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元骊[1]2003年在《五代礼制考》文中认为礼制是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等等诸多方面的结合点。五代礼制的研究，是深入进行五代研究的关键。本文考察了五代时期礼制的基本情况，勾勒了其基本面貌，根据唐代五礼的次序将五代礼制分为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五个部分，共五章。吉礼部分主要考察了吴天上帝与地祗、社稷，宗庙，风、雨、司寒、百神，岳镇海渎，先代帝王，文宣王与武成王等六方面的情况；宾礼部分主要考察了蕃夷和二王叁恪的情况；军礼部分主要：考察了亲征与巡狩，献俘与宣露布，劳军与饮至，讲武与田狩，大射与观射，日食救护与大傩驱邪等六方面的情况；嘉礼部分主要考察了朝参与朝贺，册命，婚，宣赦，上尊号与上寿，观稼，尊师与乡饮酒等七今方面的情况；凶礼部分主要考察了丧葬、谥法、服制叁方面的情况。作者认为，五代礼制的政治目的较其它朝代更多一些，也较为混乱，很多礼官并不懂礼，并在许多方面采用了胡礼。这些都使五代礼制出现了新的情况和面貌，但仍然在社会及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盛险峰[2]2003年在《五代典章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五代八个主要典章制度进行考证和分析，试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五代历史所处的独特历史地位，从而为唐宋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个过渡的认识。本论文内容由前言、正文、结论叁部分组成。 前言部分简略地评述了学术界对五代典章制度的研究的概况，并简要地阐述了笔者对五代典章制度的基本论点、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指出本课题在目前我国正在建构的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中的现实意义。 正文分八章。 第一章通过五代中央财政机构的演变及其军需职能的凸显，来论证五代赋役制度的演变，得出这种演变不仅体现鲜明的战争特点，也反映了割据因素的存在，进而提出财政格局的概念，并以此来审视五代赋役制度的实施效果及其影响，从而使五代赋役制度的演变体现了五代政治状况和经济重心南移的时代特点。 第二章主要论证五代货币形态反映了五代战争和割据的状况，并通过货币制度来看五代商品经济秩序，从而论证了中原和南方商业地位的变化。 第叁章通过官失其职和官失其制两个角度来分析五代中央职官与君主专制的关系。五代通过对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尤其是知州的设置，在地方官制上初步改变了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通过对五代职官制度中具有时代特点的演变进行分析，表明五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日益加强与统一趋势不可逆转是相一致的。 第四章通过五代禁军的演变论证了五代军权的日趋集中，并通过对方镇兵的演变来看五代军事形势的变化，二者不仅体现了五代对军队的控制的逐渐加强，也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 第五章首先通过五代科举的背景分析，来看五代士人的生存环境，进而通过科举制度的演变来看五代国家科举政策的调整和士人的文化倾向，并通过士人的科举目的和手段以及出身后的社会交往的变化来看五代士风和世风。 第六章通过五代宫学在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变化，来审视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考证了五代国于监职能地位的升降，从而论证了国子监在五代主要扮演文化的角色；其次探究了唐代中央官学——六学二馆在五代的存废，进而阐明了五代官学日益趋向公共的特征。而以卜这些变化则表明五代在唐宋官学转型、文化重心的移易中处于枢纽的环节。 