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国高教政策实施的传统文化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高教论文,因素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高等教育政策实施中传统文化影响因素的具体体现
（一）传统的价值观念对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
传统的价值观念，一般为表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群体的社会心理特征，或称之为民族心态。以儒教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古老文明，其中的确不乏大量的优秀成份，它曾经成为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乃至辉煌的精神象征。但是，正如任何其它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其自身的弱点，而且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一些消极的成份，经代代相传，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积淀下来，成为新时期我们在各领域进行现代化尝试的障碍。回顾近20年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实践的过程，我认为，传统的价值观念对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传统的“群体本位”，以对方为重的群体意识，衍生出相互牵制、相互依赖的个人与群体、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的人群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对高等教育政策的正确把握以及大胆尝试、创造性发挥的勇气。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例，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初，鉴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僵化、学校办学活力不足的局面，我国陆续实施了一系列高教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在1992年12月，国家教委在《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改革原有的国家集中计划和政府直接管理的办学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办学的体制。……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①]这项改革的初衷在于通过下放自主权，鼓励各校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建立起一个能主动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激励、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使学校充满活力、富于特色。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感到，这项改革还并未完全落到实处，许多高校统得过死的局面依然存在，很少能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其中固然有体制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但许多高校领导者在改革面前，一味地相互观望和等待，“不敢为天下先”，应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2.传统的读书入仕观念，使高等教育的一些政策难以发挥其良好的绩效。在传统的观念中，读书与个人地位的升迁是紧密相关的。这种观念长期流变的结果是，人们为了迎合世俗的价值认同，获得个人在社会中所谓的自尊，往往不是从个人能力与倾向的角度，对自我行为作合乎理性的抉择，而是常常在一种非务实性的价值参照标准的导引下，取向于非效率化、非合理化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许多高等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如我国现行的毕业生自主择业分配政策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便很有代表性。一方面，从全局看，我国大学生在万人口中的比例还相当低，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些县、乡镇基层部门，人才还相当匮乏；但另一方面，目前大学生就业中又的确存在一些专业不对口、所学非所用，一些为人们所推崇的部分企事业部门人满为患，以至于造成大材小用、低职高就的人才隐性失业和浪费现象。当然，出现这种局面，不可否认，还有高校的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不相协调，基层条件、用人环境不尽如意的客观原因，但传统的价值观念对大学生择业的影响，也的确是一个潜在的人为性影响因素。
3.传统的注重人际感情的价值观念，常常使一些高教政策的实施难以达到较理想的效果。中国人的传统是讲究“天人合一”，重视“和与中”，这种传统的思想内核是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和为贵”是中国人最崇尚的处世哲学，“和”的本身便有“情”的融和之义，也就是说，感情因素构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纽带。这种哲学体现在平常的生活之中，不失其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消除忌恨的功用，但如浸染及原则性的问题，如涉及到社会公益的政策时，则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近年来围绕招生制度的改革，特别是高校“宽进严出”人才培养模式问题，在我国教育界引起了一场讨论，持反对意见者所持的理由之一便是：传统文化中的人际感情因素，仍是目前招生制度改革一时难以逾越的障碍所在[②][③]。这一观点其实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以感情为纽带的传统人际关系，对现时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仍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4.传统的权威主义和忠孝伦理道德观念，在高教政策实施中仍时时得到体现。权威主义与忠孝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基本体现是“唯上”和教条主义。在政策实施中则表现为政策的执行者，由于对政策作教条式的理解，或迷信权威，因而事事谨小慎微，不敢自担风险，有所作为；或对政策文件望文生义，从字面上去附会，缺乏结合本部门具体情况，灵活把握政策、勇于尝试改革的魄力。我国高教界许多改革进展迟缓，应该说与此不无关系。
除以上所述的诸多方面之外，传统的价值观念对政策实施的影响还体现在“伦理本位、道义第一”，因而降低了政策的实效；恪守中庸之道，满足于现状，不愿对政策作更深入的理解和探索实践等等，在此不一一论析。
（二）传统的思维方式对我国高教政策的影响
应该说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其积极的方面，但缺陷也很明显：如缺乏实证精神，重整体体认而轻逻辑分析，重直觉而轻知解，重实用轻理论，如此等等。传统思维方式的以上缺陷，在当代背景下对于我们思考问题，仍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它体现在高等教育政策实施上：
