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中的中国期货市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期货市场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期货市场建立至今已有8年时间， 目前仍处在试点与规范阶段。在期货市场建立之初，经济理论界和实业界曾对期货市场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过高的评价和期望，但8 年来的实践结果是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并未得到预期的发挥，而问题和风险却屡见不鲜。于是，朝野上下各种指责纷至沓来，使期货市场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框架中问题最多和争议最大的市场，甚至对期货市场在中国存在的必要性也产生了动摇。笔者认为，中国期货市场中出现的问题，有些是缺乏经验造成的，有些是监管不当造成的，有些是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将这些问题归咎期货市场本身从而对期货市场予以否定是形而上学的。恰恰相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在期货市场持续萎缩与萧条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从自身经营的内在要求出发，在开始利用期货这一工具。中国期货市场的现状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目前都需要正确总结期货市场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把中国期货市场推向前进。
一、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特征
中国期货市场的成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期货市场的成长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期货市场的超常规发展。从时间跨度来看，在不足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期货市场跨越西方期货市场百年发展历程，呈现出跳跃式发展态势，以致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期货专家威廉·D·格罗斯曼在评价中国期货市场时不得不使用这样的语言：“今天，几乎每一周中国期货业都有重大进展，以致于我们的评论赶不上它匆匆的步伐。”从期货市场成长的起始点考察，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与国际期货市场演进的一般规律有些背离，不是从传统的农产品，而是从非农产品的生产资料交易开始的。虽然先期建立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引进期货交易机制，但是最先按照期货市场交易规则运行的，则是有色金属交易。期货市场的超常规发展一方面迅速弥补了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缺陷，并可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跳跃式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我国期货市场的规范发展带来隐患。政府推动是我国期货市场成长的又一显著特征。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由现货交易商和行业协会自发组织建立期货交易所的模式不同，中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是政府管理机构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解决经济运行过程所存在实际问题出发，由上至下推动期货市场的组建与发展的。政府出面组建期货市场，有助于节约组织成本，但也极易助长政府对期货市场的行政干预，从而使中国期货市场呈现较强的行政性特征。
二、中国期货市场的积极作用
1.期货市场促进了中国市场体系的发育与完善
市场体系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经济体系所组成的一个多要素、多层次的经济系统。期货交易作为一种远期的标准合约的交易，它拓展市场的时间范围，克服了现货市场交易的时间约束。同时，通过价格辐射拓宽了市场的空间范围，弥补了现货市场时空约束。此外，期货交易创造了一个集中的信息市场，并对市场信息进行汇集、加工、整理，弥补了中国现货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不完全性和价格瞬间均衡的缺陷。因此，期货市场的发育与完善是市场体系培育与发展的内在需求，它使中国市场体系趋于完备和成熟，形成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相互匹配，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协调发展的市场格局。
在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市场制度的建设是市场机制发挥其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重要保障。期货市场是一个高度制度化、规范化的市场，其运行的保障体系相当严密。期货市场所建立的保证金制度、风险分层次控制制度、无负债清算制度、违规惩处制度等一系列市场制度，对中国市场体系中的制度建立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示范作用，有助于推动中国市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2.期货市场有助于国家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
期货市场作为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国家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有指导作用，为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的制订提供了参考依据。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最直接的作用是期货市场形成的超前性、真实性和权威性价格可以使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及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防止生产商盲目生产和销售商盲目购进，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科学配置。事实上期货市场已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1995年国家指令性有色金属分配计划中的2 万吨“待定价”铜就是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按上海金属交易所1995年4 月份第一星期实物交割价的加权平均价下浮10个百分点来予以计算的。二是期货市场可以有效地调节市场供求，有助于国家抑制物价非正常波动。在我国传统的单一的市场条件下，由于现货价格调节的滞后性，现货市场商品价格和产量经常出现周期性波动。政府对于市场因供求突发性的逆转而引起价格的巨大波动，往往只能采取直接控制商品价格手段来进行调控。实践证明，运用管制手段调控经济运行，容易造成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价格波动频繁，政府难以承担起价格变动所造成的巨额风险，必须通过健全的市场体系来分散、规避风险。期货市场对未来市场价格具有真实、准确的超前预测，通过对市场供求的均衡调节，可以有效抑制价格非正常波动。1994年2月底，由于食糖减产、储备不足、国际市场糖价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国内食糖现价持续上涨，到3 月初突破每吨3600元的历史最高价位。政府为平抑食糖价格，一方面组织产区的生产商和经营部门在期货市场上抛盘压价，一方面在产销区增设实物交割定点仓库，让更多的套期保值者参与市场，抑制市场的过度投机。仅短短半个月，食糖期货价格平均每吨下滑 500 元， 现货价格从每吨3600元降到3450元，至3月下旬即回落至3300元， 从而保持了市场的稳定。据测算，在相同食糖市场条件下，为达到平抑市场物价的目的，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投入资金的比例是8:1到12:1， 即在现货市场需投入8—12元资金和商品，而通过期货市场只需投入1元即可达到预期目标。三是期货市场可以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超前预警。由于期货交易是通过对大量信息进行加工，进而对远期价格进行预测的一种竞争性经济行为，因此其形成的未来价格信号实质是反映多种生产要素在某一时期的变化趋势。一方面它是目前生产要素变化状态的表现，另一方面它又是经济运行的超前指标。政府可以参考期货市场的信号来确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从而改变单一现货市场价格信号不准确所造成宏观调控政策的滞后性。
