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森潘的政治绝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绝唱论文,政治论文,乔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底，柬埔寨首都金边的街头书摊出现了一本新书，作者是前红色高棉的高级领导人乔森潘，书的题目是《对截止到民主柬埔寨时代的柬埔寨历史的思考》。该书的首次发行量为5000册，立即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
人们发现这本书是在2007年11月14日。也就是在这一天，柬埔寨首相洪森派出直升机到柬埔寨西北边境小镇拜林把突然中风瘫痪的乔森潘接到了金边，送入了著名的卡尔麦特医院抢救。据乔森潘的家人透露，11月12日柬埔寨审判红色高棉（以下简称审红）特别法庭传讯并临时拘押了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英萨利和他的夫人英蒂丽的消息传出次日，11月13日，在吊床上休息的乔森潘突然中风，跌落在地，不省人事，半身瘫痪，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救治。他的病情也立刻传到金边的洪森那里。5天后的11月19日，刚刚脱离了危险的乔森潘，被审红特别法庭传讯，警方直接将他从医院带到特别法庭。法庭当天宣布对他实行最长不超过一年的临时拘押。
乔森潘的被捕，标志着在世的5名前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已经全部被审红特别法庭控制了起来。他们是：2007年7月31日被捕的金边杜斯凌监狱长杜奇；2007年9月19日被捕的柬埔寨共产党副总书记、民主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农谢；柬埔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外交的政府副总理英萨利；英萨利的夫人、民主柬埔寨社会福利部长英蒂丽和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
尚无消息来源证实乔森潘的这本新书选择在他被捕和接受审判前夕的敏感时间出版发行，是种刻意安排还是时间巧合，立即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据透露，策划这本书出版发行事务的是一名在日本共同社驻金边分社工作的柬埔寨雇员。此人也是乔森潘第一本书《柬埔寨当代历史和我的立场》的出版发行策划人。当年他曾在那本书的封底公开表示，“乔的书提供了人们所不知道的有关民主柬埔寨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当履行提供平衡各方新闻报道的责任，所以他决定编辑印刷和出版乔的书，为加强民主制度，为所有国民提供和了解完整新闻的权利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不愿意就书的内容真实性作出任何评论，而是交给读者自己判断。他希望这本书能有助于找到真相，而不要被任何个人、政党或国家用来谋取政治利益。”但是在乔森潘的新书上，却找不到此人的任何痕迹。
该书的出版发行策划人以及出版社和印刷厂，似乎都意识到此时出版红色高棉领导人的书所面临的政治和商业风险。人们注意到，该书第一页不同寻常地刊登了一篇措辞慎重的声明：“编辑和出版本书，并不代表本出版社和印刷厂的立场和观点。也不行使对本书含义和内容进行辩护的法律权利或其他权利。本书作者对书中的全部内容、观点和文字负全部责任。”声明中的这行黑体字，显然是出版单位要求乔森潘履行的出版义务。这些做法都表明该书的内容和观点具有相当的争议性和敏感性。这是一部百分之百忠实于原文的、没有经过任何文字校对和内容编辑的印刷本书稿。读者不难发现，书中有大量的错别字，行文不规范，甚至逻辑混乱的情况也不少。
销售这本书的街头书摊似乎也承受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一个认识多年的书摊女摊主对笔者说，乔森潘抵达金边的当天，有人把书送到她和另外一个书摊销售，当天她卖出了10本，次日又卖出了10多本。已经卖了30多本，相当受读者的欢迎，还吸引了电视台记者。她说，卖书的那天，当地一家叫CTN的电视台记者来到她的摊位要拍新闻。她有些担心，想拒绝他们拍摄，对他们说：“我是卖书的，不关心政治，只做生意，你们不要拍。”但是电视台记者解释说，不会有问题的，我们走了很多书摊都没有看到有卖这本书，所以只想拍个新闻而已。
政府并没有对这本书采取禁止发行的措施。新闻部的负责官员表示：“除非有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要求，新闻部是不会单独采取措施的。柬埔寨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这显示了柬埔寨政府领导人的政治自信。
2003年乔森潘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书《柬埔寨当代史以及我的看法》的写作。2004年3月5日，他的这本自传体著作柬埔寨文版在金边发行，反应之热烈出乎意料。首发2000册一周内被抢购一空，出版商立即加印3000册，创下柬埔寨发行新高。
