远。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他们父子合著的《潮州艺文志》,至今仍然是研究潮州文化学术史的重要史料。

饶锷19岁时与清末进士蔡学渊之次女结婚。结婚7年后,喜得贵子,即饶宗颐,小名唤福森。但是,母亲自从产后身体一直很虚弱,经常心悸、气喘。父亲多处求医问药,但母亲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病卧不起的母亲无限忧伤而又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先生,看来我的病是治不好的,您要用心把福儿抚养好,这是我们结婚七八年才生的宝贝儿子啊。”父亲眼眶里噙着泪水,急忙把襁褓中的孩子抱到她的床榻边:“夫人,你千万放心了,你的病一定会好的。你看,福儿看着你,在微笑呢。”母亲振作精神,侧起身子,在孩子饱满的额顶轻吻了一下。半个月后,才26岁的母亲带着无限的依恋,离开了人世。

母亲过世后,父亲甚为悲痛,他牢记夫人的嘱托,立志要把儿子培养成人。

父亲教他读书

饶宗颐三四岁时,父亲教他读杜甫的《春夜喜雨》和周敦颐的《爱莲说》。这是饶先生接触的最早诗文作品。在他的生命里,自此埋下了文学的种子。一次,父亲刚送走客人,一眼瞥见儿子在屋子里看书,就把他叫到跟前:“你把《爱莲说》背给我听吧。”小宗颐忙把手中的书合起来,恭敬地站到父亲面前,歪着小脑袋朗声诵读:“……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溢清……”

父亲眯缝着双眼,凝望着儿子:“这篇文章写得好不好?”小宗颐很乖巧地回答:“文章写得很美,就是不懂里面的意思。”父亲含着无限的慈爱道:“以后你书读多了,自然就懂了。”父亲又对小宗颐说,“‘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这是做人的最起码品格。周敦颐是宋朝的大理学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爸爸真希望你能像周夫子一样。你的学名就取‘宗颐’吧。”听了父亲这一席话,小宗颐似懂菲懂,眉宇间流露出无限的欢快与憧憬。他从父亲的书房里出来后,快步跑到奶奶跟前:“奶奶,以后你再不要叫我福森了,你叫我‘宗颐’吧。”奶奶抚摸着小宗颐的脑袋,抿着嘴角,心里蕴藏着深情和喜悦:“傻孩子,两个名字,奶奶都叫。”

饶宗颐先生6岁时,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练毛笔字。起初,父亲教他习颜真卿的《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及《麻姑仙坛记》等碑帖。父亲尤喜欧体,故又教他临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等法帖。有时习字完毕,小宗颐就把正在阅读的《水浒传》《七侠五义》《封神演义》中的绣像人物插画,进行临摹,又把家里藏的佛像拿来描绘。由此奠定了日后的绘画基础。

子承父业著文章

1924年,饶宗颐8岁了,父亲送他入学读书。在学校里,小宗颐非常用功。回到家里,他也不像别的同学那样三五成群地结伴玩耍,他常常一个人一整天躲在那三进大宅的深处,做他自己的文学梦。小小年纪就像模像样地写出了一部《后封神榜》。

入学第二年,小宗颐已经能够阅读《通鉴纲目》《纪事本末》等历史古籍了。秋夜,喧闹了一天的大街小巷似乎盖上厚厚的被子,静谧无声,只有饶家的书房里,不时传来父子俩的对话声。父亲问:“最近又读什么书了?”小宗颐认真地答道:“爸爸书橱里的医书、佛经以及老庄的书,我都读了一点。还有《史记》,基本已经读完了。”“那厚厚的一百几十卷,你真的读完了?”父亲有点惊异。“爸爸如果不信,你可随便点一篇,让我背给你听。”小宗颐胸有成竹地说。父亲抽了《史记》中的一篇,小宗颐立刻朗朗地背诵起来,音调铿锵,舒徐疾促,极富情感。父亲在一旁静静地听,温柔细长的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欣喜。

父亲的客厅里常常高朋满座。经常出入这里的客人有文学青年冯印月、冯瘦菊,诗人柯季鹗、戴贞素,画家王显诏、佃介眉、杨木式以及青年学者詹安泰等儒雅文人。他们在一起谈古论今,吟诗作赋。小宗颐很喜欢旁听大人们兴致勃勃说道的话题,偶尔还会语出惊人地发表自己的见解。16岁时,他在父辈的朋友中即兴作了《咏优昙花诗》,在座诗友皆与之唱和,很多老先生还自愧不如,连连称小宗颐为“神童”。

然而,就在宗颐16岁那年父亲也不幸早逝。虽然家庭突遭变故,但宗颐并没有过度沉浸于悲痛之中而灰心丧气,他牢记先人遗训,发愤自励,继续父亲的未竟之业。他一面着手旁搜博采,集佚钩沉,续编《潮州艺文志》;一面邀请父辈好友郑晓屏、石维岩、杨光祖、蔡兰生等人,协助整理父亲的诗文遗稿,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天啸楼集》刊行于世。《潮州艺文志》也于1935年刊载于《岭南学报》第四卷及翌年的第五六卷上。

书稿一经刊出,影响极大。18岁的饶宗颐即被中山大学聘为广东通志馆纂修。20世纪40年代又先后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广东文理学院教授、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主任兼《潮州志》总编纂、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等职。

1949年,饶先生到香港定居。自此,他的学术事业又跨进了一个新境地,不但在历史学、词学、佛学、古文字学、甲骨学等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敦煌学、楚辞学、考古学、目录学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诸方面,造诣精湛,建树巨大。饶先生常常说,是父亲引导他走进了文化学术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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