3.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功能得到了尝试性发挥
经过8年的实践，我国的上海、大连、 郑州等期货交易所运作规范，已初步发挥了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功能。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豆价格已成为国内市场有代表性的价格，在国际大豆的市场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上海金属交易所形成的中、远期报价，已作为“权威价格”取代了以往的国家定价，在中国生产资料市场显示出较强的市场导向功能。世界各国的金属生产商、贸易商亦十分关注上海交易所有色金属价格，认为上海有可能继伦敦和纽约之后，成为远东第三大金属期货交易中心。同时，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亦得到了较好的发挥。期货市场电解铜、重熔铝、天然胶、大豆、小麦等期货交易品种，市场成交量不断扩大，市场流动性增强，为诸多相关企业提供了回避风险的良好市场条件和交易环境。
4.期货市场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创新， 提高了市场运营效率
西方经济学认为，任何市场组织制度的变迁，均取决于对市场运营效率的改进程度，而交易成本则是决定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因素，新型交易方式和市场组织制度创新，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首先，期货交易可以降低契约成本。期货交易是一种集中交易，可以降低现货市场分散的一对一交易寻求交易对象所产生的收搜成本。期货交易是标准化交易，从而减少个别谈判中的磋商成本。期货交易的统一结算和交割制度，更进一步减少了履约的控制成本。其次，期货交易可以降低信息成本。期货市场形成的价格囊括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各种信息，使期货价格成为高度浓缩的市场信息，其价格形成所耗费的成本很低。在信息传递方面，期货价格信息通过公共媒体广为传递，具有公益性和时效性，其信息传递成本很低，从而节约了信息成本。此外，期货交易还可以降低风险成本。期货是风险转移和风险再分配市场，可以降低经济运行中的风险成本，促进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中国期货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期货市场构建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之上，在其实际运行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期货市场发展规模失控
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应当以客观经济发展程度为基础。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尚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但期货市场的发展却超越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阶段，造成期货市场规模失控。在1990—1992年短短两年内，我国共建成期货交易所50余家，后经过治理整顿，50余家期货交易所缩减为14家，但交易所数量仍然超过世界级经济强国美国和日本。期货交易所的建设不仅数量过多，而且过于分散，重复投资建设现象比较严重。上海、深圳、成都、重庆、沈阳等地均建有交易品种雷同的金属期货交易所。重复设置，不仅浪费投资资源，导致资源配置的闲置与浪费，而且不利于形成权威价格，降低市场流动性及运行效率。
2.上市品种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
根据期货市场品种选择理论，上市品种应该具备一些最基本的条件：商品能够贮藏，便于运输，可以进行实物交割；商品具有同一品质，可使合约标准化；市场价格经常波动，存在明显的价格风险；要有发达的现货市场作基础；要有足够的市场投资者。我国期货市场上市品种很多不具备上述条件，一些上市品种现货流通量很小，实物交割困难，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难以有效衔接，期货交易的规模也比较小，严重地阻碍了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已经上市交易的品种中，具有真正期货意义的大品种过少。由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品种如线材、石油、白糖陆续暂停，致使目前上市交易的品种多为小品种，如绿豆、红小豆等，一方面造成期货交易所上市品种出现严重重复，不利于形成统一性、权威性的价格。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中国市场存在着巨额游资，使期货市场上的小品种极易成为游资疯狂炒作的对象，加剧了期货市场价格的非理性波动，影响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
3.风险监控机制不健全，过度投机严重
我国期货交易所虽然制定了一系列“交易规则”、“章程”或“管理暂行规定”，但缺乏执行上的严肃性。一些交易所甚至直接或间接纵容大户操纵市场，加大了期货市场的风险性和投机性。一些期货经纪代理机构风险监控机制不健全，存在着明显的趋利动机，也往往直接或间接地为大户操纵市场提供方便。我国目前期货交易所保值者比例约占20%，套期保值业务量亦很少。期货专家福瓦德乐认为，在成熟的期货市场上，保值者比重应占1／3。与国际上成熟发达的期货市场相比，中国期货市场投机者过多，导致期货市场疯狂炒作和恶性操纵市场的违规事件屡屡发生，阻碍了我国期货市场的有序发展。
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期货市场
中国期货市场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应运而生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向更深层次的领域拓展。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步伐加快，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也在逐步加深，中国经济日益向国际化方向迈进。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风险，需要期货市场发挥其应有功能。
1.中国经济的国际化需要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
199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已在相当高的程度上介入国际市场。如果价格发现功能体现在境外，对我国大宗农副产品和有色金属、矿产品的进出口极为不利，将使我国蒙受损失。接踵而来的复关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面临更大的风险，需要运用期货这一避险工具。
2.金融市场的国际化需要期货市场分散金融风险