对他的前后两部著作进行比较后发现，《对截止到民主柬埔寨时代的柬埔寨历史的反思》无论在写作目的、方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由于这是前红色高棉领导人唯一用文字书面系统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而且又是在审红开始之后发表，因此可以看作是红色高棉领导人对待审判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在写作目的上，乔森潘不再澄清与红色高棉的关系，论证自己不是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自己与民主柬埔寨时期的大屠杀没有关系等作为重点，而是以维护红色高棉的历史功绩、总结历史经验和阐述柬埔寨未来发展道路为主要目的。
在表达方式上，他不再像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出于策略考虑，回避对越南曾出兵柬埔寨的抨击，也不去宣泄对柬埔寨社会现状强烈不满，而是义无反顾，尖锐无情地加以揭露和鞭笞。已经走上审判台的他，似乎决心不再用模糊的言辞，请求宽恕的心态来捍卫个人的政治清白，而是把自己的命运再次与红色高棉紧密联系起来，把政治信仰坚持到底。
乔森潘在书中表示，在他的一生中，最令他遗憾的是柬埔寨没能按照巴黎协议达成四方民族和解。他认为，1970年发生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后，如果当时没有红色高棉领导的抵抗运动的顽强斗争，柬埔寨早就落到越南之手，那就不会有后来的柬埔寨四方谈判，不会有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协议，不会有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柬埔寨，也就没有今天的柬埔寨。
他在书中指出，红色高棉究竟是好是坏，人们可以进行评说。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坏到“灭绝种族”的地步。他们在保卫国家主权、争取社会正义的战斗中最坚定勇敢，他们厌恶腐败，厌恶有权有势的人欺压穷人，特别是欺压农民的行为。他说，柬埔寨和平进程中失去红色高棉这股力量，就失去了力量平衡。他反问道，如果红色高棉“灭绝种族”，为什么他们是抵抗力量三方中战斗力最强，取得累累战果的核心力量呢？
对于发生在民主柬埔寨时期的“大屠杀”，乔森潘只是表示，在抗击外国侵略者和推翻不公正社会的斗争中，红色高棉也要打击一些柬埔寨人，这些人与外国侵略者和不公正社会有着共同利益。但他同时也表示，他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会伤害到那么多朴实的老百姓。
他抨击当今柬埔寨社会的种种弊端，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些弊端，把沉重的负担和债务留给了子孙后代，长此以往，国家必亡无疑。
关于柬埔寨的出路，乔森潘认为，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道路在柬埔寨走不通了；“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也不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灵丹妙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柬埔寨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柬埔寨的出路只有一条：团结全国力量，集思广益，抵制不利于柬埔寨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的某些做法。他还认为，现在柬埔寨已经加入东盟，越南也加入东盟了，中国和美国也成为东盟的对话国，红色高棉运动也结束了，所有这些条件都有利于柬埔寨加强民族团结，走东盟国家发展之路。但是在东盟内，柬埔寨应坚持维护民族独立，决不要再倾向任何一个大国。柬埔寨必须坚定不移地奉行这个原则。
乔森潘用柬埔寨文撰写的这本新书，共332页。书中的《扉页献词》、《序言与致谢》和《结论》等3部分，集中反映了作者对柬埔寨历史，特别是对民主柬埔寨时期政治的反思和由此而得出的基本历史经验教训，同时也勾勒出作者为柬埔寨未来发展道路所设计的蓝图。下面是这3个部分的详细摘要。
《扉页献词》
谨向在1973年B-52轰炸机的狂轰滥炸下，在1979年到1998年之间及其之后，所有为民族独立、社会民主和社会公正斗争中献出了宝贵一切，乃至生命的全体先烈，特别是农民出身的青年男女战士英烈们致以崇高敬意和沉痛哀悼。
乔森潘2007年10月
《序言和致谢》
从2003年出版我（指乔森潘，下同）的上一本书《柬埔寨当代历史和我的立场》后，我就开始写这本书。我的写作进展非常慢，一方面是由于我需要时间参考和研究其他相关资料，比较和整理其他学者的观点；另一方面则因为我使用柬埔寨文的电脑不够熟练，打字很慢，一天至多只能写一页。
