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50年思想解放历程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新中国论文,启示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眸21世纪的中国历史，综观中华民族百年来的风雨沧桑，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如果再作进一步分析， 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50年，乃是20世纪以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最重要、最辉煌的50年。新中国的50年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地解放思想，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理论成果，从而为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新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思想解放的历史。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其经验和启示，将有助于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新中国的思想解放，其核心内容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克服工作中的偏差，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在更高的层次上为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提供更加科学的指导思想。历史的经验表明，时代发展必然导致观念变化，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两者相辅相承，相互促进。伴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新中国的思想解放不断深化，大体而言经历了四次高潮。
第一次思想解放高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其标志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突破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建立之初形势极为复杂。当时尚有100 多万国民党残余军队盘踞在西南、华南的一些地区和台湾等沿海岛屿，进行垂死挣扎。国民党特务、土匪和各种反革命分子疯狂地进行破坏和捣乱。帝国主义敌视新中国，企图从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同时，新中国面对的是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一副烂摊子，农村经济凋敝，城市工业落后，财政大量赤字，市场极其短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速上涨，人民生活面临严重的困难。面对严峻的形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勇挑重担，领导全国人民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大陆的解放和统一，实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进行抗美援朝，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到1956年，基本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在实际的工作中难免出现一些偏差，这主要表现为：1.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盲目求纯，忽视以至否认了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保存和发展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2.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就是国家下达指令计划，因此，限制以至取消了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3.在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面，盲目追求集中和统一经营，忽视了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致使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问题突出，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造成上述失误和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经验，“学习苏联”，照搬苏联模式。然而，苏联经验并不全部是成功的，即使是苏联的成功经验也并不都适应中国的国情。1956年2 月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斯大林错误和苏联经验的重新思考，迫切地意识到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打破了神秘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使人能够想问题了，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注：转引自《新中国五十年的思想解放历程》，《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第 6期。）。周恩来也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是压倒一切，现在是倒了偶像，也就是中国人说的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注：转引自《新中国五十年的思想解放历程》，《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第6期。）。
为了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外国的经验，在实践中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于1956年4 月写下了《论十大关系》。1956年9月，中共八大指出，由于形势的变化， 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中共八大还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1957年2月， 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号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上述情况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已经破除了苏联迷信，解放思想，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和经验。例如：从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大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认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上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提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把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作为主要任务；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肯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运用价值规律的积极意义；指出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等等。这些成果和经验对后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要从长时期的“左”倾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中解放出来，全面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出现了“左”倾错误，并且愈演愈烈，直到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灾难。“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痛定思痛，都在探索导致这场噩梦的原因。这是一个反思的年代，人们不满足于那种把一切过错归于‘四人帮’的浅俗观点，而是想知道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反常现象的根源。于是，反思的焦点就瞄向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瞄向了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的一系列实践”（注：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年版，邢贲思序第1页。）。然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严重阻挠了刚刚处于萌芽状态下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此情况下，不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不冲破“左”倾错误的束缚，各项工作就不能前进，中国的四化建设就没有希望。有鉴于此，邓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4月10 日尚未恢复工作时就写信给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同年5月和7月，邓小平同志又两次反对“两个凡是”，成为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注：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邢贲思序第8页。）。 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从1978年5月开始， 全国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新时期思想大解放、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宣言书。讲话强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着重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放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善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 方法和措施”（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邓小平同志的上述重要讲话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全面展开，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于：1.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严重束缚，实现党的指导思想转变，即从“左”的指导思想转到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密切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轨道上来。2.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即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不仅在理论上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且在实践上明确了党的政治路线，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3.实行全面改革，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41 页。）。从此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4.在实践中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起点。
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开始于1992年春天，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为标志，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历史的大曲折。在国内，出现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怎样认识和对待这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向何处去？是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还是改弦易辙，重新回到“左”的老路上去，或者像主张自由化的人所鼓吹的那样“全盘西化”、“私有化”？怎样抉择，全党和全国人民面临历史的考验。
