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经济学命题和一个伪证的学术否定——评冯金华《价值转形：一个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伪证论文,命题论文,经济学论文,学术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9)03-0001-(09)
冯金华教授在《经济评论》2008年第3期发表了《价值转形：一个伪问题》（见本刊2008年第8期—编者注），该文声称已经证明：“在满足两个总量相等以及某些相当宽松的技术假定条件下，每一部门的单位生产价格与单位价值总是相等的；反之，如果每一部门的单位生产价格与单位价值不相等，则整个经济的生产价格总量与价值总量也不会相等。”因此，冯金华认为，“如果说有所谓的价值转形，则每个部门的价值都只是转形为在数量上与自己完全相等的生产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不过是一种‘假转形’，或者不如说，价值转形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1]。众所周知，转形问题是一个中外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公认的理论难题，被称为经济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自1894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创造性地给出了转形问题的解答以后，世界范围的一批又一批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研究都付出了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现在还有许多经济学人，正在对其进行更多角度的和更新方法的研究。因此，对转形问题提出一种新解法，或者对目前已经存在的任何一种解法提出批评意见，在学术界也许都不会有什么特别敏感的反应。然而，把转形问题归结为一个伪问题，确实是一个需要理论勇气的大胆举动。不错，把转形问题归结为一个伪问题，在冯金华之前确实不乏其人。例如，在经济学发展之初，特别是在亚当·斯密以前，经济学家们对转形问题确实是一无所知。因此，可以说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转形问题是伪问题。再如，一切闭眼不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中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转形问题。对这些人来说，也可以认定他们把转形问题看作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伪问题。此外，以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也确实有一些人，他们藐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转形问题的马克思错误的说法，也宣布过“转形问题”并不存在。然而，与上述诸多经济学家相区别，冯金华教授从证明价值和生产价格处处相等的路径否定转形问题存在，确实是近年来在经济学界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大胆之举。因为，如果转形问题真的像冯金华教授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原本不存在的伪问题，那么，几百年来经济学说史上的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重大事件，都必须重新进行评价。如果说转形问题原本就不存在，那么，不仅马克思及其以后的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受愚弄而误入了歧途，而且像欧根·庞巴维克、保罗·萨缪尔森等一大批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家也未能幸免。这是经济思想史上的真实故事吗？也许冯金华教授会相信有这种离奇古怪的故事发生。但本文将力图证明：转形问题是一个真实的理论命题，冯金华教授关于转形问题是伪问题的证明思路和逻辑是错误的。
一、冯金华教授对转形问题是伪问题的证明过程
1.冯金华的证明。冯金华教授对转形问题分析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运用反证法，从假定转形问题存在开始，即假定存在两个总量相等关系成立开始，经过逻辑推理，证明价值和生产价格处处相等。具体论证过程包括：首先，将马克思的利润率平均化的多部门竞争模型中的多部门压缩为两大部类，再以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为基本要件构造价值体系方程和生产价格体系方程。其次，在两个体系内分别依据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平衡条件，进行公式推导。经过推导将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交换到第二部类中去。最后，在第二部类中利用马克思的转形分析的结论（即两个相等关系），推导出单位商品价值和单位商品的生产价格恒等。在此基础上，冯金华教授又将这一证明推广到了3个部门和n部门的情形，以及扩大再生产的情形等。为了简便起见，这里我们就以冯金华的简单再生产的两部类分析为基本范本进行介绍。
(1)价值体系。将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的基本理论概括为如下模型：
冯金华教授又将上述的证明逻辑，推广到了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三部门经济，一直推广到n部门经济的情况。冯金华的做法是，在多部门时，他把前n-1个部门看作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把第n个部门看作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在生产资料生产的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的第二部类之间的交换，运用的还是简单再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平衡条件Ⅰv+m=Ⅱc。该文还以完全相同的逻辑，论证了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情形。最后得出总的结论：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只要平均利润总量等于剩余价值总量以及生产价格总量等于价值总量，则在技术不变和技术矩阵行列式不等于零的条件下，每一部门的单位生产价格和单位价值就总是相等。这就说明，所谓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是一种“假转形”，或者说，价值转形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
2.冯金华学术证明的简化和复原。冯金华的繁琐论证不过就是如下的一个简单逻辑过程：
假设一个不含偏离率的价值体系：
冯金华教授就是用这样的再生产平衡公式的推导，证明转形问题是伪问题的。这种证明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知识的误解，包含若干思维逻辑上的混乱。下面我们就来对这一证明过程做些具体的分析。