首先，缺乏实证精神的特点。一些高校在围绕宏观政策而展开的改革方案设计中，往往由于缺乏细致的调查和分析，从而使一些政策的实施成为走过场，流于表面形式，而缺乏实质内容。如我国许多高校在一些具体政策如主辅修制、学分制、提前毕业制度等的实施中常常是有政策，但却无真正的实践和大的改革。这当中固然不排除管理者出于对管理混乱的担忧和考虑，但缺乏实证精神，不善于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和分析，以至使政策不能有效地实施，应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重整体体认而轻逻辑分析的思维特征，在影响我们对现实问题思考方面，正如熊十力先生所言，中国人注重整体体认，短于分析的思维方式，“乃常不能明辨，而陷入混沌状态”[④]。在我国近年来的某些高教改革如“211工程”建设和高校联合办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现象：一些学校往往比较善于从宏观上构建改革的思路，从整体角度设计了比较全面的发展规划，但在规划中具体指标的制定以及落实上，却缺乏科学的分析和合乎逻辑的构思。由此而形成的方案设计，在现实操作中能否实现，这不能不令人疑虑。
另外，重直觉而轻知解和重实用而轻理论的思维方式，也常常使我国许多高校政策的操作带有明显的经验性特征。由于国家的高教政策具有一定的宏观性特征，它一旦落实到基层部门，需要执行者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作具体系统的分析、理解和研究，而后付之具体的操作。但在现实中，有很多执行者往往仅凭主观直觉或个人经验来理解政策和执行政策，这必定会使政策的实施过程带有明显的个人主观色彩，政策的绩效难以得到全面的实现。一些部门即使也为之而作过系统的研究和论证，但研究成果往往被束之高阁，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传统的思维方式对我国高教政策实施的负面影响具有潜在性和广泛性，它抑制了政策主体创造能力的发挥，也使高教政策的实施因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而显得系统、长远规划不足，这也是为何我国大多高校缺乏个性或特色，短视行为比较普遍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二、对高教政策实施中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针对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引起了一场争论。概括争论的双方的论点，我们不妨把其中一方称之为“主动适应”派，即认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能与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影响与作用主动相适应，否则便难以取得成功；另一方可称之为“挑战派”，其论点是改革便是对传统的挑战，只有通过大胆改革实践，才能不断摆脱和消除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⑤][⑥][⑦]。以上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对笔者很有启发，在此结合如上分析，就如何看待高教政策实施中传统文化因素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辩证地分析传统文化因素与高等教育政策间的关系，是推动我国高教改革事业发展的理论前提
我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无疑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结构，这种内在逻辑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这种结构并不是不可打破的。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以及异质文化的渗入，传统文化在尽可能保留其特质的前提下，总要发生变异。变异的结果是传统的价值理性成份会得到进一步的认同和发展，同时，它又被充实更丰富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工具理性成份，正是这部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文化内容，成为传统文化适应社会发展的标志。
我国一系列高等教育重大政策的实施，本身就可以作为社会环境变化的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既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同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又进一步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作深刻的反思，并对传统文化进行再塑。这个再塑过程，其实是一个双向适应过程，即：一方面，高教政策的出台，本身便尽可能地建立在人们心理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又不断地在更新着人们的传统观念，推动人们进行传统思维方式的转变。
从近20年我国高教改革过程看，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基本上是渐进式。尽管其中也出现过大起与大落的现象，这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与社会环境的变化相比，总体趋势还是比较平缓的。这个趋势其实也反映为一种文化适应的特征。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近20年的改革过程，也的确受到传统文化的巨大阻力，但实践的结果表明，传统文化所形成的障碍又不是不可逾越的。8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固然出现过几次反复，但毕竟冲破重重阻力，一个与社会需求基本吻合的高等教育体系基本形成；招生就业制度的改革，虽然伴随一些问题出现，但人们传统的心态在受到强烈的冲击之后，逐步得到调适并趋于平静，新的择业观念也正在形成之中；高校联合办学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虽然也带来一定的负效应，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些政策也的确为我国高校的发展带来活力。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角度看，无论是“威斯康星思想”的燎原，还是英国本世纪下半叶大学走出传统、面向社会的改革，都足以启发我们：在社会的变革洪流中，高等教育系统不可能依然固守一隅，一如继往地营造着其传统的文化氛围，而是必须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面向社会作相应的改革。这种传统特色的保留和面向社会的开放，其实便体现为传统文化和高等教育双向适应的特征。
（二）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作为落后的意识形态，终归要在改革实践中被克服
我们说改革对传统文化的适应，是针对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成份而言的，它代表了人们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但对于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成份，决不能作适应的抉择，否则就是对落后的妥协。要顺应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向传统文化的消极成份提出挑战，大胆实施改革。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一种是……，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⑧]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是置身于一个世界科技革命浪潮汹涌，经济、政治等领域现代化呼声甚高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各项高教政策是伴随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相继出台的，因而，从整体而言，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状。作为与社会发展相背离的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在改革当中，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改革进程，或降低政策的绩效，但它不可能使我们的改革陷入停顿。