第七章首先通过五代礼制的考辨来论证五代有无礼制、郊庙地点与五代两都分立和士代礼制存废状况，井以此为基础来论证礼制与五代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化、礼制与五代宗族与家族地位的变迁和礼制与五代风俗的移易和渗透，从礼制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五代礼制以独特的方式来引导并对社会结构的演变施加影响，与此同时，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付出了自身适应性转变的代价。 第八章通过立法与五代武人政治的分析，论证刑统与敕是五代法律的形式和内容，井从五代法律内容中有关刑事和有关民事的法律的演变来剖析五代社会冲突的变化。通过五代司法状况的分析来确定五代法律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并通过五代法律思想的变化来看社会控制理论的演进。 结论部分概括了论文的主要论点，指出五代典章制度的历史地位和转型的特征：申明本人在论文中的创新点；阐述了本文在当今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建设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孙久龙[3]2016年在《金代礼部研究》文中指出金代礼部主要参照辽、宋礼部而设置,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重要一环。自金熙宗、海陵王改革官制后,金朝确立了省、部制的中央官制。中枢机构下分设六部,其中,礼部为掌管全国礼仪的机构,是金朝中央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绪论主要论述了文章的选题意义,并就学界前贤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最后阐述了本文研究思路及文章主要内容、创新点等内容。正文共分作五章,分别从金代礼部的渊源、机构、职掌、职官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金代礼部的制度渊源。本章主要从制度史的角度阐述金代礼部的制度渊源。隋唐时期,叁省六部制正式确立,礼部正式形成。宋代,随着尚书省地位的下降,礼部的职掌被削弱,有名无实。元丰改制后,其作用有所恢复,但很快被再度削弱。南宋时期,由于战事繁多,为简化政务流程,“始合叁省为一”。礼部的职掌进一步弱化。辽代,尚书省设员与唐制相同,但为空头机构,其官衔职称仅仅为加官散职,是荣誉性职务。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金代中央礼部正式建立。第二章金代礼部机构与职官构成。本章主要梳理了金代礼部的建立过程,并论述了金代礼部的机构、职官情况。金朝在占领中原地区后,一方面基于维护“汉地”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另一方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开始设置礼部。金熙宗官制改革后,礼部成为金朝中央机构的重要部门。金朝礼部机构与中原王朝类似,本衙分礼部司、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另有惠民司、架阁库作为下属机构。第叁章金代礼部的职掌。金代礼部职掌主要可分作六部分,一为执掌礼仪,主要负责国家礼仪的制定及执行,并对礼仪实施情形进行批驳;二为管理外交事务,主要负责交聘礼仪的制定及接伴、馆伴使节的拣选;叁为管理宗教事务,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僧道,一是管理寺院、道观;四为管理学校和科举事务,一是负责管理中央官学中太学生的更替与递补,以及管理地方官学基本的硬件设施,一是负责科举程序的确立及主持科举考试;五为临时差遣,礼部官员担任最多的临时差遣是以交聘使节的身份出使南宋、西夏、高丽等;六为掌管符印,主要负责符印的设计,并和少府监一起负责符印的铸造。海陵王正隆初年后,礼部只负责符印的设计,铸造工作交由少府监承担。第四章金代礼部官员的选拔与迁转。金朝礼部长贰官在海陵朝以前主要以辽宋降官为主,赐第出身为辅,进士出身所占比例较小。