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干部教育问题始终是毛泽东最为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成功，离不开干部对群众的有效运作与组织动员，而干部的教育与培养成为这一运作的基本保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学术界已就毛泽东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展开了若干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梳理该领域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研究，也对当前干部教育提供有益的鉴戒。
关键词: 改革开放；毛泽东干部教育；研究综述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命题，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是唤醒并服务民众的基本路径与根本宗旨，而培养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干部去组织、宣传民众成为实现上述路径的必要环节。作为第一代领导人的毛泽东非常注重干部教育，他不仅对干部教育进行理论探讨，而且还身体力行积极加入到干部教育的实践中，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教育思想。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尤其是在“大数据”背景的冲击下，应该通过建立ANN模型将大数据同内部审计工作相结合而形成一种新型机制，所以这要求不断地革新，首先应该先对预算执行审计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的过程。这时候，传统的内部审计机制已经难以满足大数据审计的要求，所以需要成立大审计组，以审计项目为作主要管理的内容，进行扁平化管理。同时还应该通过对各预算部门的财务数据进行比较和核实，从而确定与发现是否有财务方面的问题存在。并且在对宏观数据整体地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来核查是否有问题存在，比如预算的执行效率较为低下、不能够及时地分配下达预算，以及在拨付或转移支付资金时存在着超期等问题。
(2)由于季节、作物类型、气象条件、土壤类型等不同，农作物对土壤水分的需求以及抗旱性能不同，按土壤墒情评估旱情状况的旱情等级标准各异，因此，应进一步根据优势作物种类、作物生育期、土壤质地、土层深度以及气温等调整旱情分级标准来确定旱情等级。黑龙江省旱情遥感监测系统具有按侯、旬生产旱情监测产品的能力，监测结果可靠，平均精度达到87.21%，可以满足区域旱情监测的要求，是旱情监测与抗旱决策服务的有效平台。
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在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所取得的成就中，应该说干部作用居功至伟。他在谈到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动荡”时说：“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候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干部个体意识的强化和市场经济冲击对干部队伍形成极大的挑战，加强和改进干部政治教育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艰巨。因此，继承并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关于干部教育的理论学说，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识，巩固党的干部队伍，成为摆在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学术界已就毛泽东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展开了若干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梳理该领域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研究，也对当前干部教育提供有益的鉴戒。
一、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的基本概况
根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可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分为三个时期。
(一)起步阶段(七、八十年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给全国带来了一场思想大解放，学术界逐渐摆脱感性思维而以理性视角来审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以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关于毛泽东干部教育的研究，可追溯到郭少岳、李源于1978年发表的《回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干部的关怀和教育》[2]，文章强调对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而进行的平反活动理应遵循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路径。但从全文研究的理路与修辞手法来看，学者仍难以摆脱毛泽东思想“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3]的感性判断，缺乏冷静与理性的分析视角。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给予客观性评价，正确地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思想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从而为学界理性地研究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其中如刘仁杰、利隆义的《苏区干部教育的特点及其现实意义——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4]以及陈延泽的《讨论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延安干部教育——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5]等研究成果相继呈现，表明干部教育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选题之一，这些研究已基本改变了单纯崇拜的盲从态度逐渐走上了客观、理性的规范研究理路。
(二)初步发展(九十年代)
由于受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国际政治变动及国内政治风波的影响，思想界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走出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逐渐在社会上沉渣泛起，甚至出现了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现象，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与深刻反思。因此，加强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在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化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带来的冲击成为学术界亟待解决的现实命题。为回应这一伟大的时代命题，1989年12月，全国毛泽东教育思想学术讨论会在湘潭召开，会上成立了建国以来第一个研究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并产生了理事会，制定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计划。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进一步助推了思想解放，正是在这一股劲风的催发下，学术界借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加大了对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研究，相关成果呈井喷之势。与此同时，《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以及《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等一系列资料也陆续出版，为深化研究毛泽东干部教育提供了坚实基础。
教师和学生一起让四杆机构形成一个长方形，缓慢拉动四杆机构，将长方形拉长。和学生一起直观观察面积变化，感受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体会到平行四边形的高的变化与平行四边形面积之间关系。为接下来平行四边形面积公式的引导提供正确的方向。选取其中的四个平行四边形，让学生将变形好的平行四边形印在方格纸上。