金融市场是我国市场经济中最后一个没有完全开放的市场。但在中国经济处在长期快速发展和资金短缺的大前提下，金融市场必将逐步对外开放，包括股票、债券、证券融资、资本信贷等。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多元化，以及市场规模的相应拓展都将导致金融市场中的风险加大，需要相应的避险与转移风险手段。
3.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期货市场功能的启动
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规模化经营和发展，必然促使其谋求规模收益和管理收益，客观要求其生产经营应当有严密而科学的计划性，并按计划稳健地实施和运行，这就需要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锁定成本与计划利润。需要运用期货市场为其提供稳定的原材料购入价格和销售价格渠道。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经验也证明，企业越是谋求规模化发展，越是需要期货市场将其经营风险分散化。国有企业的国际经营，也必将面临着巨大国际市场营销风险，同样也需要期货规避风险功能的启动。
4.中国经济的跨世纪发展需要加快期货市场建设
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证明，没有发达完善的期货市场，一个国家或地区就难以成为世界性经济与金融中心。在经济的不断演进与发展过程中，期货市场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工业化时期，期货市场应工业化的客观要求而产生，并且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伦敦金属交易所是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物，又为欧洲的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美国农业的商品化推动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产生与发展，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成长又进一步促进了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美国经济学家将美国农业现代化历程与期货市场演进历程之间的关系比喻成共同成长的“双胞胎”。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国际化进一步推动了金融期货的成长与发展，从而使期货市场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期货市场的高速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世界性金融中心的形成。美国的芝加哥、日本的东京、中国的香港等世界性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期货市场功不可没。
纵观世界期货市场发展历史，期货市场的快速成长都是在经济发展的巨大变革推动下形成的。中国作为21世纪经济增长重心和增长潜力最大的国家，期货市场的发展必须尽快适应国际经济发展和本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努力将中国期货市场建成世界性的价格形成中心，迎接跨世纪的金融及贸易竞争，迅速成长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中心及金融中心。
回顾中国期货市场的成长历程，笔者认为：中国期货市场的产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它根植于中国经济成长与发展的土壤之中。那种认为“中国期货市场是早产儿”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中国期货市场是适应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应运而生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现货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不断扩大，价格自由浮动的商品种类与数量日益增加，但随着而来的问题是粮食、生产资料等商品价格暴涨暴跌，给生产经营者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损失。为适应经济发展对规避风险、发现价格功能之需要，中国期货市场应运而生，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过程论的观点出发，任何事物的成长与发展都需要一个演进历程。中国期货市场的成长只能遵循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成熟的过程。中国期货市场自诞生以来经过规范与整顿，其盲目发展的势头已得到有效的控制，期货市场已经进入规范发展的轨道并有序运行，中国期货市场已由初步试点阶段步入正常发展阶段。在市场的运行过程中，大豆、铜、铝等上市品种已初步发挥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的功能，并未因早产而夭折。正如中国郑州商品交易所高级顾问，美国期货专家Darle.Kleinbach 所评价的那样：“中国期货市场的进步是非常迅速的。一些世界性的期货市场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人们为何要求中国期货市场在几年的时间内成熟起来。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要求中国期货市场现在成熟，正如要求一个几岁的孩子能够阅读甚至讨论古典哲学一样是不现实的。中国的期货业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确立起来了，多种期货合约被开发出来，新合约的成功率也许比成熟的交易所还高。中国期货交易所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比其它国家新发展起来的交易所中存在的问题更严重。不要在极短的时期内就对中国的期货市场要求太高，只要努力保持市场的有序性，它就能象世界其它期货市场一样尽快发挥其作用。”
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在其成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而是管理和外部环境的问题，那种认为“中国期货市场有弊无利，没有什么好处”的观点也是错误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均具有两面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电给人类带来动力、光明，但也带来了伤亡危险。飞机、轮船、汽车等给人类提供了交通便利，但也带来了交通事故，关键在于如何管理和驾驭。有弊无利的观点是无所作为的观点，对期货市场的发展是极其有害的。诚然，期货市场因管理不善，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但这并不是期货市场本身的问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发展期货市场，这样做不仅不能抑制市场价格波动反而会加剧市场价格波动，从而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更大损失。正如美国著名期货专家威廉·D ·格罗斯曼指出的那样“中国在期货市场因没有进行套期保值而遭受的损失，要比偶然的交易失败所带来的损失大得多”。因此，对于一个正在积极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大国，无论在完善市场体系，节约交易成本，转移和规避风险，还是在利用价格优化资源配置，为政府提供调控手段方面，中国期货市场都有着充分发展理由且已经初步发挥其在上述方面中的积极作用。我们不能将中国期货市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归咎于期货市场自身的缺陷而予以否定。恰恰相反，我们应进一步规范、发展中国期货市场，发挥其正向功能，沿着健康的发展轨迹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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