当然，由于在特定的时期，传统文化消极因素所形成的社会压力可能还比较强大，一些改革由于动摇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由此可能带来一定的社会震荡。但是反观这种现象，正是这种震荡，才能唤起人们对旧的文化观念的更深刻反思，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有时甚至是沉痛的反思，才能使人们对新的改革给予更富于理性的思考、认识和理解，并自觉地摒弃陈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我国近些年社会经济领域的一系列巨大的改革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尤其是市场观念在人们意识深处由冲突到接纳以至扎根的过程，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只有在逐步的改革实践中，才能使传统的落后观念和思维方式与现实产生矛盾冲突，而正是这种冲突才能推动文化的更新、教育事业的发展
人类文化发展史启示我们，社会进步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始终伴随着新旧文化观念的不断冲突、不断斗争的过程，当冲突的双方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时，一种在对传统文化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代表了新的社会制度或体制特征的新型文化也就进入了相对的强盛时期，并最终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而文化领域的斗争，其实质是反映了社会领域的矛盾冲突，并通过社会的实践过程而得以全面地体现；同时，社会实践过程，又进一步激化文化领域的矛盾冲突，并赋予新型文化以更丰富的内涵。
改革的本身便是一种社会实践，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只有通过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人们才能正确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并在现实的冲突中去否定它，同时，将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进一步发扬光大。当前，针对传统文化在高教政策实施中的消极作用，人们往往只注重从思辨的角度去加以分析、批判，这是相当必要的，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澄清，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它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⑨]在当前，改革本身就是革命，没有改革实践，而仅仅在理论上对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予以批判和否定，很难想象人们能够真正地克服传统落后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束缚。
（四）对待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要采取既理智又斗争的原则，实行灵活的改革策略
应当承认，传统文化因素由于在人们心理上积淀深厚，且形成了一种浓厚的社会氛围，其对人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潜效性、长期性和广泛性等特征，因此，任何企盼在朝夕之间便消除和摆脱其影响的想法，是不够现实的。也正因为这个作用特征，在我们的高教政策实施中，人们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
针对这种状况，笔者以为，在对待传统文化因素上，我国高等教育的政策实施可采取如下策略：
首先，从社会政治和经济角度，全面考察传统文化因素的作用。如前所述，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导致文化变异的决定性变量，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往往随时代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作用特征，而且这种特征往往依附于经济和政治因素而得到体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开明，尤其是社会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便越来越失去其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当前，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政治体制改革的层次和深度也差异很大，因此，传统文化因素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形式和作用程度、特点也有较大差异。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不同地区在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上，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我国东部沿海局部发达地区，适当加快改革的进程是可行的，这不仅符合地区区情，更重要的是，借此它可在改革中逐步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文化，引导和带动我国主流文化的发展；而在大多欠发达、且传统意识比较浓厚的地区，渐进式改革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其次，对不同的高等教育政策实施，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方法，从文化的角度预测并在实践中洞察其可能遇到的阻力，适当辅之以相关的缓冲政策，尽量避免大的社会震荡。
在正视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政策实施的消极影响的同时，还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社会的发展，决定了改革是必然发生的过程，它还需要我们以挑战的精神投身到不断的教育改革实践当中去，唯其如此，我国教育事业才能有所突破和发展，社会才能在强劲的动力下不断地进步。
注释：
①国家教委，1992年12月，《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
② ⑤参见刘海峰，“传统文化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上海高教研究》，1995年第3期。
③参见刘海峰、李均，“中国高校不宜推行宽进严出”，《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第3期。
④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主编，《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第2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⑥参见张应强，“论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第3期。
⑦参见唐安国，“改革是向传统文化的挑战——与刘海峰同志商榷”，《上海高教研究》，1995年第5期。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