(三)全面深化发展期(21世纪至今)
其次，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方法更多的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一是，自我教育的方法。所谓自我教育就是要求教育者按照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阶段予以适当的指导，充分发挥他们提高思想品德的自觉性、积极性，使他们能把教育者的要求变成自己努力的目标，中国古人所强调的修身齐家、内圣外王以及吾日三省吾身等话语都含有自我教育的意蕴。毛泽东所注重的自我教育方法有二：一方面强调读书是重要的学习方法，特别是在职干部的教育。孙来斌指出“无论在革命时期抑或是和平时期”，“各级干部都担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也不可能经常参加长期的、系统的集中理论培养”，因而，读书成为干部理论教育的重要方法。[50]另一方面，整风运动也是干部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所谓整风的方式就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克服错误思想，达到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目标。[51]二是，要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干部进行差异性教育。例如对农民干部主要是以知识教育为主，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更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教育等。三是，注重示范导引。唐凯兴就注意到毛泽东对干部进行道德教育时非常注重榜样的示范作用。[52]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学者多从宏观的视角来讨论的，但亦有学者从比较细致的角度总结毛泽东干部教育的具体方法，如双传学讨论了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干部教育的方法有：说理启迪法、行为指导法、实践锻炼法、意见沟通法、制度保障法和正面引导法等。[53]
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基本概况，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研究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一定的时代关联，体现出党和政府对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重视，同时也反映出学术界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并在理论上作出的自觉反应。
二、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
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内容散见于其谈话、报告以及书信中，梳理并总结其思想内容体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内容。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渊源
2.干部教育的内容。在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体系中的教育内容既与革命的性质有关，又与革命的形势相联系：一方面，由于中国革命是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一革命性质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指导地位，而其理论与方法自然是中共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陈启直认为毛泽东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中，重点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解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和工作路线问题，使我们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33]而孙来斌则强调毛泽东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主要在于能否正确认识事物的问题，因为“各种错误思想的根源就在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偏差”，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改变社会”，从而获得正确的认识并以此指导实践。[34]
对于实践渊源，学者的讨论基本上是建立在毛泽东有关学校教育的创办及教学活动上，即长期创办和主办学校的亲身实践是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形成的直接来源，大多数学者对此分歧不大。但在理论渊源上，学界则存有一定的差异。李小红认为，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思想，特别与列宁斯大林的干部教育理论密切相关。[10]韩伟则具体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四个方面，即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教育受一定生产方式的制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党员干部及人民群众进行无产阶级理论教育等思想来论证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渊源。[11]而李康靖是把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概括为西方文化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与中国干部教育实践，列宁主义干部教育理论与毛泽东干部教育体验三个结合的产物。[12](P30)应该说李庚靖的上述判断是在总结学术界观点之后形成的整体性概括。值得一提的是，他通过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读的书籍，以及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相关内容与列宁主义思想的比对中，得出的毛泽东干部教育理论直接来源于列宁主义之结论虽与学术界的一些观点相左，但从其论据及整个论证过程来看，其观点更具说服力。
(二)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看，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随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过程。毛泽东对干部教育的认知也是一个由浅入深、从萌发到发展直至成熟的过程，学界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根据不同的标准，学界对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发展阶段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一是，受限于中国革命史分期对学术界的影响，部分学者以革命史的分段标准来丈量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如李冠英提出的1919年到1927年的萌芽期，1927年到1937年的形成时期，1937年至1945年的成熟时期以及1945年之后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等四个时期[13]。这种分期也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如樊蓉与李冠英的提法基本是一致的，研究的方法相同。[14](P33)丁晔也根据中国革命史的发展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干部教育分为4个阶段，但他的第一阶段是以1921年为始点，旨在于强调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是其思想萌发的开端。[15]虽然，从理论来源于实践的角度而言，革命实践的变化决定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发展，但问题在于思想的发展并非与实践完全同步，因此这种划分是值得商榷的。二是，根据毛泽东干部教育的实践来进行划分。