而从章宗朝至哀宗朝,进士出身者则占据礼部尚书入仕途径的绝大多数。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金初属于“借才异代”时期,大量任用辽、宋旧官进行政治制度建设。礼部官员执掌朝廷礼仪制度,对其文化素质要求较高,这只能从辽、宋旧官中选拔礼部高级官员。自熙宗朝开始,科举制度逐渐走向正轨,金政权摆脱了“借才异代”的局面,开始培养本朝人才。至于金朝礼部官员的迁任,金朝前期礼部长贰官的选拔标准相对宽泛,金朝中后期礼部长贰官则从礼部或与礼部相关的部门官员中选拔,礼部官员的选拔已经开始走向制度化。而礼部官员的升迁,金朝前期礼部长贰官多迁为地方官员,而中后期多转为中央官员,说明礼部官员越来越得到金朝统治者的重视。第五章金代礼部职官特点。本章了分析礼部长贰官籍贯及民族构成的特点。一是金代礼部长贰官籍贯构成以燕云地区为主,此为金朝礼部长贰官籍贯分布的最大特点。二是金代礼部长贰官的民族成分以汉族为主,前期主要为辽、宋文士,中后期则以金朝自身人才为主,尤其是后期礼部长贰官中女真人有所增加。结语部分,通过前文的分析,对金代礼部从总体上进行分析和认识:首先,金代礼部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其设立过程与金朝的政治改革密切相关,亦是金朝不断“汉化”的一种体现。其次,金朝礼部是在辽、宋旧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职能亦多与前朝相同。礼部建立是金朝“汉化”的重要标志。最后,金朝礼部职官群体在入仕途径、仕履、籍贯、民族构成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特色。
柏宁会[4]2013年在《北宋征伐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安史之乱”以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人跋扈专权,社会长期动乱。北宋建国伊始,宋太祖即着手整顿军政,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以重新树立儒家忠孝节义的观念,消弭兵患,巩固政权。征伐礼作为军制的一部分,是维系军制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探讨北宋征伐礼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征伐礼的实践,尝试分析了北宋政局的变化对征伐礼实施的影响,以及征伐礼的实施反映的北宋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和特点。北宋征伐礼的实施与政治大环境关系密切。在北宋初期,征伐礼受到高度重视,各项制度趋于完善。到了北宋中期征伐礼流于形式,很少举行,但制度固定下来。到了北宋末年,统治者重新举行征伐礼,希望以此提高军队战斗力,挽救政治危机,但最终失败。北宋征伐礼的实施反映了北宋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和政治目标的转变,通过研究北宋征伐礼的发展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北宋的社会政治发展。
赵旭[5]2008年在《唐宋时期私家祖考祭祀礼制考论》文中提出私家的祖考祭祀是与帝王和朝廷的宗庙祭祀相对应而言的。唐宋时期的私家祖考祭祀形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即由官方制礼的家庙衰落的同时,在官方认可或默许下,私家的影堂祭祀大为发展,而晚宋时期朱熹祠堂的构想为明代官方礼制所承袭。从家庙到影堂再到祠堂,不但是私家祖考祭祀形式的演变,而且是一个礼制在官方认同的前提下不断下移的过程。从私家祭祀祖考的范围上讲,唐宋时期的重要演变是由祭祀直系祖先,逐渐出现了"祭及旁亲"乃至同族"共庙"的现象。这恰是传统宗法制度在唐宋时期的重要演变和宗子制新的表现形式。