我决定写本书，是因为在我一生中，最令我遗憾的是我们没能按照巴黎协议实现四方民族和解。正如我在《柬埔寨当代历史和我的立场》中所写，巴黎协议为解决柬埔寨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佳方案。根据巴黎协议达成的条款和精神，由柬埔寨四方来解决，才能取得经济社会的平衡，才会有政治的平衡和稳定，为建立民主制度提供一个牢固的基础，巴黎协议好比是柬埔寨社会实际存在的4种力量所达至的一个合约。
导致巴黎协议（1991年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签订的协议——编者注）无法实施的原因有许多，我在本书后半部分将会谈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柬埔寨三方抵抗运动中，某些力量受制于大国，为乘机谋取自身眼前政治利益而缺乏远见卓识。从长远眼光看，人们可以发现抵抗力量三方在过去将近10年的共同斗争中，大家一起工作，没有发生什么无法共存的事情。相反，经验告诉我们，过去10年三方从共同奋斗中都获得了许多利益。如果把时间更向前推，就会看到，1970年发生政变后，如果没有全国唯一的抵抗力量——红色高棉领导的抵抗运动进行的顽强斗争，柬埔寨早就在那时完全落入越南之手了，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谈判，不会有巴黎协议，不会有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进驻，也就没有今日的柬埔寨。
还应注意的另一个历史事实是：1979年越南打着“把柬埔寨人民从波尔布特种族灭绝政权下解放出来”的幌子，向柬埔寨出兵几十万不久，西哈努克亲王立即致函越南总理范文同，希望越南不要忘记亲王过去对他们的支持与帮助。当年由于美国和南越伪政权军队的进攻和飞机狂轰滥炸，农民都被赶进“战略村”后，越共军队在越南境内陷入绝境，无处可藏，不得不请求亲王允许他们进入柬埔寨境内栖身避难，允许外国援助的武器弹药通过西哈努克港运到南越。面对美国源源不断增兵南越，向南越傀儡政权运送大量先进武器，越南抵抗力量单靠胡志明小道用人力运输武器弹药已经远远供不应求，当时处境非常艰难。西哈努克亲王以为他们还记得这些情况，他希望越南把柬埔寨交还给亲王。不料范文同收到亲王信后，拆都没拆，看也没看，就在信封背面写了几个字：“退回”。这反映越南出兵柬埔寨的态度。这是一。第二，乔森潘认为，如果没有红色高棉在国内坚持斗争，能有巴黎协议吗？如果没有巴黎协议，能有今日的柬埔寨吗？
因此只要举出上述一个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民主柬埔寨方面是完全代表在境内坚持斗争、实实在在存在于柬埔寨社会的一个方面。他们已经是一股民族力量。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对是错，他们也不至于坏到“灭绝种族”的地步。前红色高棉作为斗争的一方，作为一股力量，他们在保卫国家主权、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中最坚定勇敢。他们憎恶腐败，憎恶有钱有势的人从穷人特别是农民的痛苦中榨取好处。前红色高棉依靠农民，农民成为他们最可信的力量，共同为民族独立而斗争。因此，在柬埔寨和平进程中失去这一个方面，就失去了力量平衡。当时红色高棉领导人非常高兴自己被人们承认是柬埔寨一方，可以与其他各方一道，平等地在协议上签字。他们期待着加入和平进程。
我理解每一个被迫害者，他们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饱尝痛苦带来的感受。但是政治家却无法像普通百姓那样感情用事，因为政治家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提出以上的事情是为了让大家站在柬埔寨人的地位上认真想一想。在处理个人恩怨的过程中，应当把国家命运放在首位，坚持独立于大国，抵制强权的观点和立场。如果红色高棉是“灭绝种族”的，那么为什么他们最有战斗力，战果最显著，为什么他们能成为三方力量中的核心力量呢？为什么他们抗击和削弱侵略者将近20年，最终迫使侵略者不得不宣布撤军，签订巴黎协议。
现在一方被瓦解了。至于是怎样被瓦解的，我将在本书最后分析。不过，我们可以探讨由此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我个人的看法是，其后果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失去了平衡。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失去了经济和社会平衡。如何不平衡？无须多费口舌，每天早上打开收音机，我们听到什么？听到大多是关于土地纠纷的报道。这意味着什么？简而言之，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公司，他们大量租用土地，导致农民流离失所。这对柬埔寨的未来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实在难以估计。