如乔馨影认为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湖南自修大学的创立是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萌牙阶段；土地革命是其发展阶段；七届二中全会“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16]罗昂对此表示认可，不过在三个阶段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阶段，认为湖南的自修大学的创办是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形成的标志，中央苏区干部教育的实践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发展，而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实践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成熟，七届二中全会上“两个务必”提出标志着干部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峰。[17]三是，从毛泽东个人思想变化的角度去分析。如李庚靖的研究着重从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的特点出发，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瓦窑堡会议召开之前为提出与萌芽阶段；从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到党的七大召开之前为成型与成熟时期；从党的七大确定建设新中国的政策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之前为丰富和发展时期；从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失误与曲折时期。[18](P49)这种以毛泽东在具体时段的表达内涵为标志予以划分，注重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中寻找思想的阶段性特征，更贴近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发展逻辑。
(三)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内容的研究
毛泽东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理论与党的干部教育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深刻地揭示了干部教育的基本规律，开创了在职干部教育与干部学校教育体系，为党培养和教育干部作出了卓越贡献。从研究的情况来看，学术界主要从二个维度来讨论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一方面从纵向视角来探讨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又从横向思维来讨论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内容、原则以及方法等具体内涵，下面就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作番探讨。
1.干部教育的重要性。首先，毛泽东如此看重干部教育，是因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干部来贯彻执行，而干部对路线和政策执行的自觉性和创造性来源于干部对政策理论基础的透彻了解，来源于对全局理念和现实状况的深刻认识。[19]吴林根认为，中国革命是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败现象和悲观情绪等“都坐实了在中国要唤醒民众进行革命是极为艰难的。”[20]正如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泛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是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21](P652)
其次，毛泽东如此重视干部教育与中国干部来源有关。中国革命干部的主要来源于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其中农民又占着绝大多数，这使得革命队伍充斥着非无产阶级思想。正是对党员干部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担忧与警惕成为毛泽东关注干部教育的另一因素。毛泽东强调：“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到达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到达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党员的旧有思想没有坚决地划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22](P993)
第三，毛泽东对干部教育的重视亦与现实革命形势要求密切相关。在中共独立进行革命的土地革命时期，由于理论准备不足而致使大量干部的理论素养较低，因此提升干部的理论水平成为加强干部教育的主要原因。1929年11月，毛泽东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就明确指出：“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23](P26)抗战时期的干部教育主要是为了动员民众，“只有通过千千万万的干部去发动、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才能够迸发出来”。[24]但现实的情况却由于频繁的战斗致使大量干部损失，造成较为严重的干部恐慌。1938年10月，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干部的需要——各方面需要干部，党、政、军、民方面、上级、中级、下级的干部均需要。”[25](P704-705)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的口号。[26](P39)第一位就是首要的，最为重要的。王树萌评价毛泽东的干部教育第一的思想时指出：“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并不是一般地改进干部教育的措施，而是标志着党的教育思想的一次飞越，它对党的整个教育体制，结构以及干部教育的改造，具有革命的意义。”[27]游国斌认为抗日时期毛泽东重视干部教育主要有三方面的现实考量：一是为了适应抗战新形势，争取全面抗战胜利的需要，二是为了清除错误路线影响，提高干部素质的需要，三是为了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培养和造就大批新干部的需要。[28]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干部教育同样与革命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有关，如何青总结出的具体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干部总体数量短缺，新进基层干部匮乏；二是干部来源结构复杂，思想存在混乱现象；三是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有待提高。”[29](P8-10)
测定不同比例反应后的纳米颗粒以及反应前脂质体Zeta电位，重复测三次；动态光散射技术（DLS）测定脂质体粒径；透射电镜（TEM）观察脂质体形态，取阳离子脂质体质量：siRNA质量为5:1的样品组，直接滴加在铜网上，静置空气中干燥30 min后测试。
上述四个层面是学术界站在特定的立场与时段对毛泽东为何重视干部教育进行的理性分析与事实判断，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着重从整体、宏观的视角对此予以解释，如胡拓坪把毛泽东对干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干部职能的重要性；二是中国国情对干部的需要；三是我党和中国革命性质；四是干部队伍自身的状况，五是干部成长的发展规律等，正是上述主客观因素使毛泽东认识到干部教育的重要性。[31]总之，对干部本身价值的肯定及中国革命的现实需求成为毛泽东重视干部教育的主要原因，而干部教育在革命实践中也彰显了其价值，正如何梓林指出的那样，干部教育是“清除错误路线的影响，提高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艺术的需要”，“是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培养和造就大批新干部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之所以能够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决定性因素就是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干部。”[32]
第四，毛泽东如此重视干部教育还受到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王晓燕认为在毛泽东思维逻辑中，只有加强自觉的道德修为，才能产生趋善避恶的意志和行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坚韧的革命意志，就无法塑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为习惯，这就为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提供了理论的思维架构。[30](P30)