徐洁[6]2012年在《金代祭礼研究》文中认为金朝雄踞北方百二十年，继承了中原王朝的礼制文化，形成了具有本朝特色的礼制体系，与南宋共同发展着中华礼仪文明。祭礼在王朝礼制中所占分量最重，而金代祭礼几乎是无人拓荒的学术领域，本人以此为研究对象，在具体研究中以祭礼中最重要的郊、宗庙、社稷、孔庙等几项进行重点考察，并结合金代祭礼的特点，将女真旧有的礼俗纳入本文的研究范畴。本文除绪论之外，分六大部分：一、阐述金代祭礼建设及演变过程，指出金代祭礼经历了金前期的初创、金中期的发展及金后期的衰落叁个阶段；明确了其中的关键阶段和重要事件，全面展示了金代祭礼演化的概貌。二、在祭天礼部分，对金代极具民族特色的俗与礼接合的祭天方式进行考察，将金代女真传统的朝日、拜天与汉化的郊天叁种祭天礼纳入一个祭祀体系，进行探索性研究，纠正了有些学者关于金代“没有采纳汉族的祭天礼”的错误认识，指出金代不仅继承了华夏的祭天礼，而且在重要仪节上，往往比唐宋等朝代更加注重直承古礼，这是金代祭天礼的一个显着特点。叁、在祭地礼部分，主要考察方丘祭皇地祇、社稷祭礼和山林川泽之祭，纠正了目前某些学者认为金代未设北郊方丘祭地礼的错误认识，考清金代有很规范的北郊礼；在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又发现并纠正了《大金集礼》中的几处史料错误；另外，笔者对金代长白山祭礼进行了专门考述，得出金代长白山祭礼规格隆于五岳的结论。四、在皇家宗庙祭礼部分，对史乏详载的金代庙制进行具体考辨、解读，提出整个金代基本实行“七庙”礼制名义下的“七世之庙”的观点，并指出金代帝王对中原礼制不是全部照搬，而是根据本朝实际需要“缘情制礼”，太庙制度也曾出现过八世十二室的局面；明确了金代太庙、原庙的制度渊源及二者的区别，并对金代原庙制度进行了具体考实，认为金代“原庙”有别于“太庙”，原庙是太庙之外的另一种皇家祭祖的宗庙体系，与太庙共同构成金王朝的祭祖系统，二者在皇帝倡导孝治天下的政治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五、对金朝先代帝王庙、武成王庙及孔庙祭礼，尤其孔庙祭礼进行重点考察，认为金朝在相对落后的北方推行尊孔祭孔礼，实施礼义教化，不仅有利于建立理想化的礼制秩序，而且还加速了“蛮夷之地”各族人的文明进程。六、阐述金代祭礼的管理与功效，考察礼部与太常寺这两个祭礼的专门管理机构的职能，同时对礼官的选任情况加以简介；从祭礼的制度观念和行动实践两个层面揭示其实际功效；阐述金朝统治者为强化君臣等威，实施民众教化，对违礼者采取的惩戒措施。总之，本文通过追溯金代各种祭礼的思想渊源，梳理其沿革损益，解读其实践功效，探究其精神内涵，力图使读者对金代祭礼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这不仅有利于深入了解金代祭礼的演化过程及全面认识金代社会，还有助于从祭礼的视阈来审视我国北方地区文明发展的历史。
陈静敏[7]2007年在《东汉军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白虎通义》为中心,讨论关于东汉军事礼仪的问题。文章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客观呈现东汉时期军事礼仪的具体情况。第一章论述了春秋战国,秦及西汉时期军事礼仪的发展状况。第二章以《白虎通义》为基础,结合东汉时期的文献资料,从政治和文化两个角度考察军事礼仪的具体情况。在政治方面,军事礼仪体现了王者得天命而治;统治阶级对人伦关系的维护;溯古求质的政治追求;顺时而政四个方面的内容。另外,还探讨了性质发生变化的巡狩之礼和射礼。在文化方面,军事礼仪体现了礼与乐的结合,包含了原始信仰诸如日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特点。第叁章是从制度的层面关照东汉军事礼仪。首先是总结了军事礼仪所体现出来的总体特征,然后讨论了军事礼仪与东汉社会的关系。
殷慧[8]2009年在《朱熹礼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熹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的历史环境下又一次回应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礼教思想,决心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其礼学思想对宋元以降的中国社会乃至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礼学思想是对宋代礼学思想的继承、批判,是朱熹自身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反映,也与南宋士族知识分子群体的振作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朱熹的礼学思想以《仪礼》为本经,考证注重义理,强调因时制宜地践履。