这也就是促使我思考与探索柬埔寨民族自古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将其汇集到一道来充实我们民族的历史。我认为，柬埔寨发展的历史与其他各国一样，是千百年来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积累，非常丰富，非常珍贵和非常有价值。无论是错误的经验，还是正确的经验，它们都是宝贵的经验，都值得整个民族研究和掌握运用。凡是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我们应该避免重犯；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应发扬光大。此外，由于人们自古以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步都有不间断的连续记载，使得我们有可能借鉴过去社会，了解当今社会，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并努力调整发展方向，避免灾害发生，推动社会更快地发展。
因此，正确记载柬埔寨的历史，是爱国者的一项任务。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和忠于国家的一个明证。我们不应放任任何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进行篡改、歪曲、断章取义、颠倒黑白。
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是如前所述，我努力研究了许多关于柬埔寨历史的书籍。我不会书云亦云，我阅读了大量书籍，根据当时大的环境和前前后后发生的事件来判断那些写得合情合理，那些不合情合理。各个国家和社会发生的事情，都有其发生的原因，并非偶然发生，可以随心所欲支配。
对于红色高棉，特别是波尔布特，情况复杂一些，因为只有极少数同胞没有受到他的政策带来的痛苦。但是，也有数目可观的前来看望我的普通老百姓对我说，红色高棉在反对和打击外国侵略军最坚决，奋不顾身。他们不相信红色高棉会对自己的高棉民族实行灭绝政策，一定另有蹊跷。他们希望我告诉他们到底这种说法有什么内幕？当时我对此也不太清楚，我只能笼统地告诉他们说，在坚决抗击外国侵略者和打碎不公正社会的斗争中，我们也要打击一些柬埔寨人，他们与外国侵略者或者与不公正社会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我至今想不通为什么我们会伤害到那么多朴实的老百姓。
我还对他们说，我们应该看看我们临近的两个国家：中国和越南。我们看到什么？中国过去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苦难的国家。现在中国正在飞速发展，不久的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之一。越南在革命前，和柬埔寨一样处于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下，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每年因为缺乏粮食饿死的老百姓也有上百万人。1930年法国以一角、二角的价格整家整家地买了许多越南人，送去种植橡胶，结果其中许多人得了疟疾死亡，根本无人理睬。如果他们逃跑，一旦抓回来就被关起来，还上脚镣。我就亲眼看到带了脚镣的越南犯人在士兵的监押下到我们学校来打扫卫生。越南现在如何？我们高棉人个个都赞叹说，越南发展得太迅速了。根据这两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革命也可以成为柬埔寨摆脱数百年来贫穷落后面貌的一条道路。至于自由的权利，当人民能够吃饱肚子的时候，自然要争取自由，会为自由而斗争。这就是红色高棉领导人，特别是波尔布特当初的想法。从历史上看，他们努力奋斗，英勇牺牲，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为什么作为我们的邻国，同样曾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走得通这条路，我们却走不通？事实上，作为红色高棉，我们已经不再想搞什么革命和共产主义了，我们只想走四方联合这条路。但是四方联合这条路也没有走通。这是让我怎么也无法甘心的。
回到撰写历史问题，对于红色高棉，我也不尽知道。但综合我自己了解的，从学者的研究著作中得到的，站在我作为柬埔寨人的感情基础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认为我能最大限度正确地总结柬埔寨的历史，作为日后思考、探索和研究的基础。
我要求自己在撰写历史的时候，要担负起最大程度真实记录历史的使命。写历史不同于写短文，有些问题可以不涉及，只写与文章主题有关联的内容就可以了。写历史我必须尽自己最大能力和可能，努力汇集大量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目的，因此欢迎大家发表评论。这样做才是尊重我们子孙后代的权利，他们需要有更多的史料记录，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比较、借鉴和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这样做也可以引导每一个高棉人敢于独立思考和判断事情的因果曲直。我们应该让年青一代树立自信心，这样他们才不会迷惑、犹豫和颓废，才会转向致力于探索自己的国家，重塑崭新的精神面貌，柬埔寨年青一代不应迷信外国，也不应听任政客们随心所欲地强奸民意。