4.干部教育的培养目标。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组织建设的基本内涵，培养什么样的干部队伍自然成为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化研究，关注的论题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毛泽东曾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6](P320)思想的产生虽然具有明显的主观性，但也受到客观条件的规范与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续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P585)双传学认为毛泽东“出生于中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刻”，使其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就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变革现状，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成为萌发他早期干部教育思想的显著渊源。”[8]但历史提供的主要是时代性命题，它确立了理论创立的主要方向与方法，但并不能规制理论的具体内容。事实上，理论诞生总是与社会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是个体或群体在具体思维方式指导下对社会的主观认知。换言之，具体理论的诞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是理论产生的内在机制，也是我们研究理论生成的主要研究思路，如双传学就指出：“时代背景是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现实基础，湘湖文化及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为毛泽东早期干部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渊源，而青年毛泽东的个人成长经历，特别是一些社会活动，包括创建进步组织，创办报刊，撰写文章，举办学校等则为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形成夯实了实践基础。”[9]
另一方面，干部教育的内容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这是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精髓，特别是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以及《反对本本主义》等，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及至哲学的理论高度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价值所在，学术界对此亦作出了较为深刻的剖析。如李康靖就认为干部教育的内容是干部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它一方面由干部教育的方针任务和目标来确定，另一方面又决定了干部教育实施的途径、原则和方法，“毛泽东总是根据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提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干部教育的方针、任务和目标，据此来确定教育内容”。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外，“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民族的历史以及注意开展适应中心任务需要的业务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亦是毛泽东干部教育的重点。[35](P100)王炳林也指出，“党的干部教育是直接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服务的”。[36]当然，学术界的讨论并不仅止于干部教育学理的研究，同时，他们还从不同的视角与侧面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总结，提炼出不同时段的具体内容：如乔馨影从整体上把毛泽东的干部教育内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党性教育、历史和国情教育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并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基本内容，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是核心内容。[37]胡拓坪对毛泽东的干部教育内容进行了细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国情的研究教育、政策水平教育、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教育、廉政教育、群众路线教育、业务教育、领导方法等多个方面。[38]李孟卿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的内容，主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加强科学文化知识教育、艰苦奋斗的作风教育等方面。[39]唐凯兴则提出毛泽东干部教育中道德教育的内容，认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基础和核心的内容是干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40]
3.干部教育的方法。学风是学习的态度，也是学习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指出“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41](P813)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也是干部教育注重的方法问题。如何进行干部教育，毛泽东在总结传统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基础上谋划了干部教育的基本架构。首先，要注重并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如洪鸽指出根据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提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的大教育概念，办学校培训班可进行干部教育，“报纸、刊物、墙报、俱乐部、文艺演出、政治学习、讨论也都是教育干部的场所。”不仅要有理论教育，还要有实践教育，在“实践中观察、培养、提高干部，这是干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方法”。[42]李春林指出在干部教育的学习中，应遵循“实事求是”的校风学风，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的”学风，坚持一般与特殊兼顾。[43]高世琦亦指出，“在干部教育培训的方法上，毛泽东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做到多种手段、多种形式并用，切实提高教育实效”。[44]特别是在职干部教育，更要注重实践性。毛泽东提出“在工作中学习”，“在干中学”，“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45](P815)贺世友指出“毛泽东历来重视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锻炼和培养干部，他把社会实践称之为“社会大学”，是干部学习和锻炼的“大课堂”，“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老师”。[46]二是强调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建立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工作方法，也应是干部教育的方法之一。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要加强互相学习的力度。如杨丹娜指出，毛泽东在干部教育中就强调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要互相学习，互相结合，各自向自己缺乏的方向发展。[47]同时教员与受教者也要相互学习，教育者“要先当学生，再当先生”，同时在教育的过程中要以身作则；[48]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干部的监督。胡拓坪就注意到群众对干部的监督亦是促进干部学习，提升干部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49]
人车诚信评级系统通过从外部获取评分正相关、负相关的数据，对人或车辆进行一定规则的信用评分计算，并基于信用评分进行信用评级。