二、冯金华的证明过程是一个伪的学术论证
1.冯金华教授的论证对转形问题基本理论命题偏离
首先，将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区别归结为相同的实物量乘以不同的系数，忽略了资本有机构成差别和资本周转速度的差别等影响利润率因素的考察，因此，这种分析根本就没有进入转形问题研究的科学领域之内。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将转形问题概括为如何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2]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转形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说明利润规律。这一分析的前提是，按劳动创造价值的价值规律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与按资本分配剩余价值的利润规律所分配到的剩余价值，二者之间的不一致。因此，价值规律是基础，利润规律以及相应的生产价格规律，则是要说明的对象和目标。既然价值规律是基础，那么，作为转化形式的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和他们相应的基础范畴之间的关系，自然是研究转形问题所要关注的。马克思的分析证明：从每个部门的情况来看，商品的生产价格和价值、相应的平均利润和剩余价值，一般来说是不等的；但是，从全社会整体的观点来看，商品的生产价格总和与价值总和、相应的平均利润总和与剩余价值总和，却是相等的。因此，正因为有对部门来看的个量不等，才说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是分别与相应的剩余价值和商品价值相区别的不同范畴。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有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的两个总量的相等，才说明了这样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并没有脱离剩余价值和价值。因此，平均利润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的转化形式，相应的生产价格规律是价值规律的转化形式。因此，转形分析首先要关注的是，作为新范畴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涵义及其数量构成。其次，才是说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分别与相应的剩余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而后者，既包括总量的相等，也包括个量的不相等。冯金华教授将转形问题概括为证明两个恒等式，这种概括虽没有完全脱离转形分析的主题，但也还是有很大的片面性。冯金华教授将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区别，归结为实物量的系数不同。换言之，当
的对应关系都是既定时，价格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区别就在于，价格体系是用价格系数（单位价格）
去乘实物关系，而价值体系是用价值系数（单位价值）去乘实物关系。那么，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在哪里呢？
的区别仅仅在于和
的区别。而和在冯金华教授那里只不过都是不同的单位而已。当二者都是单位数量时，那么他们之间就仅仅存在倍数关系。事实上，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差别绝不仅仅是计量单位的差别。二者之间既有质的差别，也有量上的差别。价值之所以转化为生产价格，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对利润的平等追求权利。其前提是不同生产部门资本有机构成差别、不同部门资本周转速度的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的差别。冯金华教授的生产价格体系中既没有资本有机构成的考察，也没有资本周转速度的考察，更没有利润率平均化的分析，因此，冯金华教授根本就没有真正进入转形问题研究的科学领域。
其次，用社会再生产分析的高度抽象的两大部类，取代较之更为具体的多部门，显然没有理解马克思转形分析的真正要义，将转形问题引入了不能顺利观察剩余价值分配的不利境地。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进行分析时将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而马克思对转形问题进行分析时，是以相对于两大部类而言更为具体化的部门之间的竞争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的转形分析是以多部门分析为基础的，这是由分析任务所决定的。转形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由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怎样通过价格机制在所使用的不等量劳动的资本之间所进行的再分配。因此，理论考察的对象不能太宏观。不仅要部门多，而且部门之间资本有机构成还要有差别。为解决剩余价值分配问题，马克思还特别考察资本有机构成，提出了高位构成、中位构成和低位构成的情况。因此，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研究转形问题至少也要有三个部门分别代表高位构成、中位构成和低位构成的情况。只有在多部门之间由于资本构成上的差别，造成各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差别，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看清楚剩余价值按资本的“共产主义”原则所进行的再分配。可见，冯金华教授用社会再生产分析的高度抽象的两大部类，取代较之更为具体的多部门，显然没有理解马克思转形分析的真正要义。如果可以把两大部类再作进一步的抽象为一大部类，把整个社会生产看作一个部门，那么，冯金华教授可以尽情地说：“转形问题就是从价值到和它自身相等的价格的转化。”