最后，我衷心地感谢一直鼓励我写作这本书的众多的同胞兄弟和外国朋友，他们建议说，如果我离开人世，我们国家的历史就会出现一大段空白，其他人难担此重任，特别是记录民主柬埔寨的那段史实。出于这样的建议，很多同胞兄弟和朋友陆续给我买来各种历史书籍，特别是研究红色高棉的著作。
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断地捐钱给我，有的是国内的人，有的是从法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汇来的，有多有少都是心意。甚至有些外国朋友借给我妻子和孩子数千美元，而不取分文利息，旨在让他们做点小生意来养活我。正是由于他们的慷慨资助，我才有能力让我的孩子读书，我的生活不致过于窘迫，我才有时间来考虑写这本书。直到现在，还有朋友承诺愿意继续为我的子女提供学费和生活费，直到他们毕业。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资助，我的生活必定要比现在要艰难困苦得多，种种担心和忧虑也会让我无法完成本书的写作。
因此，本书也是属于所有的同胞兄弟和外国朋友们的。
《结论》
柬埔寨的历史包含了许许多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吴哥时期也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柬埔寨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非常辉煌，失败的教训也非常严重，严重到在19世纪中叶，柬埔寨的领土面积只剩下一块木板那么大了。但是我们要赞美柬埔寨的民族精神和人民，尽管那时候国家没有国王，没有全国性的领导人，人民仍坚持进行各种斗争，迫使泰国和越南都很难统治柬埔寨，他们被迫妥协，让安东王在他们两国的共同统治下登基称王。恰好那时候法国殖民者进入柬埔寨，挤走了泰国和越南，把被人割去的领土收回，置于它的殖民主义统治之下。法国殖民者经常自夸有功劳，说是它挽救了柬埔寨，使柬埔寨存在到现在，没有被泰国和越南吞并。这种说法对了一部分，但是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完全为了柬埔寨，而完全是为了他们殖民主义统治的利益。
柬埔寨民族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那时期的所有爱国运动都有成功的经验，也有犯错误的教训。1955年以来，在西哈努克国王执政时期，重要的是柬埔寨得到了15年的和平。在建设国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和成就，只是建设成长没有跟上国家人口的增长。从殖民主义时代以来，柬埔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后进入死胡同。这种局势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成为得到美国支持的朗诺将军利用越南战争烧到柬埔寨的机会，让民意为其政变计划服务的原因。波尔布特则想通过社会主义来使柬埔寨走出死胡同，但是这条路也走不通。这是因为柬埔寨内部的原因：柬埔寨封建社会根深蒂固；高棉革命运动主要领导人头脑里存在浓厚的封建主义思想；越南的抵制；美国的抵制。
在结束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那就是为什么“全球化”没有产生他们承诺的结果？
如果单从经济角度看，法国是1863年开始进入柬埔寨的，法国打开了柬埔寨的门户，同法国建立了商贸关系。1892年1月制定的一个法律规定，法国商品进入印度支那不需要交纳关税，印度支那国家的商品进入法国也不需要交纳关税。同一法律还规定，其他国家的商品进入印度支那，就像进入法国那样必须缴税。这个法律表明，法国不允许其他国家商品自由进入，而只允许法国与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印度支那国家进行“自由”贸易。
1955年后，美国用提供援助为主的方式把柬埔寨的贸易大门撬开得更大。特别是向柬埔寨提供贷款，购买外国商品。由于获得这些贷款，柬埔寨有可能从法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进口商品，可以从中国香港、新加坡、南越、泰国、印尼等进口。在1946～1957年（从上下文看，似应是1953年——编者注）期间，柬埔寨和美国的贸易只占柬埔寨贸易总额的11%。到1954～1957年期间，柬埔寨从美国以及从美国设在亚洲各国公司进口的商品已增加到占柬埔寨进口商品总额的40%。可以说，全球化是从那个时期就进入了柬埔寨，到今天已经50多年了。因此问题就产生了：
第一，为什么柬埔寨和法国建立双边贸易关系将近百年了，还没有出现殖民主义者宣扬的成果？
第二，为什么50多年前开始的多边贸易至今也没有出现丝毫希望的迹象？
事实上，正如前面分析的，在进口外国商品的竞争下，柬埔寨的手工业被削弱了，高利贷、利润外流、作为柬埔寨经济重要成分的农产品价格下跌，封杀了我国农业、手工业和工业发展的出路。剩下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业”，比如开设洋货商店、餐馆、舞厅、在商业区建房出租、修建高档酒店、旅游等等。