21世纪之后，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及党史研究重要性的强化，一系列有关毛泽东研究的组织如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湖南省毛泽东研究中心及湖南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等组织先后举办的论坛，如由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牵头举办多年的“毛泽东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小组主办“毛泽东思想论坛”以及由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等单位主办的“全国毛泽东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等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进而为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视角的拓展与深度挖掘提供了助力，在宏观与微观层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谓宏观层面，就是对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讨论，这在硕博士的学位论文中表现尤为突出。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李康靖博士首开先河，其《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新论》博士论文主要讨论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及其哲学基础。之后，如郑州大学的王艳、西南大学的夏东、东北林业大学的曲振武、四川师范大学的肖艳以及河北师范大学的王英等硕博士对不同时期的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了宏观而全面的分析[注]如郑州大学王艳的硕士学位论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探析》(2010年)，西南大学的夏东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2010年)，东北林业大学的曲振武硕士学位论文《延安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与实践》(2010年)，四川师范大学的肖艳的硕士学位论文《毛泽东、邓小平干部教育思想比较研究》(2014年)以及河北师范大学的王英的博士学位论文《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2017年)，探讨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内容、特征、历史作用以及对当下干部教育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也存在着研究内容与逻辑框架上的同一性，即仅在时段上有差异而并没有在方法与范式上获得新的突破，致使研究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等缺陷；在微观领域而言，主要是一些专题性的研究，包括干部教育的激励机制、教育的方法、手段以及队伍建设等更为具体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专著，无论在宏观与微观上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是，2007年双传学撰写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全书以建党以前、大革命的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发展的时间进程为主线，系统地研究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现实依据、发展规律、科学体系和方法论原则，为我们展现出了宏阔的历史背景，丰富而厚重的历史现场以及清晰的干部教育思想与行为逻辑。二是，2013年李庚靖的《毛泽东干部教育新论》是在原来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十多年的修改、完善而呈现的一部学术著作，作者站在改革开放30年来有关成果的学术高地上，通过对毛泽东干部教育著述文献以编年的方式进行系统梳理，立足毛泽东知行统一与对立统一的哲学理论，并以重大历史性课题为崭新视角，对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作出全新论述，揭示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国有林场半专业化劳务派遣森林消防队是国有林场扑救森林火灾的应急补充力量，是县、乡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的得力助手。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探索国有林场半专业化劳务派遣森林消防队建设管理新路子，从人员管理、培训教育、制度建设、物资保障、实战考核等方面入手，强化组织管理，建设一支素质高效，作风过硬，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在扑救森林火灾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新型国有林场半专业化森林消防队伍。
首先，关于人才标准提出的历史逻辑。毛泽东对干部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在早期的干部教育中，培养目标与现实的革命形势密切相关，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人才标准，直至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详细阐述了党“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才最终确立了干部教育的培养目标。樊蓉对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历程中提出的人才标准予以了梳理，她认为：“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干部教育的人才标准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大革命时期，本着“发明真理，造就人才”方针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为了培养从事农民运动的人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创办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等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敢于斗争的高级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要求培养才德兼备的人才；建国后，他对提出了领导干部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又提出要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的高级人才。[54]
该系统采用WDD35D4角位移传感器作为摆杆的实时姿态检测与反馈装置。WDD35D4角位移传感器采用3.3V电压供电，只有一根信号输出线，由该信号线输出角位移传感器的实时电位值[4]。采用Stm32f103上集成的ADC外设直接测量传感器的电位值，将ADC1的通道10(PC0)配置成模拟输入模式，采用DMA方式将采集到的电位值周期性地存放到指定内存位置，在需要使用该变量时将其取出。摆杆与角位移传感器的转轴连接，系统通过实时测出的电位值，与摆杆处于平衡位置时的电位值进行比较，算出实时偏差并将其传入PID控制器，控制电机纠正偏差，形成一个负反馈系统。
华法林相关的紫趾综合征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一种理论认为[6]：华法林对毛细血管有直接毒性，导致血管扩张性、渗透性加强，血液渗透至毛细血管外，因而有网状青斑、紫癜、青紫色团块等症状出现。也有研究认为[7]，华法林可以导致微循环的胆固醇微栓塞，引起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溃，导致胆固醇微粒的释放，进一步阻塞小动脉，造成表皮的缺血性梗塞。上述理论均源自于组织活检的结果。
其次，干部标准提出的理论渊源。干部标准的提出理所当然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毛泽东的干部人才观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统人才观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贺业友就指出：毛泽东“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干部理论观点，总结中华民族先进文化中造就人才的历史经验，把正派公道的干部政策科学地概括为“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55]徐建文也认为，毛泽东十分重视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改造，赋予新的内容。“他把任贤使能的用人之道改造为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56](P13)