这些特点均是在朱熹与各学派的论争、激辩、批评、吸收中表现出来的,又鲜明地体现在朱熹的礼学实践中。朱熹的礼学思想充分展现了礼的双重功能,既是思想的,也是行动的。朱熹礼学思想表现出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叙述方式。将思想与社会、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多方面考察朱熹的礼学思想及其形成,正是本论文的创新及其特色所在。朱熹的《周礼》学思想直接针对新学,在与湖湘学、永嘉学、婺学的交流、争辩、批驳中发展成熟,同时受到朱熹推行经界、建立社仓等具体制度实践的影响和制约。王懋竑受清代尊朱抑陆思想以及注重考证的礼学研究方法的思想倾向影响,断定《家礼》为伪书。实际上,《家礼》的形成最初是建立在朱熹对《祭仪》的考订基础上的。朱熹与当时的学者就冠昏丧祭礼仪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家礼》凸显了祠堂的地位,重新建立了以宗法为中心的日常礼仪规范。《家礼》是特定时期编辑的一个未定本,反映了一段时间内朱熹礼学的主要关注点。朱熹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有学术和政治的双层考虑。就《仪礼经传通解》表现出的特点而言,它并非考礼、议礼之书;并非强调要人践履古礼,而是重在让学者识礼;其最终目的在于能使礼治之工夫和义理适得其所,达到安邦定国的大治境界。《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毕生礼学探索的总结与展现,也是朱熹应对永嘉、永康学术挑战的反省与综合之作。朱熹的《礼记》学思想,以对礼义的理解和诠释为中心,继承了北宋诸儒论礼、理关系的精华,在批评二程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礼理双彰的思想。朱熹强调求仁工夫,倡导主敬涵养,从工夫的角度探讨了礼的实现问题。朱熹从小学与大学的关系入手讨论格物致知,探讨成人在大学阶段如何来重新获得与反思礼义的问题。除叁礼学思想外,朱熹的祭祀思想及其实践也格外引人瞩目。朱熹从义理层面论述了祭祀与鬼神的关系,从其道统说的形成与释奠仪的开展可以看到朱熹的学术思想及其心志理念与具体礼仪开展之间交相并进的特点。朱熹议论祧庙事件,既反映了学术派别之间的论争,政治力量之间的权衡与较量,也体现了朱熹礼学思想的特色与不足,还对朱熹修撰《仪礼经传通解》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总之,朱熹礼学思想既是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学术发展的投射,也是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应对。
邹远志[9]2010年在《经典与社会的互动：两晋礼学议题研究》文中认为两晋朝廷及民间礼家热衷于议礼,由此而形成了几大焦点性主题。这些焦点性主题可称之为礼学议题。从学术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角度对两晋宗法、宗庙、丧服及婚礼等议题进行考察,可以揭示出两晋礼学议题背后的思想及意义,展现两晋礼学发展中经典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晋人在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上,相对于以前多有变化。首先,为人后观念已经泛化。大宗支子后小宗或小宗间相为后已频繁出现并为多数礼家所认可。同时,养子现象在两晋为律令所认可并在礼家的推动下合礼化。为人后观念的泛化反映了世俗观念对上层意识的影响,也显示出东晋礼家竭力将传统礼制与当代礼俗相结合以求解决古礼的当代性转换的意图。其次,异姓为后现象虽为两晋礼律所禁,但是却比较多的出现于社会中下层。