对一个贫穷国家来说，人民失去土地后，只能携家带口，流离失所，晚上睡在他人的屋檐下，白天在城市里沿街乞讨，或者涌到波贝等边境口岸，排几百米的长队等待到泰国打工。快速发展的这些服务行业清楚反映了社会的不平衡。老百姓常言道：“富人越来越有钱，穷人越来越贫困。”大部分的服务，特别是豪华餐厅、舞厅和酒店，往往与贩卖妇女儿童等活动有关，是传播性病和艾滋病的温床，是走私、贩卖毒品和国际犯罪集团的藏身之地。在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这类服务行业还没有出现，它是在美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后开始出现的，美国要培植一个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的人膜拜美金、崇尚美国、反对柬埔寨的独立、中立政策，并发动政变摧毁了这项政策。这个社会制度在1975年4月17日被红色高棉彻底打倒。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机构出现后，这些东西又慢慢死灰复燃了，到今天已蔓延到全国各地。目前，不少柬埔寨人失去田地庄园，离乡背井，流离失所，漂泊到城市里乞讨，或者冒险跑到泰国、马来西亚、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去谋生。青少年儿童则跌入毒品和黑社会人口交易的地狱，惨死在艾滋病的传播之下。而商人不但把收敛到的钱财转移到海外，还在柬埔寨大肆挥霍享受，腐败现象已经蔓延到全国。金边的各条街道处处可以看到各种品牌的铮亮汽车，有时交通一堵就是好几个小时。洞里萨河两岸的一家家豪华的餐馆和舞厅天天灯红酒绿，从来不用担心没有客人光顾。柬埔寨在过度开销，而把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债务和利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和后几代人买单偿还。
我认为，那些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应该认真思考上述教训，特别是在反对全球化的呼声已经多次演变成斗争和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的时候。
“自由市场”的经济概念是建立在一位名叫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之上的。他在1776年完成的题为《各国的财富》一书中写道，市场的力量就像一只人们看不到的无形的手，但是它能调整经济朝有利于国家的方向有条不紊地发展。调整经济的力量就是谋求利润。
例如两个国家，一个是A，一个是B。在两个国家互相之间没有任何贸易往来前，他们都种玉米和花生。不过A国的土地比B国更加适合种玉米；而B国的土地要比A国更加合适种花生。如果按照经济学术语来说，A国的玉米产量要比B国的高，而B国的花生产量要比A高。A国在种植玉米方面要比B有优势，而B国在种植花生方面要比A有优势。现在这两个国家进行经济往来，那么A国农民种玉米出口到B国要比继续种花生赚得多，而B国农民则种花生出口到A国要比继续种玉米更赚钱。这样渐渐的两个国家就有了分工，而这种分工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即使同样是农业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可以使大家都获利。与工业国家打交道，农业国也是有利可图，可以进行贸易往来的。
现在，有一种论点认为，贸易全球化失败了，对于世界上的穷人来说是失败的，对于环境、对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来说也是失败的。这个论点是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来的。他曾经是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于1999年11月辞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副行长的职务。他后来解释说：“让别人封住我的嘴，不如我辞职不干。”他写了一本书，题目是《巨大的失望》，他根据各种确凿的证据提出，世界上大多数的经济法律和条规都是有利于发达的工业国家的利益，有利于这些国家中部分私人的利益，没有考虑到贫穷国家的利益。他还进一步指出，反对全球化的人指责西方国家隐瞒真相。他们的指责是对的。他还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例如西方国家要求贫穷落后的国家取消关税，但是他们自己却保持关税。西方国家利用这种方法阻止贫穷国家出口他们的农产品，阻止贫穷国家通过征收出口税（从上下文看，或者应当是进口税——编者注）增加国库收入，而这些收入对这些贫穷国家来说是非常需要的。他还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显然美国应该承担最主要责任。这也是令他耿耿于怀的事情。