再次，干部标准的意涵及关系。关于什么是“德”，什么是“才”，毛泽东对此有清晰的认知。关于“德”，他指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要求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而“才”则是指，“这些干部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57]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规定了“才德兼备”的四条标准，一是对党的忠诚，二是对群众的关心，能密切联系群众，三是对自己的严格，不谋私利，四是对工作负责。[58](P522)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李民认为，毛泽东的德才兼备的要义有三层意涵：一为德才兼备，两方面缺一不可；二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以德为先；三是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历来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相联，也就是说德与才的内容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随着党的政治路线及任务的变化而变化。[59]李学明则注意到毛泽东德才兼备的思想具有较强的倾向性，具体而言，就是强调“德”而忽视“才”，因为“他总是担心有文化、有能力的人会‘翘尾巴’，会在政治上三心二意，会靠不住”。[60]当然，从实践层面看，“德”“才”的相互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如王树荫指出：“‘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历来是我党所倡导的对广大干部的严格要求，问题在于有的时候真正做到了两者兼而有之，两方面都高度重视，如抗日战争时期，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涌现出来；而有的时候则有失偏颇，特别是在‘左’的思想盛行时，片面强调所谓“‘德’‘红’‘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等等，而忽视了业务和才的要求”。[61]
5.干部教育的路径与原则。毛泽东对干部教育的路径持开放态度，并不仅限于学校教育或在职教育，而存在于一切生活和工作领域。赵云献归纳了毛泽东的干部教育途径主要有：“领导农民运动培养干部”，“通过血雨腥风的战争洗礼造就干部”，“通过办学校培养干部以及整风运动为抓手的干部教育等多个方面的途径来培养干部。”[62]但若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干部教育主要包括二种途径：一是常规性的安排，主要是通过干部学校或在职教育的方式来提升干部素质。王炳林指出，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学习方式主要有以党校和训练班为主的集中学习，分散性的在职学习，以及在国统区的隐蔽性学习。[63]二是特殊性安排，侧重于特定时期的具体问题进行的非常规性安排来正本清源，消除影响。如在延安时期，为了完全清除王明路线在党内的影响，肃清余毒，毛泽东进行了以整风运动为主要形式的干部教育运动。运用整风的方式，“把学习同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把自我教育同必要的思想斗争结合起来，把学习理论同党性锻炼和修养结合起来，把党员和干部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来认识，给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答，从而真正地学到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独特的创造。”[64]
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性质决定了其思想应具备独特的原则性：一方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性要求，如罗昂指出，在干部教育的过程中，随着实践不断深化，毛泽东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及实事求是等干部教育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完全一致。[65]另一方面，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就是要废除静止、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正确的方法应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功能落实到“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上。”[66]以“研究问题”为中心的干部教育原则，不仅抬升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是对学习者主体地位及其主动性的肯定。
三、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特征及启示
1.干部教育思想特征。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创新，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培养教育什么样的干部，以及如何培养教育干部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67]学术界尝试从多个维度对此予以概括与总结：有的从培养路径上来总结，如黄静寅就毛泽东如何培养干部，概括了“因地制宜”，“模范带头作用”，“思想上建党”以及“造就女革命人才”等四个特征。[68](P18-29)有的是从教育内容上来分析，如王明雪认为毛泽东干部教育的内容具有“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重视综合能力的培养，以治国理政的政策学习为中心，短训速成是干部教育的主要途径”等特征。[69](P17-19)还有的学者则是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度来探讨，如樊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归纳出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具有时代性、实践性、示范性、创新性及广泛性五个方面的特征。[70](P12)而双传学则从宏观上把毛泽东的早期干部教育思想概括为：“反帝反封建是其教育立场，变革社会是其教育功能，强调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观，提倡自我教育以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等五个方面的特色。”[71]学术界从多个维度概括了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特征，为我们展现了一副多层立体的干部教育思想图谱。
例如，在教学“寓言故事三则”这部分知识时，教师可以明确预习任务，请学生通过课前查资料明确“关于寓言故事的基本信息，中外著名的寓言故事”等基础性知识，并请学生选择一篇自己最喜欢的寓言故事，请学生在课堂上向其他学生讲述，并让其他学生根据故事内容猜测回答“这篇寓言启发了我们什么？”猜对的学生给予奖励。此外，教师还可以根据教材内容设计小短剧、故事接龙、朗读竞赛等活动。这些活动都是语文教学过程中与教学内容相匹配、能够高效调动学生积极性、锻炼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有效措施，教师应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合理选用。