这是中下层宗法伦理急剧弱化、宗族收族救济族员功能丧失后,无子嗣之家实现自我保障的一种体制外诉求。第叁,虽然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争议过程,兄弟相继而不相为后的观点最终成为了东晋礼家的共识。第四,晋人在处理亲亲与尊尊之关系上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两晋支庶立为天子者对本亲不行追尊之礼。这显示出在皇权衰微之际,皇帝具有维护尊尊礼秩的主观要求。但对于大宗无后可否采取绝小宗以后大宗的议论中,两晋礼家多持小宗不可绝的观念。这却体现了宗族内亲亲精神彰显。两晋的尊尊亲亲之辨对于揭示传统礼秩的内在结构具有促进作用。第五,两晋时期不管礼家还是最高统治者多严嫡庶之辨,但现实中两晋统治者对于司马炎严嫡庶之辨的诏书遵奉程度不一。在两晋宗庙制度的议定上,西晋用王肃之说,但在庙数上并没有遵从郑王所认同的七庙异所制,而是基本遵循后汉以来长期实行的一庙异室制度。但到了东晋,由于学术地缘发生改变,不少礼家接受了郑玄学说而对西晋庙制提出质疑。两晋礼家在天子宗庙迁毁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争议,其焦点在于兄终弟及时是否应异世对待而行毁庙之礼。晋人对此的态度在东晋元帝前后差异较大。最后晋代确立了兄弟相承不异世数以及迁毁对代的制度。这一制度能够发挥宗庙辨昭穆、彰孝道的文化功能。此一议题突显出了当时礼家及皇帝的实用理性态度：一方面,希望制度法则能够最大程度地与时代相谐并为当世所用。另一方面,他们在对宗庙礼仪制度的议定上走的是一种义理与考据相结合的路径,即新的观点的提出必须寻求经典的支持。两晋丧服议题反映出了两晋时期母子关系受到了礼家及统治者空前的重视。尽管统治者及多数礼家仍然站在父家长制的立场上去思考为出母服、为庶母服及为嫁母服的问题,但他们毕竟在多方面突破了古礼及两汉经师的藩篱,主张尽可能地伸张亲子之爱。其原因主要在于两晋宗法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家庭的独立性大大加强,庶子之家较大程度地摆脱了宗族的制约。在两晋时期,旧君故吏及师弟子关系成为士大夫社会中的一种较为重要的人伦关系。两晋为旧君服议题显示,当时朝廷对于这种非血缘的人伦关系采取了有限度的控制：一方面继续承认其合法性,另一面通过恢复相关古礼丧服制度而对当时的服重倾向予以矫正。透过师弟子服议可见两晋朝廷对于师弟子之关系也采取了适度的控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旧君故吏关系与师弟子关系既有有利于两晋王朝统治的一面,同时也有对王朝统治秩序产生破坏作用的一面。晋代丧服议题中有较多的议题是因郑王礼学观点不同而引发的。晋人关于叁年丧期除服之月、为嫁继母服、改葬服以及为无服之殇制哭的议论,反映出他们对郑王之说并不盲从而是进行了一番理性的取舍。当郑王观点均无法符合现实之需求时,两晋礼家便超越郑王而回归先秦古礼去寻求礼意的支持。两晋礼家对郑王之学的择从与超越显示出晋代礼学的实用倾向及礼学思想的活力。由两晋治国理念及门阀制度所决定,晋人普遍重视丧服制度。但是重视并不等于要回归古礼。礼家对于相关丧服疑义的探讨,反映出了晋人服重的心理。这主要表现在主张恢复叁年之丧期、利用心丧以伸被尊尊原则所压抑之情。此外,在处理丧服疑义时礼家们普遍遵循的疑斯从重的原则也显示出晋人服重的心理。中国古代礼文化内部存在着大小两个文化传统。大传统代表着主流思想认同并且有先秦古礼作为依据或合法政权认可的制度或仪式,而处于亚文化状态的民间礼俗则是礼文化中的小传统。此一时期,民间婚俗构成了对朝廷婚礼制度的巨大挑战。礼家对于婚礼制度的议礼活动体现出了礼文化内部大小文化传统的对话与较量。尽管最终小传统以不同的方式退出了大传统的文化领地,但是也使得大传统做出了某些让步。这种让步将有利于小传统在以后的对话与较量中占得观念上的先机。此外,两晋礼家从对经典义理的阐发以及古礼仪式所彰显的礼意出发分析了在丧而行嫁娶之礼的现象。此议题的价值在于,它反映出了王朝以古礼正今俗的意图,同时也可以借此窥探到晋人对于婚姻之成立的一般看法。