再次，混淆价值实现和价值转化。马克思再生产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社会总产品价值上补偿和实物上的替换。马克思转形分析的主要目的则是要通过对价值转化形式的分析解决剩余价值分配问题。为解决补偿问题，商品交换的基础是价值，还是已经转化为生产价格，这个问题可以存而不论。为解决剩余价值分配问题，社会总产品实现过程中的矛盾和困难问题也可暂不去考虑。这是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基础。因此，根本就不存在马克思的转形分析要过再生产“关”的问题。针对鲍特凯维兹将简单再生产平衡关系引入转形分析，早在1995年，我就已经指出：“再生产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涉及的是价值或生产价格能否实现为货币价格问题，因而与价值转形没有关系。”[3]任何商品交换都按市场价格来进行等价交换。但是，在价值体系中，市场价格调节的基础是商品的价值。而在生产价格体系中，市场价格调节的基础是商品的生产价格。马克思转形分析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体系（价值体系）—市场价格调节基础的价值，向另一个体系（生产价格体系）—市场价格调节基础的生产价格的转化。换言之，转形问题研究的是任何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转化问题。具体说，在价值转形之前，任何商品（当然包括两大部类之间交换的那部分商品），其交换比例的确定，都以价值相等为基础。相反，在价值转形之后，任何商品（当然包括两大部类之间交换的那部分商品），其交换比例的确定，都以生产价格相等为基础。这种转化的经济条件和再生产平衡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马克思解决转形问题，是通过部门之间的竞争和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而实现剩余价值再分配的。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是W-G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进行的问题，而马克思的转形理论所要揭示的是W-G以什么为基础进行的问题。研究W-G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进行，可以假定其交换的基础是既定的，或可以不追究以什么为基础；而研究W-G以什么为基础进行，可以假定这种交换能够顺利进行，或者可以不追究能否进行。
2.冯金华教授证明过程的逻辑错误
对公式Ⅱ(c+v+m)=Ⅰ(v+m)+Ⅱ(v+m)错误的理解一直存在。亚当·斯密从这个公式中读出了第二部类的商品的价值c+v+m可以分解为v+m，并推而广之，得出了著名的斯密教条。冯金华教授却读到了第二部类的商品价值包含了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不仅如此，他还在第二部类产品价值中进一步运用剩余价值总额(m=
+
)等于平均利润总额(
)的总量公式。因此，尽管冯金华教授没有说第二部类的产品价值分解为各种收入，但是，他事实上是将第二部类的产品价值分解为各种收入了。因此，马克思对斯密教条的批判同样也适用于冯金华。马克思批判亚·斯密时曾经指出，“如果有人按照亚·斯密的说法，说什么Ⅰv+m分解为Ⅱc，而Ⅱc分解为Ⅰv+m，或者用他的更常见也更荒谬的说法，说什么Ⅰv+m形成Ⅱc的价格（或价值，他称为‘交换价值’）的组成部分，而Ⅱc形成Ⅰv+m价值的组成部分，那末，同样也可以说并且必须说，……。这种谬论确实可以在亚·斯密那里看到，因为在他看来，工资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而这种商品的价值又是由它所包含的工资（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决定的。他关注资本主义基础上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所分成的部分，即v+m，以致完全忘记了，以不同实物形式存在的等价物，无论由有酬劳动构成还是由无酬劳动构成对于简单的商品交换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两种场合，为生产它们而花费的劳动是一样多的”。[4]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Ⅰv+m=Ⅱc的交换后，双方发生变化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从相等的价值中是看不出它代表的是剩余价值还是商品价值的其他部分的。因而，也看不出商品价值能否分解为各种收入。而冯金华则通过Ⅰv+m=Ⅱc的交换，在第二部类商品中找到了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在第二部类中应用总量相等公式
，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事实上，马克思在阐述转形理论时，对平均利润总额和剩余价值总额是否相等、生产价格总额和商品价值总额是否相等的讨论，就是在一种简单的观察后所进行的加总，而没有要求必须将其转化到一个部门之中进行加总。
冯金华教授从假设两个总量相等，进而证明价值和生产价格这两个个量恒等，这是一个用反证法否定转形问题的大胆的构思和论证过程。但只可惜他在证明中用“两个总量相等”（即平均利润总量等于剩余价值总量和生产价格总量等于价值总量）进行数学推导，是以错误的前提为基础的。因而，我们不得不说冯金华教授所提出的否定转形问题的证明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是一个伪的学术否定。
最后，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冯金华教授对马克思转形理论还有许多模糊的认识。他不仅声称已经证明了“在满足两个总量相等以及某些相当宽松的技术假定条件下，每一部门的单位生产价格与单位价值总是相等的。”而且同时还声称证明了“反之，如果每一部门的单位生产价格与单位价值不相等，则整个经济的生产价格总量与价值总量也不会相等。”尽管如上我们已经指出的，冯金华教授关于转形问题是伪问题的证明是伪科学的，然而毕竟他还有一个证明过程。但是对于后一个命题的证明，我们反复阅读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后来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冯金华教授仍然陷入如下一种幼稚的逻辑之中。这就是，因为总量是个量之和的总量，个量是总量构成部分的个量，所以，总量相等，个量必然相等；反之，个量相等，总量也必然相等。因此，冯金华教授认为后一个命题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命题。这就是冯金华教授对马克思转形理论及其总量关系的全部知识。冯金华教授不知道，马克思转形理论最终所要揭示的就是，价值和生产价格作为个量是有区别的，但作为总量却是相等的。
三、转形问题是一个真实的经济学命题
冯金华教授提出转形问题是伪命题，不仅在逻辑上难以讲通，而且与经济思想史上的诸多事实也是难以相符的。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故事。斯密和李嘉图同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的共同错误在于，都不知道在从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化过程中，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时，却都从不同的角度触及到了这个问题。由于对历史的敏感，斯密意识到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这是他的认识上的优势，但是，他并没有科学地解释这一过程。相反地，他却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即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已经不是由劳动来决定，而是由收入来决定。李嘉图缺乏历史观点，他否认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作用形式上的区别。这个认识上的劣势却使他以一贯之地坚持了劳动决定价值的正确观点。但是，李嘉图在各种复杂的价值问题面前却一筹莫展。这个故事说明，转形问题只有在经济思想发展的早期没有被发现。当经济思想发展到古典经济学时期，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就已经触及到这个理论难题。