在历史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春在视察南方时发表了重要谈话。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建国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作了冷静的思考和深刻的总结，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经验作了系统的概括和理论的升华，对国际国内的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示，对我国改革的实质作了深刻的阐明，对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发展的机遇作了精当的分析，用一系列新结论、新观点、新理论，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他力排右的主要是“左”的干扰，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确立“三个有利于标准”，断定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准则，确定“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会”，“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83页。）等精辟论断，拨开了笼罩在前进道路上的重重迷雾，使人们获得了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主要表现在：1.突破了姓“资”姓“社”抽象观念的束缚，使人们从这一长时期的主要是由于“左”的干扰而造成的理论上的纠缠和困惑中解脱出来，启动了新的思想解放高潮的兴起，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2.解决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的束缚。3.确定了“三个有利于”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主要标准。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精辟地论述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
这一轮思想解放，历经5年，其间取得的最具深远意义的成果， 一是抓住了机遇，加快了发展；二是明确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次思想解放的直接作用，是使人民共和国经受了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国际国内复杂局面、多重压力的考验，站稳了脚根，度过了难关，并抓住新的机遇，获得了更快、更大的发展（注：张武：《论解放思想的伟大作用》，《江汉论坛》1998年第10期。）。
第四次思想解放的高潮是以江泽民同志1997年5月29 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和中共十五大的召开为标志，明确提出了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这次进行的思想解放，既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的延续和深化，又是世纪之交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发出的新呼唤。这次思想解放产生的新观点、新决策、新理论集中体现在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所作报告之中（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 9月12日。）。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在党的纲领上，全面分析中国国情，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理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2.在经济领域提出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决策，有不少新的突破。如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不再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有制的含义，对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重新作了界定；在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方面，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制度，第一次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方针。3.在政治领域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继续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等等。4.在文化领域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中华民族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把发展文化教育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5.在党的建设上强调从严治党，把反腐败看作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强调要把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推向新世纪。
这一系列的新观点和决策，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改革开放20年特别是十四大以来的新经验，进一步突破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某些外国模式神圣化、把过去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错误观念凝固化的束缚，进一步深化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认识的结果。这些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又是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既是世纪之交中国改革和建设实践的产物，又是中国跨世纪发展的行动指南。由此引发的新的一轮思想大解放对21世纪中国的大发展、大变化，必将发挥巨大的导向和推动作用。
回顾和总结建国50年思想解放的历程，其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经验和启示之一，解放思想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所形成的历史性飞跃是推动我国发展、进步、富强的伟大力量。
一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从思想理论看，就是一部思想解放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获得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直接引发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延安整风运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明确了她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一系列伟大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四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间接和直接地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邓小平理论创造了思想条件。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才出现了又一次更为伟大的历史性巨变，并必将使这一巨变延续到21世纪。
经验和启示之二，解放思想、实现历史性飞跃的前提是端正思想路线。
正确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线。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进程中，每获得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以端正思想路线为前提的。建国以来思想解放的历史证明：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就制定不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才逐步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逐步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从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提出我国还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制定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到指出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从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到制定“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从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到作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这一切无不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和确立，也就没有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就不可能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几次思想解放的高潮。
经验和启示之三，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必须始终正确地把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真正掌握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本质规定。
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具有鲜明的党性和原则性。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进行解放思想，如何准确地把握解放思想的原则和方法，如何保证解放思想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几次不能称之为思想解放的“解放思想”。如在“大跃进”期间，那种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当作解放思想的表现，结果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在改革开放中，又有人把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视为“解放思想”。还有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主张中国“西化”、“私有化”。这些所谓的“解放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科学上的解放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解放思想，绝不是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妄想，而是要适应现实情况和实践发展，及时地更新观念，摆脱习惯势力、固定观念、教条主义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使我们的思想认识不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的理解上，不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片面的认识上，不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观念上。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两者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统一。
经验和启示之四，完成跨世纪的伟大历史使命，仍然需要坚持解放思想不动摇。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解放思想是社会变革、进步和发展的的强大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传统和显著特征，是推动改革和发展的先导和力量。当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既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几轮思想大解放的延续和深化，又是世纪之交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发出的新呼唤、新要求。这次解放思想的主题和关键就是要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上取得重大突破。无论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这都是改革开放走向深入必须要突破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解决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战略性大事，涉及到所有制结构、股份制属性、公有制经济内涵、国有企业改革、分配制度、国民经济市场化、农村深化改革等一系列事关中国社会主义跨世纪发展前途和命运的深层次问题。毫无疑问，与前几次思想解放相比较，这是一次全方位的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推动和深化这次思想大解放，必将促使中国在21世纪发生更加伟大而辉煌的历史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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