这位经济学家还进一步指出，他的努力与斗争经常是没有什么成效的，商业利益和财政利益经常把他打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到世界银行后，发现有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隐瞒真相的情况。除了隐瞒真相，西方国家还利用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巧取豪夺。先进的发达国家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开放他们的市场，对从纺织品到糖、茶等许多商品实行限制进口配额，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贫穷国家向他们富国的商品开放市场。他们对国内的农业进行补贴，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没有实力进行竞争，但是他们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停止对工业的补贴支持。在1995年达成（第八次）贸易协定后，如果比较一下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交易价格，就可以看到实施上述协议结果是，如果同进口的商品比较，最贫穷国家的出口商品被压价了。说白了，这完全是“贱买贵卖”。
这太对了，全球化对柬埔寨这样的国家来说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因此我们应该研究柬埔寨与法国在过去100多年来的贸易往来经验，也要研究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经验。
如果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他根据18世纪中叶欧洲国家的情况提出的，当时欧洲国家全部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在进入这个阶段之前，欧洲各国经济经历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漫长道路。在此发展过程中，那些发展最慢的国家，都建立了牢固的关税壁垒来尽量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19世纪中叶法国开始与柬埔寨进行贸易往来时，柬埔寨的经济发展到那一步呢？在亚当·斯密提出他的理论时，他没有想到柬埔寨这样的国家，他的理论只适合欧洲国家的情况，那时欧洲各国几乎都建立了市场经济。因此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家不应该拿亚当·斯密的理论作为要求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普遍准则和灵丹妙药。实际上，那时候柬埔寨的市场经济刚刚萌芽，就好比小孩子刚刚开始学步。柬埔寨的手工业刚刚初具规模，但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开放市场允许法国的工业商品进来竞争，造成柬埔寨手工业萎缩，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打破封建制度的社会和经济外壳。手工业继续作为农业的副产品活动。这就是柬埔寨沦为我们前面看到的那种落后农业国家的原因。
现在，当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道路在柬埔寨走不通了。但是我们用“全球化”和“自由化”作为灵丹妙药也是行不通的。柬埔寨已经都尝试过了。它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止步，因此只有一条路，就是团结全国的力量，集思广益，抵制全球化中对柬埔寨经济不利的部分。为了维持社会平衡，应当让农民能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要被发达国家“贱买贵卖”政策坑害得太厉害，这才是最好的出路。在巴黎协议达成的时候，我们走这条路没有成功，那是因为当时波尔布特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矛盾还非常尖锐，包括波尔布特时代的柬埔寨与越南的矛盾，与美国的矛盾，以及国内矛盾都非常深刻和激烈。现在柬埔寨已经加入东盟，越南也加入东盟了，中国和美国也成为东盟的对话国，红色高棉运动也结束了，所有这些条件都有利于柬埔寨加强民族团结，走东盟国家发展之路，在东盟内坚持维护国家独立，千万不要再倾向任何哪一个大国。我们痛下决心奉行这个原则。在这个原则基础上来讨论解决各种国内国际问题。同时我们也承认，社会各阶层和各团体之间存在利益上的矛盾或一致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民族利益放在个人利益或者政党利益之上。在柬埔寨民族的框架内，我们都是可以对话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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