2.干部教育的启示与作用。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日益深化，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因此，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两大历史性课题成为新时期干部教育的重要使命，但从目前干部教育的整体效果来看，仍存有一定问题。正如俞可平指出：“中共为了应对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克服在驾驭市场经济和推进民主法治方面的本领恐慌，力图通过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提升各级官员的素质，从而增强中共的执政能力，总体上是成功的。然而，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训体制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中共干部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增强党政官员的政治信念、政治忠诚、政治责任和政治认同，但这方面的成效恰恰并不理想。”[72]他的看法也获得了一些学者的共鸣，如李春林认为：现今的干部培训往往很难使素质能力较高的干部群体产生很大兴趣，往往是听时热热闹闹，但于实际工作中很难有促进作用，所学的知识很快就束之高阁了，对于干部解决本单位本部门改革发展实际和提高干部推动发展的能力作用不大。[73]作为广东省委党校教师杨丹娜的看法可能更具有说服力，她指出现行的干部培养模式，基本上已从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的“整风模式”逐步趋同于现代国民主导教育的模式，其主要特点：培训要求一般由有关主管培训的上级机关按行政管理的办法确定，培训机构内部的教研力量建制基本上是模仿国民高等教育的建制形式，以固定的学科为基础，设置教研部(系)、所、室。这种建制使培训力量的发展围绕学习的基础问题而发展，而不是围绕解决社会和受训者的实际问题需要去发展，培训的内容大多是根据自身教研力量水平和能力，并以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学习为主，培训的教材是与培训内容相关的本本，培训的方法大多采取自学、教员课堂灌输和小组讨论的方式，这种培训学习的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往往不能有针对性地切中受训者存在的绩效问题和对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提供有效的办法。[74]上述看法事实上点出了当下的干部教育存在为培训而培训的形式主义色彩浓厚，培训者与受训者在给予与获得之关联性上缺乏融合点，彼此隔离，存在严重的两张皮困境。由于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既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体系的基本单位，也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灵魂。[75](P100)因此，从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体系中寻求智慧去解决当下的干部教育问题成为学术界对此论题关注的要因之一，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毛泽东干部教育的价值：李春林认为目前干部教育之所以成效不彰，主要原因在于“缺了延安整风模式中从问题出发进行培训的精髓”，[76]因而，加强以问题为导向的干部教育是化解困境的要途之一。李庚靖提出“坚持优者从教，教者从优，把选聘高素质师资队伍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工作”的角度来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高素质干部队伍。”[77]龚平主要针对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问题，即一些党员和干部经不起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与等价交换原则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的腐败行为等问题，提出加强党的宗旨教育，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加强反腐倡廉教育，以及密切联系群众，加强群众史观教育等相关教育内容的借鉴。[78]甘乐平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价值，他认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有着它自身的规律，要把握其中的规律性，从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就必须进行大量而深入的调查研究”，进而指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的一系列思想和方法至少仍然给我们以下启示：一是调查研究要贯穿于干部教育培训的全过程，二是调查研究必须着眼于解决干部教育培训中的实际问题，三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调查研究，函盖面广，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79]总之，学术界在借鉴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上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系统总结，这对于当下干部教育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四、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占主体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是一个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把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体转变为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战士从而积极而忠诚地进行革命是一个关乎中共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而当“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力量”[80](P526)的思维逻辑则展现出干部在中共革命话语中的重要价值。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80](P524)如何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培养出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干部队伍，除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与制度建设之外，进行切实教育是其中必要的一环。
SAEW-1:ACC：（30±1.2）mg/L，pH:6.30±0.13，下述简称：SAEW（30）。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抓住了干部教育的关键——“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并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形势，制定符合实际的干部教育政策，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把拥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工农阶级转化为具有无产阶级思想革命队伍的历史性课题。从前述分析可以发现，学术界对毛泽东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如对毛泽东成长经历与其干部教育联系起来的历史考察、民主革命时期形势的纷繁变化与毛泽东干部教育重点转换之间的关系；分析并探讨了毛泽东干部教育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干部教育理论形成和发展、干部教育的原则、主要内容、特征及对当代干部教育的启示等相关问题。通观四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虽有重复或拼凑之作，但亦不乏遵守学术规范而对干部教育进行系统研究的佳作，如双传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就是一部不错的著作，该书以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发展进程，特别是阶段性特征所展开的逻辑线索，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从多个维度展现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丰富内容，有血有肉、可读性强。[81]]不过，若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中的份量来看，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仍显薄弱，同时也没有形成特定的研究范式以及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及专著。现有研究还无法有效回应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需要，尚需不断深化研究，具体表现在：
(一)深化学科融合，拓展研究维度
现有研究者，侧重遵循革命史学研究范式，研究结论不外乎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是革命或建设的需要论，从而使研究徘徊于表层难以继续深化。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在19世纪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断出现边缘学科，不断由边缘学科发展为独立的学科。这些学科形成了不同的知识群，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也有不同的知识方法。它的有益的方面是使我们对现实和历史的局部现象的认识更加细致、具体、生动、逼真，问题是使人们的研究领域变得很小，相互独立的各个学科之间缺乏沟通，使人们在各自的研究中缺乏系统分析的背景知识，方法单一化，反而降低了科学性”[82]。因而，从研究的维度、范式以及学科融合的角度出发可能是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具体而言，我们不能局限一隅、固步自封，否则将难以走出固化的思维，达致研究的深化与广度。实际上，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不仅有助于拓展思维、深化思考，更重要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研究更具多元性，能够从多个层面审视历史，还原一个多彩而非苍白的历史画面。