其次，我们来看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李嘉图学派和它的反对派就价值问题所展开的一场著名论战。李嘉图在考察工资的涨落对于商品交换价值的影响时，他观察到了如下的现象：等量资本由于其构成、耐久性和周转速度不同，他们都推动不等量的直接劳动。这样，如果商品仍然按价值出售，工资升降必然会对利润量产生不同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商品按价值出售，那么在上述条件下等量资本显然得不到等量利润。李嘉图感觉到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必然会造成商品平均价格对价值的偏离。这就是李嘉图体系中的平均利润规律和价值规律的矛盾。李嘉图没有能力解决这个理论难题，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价值决定于劳动的理论的一个例外。然而，李嘉图的论敌马尔萨斯等人却紧紧地抓住这个矛盾不放。马尔萨斯说：“李嘉图先生自己也承认规则有相当多的例外；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些他所谓的例外的情况，……，那末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例外情况如此之多，以致规则可以看作例外，而例外可以看作规则。”[5]李嘉图体系还存在着另一知名的缺陷，这就是，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怎样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李嘉图学派的反对派抓住了李嘉图学说的这两个阿基米德支点进行攻击。李嘉图学派试图用李嘉图的理论对这些攻击予以解释和回答。这场论战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如何用劳动价值论解释新葡萄酒和陈葡萄酒价格差别。李嘉图学派的经济学家由于不知道价值转形，甚至没有想用价值转形的方法解释这一难题，因而他们就只好“靠捏造用语，靠改变事物的正确名称”来消除这些矛盾。詹姆斯·穆勒将陈葡萄酒和新葡萄酒的价格差额解释为资本作为“积蓄劳动”所创造的。而麦克库洛赫则用自然力“劳动”来解释上述差额。这场论战的结局是悲剧性的：李嘉图学派由于反对派的攻击，更由于自身学说的矛盾以及它所运用的解决矛盾的方法而解体。李嘉图学派在处理一般规律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时，不是想用寻找中介环节的办法来解决，而是想用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的东西，使具体的东西直接适应抽象的东西的办法来解决。马克思认为，这种方法“比反对者的一切攻击更严重得多地破坏了李嘉图理论的整个基础”。[6]可见，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由于没有科学地解决包括转形问题在内的两个重大难题而遭到理论破产。李嘉图学派解体的历史故事再一次证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转形问题已作为其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一导致了古典经济学的解体。
再次，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庞巴维克和希法亭围绕《资本论》第一卷同第三卷是否存在矛盾所进行的著名论战（由鲍特凯维兹1907年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化过程的计算所进行的修改而引起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左翼经济学家之间展开的“狭义”转形问题的讨论），以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左翼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之间展开的“广义”转形问题的论战，等等，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转形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问题的客观存在性，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转形问题的解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说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亨特(E.K.Hunt)和马克·格利克(M.Giick)认为，“转形问题是马克思(Marx)的劳动价值论的核心。他始终是激烈争论的焦点。这些争论不但反映了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意识形态斗争，而且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不同意见。”[7]我们认为，亨特和马克·格利克的这一表述还是客观地反映了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讨论的真实情况的。
在转形问题的论战中更多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强调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差别。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称为“当代庞巴维克”的萨缪尔森的极端言论，他说：“如果你解开了代数的迷网并开始明白实情，你就发现，‘转化算式’恰恰是这样的形式：‘熟视两个互换而又不相协调的系统。写下其中的一个。用擦子将它抹去，以进行转化。然后填入另一个。瞧！你已经完成了你的转化算式。’用这样一种方法，人们可以从燃素‘转化’为熵；从托勒梅‘转化’为哥白尼；从牛顿‘转化’为爱因斯坦；从创世纪‘转化’为达尔文——并且从熵又‘转化’为燃素……”[8]我们不能赞同萨缪尔森将生产价格和价值对立起来的错误说法。但是，纵观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转形问题讨论中经济学家的各种观点，我们还是很容易得出如下的结论：如果不是就总量关系来看，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凡是对经济思想史有一些常识的人，都不会对转形问题采取将生产价格和价值直接等同的轻率否定态度。总而言之，冯金华教授所谓的转形问题是“每一部门的价值都只是转形为在数量上与自己完全相等的生产价格”，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都不能得到证明。
［收稿日期］2008-12-21
标签：劳动经济学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剩余价值规律论文; 经济利润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社会再生产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价值规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