张雁勇[10]2016年在《《周礼》天子宗庙祭祀研究》文中认为《周礼》天子宗庙祭祀是指天子以主祭者的身份在宗庙中参加的祭祖仪式,它包括祭祀的对象及类型、祭前准备事宜、祭祀之日的仪式和社会功能四个方面的内容。本文旨在梳理和考辨《周礼》以上内容的基础之上,对天子宗庙祭祀的文化结构、寓意、社会功能及其运行机制进行深入探索。现就各章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绪论分为叁个部分,即介绍选题缘起及意义、对研究现状进行概述和分析、确定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在总体思路上,按照描述事实——分析寓意——探索功能的范式逐渐层层深入。既着力于《周礼》所载天子宗庙祭祀内容的梳理和考辨,又注重对其寓意的阐发和社会功能及其运行机制的探索,试图挖掘出那些在信仰和仪式背后起着支撑作用的文化要素。在研究方法上,不仅会采用传统的历史文献考证和分析方法,而且还将谨慎地择取和借鉴考古学、宗教社会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材料、理论和方法。第一章梳理了《周礼》中天子宗庙祭祀的对象及类型。祭祀对象以祭祀先王与先公为主,此外还有祭祀先妣和功臣配祭的制度。祭祀类型可分为常祀与因祭两大部分,其中常祀包括四时祭和间祀,因祭包括因灾祸祈祷、因丧而祭、大师告祭、大田告祭和大会同告祭。第二章和第叁章探索了祭祀前的准备事宜。具体包括器服与祭品的准备、卜筮、准备乐舞、发布与执行誓戒禁令、立尸与为期。人们的祭祀意识随着祭祀之日的临近,有一个不断渐进强化的过程。各项祭前准备事宜就是不断强调祭祀的旨趣以及为正式祭祀仪式铺平道路的过程,可以视为一种过渡仪式。它将器服、祭品和祭祀者同凡俗世界完全隔离,并带入到了神圣的时间(祭祀时间)和神圣的空间(宗庙)之中,实现了从凡俗状态到神圣状态的一系列过渡。第四章考察了祭祀之日的仪式。正式仪式开始之前还有一些临祭的程序,即鸡人和巾车呼旦,警起百官以及小宗伯告时于王,世妇等陈列祭器与祭品以及肆师告洁告备,大史安排助祭诸臣行礼的位置。正式仪式包括迎神,祼礼,迎牲、杀牲与割牲,进献笾豆之实、牺牲、酒与粢盛,赐酒于助祭者和执事者,仪式的退出六大步骤。第五章分析了《周礼》天子宗庙祭祀的社会功能及其运行机制。天子宗庙祭祀的预设功能主要为:追念、祈福于祖先及增强宗族内聚力,巩固君臣关系,以孝道垂范教化臣民,将礼义嵌入人心,确认与展示祭祀者的身份及地位,此外还有与政治相关的娱乐和审美功能。这些功能既是天子宗庙祭祀系统正常运行的逻辑结果,又是支撑它得以存在的精神支柱。文章还就《周礼》所载天子宗庙祭祀内容的材料性质给出了判断,对学界运用西方理论进行研究的方法作出反思。在材料的性质上,由于祭祀制度一般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所以我们虽然不能推出《周礼》关于天子宗庙祭祀的记载与周代礼乐社会完全吻合的结论,但也有理由相信,这些记载反映的总体文化结构、寓意以及社会功能都与周代礼乐社会的实际情况相去不远,亦即周代天子宗庙祭祀是《周礼》所载天子宗庙祭祀的结构性来源。在研究的方法上,毫无疑问,西方理论的传入,为我们理解周代礼乐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路。但不可否认的是,周代礼乐文化毕竟有其自身的文化体系,若想作出合理的解释,还须继续深入到它的文化体系中去努力挖掘。
参考文献：
[1]. 五代礼制考[D]. 耿元骊.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2]. 五代典章制度研究[D]. 盛险峰.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3]. 金代礼部研究[D]. 孙久龙. 吉林大学. 2016
[4]. 北宋征伐礼研究[D]. 柏宁会. 西北大学. 2013
[5]. 唐宋时期私家祖考祭祀礼制考论[J]. 赵旭. 中国史研究. 2008
[6]. 金代祭礼研究[D]. 徐洁. 吉林大学. 2012
[7]. 东汉军礼研究[D]. 陈静敏. 暨南大学. 2007
[8]. 朱熹礼学思想研究[D]. 殷慧. 湖南大学. 2009
[9]. 经典与社会的互动：两晋礼学议题研究[D]. 邹远志. 湖南大学. 2010
[10]. 《周礼》天子宗庙祭祀研究[D]. 张雁勇. 吉林大学. 2016
标签：中国古代史论文; 古代礼仪论文; 礼仪规范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家礼论文; 朱熹论文; 宋朝论文; 祭祀论文; 周礼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