(二)突显史论结合，强化研究深度
史论结合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重要路径。从目前研究的成果来看，学术界侧重于从毛泽东干部教育的话语中去分析与解读思想内涵，而没有把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放在社会历史发展宏大的场景、社会政治心理变迁角度等的叙事结构中去把握毛泽东在特定语境与时代中的话语意涵，得出的所谓新见则难免出现偏差。这不仅导致由于研究思路的相对单一而呈现出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同时也无法有效揭示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真义。事实上，作为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毛泽东对于干部教育的理性思考理所当然地是从党的革命与建设的角度出发的，因此，我们在探究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时不仅要在史料的挖掘中扩大搜寻的范围，同时还应把其放在中国革命与实践的历史叙事框架结构中予以审视，这不仅能厘清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逻辑，同时也有助于理解毛泽东干部教育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当然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比较精心的尝试，如双传学的《新民主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研究》就是以“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转换为线索展现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本规律”，[83]而显得更具历史感。
(三)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彰显研究的整体性
思想的萌发与发展既与宏观历史背景所产生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又与个人之经历、认知能力与感受相勾连。这一思想产生的双重逻辑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既要关注宏观背景的历史考察又要注重历史细节的微观分析。具体而言，我们不仅要对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进行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以了解其产生、发展及成熟的历程及其内在逻辑，而且要加强微观层面的个案分析，例如对毛泽东与“红大”、“抗大”以及“陕北公学”等具体干部学校的之间的关系，如在学校创设、管理以及教学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从而真切体味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阶段性意涵与特征。只有把宏观的长时段考察与微观个案相结合，才能为我们呈现出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的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体系。
(四)强化对话与回应，体现研究的递进性
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对现实问题及学术成果的回应，但目前来看，学界对于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研究仍存在自我封闭与就事论事当中。一方面，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研究集中于历史，并没有就现实的理论与问题作出回应，特别是与习近平干部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没有涉及；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学术批评的泛政治化倾向，影响到学者对学术批评的态度，加之可能引发的社会反响，学者们对此多持谨慎态度，严肃的学术批评和讨论较少见到。这就使得学界呈现出“一团和气”氛围：表现为在研究中自我封闭、各说各话，缺乏交集与讨论，特别是同一论题，大多浅尝辄止，后续性的深化研究难有起色，导致研究的重复，浪费研究资源。因此，加强学术界的交流与争鸣对于继续深化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我们认为应着眼于毛泽东干部教育理论与革命形势发展双重演变的逻辑，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以及教育学等多学科分析工具，在宏观视野的考察中辅之于细致的微观个案研究，借鉴或创新史学新范式系统分析毛泽东干部教育理论及实践的动态演变过程，融通毛泽东话语范式和形势背景要求隔阂的藩篱，以求深刻把握毛泽东干部教育理论的内涵与价值，从而推进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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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Maozedong’s Thought of Cadre Education in Forty Years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DING Liu-bao1,ZHANG Jie2
(1.Marxist College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chang 330013,China; 2.Jiangxi Youth Vocational College,Nanchang 330045,China)
Abstract：Cadre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Mao Zedong paid most attention to and solved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peace building.In particular，the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of cadres to the masses，and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cadres became the basic guarantee of this operation.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carried out several studie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o Zedong’s cadre education，and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will not only help promote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but also provide useful advice for the current cadre education.
Key Words：reform and opening up；Mao Zedong cadre education;research summary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02(2019)01-0006-10
收稿日期：2018-12-10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一般项目“建国以来党的干部教育研究”，编号：18YB171；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8年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项招标项目“习近平教育思想研究”，编号：Zx-zd1803。
作者简介：丁留宝(1973—)，男，安徽旌德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史研究；张 洁(1981—)，女，江西九江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思政教育史研究。
责任编校：徐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